土耳其地震后，“空降记者”何去何从 | 关怀记者

在人们的想象中，记者有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专业形象，好像勤奋和能力是做好这份工作的全部，最大的艰难只是不规律的生活和舟车劳顿。

实际上，危险、暴力、直面死亡现场等等经历都能给记者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和情感投入。而新闻的客观性又要求记者做到“不带感情”，共情和抽离的矛盾加剧了记者的情感劳动付出。

11月9日起，深度训练营将推出「记者节·关怀记者」系列，聚焦记者在工作中遭遇的一系列创伤和艰难，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和个体经验为记者提供切实帮助和参考建议。

当你遇到突发性灾难时，第一反应是逃避离开还是躬身入局？

研究表明，记者在报道重大突发灾难时，容易遭受创伤，严重者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1]在重大突发性灾难中，记者面对超乎预设的真实体验，在调动五感寻找采访素材的同时，也在时刻面对身体与精神上的难题与挑战。这些在记者的心里，留下一条条或浅或深的刮痕，有时改变了尚未做出的选择，余波仍然道道清晰。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南部发生强烈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地震是土耳其过去百年来第二大地震。一位记者在土耳其地震发生后主动报名去灾区进行报道，并且留下了文字、视频报道二十余篇，也留下了一份属于她的记忆。

报道之后，她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份记忆？

   以下是她的自述：

这次土耳其地震的报道是我第一次尝试跨国性的灾难报道，我没想到土耳其的这些报道会给我的职业发展带来这么丰富的后续影响，让我积累了很多灾难性报道的实战经验，以及媒体圈里的关系网络。

我之前是做都市新闻的，认识的都是当地的记者，很少认识全国其他地方的媒体记者。因为这次报道，我和许多地方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战友”。回来后，大家偶尔会在微信上询问近况，互相邀请去当地城市转一转，或者分享自家媒体招聘的消息。

偷偷拍下席地而睡的同行“战友”

我回来之后受邀到市里一所985高校做学术研讨。在研讨会上，我也结识了本地其他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有的后来在工作方面向我伸出了橄榄枝。研讨会上学者们和同行的分享，也带给我一些学术方面的启发，反思国际新闻生产面临的问题以及社会影响。

当然也有不太好的方面。在去土耳其前，我设想过很多画面，也做很多预设，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在我的预想之外，比如出现焦虑情绪就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首先是工作上的变化带给人的焦虑。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时候，都是其他部门的领导指挥。新领导布置的工作方向也与之前不同，给工作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

而且因为工作调动，我和其他在土耳其的同事之前并不认识，彼此缺少默契。这些改变让我当时处在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里，没有工作思路，非常迷茫。

不止工作环境变化，在土耳其报道期间，有太多令人焦虑的因素了。

除了职场方面，我对这次报道本身也有很多担忧。比如稿子能否按时完成，报道是否能够打动别人，后方的编辑团队是否满意，对报道的角度是否认同等等。

灾区现场更令人焦灼不安。我的感官被放大，能明显地闻到一种特殊气味，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些特殊气味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味道其实是尸臭。味觉上的冲击是我来之前完全没想到的。再者就是视觉，虽然知道灾区应该会有很多建筑物倒塌，但亲眼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被震撼。在体感上也会明显感受到余震，这会让你特别害怕，因为能意识到自己仍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语言不通也是一个问题。去土耳其之前，我觉得当地人应该都会讲英文，但是事实是，灾区的英文教育水平很低，很难用英文沟通。虽然有一些华人翻译志愿者，但翻译主要还是服务于救援活动，而不是服务于记者报道。

虽然被心理焦虑和客观难题困扰，但我还需要“伪装”出自信和镇定的样子。我觉得，面对突发灾难，“镇定”被认为是记者专业性的体现，如果表现出焦虑，我的同事和领导会对我印象不好。

不过，这种焦虑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好转。当你真正投入到报道当中，这些情绪就会越来越弱。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有时候记者之间聊天也会谈到自己面临的难题，比如不知道从何入手报道，语言不通需要靠机器翻译等。我发现大家面临的困难是共通的，甚至有些记者面临的困难更多，这会缓解我很大一部分的焦虑。

到土耳其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的行李丢了。

尽管在转机的时候我和航空公司确认过了，但是装有基本生活用品和保暖衣物的登山包还是丢失了。出发前，我并没有将保暖衣物穿在身上，想着抵达灾区后再换上。当时，当地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五度，衣着单薄的我很难长时间在室外工作。为了保证在进入救援点时不给救援人员带来麻烦，这天我没有跟随救援人员去现场。当时，后方的一位主编也安慰我说，在大的灾难现场，困难不能预知，调整好心态，自己安全第一。

营地里的后勤志愿者分享的巧克力

还好那天晚上有同事和其它媒体的同行把多余的保暖物品“捐赠”给了我，我特别感动。后来，我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了我的登山包。吃一堑长一智，从这件事之后，我总结出了两个经验，第一是最好不要用行李箱，第二是东西一定要随身带。

在前往土耳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关心的是报道如何做，而不是记者的个人处境如何解决。大家默认了一个记者能够独自克服任何困难完成报道，而这也是记者专业性的表现。

从土耳其回来后两三周的时间里，我的心情非常低落。一方面，在土耳其的报道中，我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我的写作能力不足，有些也受到了领导的批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没有真正帮助当地人解决问题，或真正推动某些事情的进展。回来之后，我能感觉到我没有做好，很难过。

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状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非常低迷。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因为家楼下挖掘机修路的声音，联想到了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

那天是中国救援队在阿德亚曼展开救援的最后一天，在一片废墟之下探测到了一个生命迹象，这片废墟原本是一个公寓楼，住着几百个人。我清楚地记得刺鼻的气味不断地从废墟之下冒出来。救援人员不停在挖掘，挖完之后用生命探测仪探测，然后接着挖，接着测，这个动作反反复复做了很多很多遍，可是无论他们怎么挖，也没有找到原先探测到的那条生命。

所在救援点的最后一次救援行动

这个画面我永生难忘，因为中国救援队在救援数小时之后撤走了，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废墟下的生命后续如何。所以我回来之后，一听到“咚咚咚咚”的声音，心里就咯噔一下：是不是又有刺鼻的气味冒出来了？之后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都会产生很低落的情绪。

为了从低迷的状态走出来，我会跟朋友们出来喝酒、聊天，主动思考解决措施，学习前辈的研究。在受邀前往的高校学术研讨会上，大家也讨论到跨国传播，认为这个方向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我也想多学习一下。

我找到了唐佳梅老师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到了“空降记者”这个词，意思是临时派到国外报道的记者。^[2]论文里面提到空降记者的不足，比如语言不通、对当地文化不了解、报道方式不成熟等等。这些让我有种照镜子的感觉，看完之后我对自己的报道做了一个反思和复盘。

慢慢地，我进入第二个阶段，有个很明显的变化——我意识到这个事情真的可以过去了。我不再为自己的缺点而焦虑，反而把焦虑转化成弥补缺点的动力。

从土耳其回来之后，我大概只休息了一个周末，就正式开始工作了。我听说有些机构的领导会向记者询问是否需要心理咨询等等，给予他们一些情感支持。虽然我所在的机构没有这样的支持，但是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很关心我，还给我“接风”请我吃饭，聊聊土耳其的经历。

与此同时，我发现在部门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我不知道我回来之后要继续干什么。因为本地部的新闻产品和方向迭代速度很快，我的同事们已经分好了不同的新栏目板块，我就被落下了。领导建议我调岗到视频部去，因为他觉得我在土耳其报道里表现出来的采访能力和传播能力还不足。

我是不太愿意去视频部的，一是因为我很多报道都是在写文字稿，上平台热榜的也是文字稿居多，视频报道对我来讲不是个人优势，它的叙事逻辑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本地部关注的是本地新闻，但是视频部关注的是全国新闻。我想做本地新闻，去挖一些本地的东西，让大家了解附近发生了什么，回到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重建附近”的叙事中，这也是我最初选择入职的原因。所以当领导跟我这么提议的时候，我没有同意并与领导理论了起来。

这里有个小小的建议，作为青年记者，大家还是要去管理情绪。当时我就没有管理好情绪，最开始还是平和地说，后来突然开始哭了。我对领导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现在可能还处于在一种很难过的状态”。

回国后写稿经常去的土耳其咖啡馆

和我一起去土耳其的搭档后来跟我说，你要不要做一下心理咨询，但我觉得还没到那种程度。所以和领导争辩后，我还是答应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了。

我的新工作在视频部的编辑岗，工作时间的调整导致我的生活状态和以前大不一样。我的工作就是剪短视频，和摩登时代里的工人一样，一刻都不能停歇，一个视频剪完之后去审核，审完之后就发，发完之后又接着去剪另外一个视频。视频部要跟其他的媒体抢速度，节奏很快。

我大概在视频部工作了一个月之后，之前的领导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本地部，我当然非常愿意，就回到了本地部。

有一次和领导闲聊，我问他把我调到视频部的原因。这次我学聪明了，不会像上次那样非常情绪化地沟通。但那次沟通后，我发现我们在做新闻问题上存在理念和目的的差异性。我开始思考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到底能够给予我多少专业领域的训练。同时，我也感受到做新闻和做媒介研究之间的差异，前者侧重关注的是内容生产的实践路径，而后者更关注并反思其传播效果与影响。之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我发现我所在的媒体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我，所以就从那里退出了。

比较有趣的是，同样从土耳其回来的那一批其他媒体的小伙伴们，有些也离职或者调岗了。我当时还跟他们开玩笑说，怎么感觉大家都好像中了土耳其“恶魔之眼”的魔咒。

所以，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如果未来的我遇到了和当年的我一样的记者，我会选择去陪伴ta，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理性且温暖的人。

此外就是要记得：无论何时，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这个“强大”里面包括专业能力，还包括情绪控制能力、情绪消耗能力、应急处突能力。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机会，不断锻炼自己。

Q：怎样看待“大家只关心报道，没有人关心记者”？

A：大家关注的点在于好新闻，所以会默认你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记者，很少考虑到记者个人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突发情况和情境。从前后方的冲突里很明显能看出这点。后方团队经常会和前方提很多要求，有些情况下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拿直播来说，当地气温很低、信号不好、手机掉电很快，后方需求是在现场做直播，这个要求其实很难达到。当然我也理解，后方没有在现场，由于信息差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关怀记者”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点。关怀的前提是要表现出“需要被关怀”，在如此内卷的当下，有多少人会愿意把自己的不足表现出来，对关怀的需要会不会被大家视为一种矫情？视为一种不成熟？不专业？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将需要关心的群体与“弱势群体”、“弱者”的描述联系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解决“关怀记者”前，需要先对关怀“去污名化”。

Q：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课上学不到的知识，比如去洪灾现场应该带哪些物品等，这些知识好像进入了“真空地带”。如何解决新闻报道中理论和实践的“真空地带”？

A：首先，最有效的是和有实践经验的记者进行交流，有一个供大家交流分享的空间。这次在深度营的分享就是我拿自己的“失败经历”帮大家排雷了。（笑）

但这个方法也不一定万能，我发现很多记者并不会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我之前问一个做洪灾的记者，去洪灾现场要带什么、注意什么，觉得有什么东西会发挥关键作用，但他说的很抽象空洞。我能感觉出来，大家有时会刻意隐藏自己的一些“技巧”。

不过，我觉得应该要去共享有用的技巧，因为这些都是从实际操作中总结的经验，很有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

当然一个人也有办法解决。可以像我一样去搜索一些论文和书籍，也可以从一些经典报道里学习。一些NGO组织也会进行公益性的分享会，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途径。

我非常呼吁那些有名的记者能够多做一些公益型的分享。我知道有些记者在工作多年后会写书来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在技术发展迅速环境下，内容可能会失去时效性，我们更需要一个更“实时”的分享，这样才可能帮助新闻行业的发展，也让研究者们看到行业里最新的变化与新现象。

参考文献：

[1]

[2]唐佳梅. 中国空降记者的国际新闻生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D].武汉大学,2018.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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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贾晨溪 陈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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