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苏文：觉察，锚定，而后不止不休 | 关怀记者
在人们的想象中，记者有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专业形象，好像勤奋和能力是做好这份工作的全部，最大的艰难只是不规律的生活和舟车劳顿。实际上，危险、暴力、直面死亡现场等等经历都能给记者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和情感投入。而新闻的客观性又要求记者做到“不带感情”，共情和抽离的矛盾加剧了记者的情感劳动付出。
11月9日起，深度训练营将推出「记者节·关怀记者」系列，聚焦记者在工作中遭遇的一系列创伤和艰难，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和个体经验为记者提供切实帮助和参考建议。
一个记者在复杂的“现场”可能会遭遇什么？
直击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不断遇到骚扰与阻拦，面临生命与心灵上的双重危机，得不到后方的理解与支持……
苑苏文，法治记者出身，从业十余年间行走在新闻突发的一线，深入探访人心幽微和社会错杂处。她面临过许多危机时刻，也积累了一些自我救助的方法——不断磨损，不断抗争。
成为编辑后，她希望能为自己的写作者提供充足的支持。作为编辑对待自己的写作者，与作为写作者对待自己的受访者，这两者是相似的，都需要真诚与共情。
在危机面前，她建议要时常觉察自己，认知自己的边界、价值观与追求，找到适宜自己的健康工作方式。
在越来越高的水温中，除了自救，同行者之间的互助与慰藉能帮助彼此走得更远。
但在给出建议之后，她仍然觉得“这些都是很难给出确定判断标准的东西，还是完全看心情”。
“看心情”，她认为这很重要。她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自我，“放过自己，永远向前”。
今年7月，“真实故事计划Pro”的年轻作者罗方丹在写作《受困缅北的年轻人，溺水的底层家庭》时，因在受困者家属群里看到了尸体照片而受到冲击，作为责任编辑的苑苏文及时向她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以自身经历表达共情、从稿件操作层面上进行专业辅导、提供情绪支持。这是罗方丹的自述：《罗方丹：直面血腥、暴力，如何被“她救”和“自救”？| 关怀记者》
Q：您当时看到方丹在朋友圈发求助消息时是怎样的情景？
Q：方丹总结出了你的一套安慰方式：第一步是先讲述自己的相似经历，表达共情；第二步开始进行专业辅导，说稿件应该关注什么方面；第三步再提供情绪支持，比如建议吃点甜的、抱个软软的玩偶。您当时在跟她聊天的时候，是有比较系统的工作方法吗，还是基于本能？
Q：有没有与别人建立共情以及提供情绪安慰的具体方法呢？您一般是怎么做的？
A：我觉得首先是真诚，真诚是必杀技。其次是即使对方做了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也不要轻易地怪罪别人，而是要理解这个人所处的环境和TA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会用被建构出来的道德要求自己，但是不能用它来要求别人，过多干涉私人选择。一个人在私域范围内做的任何举动都有自己的考虑，你要去共情、去理解，即使不能理解，也不要指责。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行为危害社会了，我也会去指责——要考虑清楚公共领域与私域的界限。
Q：您提到您的男性编辑出于一定原因，很难提供情绪上的帮助，能具体谈一谈吗？
A：其一是性别差异带来的不便。拿我和方丹的这次交流举例，如果是男性编辑，在深夜12点看到女记者情绪崩溃，此时去安慰的话，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太合适。
其二是男性编辑可能无法理解女性的一些情感，如果他又比女记者大很多岁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代沟。而女性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的思维方式。
关于可能无法理解的原因，一方面是性别文化的不同，男性编辑可能无法理解一些选题的方向，例如探访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另一方面，这可能也跟双方职业路径不同有关。如果编辑没有做过类似选题，没有过同样的感受，可能就没办法理解这种心理创伤，甚至会怪罪记者，说“看这个东西能有多害怕啊”之类的话。我以前的编辑就不太能理解我做调查时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能跟方丹沟通，因为她的所见所感与我以前所经历的非常相似，我能察觉到她的担忧，能理解她的感受，知道她需要何种支持，所以能给出较为合适的建议。
其三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有些男性编辑可能会更偏向男性记者，因为觉得男性没那么麻烦。但是记者是一个需要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的职业，大多数女性都是很敏锐的（并不是麻烦）。
在风格上，一些男性编辑就像教官一样给你施加压力，推动你完成计划，取得成果。女性编辑当然也可以这样，但是更多时候女编辑要柔软一点，她们很多时候可以给出更多耐心，为记者提供情感空间与安慰。
A：我分享一下我和方丹有相似经历的一个夜晚。
大概六七年前，我还是一个新记者，没有做过多少有关刑事案件的稿件。当时媒体竞争很激烈，大家都在前线跑，都在拼速度。在这样的氛围中，编辑部实际上比较缺乏对记者的心灵关怀和支持。
有一次，为了了解一桩刑事案件背后的事情，我要采访一位男律师。当时我独自出差，很孤独，但对方一直没有同意接受采访，我很想放弃。但我去找编辑汇报时，他不希望我放弃，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那天我很崩溃，最后到了苦苦哀求律师的程度。直到半夜，律师才终于答应和我见面，让我凌晨两点去见他。我去了，律师觉得我胆子大。我说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这些，当然要来。律师带我去了他的房间，开着门跟我讲这个案子。讲到一半时，他开始放录音，并展示了一些尸体解剖的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尸体解剖的照片，我很震惊，但又要强装镇定。那天采访时间很短，大概将近三点我就回到了房间，但是失眠了一整夜。第二天坐飞机回去时，我还是感到非常恐惧、非常难受，脑子非常懵、非常混乱。这时编辑让我写另外一条稿子，我还是在路上把那条稿子写好了。
我觉得编辑部很少会给记者留有心理舒缓的时间，特别是在法治报道领域。
再举个例子：2020年武汉疫情，一批在武汉的记者遭遇了很强的心理危机，他们每天又面临着生命危险，受到的冲击很大，也没有办法疏解。
所以当我成为编辑后，我不希望作者们仍处于这种状态。在当前的环境下，正确和安全地发布稿件比速度快更重要——因为很多选题没有竞争，发稿已经不要求那么快了。现在发稿件更注重谨慎，而谨慎的基础是良好的心理状态。
Q：除了看到尸体照片，在进行突发新闻或者一些特殊题材报道时，还可能会受到哪些创伤？
A：首先是身体上的伤痛，其次是来自有关方的骚扰。
在采访某些话题时，很多时候会被想要阻挠你的人发现。他们会用各种方式骚扰你，比如大半夜找你出去吃饭，开车跟踪，拿个塑料袋说“我给你带点茶叶”，但其实里面是钱。这对记者来说是折磨，而且大多数时候是陷阱。因为一旦你收了钱，就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有记者曾因此被吊销记者证甚至丢掉工作。
所以要时时小心，随时警惕有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做监督性报道，要清楚地知道做稿过程必须非常合规，不能做任何越界的事，特别是不能收钱。在我看来，精神一直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磨损。
这就是干记者这行对自我的要求，它对道德的要求是超出其他工作的。同时还有技术上的要求：要拿到足够的素材，要写稿。这种情况下心理压力是很大的，里里外外都被管束起来。所以干的时间长了，心态会被严重磨损和消耗，有可能坚持不下去。
Q：在您的观察下，编辑部或者整个系统与环境，对记者的关怀和支持是怎样的情况，又有着怎样的变化趋势呢？
A：我刚工作时，编辑部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心理关怀意识。编辑大多数都是男性，编辑部里有决策权的人也是男性。特别是在我所处的法治社会新闻领域，男编辑更多，大家会觉得这些（心理冲击）算什么。后来我遇到过一些女编辑，她们就更容易共情我。
之后是新闻环境的变化。一开始大家都不太在乎机构的要求，但是到后来发现不听从指令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编辑部的人员也进行了比较大的调动。这时编辑部连基本的工作都开展不了，更不要说对记者进行心理关怀了。到最后，大家都比较重视互相关怀，受过创伤的人去关怀另一些人。
Q：在您的新闻实践过程中，应对这些危机时内心是在逐渐变强大吗，还是一直在被磨损？
A：我觉得是一个不断磨损、不断抗争的过程。我最近就出国读书了，想脱离原有的环境，放松一下。心灵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需要得到疗愈。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知道磨损的地方在哪，本身就是一种觉察。而自我觉察是走向康复的重要过程：有时候你察觉到你的创伤，就会知道你可以应对它、战胜它。所以永远要保持自我觉察，以及不能动摇。很多人可能干几年就动摇了，放弃了，当然也有很多人转行之后又转回来了。大家都在挣扎着，坚持着。
Q：在这种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吗？
A：首先是觉察，自我觉察本身就是自救的过程。当你察觉到这些东西在磨损你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启动身体里的自救程序。比如去抱一个软软的玩偶，去运动，停下工作之类。
此外，有时候你所在的机构会认可某些要求，但你可能不认同，认为它们不专业。我觉得这时应坚持自己，也可以和同行聊一聊。如果你能时刻调整你的坐标，时刻锚定自己，知道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就不会被环境里的人PUA。
软软的熊玩具也能给自己支持（拍摄于2016年）
Q：有的记者可能出于自己的习惯，会经常熬夜。您会有这方面的情况吗？
A：在2015年左右，我经常在晚上一两点熬夜写稿，因为很多工作必须得迅速处理。后来（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2015年之后我几乎不再熬夜写稿。
有的记者做突发新闻时会连夜赶稿，但是即使事件很紧急，我也会先睡一觉再写稿。在2017年的一次报道，我的编辑认为事情紧急，要求我写完再睡觉，我觉得这个要求很过分。那时是冬天，我刚刚跑了一天，非常累，急需休息，所以我选择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再写稿。实际上，早上起来写稿效率很高，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就能交稿，也没有耽误发稿。如果熬夜写的话，可能要熬一整晚，磨损太大了。
我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拥有好的状态，我才能思考，第二天才能去“战斗”。如果没有思考，我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报道角度，也难以耐心地对待那些受过创伤的采访对象，打开他们的心房。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多少耐心和能量的人，怎么去采访别人呢？
这也是我过去做突发报道一直能获得采访对象信任的原因之一——我睡得好，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才能去承载别人的苦难。
睡眠很重要，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一些年轻的记者习惯于凌晨两三点钟向我交稿，但感觉那些稿子有时候会散乱。能看出来TA很努力，但是到了晚上状态很不好，对吧。
Q：听起来您调整得很顺利，习惯是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吗？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在白天写稿我会很焦虑，我一定要在晚上写稿。
A：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你一定要觉察自己，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制定。我觉察到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钟之间，我的思维是最活跃的，效率极高。后来我就定在这个时间写稿了，如果第一天没写完，第二天早上再继续写。
Q：在采访别人的时候，您有遇到过度共情，被情绪卷进去，伤害到自己的情况吗？
A：每次共情我都会被卷进去，被掏空一部分情绪，受到伤害。但我觉得有时候（情绪）磨损了才能理解采访对象。我认为习惯就好，会自然而然地掌握这个度的。此外，当报道结束，不要刻意地与受访者联系。记者要区分工作和生活，等到工作结束，大家的关系可能又会归为泛泛之交。
Q：我看过您曾分享过要不要与采访对象变成朋友的问题。您认为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在哪里？要怎么去找到这个界限？
A：我是自然而然找到界限的。我觉得与人交往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刻意给自己任务和要求，一定要和他们建立友谊。如果你觉得可以去联系这个人，或者你不介意TA来联系你，那就可以有交流。我从来没有特意拒绝过来找我的采访对象，但是我有自己的界限，能够感受到对方提出的要求是否越界。
如何去做就完全看心情，“看心情”就是关怀自己，根据自己的心意去做，这样会少一些烦恼。
Q：您提到觉察这个方法很多次，如果要觉察自己的话，可以有什么方法呢？
不过这些很难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还是完全看心情。
Q：您对现在还在做记者，不停地在被磨损、对抗磨损的人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有什么建议吗？
A：放过自己，永远向前，或者说不止不休（笑）。
这是个自我评价的过程：放过自己是放过那些对自己不重要的东西，但是真正重要的应该是要坚持到永远的。
Q：真好。我了解到您后来给方丹送了一个杯子是吗？当时是怎么想到要给她送这样一个杯子呢？
A：也是看心情（笑）。
之前我们做过一篇报道《「小姐代言人」的退却》，我经常去主人公叶海燕的直播间，在直播间买了很多杯子，但我出国带不走，就把它们送给了办公室的同事。
我送给方丹的那个杯子很特别，是叶海燕送给我的。杯子上的两个小人是她亲手捏的。这两个杯子一大一小，我一开始自然地认为大的是男性，小的是女性，但是后来写这篇稿子的作者佟畅跟我说，为什么不把大的想成一个更强大的“我”，把小的想成一个比较弱小的“我”呢？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意义，后来我就把“更强的我”、更大的泥人给了方丹。
“强大的我”与“弱小的我”
人就是有段时间会低沉，有段时间会比较强大。我觉得方丹现在是她做作者最好的时候，希望她能永远保持冲劲与韧性，做出更好的报道吧。
我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我，这是我对她的祝福。
运营总监 | 胡世鑫
推荐阅读
[1]罗方丹：直面血腥、暴力，如何被“她救”和“自救”？| 关怀记者
[2]自由撰稿人卢龙恩：在一次次“充电放电”中延展自我 | 关怀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