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解读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13-4
最初打算读这本书是出于对传统社会的好奇，我自己本身成长于一个小县城，这样的小县城在拥有现代社会的某些特性之外，也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中的一些规矩习俗，但有一些规矩与惯例是让我想不通的。
所以我一开始的意图只是想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能让人理解的规矩习俗找到解释。但是我在看了这本书以后，发现它不仅给了我解释，还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乡土社会的更大的图景与视野。
这本书不仅从具体的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并且还上升到乡土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独特的一个价值体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还生活在乡土社会下的体系中，这是独属于中国的国民性、乡土性。
图为农村农民在田地间劳作时情景
乡土大概是全书的主旨，土是物质载体，乡是在土地上搭建起来的一种结构模式。乡下人以土为生、向土里讨生活，世代聚居于一个地方，在这块土地上，长久以后规矩形成、习惯养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建立。一切，似乎都在土上定了形、成了样。
在我看来，乡土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
1
那是一个具有地方性、稳定性的熟悉社会，庙堂性的文字是不必要的工具。
2
那是一个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去的差序社会，公私界限暧昧不清。
3
那是一个靠礼俗、权威建立起来的礼治社会，以良心、修养克己服教。
世代不移，人人相熟
这里主要研究的是基层人民的生活。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死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以土为生的人的常态，人们以村落作为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各个集体之间相对孤立、隔膜。
稳定的社会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熟悉，虽世代更迭，但社会形态相对静止，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图为旧社会时的农村风貌
文字的产生之初是为了打破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交流的阻隔，那么，在乡土社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group）”中，文字似乎都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01
从空间上来看
乡土社会中的人处在一个“面对面的社群”中，相互之间并没有空间的阻隔，他们之间并不需要使用这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来进行交流，文字有时候反而会有词不达意的缺陷。
在乡土社会，有时候甚至语言都不是必须使用的工具，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体系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表情、动作来表达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从而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图为农村老夫人在聊天拉家常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之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之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个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02
从时间上来看
乡土社会的稳定性与世代黏着性能够克服时间在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时间在个人的今昔之隔体现在记忆上，若一个人不能再记起自己需要的回忆，那就产生了的时间的阻隔。
但是“在历代不移的社会中，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那些需要记忆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乡土社会中共认的经验了，不会再被人遗忘。而世代之间的阻隔也基本是不存在的，当年轻人遇到问题时，一定可以从一个年长的人身上问到答案。
因为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中，老一辈人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必然会在下一代年轻人的生活中得到重现与运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地区开展扫盲运动
乡土人民没有必要要文字来帮助他们生活的需要，文字本就是庙堂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不必要文字下乡，以此说明若是以识不识字来断定乡下人是否愚，未免没有道理。
如今，文字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现在的陌生社会里，的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说来，“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变化以后，文字才能下乡。“
02
差序格局，先私后公
不同于西方注重平等、个人主义的团体格局，乡土社会是以自我主义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从自己向外一圈圈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层层涟漪一样，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差序格局恰似水中泛起的涟漪
差序格局重在伦常差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总是有亲疏、远近之别，这都是以自我为依据划分的，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差序格局是一个能收能放能缩能伸的社会格局体系，为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国，为国可以牺牲天下。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变得模糊两可了。
当一个人牺牲国家为他的小团体谋利益时，他也是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01
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与人情关系
明白了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公与私的问题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亲疏关系网，在做出决断时也就各有不同，这时就产生了私的现象，但是这样的私往往是相对的，公私没有绝对的界限，公私观念也就变得暧昧不清。
图为《人民的名义》剧照 高育良书记徇私受贿，搞圈子
于是生活中我们经常通过攀关系、讲交情来达到目的，而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通过关系来做成事情似乎屡试不爽。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关系网也成了一种人情的束缚，有时候甚至发生至情感关系绑架的地步，为了关系不惜违背规则、道德。
为了避免因为私人关系网的束缚而被迫做出违背规则与道德的事，每个人在他的私人关系网中都应该遵守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对自己的克制与修身，所以孔子提倡“克己复礼”。
02
中国人私人关系的道德要素
在差序格局中其实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现。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
图为农村过年家族成员给长辈磕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费老看来，我们时常提起的对国家的忠也并非个人对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论语》里，忠字有另外的意思，“为人谋而不忠乎”是对人之城。“主忠信”是由衷之意。君臣之间以“义”相结合，“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所以忠臣的观念可以说是后起的，而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臣私之间的关系。
03
权威礼治、从俗从心
家庭在人类学上的定义为：是一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个社群总是附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夫妇间的合作并不因儿女长成而结束。
在中国，因为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所以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
在这个封闭稳定的小农社会中，家庭的功能不仅仅是生育功能，而是扩展到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功能上，这些事物都是需要长期绵续性的，并不能以生育的结束而完成家的使命，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
《白鹿原》剧照 这一著作中对宗族有很深刻的描述
01
以男性纵向关系为主轴的传统家族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事业与家成正比，无论大小差异，结构原则上是一贯的、单系（仅只是父系方面的）的差序格局。夫妇关系仅仅是家族关系中的配轴，主轴是父子、同性叔伯。
因此，在乡土社会的家族中，为了发展家族事业就需要守规矩、讲效率，同时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
时间与空间都不能对乡土社会造成阻隔，但在乡土社会中阻碍人们共同生活的就是生理差别，即男女有别。没有人亲身体会过两性差别，所以认识总是间接的，表面，异性会有隔膜。
图为上世纪农村夫妻结婚时的场景
男女之情就必然会引发激动与变动，这在要求稳定与秩序的乡土社会是不容许发生的，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在男女之情上都是比较矜持收敛的。
02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与礼治
既然一切会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那么，为了达到一劳永逸的理想化状态，乡土社会干脆就在世代的承袭中定下了需要世代继承的不变的规矩，规矩逐渐变成传统，得到人们的敬畏，即为礼。
《论语》里第一句“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绘熟悉以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感觉。
《桃花源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农村与世隔绝，稳定和谐的美好生活
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习俗，从俗即从心。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长期得教育已把外在得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人服礼是主动的。
这就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是依靠政治权力这样的外在权力来强力推行的，而人治（即礼治）则是通过长期的教化，使得人们以内心的良心来待人做事。人若做了一些有违于礼的行为则会被认为是教化不够，会在乡村里接受调解教育而不是打官司，也因而乡土社会是无讼的。
在礼治的乡土社会中，存在一种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的一种教化性的权力——长老统治的权力。在变化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有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
图为村中长老议事时的祠堂
这种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即我们需要老一辈有经验有威望的人来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年轻分子。
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
04
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性变迁的思考
费老在书中提到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象征体系——“词”上，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
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每一个在过去情景中搭下的桥梁，都是我们不断走向今后的桥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为农村一老夫人教孩子们编草绳的情景
我们能记忆，若失了记忆，时间便有了阻隔。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
若我们还是只停留在对经验的保存上，我们的文化就不能得到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不断记忆、不断更替。
现代社会变迁的速率是远远快于乡土社会的，保存的经验再也应对不了变化社会中的问题，长老的权力也就开始名存实亡了，即“名与实的分离”。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大多靠欲望行事，那是因为那样的欲望是经历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的欲望，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的，而在变迁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发现欲望并不是生存的最终目的，而仅仅只是最初的一种推动力。
图为萧红在哈尔滨的故居，其著作《呼兰河传》对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有较为深刻的描绘
于是人们开始理性、科学的去计划行为，即完成了生存从欲望到需求的转变。
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样一个累世不移、鸡犬相闻的乡土社会中，社会在向陌生化的方向发生改变，我们需要文字作为交流的工具、需要法的管理作为约束的标尺，我们也更加需要记忆的发展来助力文化的发展。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乡土性始终不会被完全改变，我们的潜意识里仍然存在人情关系的考量，我们受制于此，却也受用于此。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国民性吧。
本期主讲人
主讲人：张灵萍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17级公共关系学系本科生
发呆、看书、电影、音乐
空想想乱想想，理想者
右图为传说读书会群二维码，欢迎扫码加入
本文配乐
《片头音乐》（电影《红高粱》片头曲 ）
电影《红高粱》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等主演，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的东北乡，莫言用他审丑，变形，荒诞等手法为我们刻画出一群最原始，最粗俗野蛮的农村人民，他们为了生活与封建礼教和日本侵华军队斗争的故事。这本著作较为真实的反映出该时期农村社会的面貌，全书充满着浓郁的农村地域风情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可以说，阅读莫言的小说，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并且感悟“乡土”以及“乡土中国”的意义。莫言的乡土文学能够让我们去深入思考他揭示出的中国农民的命运，以及揭示出了这片乡土沉重的命运。
【往期热文推荐】
主笔：张灵萍
排版：李绍宾
文中图片皆为网络资源，仅供学术研究之用。
若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联系邮箱：
cuc_p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