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新基建战略白皮书》（上）——背景与内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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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奇点时刻”来临，面向未来产业、未来能源、未来交通，我国全面拉开以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为核心的“新基建”序幕。
本轮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网（5G）、端（大数据中心）到云（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进行了系统布局，是以数字化设施建设为核心，从物理层面、应用层面和生态层面，推进产业发展的底层路径变革、治理模式变革和组织形态变革，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
产业新基建的背景
（一）两大主题：创新提质和降本增效
产业新基建发轫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动力换档期，人口红利减弱与要素成本上升的矛盾叠加期，产业链全球化布局加深与欧美逆全球化暗潮涌动的安全敏感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创新提质构建“高次元”的竞争优势，降本增效形成“低成本”的规模优势，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两大主题。
（二）概念内涵：产业转轨升级新设施
产业新基建，将短期基本设施建设与长期结构性潜能释放相结合的一项系统工程。它针对中小企业创新提质和降本增效的瓶颈，转变面向中小企业的传统产业管理和企业服务模式，向数字化路径切换，以新型产业治理设施为指挥中枢，以企业数字化为基础，以重点领域的专业化园区为载体，通过专业化运营，将行业细分化、多样化的资源及服务，转化为标准化、共享化、专业化的产业设施，支撑重大生产力布局和物资统筹，支撑面向中小创新企业的资源集成、公共技术和生产设施平台及低成本供应链保障，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新型的数字化生产关系，率先在全球形成数字化新经济形态。
二、
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推动产业高质高效发展过程中，产业链安全、产业精准管理和中小企业创新生态已日益成为关键因素。此次新冠疫情，更加凸显这些因素存在的短板，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变革的“加速器”。结合新的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反思如何将举国体制优势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更有效地结合，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以数字化力量汇聚资源、打造通道，形成集成创新、统筹调配、系统支持的产业生态，以产业新基建塑造中国特色的数字化经济新形态。
（一）产业安全：面对“逆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卡脖子”技术的封锁力度加大，我国产业链安全风险越发增加。用产业新基建数字化杠杆，撬动科技创新机制的大变革，实现产业自主可控破局。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该目录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多种工业品种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从战略新兴产业看，中国在先进材料、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高端装备等方面对国外存在较大的依赖性。此次疫情再次警醒我们“中国制造”在自主可控上的“四个短板”。疫情发生后，医用战略物资紧缺，以及全球产业链中断等，深刻影响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和经济贸易秩序，美国等发达国家借机深化“逆全球化”趋势，同时加大“卡脖子”技术的封锁力度，打压中国高端制造，增加我国产业链的安全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技术和产业链会成为竞争的焦点，产业自主可控进入倒计时“窗口期”，需要快速变革科技创新体制，通过产业新基建，形成高效的数字化连接、融通和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的整合、集成和转化。以数据链为基础推动产学研协同，构建新的技术-产业新范式，以数据为纽带形成多要素链条联动，集聚创新力量，牵引创新转化，推动创新资源与创新供给匹配，以更大的创新合力形成更高效、更有效的科技攻关与产业创新机制，缩短与全球领先水平的差距，支撑产业自主可控落地，抵御国外对我国实施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战略遏制。
（二）产业管理：在G端的政务大数据平台和C端的数字化生活体系布局完成后，产业端的数字化生产经营体系未建立，全社会G、B、C端的数字化闭环不能形成。产业新基建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全闭环的关键节点，是我国数字化经济形态的攻坚阵地。
虽然我国政务数据平台已经形成，但各政府部门之间、层级之间的数据尚未融合；同时，产业的数字化程度不深，从“政务”到“产业”的数据平台和数据通道尚未形成，无法在常态数据监测、产业拐点研判、产业风险防范、产业阶段评估方面做到精准的产业管理，无法形成协同一致的“指挥棒”，影响产业链上下游供需的匹配效率，深刻反映出我国的数字化进程应该从G端的“智慧城市”走向B端的“智慧产业”。新冠疫情下，开发上线的疫情物资供需平台，面临的共性问题是生产企业的产能、库存等信息未实现数字化，导致物资供需信息不对称，影响大规模医疗物资资源生产和调配的效率，不能满足国家从急到缓、从重到轻的精准化物资统筹管理需求。
产业新基建，要在B端完成从企业、产业链到产业生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全链协同、精准匹配”的智慧产业，在G端和C端的数字化布局之后，完成中国经济的全数字化转型。产业新基建要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连接，实现对产业端从内到外的改变和重塑，通过品规、产能、库存、调运的全产业链数字图谱建设，以及供应链、物流链的连通，可以提高资源匹配效率、生产效率和决策精度，支撑G端紧急资源的统一调配、供需数据的精准对接和物资高效配送。同时，B端通过“云”上产业链的建设，推动技术范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以生产运营的数字化去实现运营层面的降本增效，获取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长尾效应，推动产业管理精准落位。
（三）产业生态：中小企业正成为产业创新的主力军，百花齐放、支持创新创业的各类平台，已从单点式、零散式走到了系统化、集合化的十字路口。产业新基建的数字化生态，能否走出一条数字经济时代、中小创新企业发展的中国特色之路。
在全球范围，中小型企业已成为创新源动力。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拥有专业的技术人才、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灵活的创新机制，能够通过高精尖成果转化来实现增量式突破。中小企业专注于产业链中的一环，高度专业化能够提高创新效率，凭借自身创新能力实现突破式发展。在我国，中小企业已是产业生态的重要构成。中小企业数量超过3000万，创造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城镇劳动就业，占有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近年各级政府发力“双创”，建立了各类平台，构建中小企业的支持通道，但面对中小企业复杂、深度的应用需求，以及资源获取能力的有限性，单点式、零散式的平台，不能形成制度合力，不能系统、深入解决中小企业的创新提质和降本增效问题。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营挑战。企业面临市场需求减少，收入下降；劳动力、原材料或零件供应短缺，工厂停产或减产；因意外订单变化导致的成品缺货或积压；因无法如期履行合同造成的违约等多种问题。
传统的平台构建已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创新需求，需要借助产业新基建构建新的产业生态。与上一轮“铁公基”更多以国有经济主导不同，本轮的产业新基建主要系统解决的正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以数字化集合力、渗透力，构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新路径。通过构建开放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标准化、专业化和共享化的基础设施，集成政策和支持服务，对中小企业开展低成本、低门槛、快部署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的资源获取门槛，将市场的资源配置与政策的精准支持有效结合，走出一条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特色集合力引导中小企业发展的道路，构建更有活力的产业生态。
三、
新基建战略下新型的产业关系
每一次产业技术的兴起，伴随着新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传统利益格局、产业体系、制度文化的重构。全球正迎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五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浪潮，我国正处于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平台期，两者交叠下的产业新基建，重点是转化近10年产业结构调整的势能，以数字基建形成服务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和降本增效，释放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新红利，形成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波浪潮。
（一）新型的数字化经济结构：不仅是形成需求侧的投资牵引，更重要是带动供给侧改革的平台突破
上一轮以“铁公基”为核心的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从需求侧发力启动内需，是工业化时代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学范式。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者主要是国有企业，作为需求刺激手段，虽然延续了两位数的GDP增长态势，但并没有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能。
当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入下半场。在数字化时代大背景下，产业新基建主要着眼于结构调整，而不是产生新的结构性剩余，在刚性投资需求形成乘数效应的同时，以数字化为依托，深入到垂直领域的产业结构肌理中，抓住创新提质和降本增效的“牛鼻子”，构建高次元的数字化经济体系，突破经济结构调整平台期，带动经济进入质变飞跃后的新上升通道。
（二）新型的数字化生产关系：不仅是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生产力“物质基建”，更是以机制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制度基建”。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政策文件。数据作为新型要素，不仅将形成数字化生产力，带来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还将形成新型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成为庞大的社会化生产系统顺利运行的黏合剂。
产业新基建在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通过生产和运营管理过程中的数字化，加速流程再造、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以“短路经济”极大地激发生产力乘数效应。在中国经济生态中，原有不够透明的生产关系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产业生态，这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的重要因素。新基建还必须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与“制度基建”一体化，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打开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形成基于集群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
（三）新型的数字化监测体系：不仅是以GDP为目标的数字化监测管理，更是以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的数字化监测管理
当前经济评价的指标，还是工业化时代形成的一、二、三产业统计体系，GDP反映的工业时代宏观经济实力，无法显示科技与产业的先进度。同样，投资+消费+进出口的指标也不能反映产业质量要素和经济效率，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影响下，低端的投资、低端的出口、经济价值含量越来越低。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更多适用于工业经济体系下的宏观调控指导。
产业新基建也覆盖底层的数字化评价体系，不是以GDP为指标，而是考虑研发经济、实体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综合评价体系。一是研发经济是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重点不是一二三产业结构体系的竞争，更多体现于研发经济的竞争。人工智能、生命科技、信息科技相融合的研发经济，打破了传统和一二三产业体系边界，代表着产业升级和竞争的方向。二是新型服务经济在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生物医药的临床研究阶段，40%的企业将50%以上的生产任务外包给CMO/CDMO企业；在商业化生产阶段，小型药企和大型药企分别有50%和19%的生产任务进行了外包。三是实体经济的评价也应更多考虑新产品与创新贡献。
（四）新型的虚实融合建设体系：不仅是线上的数字化基建，更是线上和线下融合的全方位基建
产业新基建以数字化基建为核心，实现人、机、物深度连接与融合，构建网络连通、数据贯通、边云协同的产业生态体系，以数据链打通创新链、资金链和供应链，引领产业向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等方向发展。
产业新基建不是虚拟化产业，而是通过数字化服务构建资源通道与提升流动效率，建设数字孪生世界。因为B端产业问题的解决，不是C端那样单一环节的产品或服务交易就可以闭环。产业应用场景要更加复杂和丰富，涉及研发、中试、制造、注册和认证等多元化的需求，关键平台与环节还需要以物理世界的创新服务综合实体完成。
（五）新型的垂直应用数据体系：不仅是以普适性物理设施为核心的新基建，更是以垂直领域云数结合为核心的新基建
产业新基建的硬核载体形式是支撑数据采集、传输、存储、计算、分析、应用、安全等能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AI、5G、物联网和大数据中心等建设。从物理形态看，大部分设施不具有专属的行业应用，而是普适性的物理基础，它们支撑起了数字世界的构建，并提升了数字世界的智能化能力。
与一般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同，产业新基建更重要的是具有行业属性的垂直数据应用，云数结合才能解决产业发展的监测管理、资源调配、专业服务和供应链运营等实质性问题。单一物理层面建设，不装载具有应用价值的产业数据，不装载具有深度服务的创新和供应链运营，产业新基建就只是需求侧的发力，而不是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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