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界｜全球数字平台经济的演进
编者按
数字平台是依托数字技术向双边或多边用户提供交易与互动的运行空间，具有多边架构和网络效应两个主要特征。一方面，数字平台打破了原有的等级结构，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驱动了企业通过多边架构的开放式创新实现价值创造与共享。
关于数字平台，小编认为有两个有趣的点可以关注：一是正如《创新者的窘境》中提到的，相比新生企业，成熟大企业往往不容易在破坏性数字技术市场抢占先机，组织变革中技术与制度的融汇贯通值得思考。二是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大平台可能更有效率，但如何看待平台市场经营者集中，如何平衡价值创造与价值占有值得思考。本期分享一篇发表于SBE（2021）中与数字平台经济相关的文献。
全球数字平台经济的演进：
1971-2021
文献来源：Zoltan J. Acs, Abraham K. Song,László Szerb,David B. Audretsch,Éva Komlósi.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1971-2021[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21.
摘要：
数字技术的出现大大降低数据搜索、存储、计算和传输的经济成本，并使新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多年来，那些能够创建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的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活动(C2C、B2C、B2B)围绕基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的平台生态系统进行重组，这是由多方平台利用“数字之手”行动的结果。为进一步理解数字平台经济(DPE)，本文提出由三个相互关联概念组成的框架: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多边数字平台和平台生态系统(用户和创业者)。量化DPE发现欧洲在平台化方面落后于美国和亚洲;欧洲现有的公司没有引入足够多的新技术，初创公司规模仍然较小。
关键词：创业;生态系统;多边平台;平台经济;用户;交易成本;数字经济
1. 引言
数字平台经济（DPE）一词于2016年由Martin Kenney和John Zysman提出，如果工业革命围绕工厂组织，管理经济围绕公司组织，那么数字革命则围绕数字平台组织。相对而言，本文在此基础上，关注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组织的演变。
本文有三个贡献点。首先，利用过往50年幸存企业的独特数据库，验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现有企业无法引入新技术，需要由新创企业来开发DPE”的论点。其次，发展一个集成基于平台的组织的DPE概念框架，同时将框架应用到全球经济中，识别并衡量在平台经济每个象限中有公开可用数据的公司。本文提出，全球DPE由数十亿供应端和需求端用户、数百万应用程序开发者、数千家数字基础设施公司和数百家多边平台公司组成。第三，提供一个以欧盟、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全球DPE分析的政策框架。
2. ITR和信息成本
信息技术革命（ITR）的主要成就是运用平台的数字之手，通过多方平台降低信息成本。在工业时代(1800-2000)，经济决策由管理层做出。在数字时代(2000年至今)，经济决策由数字技术辅助。平台和基于平台的生态系统创造以往因成本高而不存在的市场。平台组织能够将成本（搜索和信息成本、议价和决策成本、监管和执法成本）降低到几乎为零。此外，通过取代官僚主义，权威和权力的相关成本也得以降低。凭借巨大计算能力、复杂算法和大数据，通过多边平台进行的市场交易降低了层级力量的成本和需求。
下表概述三个世纪以来经济的演变。21世纪正在从管理的有形之手转向平台的数字化之手。平台组织通过网络效应取代垂直整合的企业。这种新组织形式依托在管理权威下不存在的全球生态系统。知识的主要形式是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
3. 平台经济
基于文献，本文提出三大部分帮助理解DPE: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多边数字平台和平台生态系统(用户和创业者)。Saadatmand等学者(2019)将数字平台描述为“一种以技术和社会化过程为特征的新兴组织形式:(1)由模块化核心、标准化接口和互补性扩展组成的技术架构，及(2)一套治理机制，以管理由独立互补者组成的生态系统，这些互补者通过共同创造平台价值来实现平台的价值主张”。
1. 数字多边平台
数字多边平台被视为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占有的创新路径。平台业务与传统业务有诸多不同。首先，平台企业是中介，其核心竞争力是降低或消除交易成本。有趣的是，平台降低公司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不像传统企业降低公司内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其次，平台业务由需求方驱动，这意味着用户在商业模式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积累用户对于平台业务产生质量匹配和价值占用至关重要。第三，数字技术深深植根于平台企业的核心价值主张之中。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计算能力的提高和计算成本的降低使得IT部门的创新不断涌现。互联网、开源软件和云计算的普及普遍降低了试验学习成本。
2. 平台生态系统
管理经济和平台经济间的主要制度差异之一是平台生态系统的作用。平台生态系统不同于创业生态系统，由地区开发和培育，而是由平台组织发挥作用。Susan和Acs(2017)最早认识到生态系统文献存在研究不足。他们发现，数字时代对创业精神的概念化存在重大差距，忽视了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在经济中发挥的基本作用。因此在整合数字生态系统和创业生态系统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框架——数字创业生态系统。这个新框架将基于平台的生态系统置于用户、创业者、基础设施和机构的更广泛背景下，其中两个生物实体(用户和创业者)驱动个体代理，两个非生物组件(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机构)形成外部环境。
3.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
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以服务为中心，强调社会化嵌入，并承载密集的人类互动，需要从更开放、包容、动态和灵活的数字基础设施(DI)视角来捕捉数字化的影响。DI植根于数字技术，是一种社会嵌入式的机械系统，包括技术和人的组件、网络、系统和过程，这些组件可以产生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而DI的灵活性和反馈循环等能力，促进了互联网创业者的知识学习和产出，加强了DI作为创新活动的基础作用。
4. 数字平台经济企业
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供给端的企业和要素市场占据了中心位置。在管理资本主义中，大公司是利益的中心组织，要素市场内部化，现代企业取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而在平台经济中存在着一组更加多元化的组织，技术扮演着比在管理经济中更重要的角色。平台经济将至少部分要素市场外部化到生态系统中，两组自治的参与者（创业者和用户）通过互补性和分布式治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基于平台的生态系统。
数字平台经济中有四种类型的主体。分别是数字多边平台公司、由电信服务设备公司组成的数字基础设施公司、需求方和供应方用户、以及开发软硬件并推广多边平台的新技术公司。平台经济中公司的规模分布是高度倾斜的，只有少数非常大的公司，数千家中等规模的公司和数百万家小型公司。（详细内容可参见原文）
5. 讨论
如何理解21世纪全球数字平台经济的演变?政治经济学或许能提供一把钥匙。1870年以前的经济学研究涉及两大问题：经济内部的分配和经济内部的形成。1870年以来，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对边际革命的讨论使分配问题逐渐构成“经济理论”本身，而形成问题不再是经济理论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后，两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出现：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优势理论。二者有三个共同假设：（1）知识是经济中的基本资源;（2）知识通过制度嵌入的互动过程产生；（3）国家依赖于现有公司来实施新技术。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充分考虑新公司的作用。创新大多来自于行业中小(年轻)公司，而非成熟公司，这破坏了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优势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
欧洲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假定现有公司将引进新技术。这些主张如何影响整个欧盟及其各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在一项关于欧洲创业未来的研究中，发现与美国、中国和东亚相比，当代欧洲的熊彼得式/高影响力创业生态系统相对较少。总之，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随着等级制度被平台网络的取代而发生变化。
图文来源： 志阳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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