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葱《以物证史：佛传汉地始于巴蜀》

陈大葱（陈聪），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媒体人（曾长期担任重庆晚报副总编辑兼都市热报总编辑）、收藏鉴赏家（所藏巴蜀地区古代艺术品享誉藏界，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西南卷》副主编）、独立文化学者（重庆善哉文化传媒公司总顾问）。

以物证史：佛传汉地始于巴蜀

陈大葱

"对我来说，做博物馆工作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让一件被遗忘、默默无语的展品，找回自己荡气回肠的说服力"。（托马斯·霍文《让木乃伊跳舞》）

教科书上说，佛教是汉代经由西域（今新疆）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而后向东部和西南扩散的；最早的汉地佛像出现在十六国时期（约四世纪初）；北方地区的造像活动在晚唐衰落后，巴蜀地区续写了后半部的辉煌篇章。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因为：

早在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今川渝地区）就有了佛造像，数量还不少。大约两百年后，佛像在长江中下游流传时，北方也还见不到影子。

佛像的存在，才是佛教传入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

后人欲知前人事，没有文字之前，只能靠传说；有了文字，似乎读史书就可以了。

理论上，文字史可以避免记忆误差造成的不确定性；但这样的确定，也只能体现在改朝换代的时序连贯上，并不能保证史实的真确。

本质上讲，与神话传说一样，任何语种的文字史都是选择性记忆。好在后世有了科学考古。考古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样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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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对人性的思考、挣扎和救赎企图。这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回望的目光越远，就越能感知具有大智慧的先贤救民于苦难的初心。

有什么途径能够使我们从生命的有限性中突围，从"万物皆有死期"的幻灭感中解脱出来呢？没有。生死原本就不是个学术问题。但人类至今也没放弃徒劳的努力。

关注川渝地界的东汉佛像遗存并推敲佛像史很多年了，一直沉默着。我怕贸然趟进这条历史长河，陷入难以自拔的学术漩涡；同时，也怕被时间流水冲走当仁不让的讲述责任，淡了残存于心的某种坚守。

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在中国。厘清其传布中国的流程，无论对佛学和佛像研究，还是追溯儒释道思想在中国的混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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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初的佛像长啥样

切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佛教和佛像的起源。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但早期的佛教并没有礼佛拜像的做法，甚至有"不表现佛陀"的教规。佛像崇拜是释迦圆寂五百年后才产生的。直到公元1世纪，贵霜君王成为白沙瓦地区统治者之时，犍陀罗艺术中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的佛像。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佛教艺术中仅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印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

犍陀罗佛像之所以有重大的发展，和贵霜王朝的帝王崇拜及肖像传统密切相关。在佛教徒中，将释迦神格化的观念已很强烈，佛陀被比作转轮圣王。

贵霜帝国疆域示意图

国际学术界公认最早的佛站像是这样的：

迦腻色伽一世（公元79年）金币。正面是国王像，背面是佛陀像，除了予人以安全感的无畏印手势，犍陀罗佛像的眼睛呈现半睁半闭的内省特征，以此吸引礼拜者视线而去探究佛陀内在的精神世界。

但日本学者宫治昭先生认为，从释迦菩萨到释迦佛的转变，始于名为《梵天劝请》的石刻浮雕。它们应早于金币和舍利函上的佛像。

梵天劝请表现的是大梵天王率众请求佛陀去鹿野苑说法的故事。这一突破，表明佛教徒们将释迦神格化的观念已很强烈。梵天劝请图像，或为后世一佛二菩萨造像的雏形。

法国东方语言学家富歇在其《阿富汗报告书》中的图片，采集于古代希腊-巴克特利亚地区（今阿富汗）。也是梵天劝请题材。

宫治昭认为，"梵天劝请"是关系到释迦决心说法的重大事情，犍陀罗的艺术工匠们表现这一场面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释迦接受梵天的请求，表现为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的佛陀像；另一种则是表示释迦决意转法轮，用日轮作为象征。这两种表现方法在该地区持续了很长时间。

接下来的两件，也很著名。特别迦腻色伽舍利盒上的佛像，堪称早期汉传的母本：

大英博物馆藏毕马兰舍利函。阿富汗出土，时代约公元1世纪前后。其铭文大意是："Mumjavamda之子Shivaraksita的神圣供品，以众佛之名，供奉佛陀舍利。"

其上有佛像2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衣襟的佛陀穿希腊袍服，采用单足支撑姿态。

白沙瓦博物馆藏迦腻色伽舍利盒。时代为公元78年，也即迦腻色伽一世元年。其佉卢文铭文包含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接受说一切有部诸师，此香函为迦腻色伽大王供养的功德礼物……在迦腻色伽城。以此功德祝愿众生福德圆满……"

难得一见的俯拍图。居中趺坐的佛陀和两旁站立的梵天、帝释天组合造型。

据说是因为当时印度的民众只关心现世和历史，无心于轮回转世的超验世界，犍陀罗的佛教美术在中印度遭到了排斥。佛教开始寻求向中亚和中国传播。

于是几十年后，与上述犍陀罗佛像风格类似的造像就大量出现在了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东汉佛像，也只在这一地区）。

二、巴蜀地区的东汉佛像遗存

巴蜀地区通过考古手段发现的东汉佛造像，以材质划分，大致有石刻、陶塑、铜铸三类。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能确定的佛像有：石刻类3例（四川乐山麻浩崖墓1尊，柿子湾崖墓2尊）；陶塑类2例（四川彭山崖墓一佛二菩萨摇钱树陶座1件，云南昭通汉墓陶佛1尊，四川宜宾博物馆1尊）；铜铸摇钱树佛像80余尊（可以明确的佛像出土地分别是四川乐山、彭山、绵阳、安县、三台、梓潼，重庆忠县、丰都、巫山、开县，陕西南部的城固，贵州清镇。国家博物馆收藏和流失海外的树干佛像也皆出土于上述地区）；另有其它佛教题材实物遗存若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佛像的分布范围，与摇钱树的分布范围高度一致。同时，它们无一例外都出现在墓葬里。承载升仙梦想的神树被唤做摇钱树，显系约定俗成的误读（后面将作专门解析）。

从时间跨度看，重庆丰都所出"延光四年"（125年）纪年摇钱树佛像，是迄今发现的纪年最早的佛像（当然，纪年最早，不一定是实际最早）；最晚出土于重庆忠县涂井5号和14号蜀汉时期墓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大致而论，摇钱树佛像在巴蜀地区的流行年代，前后约100年时间。

摇钱树佛像的形态，先看一件残损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摇钱树铜佛像及陶树座

重庆丰都槽房沟出土。陶质树座上有"延光四年"（125年）铭刻。铜佛像位于一截残存的树干上，残高5厘米，下半部缺失，头后硕大的项光轮廓依稀可辨，高肉髻，大眼圆睁，有弯曲上翘的唇髭，袒右肩，右手施无畏印。

这尊佛像是我国迄今发现纪年最早的佛像，可以作为汉地初期佛像的年代标尺，也是判断印度初期佛像年代的重要依据（国际学术界就是依据它的纪年推断出迦腻色伽一世在位时间的）。可惜，重庆三峡博物馆并未给予足够突出的展示。

是不是看不太清楚"最早佛像"的样子？下面有几尊类似模版的：

A、同棵摇钱树上的同模佛像（征集于四川德阳）。佛像高5.3厘米，宽2.5厘米，头后有圆形项光，高肉髻，圆弧形发际，大眼圆睁，有双勾髭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衣呈三道长长的U形花边，延至右手腕下垂，衣纹精细。

这两尊佛像与"延光四年"佛像非常相似，保存完整且模版清晰，年代应为同一时期。可据以复原前者全貌。

B、同棵摇钱树上的同模佛造像（征集于四川广汉）。区别是头后横椭圆项光，无唇髭。两尊各存一残缺胁侍，推测这类佛像都有左右胁侍。

无关摇钱树的石刻、陶塑佛像发现较少，摇钱树陶座佛像也仅存一例，分列于下：

石刻高浮雕佛像。1940年发现，尚存于乐山麻浩崖墓享堂门楣。高37厘米。肉髻，有圆形项光，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

佛像侧旁有荆轲刺秦王浮雕，这一题材石刻流行于汉代，后不复有。另外，近旁风格相同的崖墓中有顺帝永和（公元136-141年）、恒帝延熹（公元158-167年）纪年铭刻。此墓当在同期。

石刻浮雕佛像线描图。位于四川乐山柿子湾东汉崖墓，与麻浩汉墓相去不远，二尊坐佛也浮雕在墓室享堂门楣上（风蚀较重）。该墓群有汉顺帝永和（136-141年）和汉桓帝延熹（158-167年）年号，时在东汉中晚期。

陶塑佛像。现藏云南昭通博物馆。出土于水富县东汉墓。卷发高鼻，圆领袍服，跽坐，左手握袍角，右手持环。采用模制工艺（看实物时头顶有缺失，似非独立件）。

摇钱树树佛像陶座

1941年由夏鼐主持发掘于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现藏南京博物院。犍陀罗风格的一佛二胁侍赫然其上。该佛像头上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趺坐，着通肩袈裟。旁立二侍者，右胁侍穿交领衣，手持物；左胁侍右手举起。座下塑龙虎衔璧。

除以上几例，巴蜀东汉佛像都铸于青铜摇钱树上。其中位于树顶枝叶双面的平面铸线条佛最为精美，迄今仅发现3片，粉本类同；位于树干上的立体佛像约80尊（存于完残不均的二十余株摇钱树上）。为海内外博物馆或民间珍藏。

正反面都有佛像的青铜摇钱树叶片。左边一枚出土于陕南城固，右边一枚出土于川北安县。平地起阳线构筑图案，应为浇铸工艺。各有残缺，互相参看基本能知全貌。安县的枝叶较为完整，通高20.5厘米，最宽处13厘米，厚约1毫米。现藏绵阳博物馆。

相较而言，树干佛像多采用高浮雕手法，除基本特征符合佛像仪轨外，多数图像细节都不如叶片上的佛像清晰。

此件双面佛像叶片是存世三片中信息最全的。征集于四川乐山。摇钱树枝叶上的"一佛二胁侍"图像完整清晰，与安县出土那片似为同一模版。比对早期犍陀罗造像，尙未脱离"梵天劝请"仪轨。年代应该偏早。

何家山1号墓类型摇钱树铜佛像。大肉髻，有髭须，项光缩小且不再实心，左右已无胁侍。可能时代偏晚。绵阳出土。现藏绵阳博物馆。

三尊大同小异造型的摇钱树佛像（征集于绵阳附近）。从其纹饰精度和成像表现看，当时的浇铸水平也参差不齐。

三尊不同粉本的升仙树佛造像。右边一尊树干上铸有精细的水波纹。征集于四川三台。

同棵摇钱树上的同模佛像（征集于四川绵阳）。此型不见于馆藏著录。无唇髭，高髻并有圆形头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结跏趺坐，着通肩袈裟，U形衣纹。已初显早期犍陀罗与秣菟罗风格的糅合。

如你所见，花样不少，还都有早期犍陀罗的形神。

但是曾有专家说，佛像是用来膜拜的，用于陪葬的不应该算真正的佛像。

想起了那句"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按那专家的逻辑，拿来炒的房子不是真正的房子？

过去数十年里，川渝地区出土过不少带佛像的摇钱树。由于国人缺少认知，这些珍贵文物相当部分流失海外；早年甚至有被当做破铜烂铁送到废品收购站的。

现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棵佛像摇钱树，传出自重庆巫山。1998年3月，比利时古董商古斯·柯罗斯在纽约亚洲文化节上，以250万美元将其卖出，创下当时单件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最高售价。有趣的是，该棵摇钱树初次展出时，被称为"来自两千年前中国的圣诞树"。

流失海外的摇钱树佛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专题研讨连连，甚至出现了"四川敦煌学"之说。研究者们视之为探索汉传佛像起源的焦点。

令人不解的是，至今国内所有关于早期佛像的展览和一带一路专题研讨，都还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最早传入中国的佛像在巴蜀这个事实。

我们还是继续看看其它同期佛教题材遗物吧：

图为有佛塔的东汉画像砖。这块残砖1986年出土于什邡县皂角乡，高6.5宽9.8厘米。现藏四川省博物院。从拓片看，残砖中部为一印度窣堵坡式多层宝刹顶塔式建筑，两旁为莲花，两边亦佛塔无疑。砖头虽残，意义非凡！因为它有国内现存最早的佛塔形象。

东汉莲花百兽画像砖。征集于四川彭山。据《观无量寿经》，众生临终时，阿弥陀佛及观音、大势至二菩萨将持莲台来迎九品往生之人。百兽与莲花相间，当有佛教超越生死的观念包含其中。故推测此砖可能表超度众生之意。

成都市博物馆藏东汉佛教题材石刻胡人座。左手执莲蓬，右手似施无畏印。

出土于乐山人民医院工地东汉墓的这件陶俑，右手施无畏印，着汉衣，俨然一行脚僧。现藏乐山大佛博物馆。

征集于成都新津的疑似僧人汉俑。

墓葬里埋着活人的思想。人对超验世界的所有想象，都不能完全摆脱现实的影子。所以，当某种文化符号出现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域的墓葬里时，那个文化就一定在当时当地深入人心了。

考古如做历史侦探。我不是专业文博工作者，没有"上班就是上坟"的田野工作经历。因为痴迷于文物收藏，才有了对文献历史的叩问考量。

我知道，要在有文献迷信的国度里提出不为前人蔽障的新知，很难。"史无记载"犹如一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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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来解答相关疑问了。梳理了下，大致有以下方面：

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进入巴蜀的？

佛教是如何融入巴蜀民间信仰的？

佛像参与丧葬活动时扮演什么角色？

佛像汉末为何突然从巴蜀消失？

读图时代，最怕长篇大论。我尽量少说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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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蜀到印度，最近的路当然是滇缅道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就在《牟子考》一文中推测："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文中提及的二道，均接巴蜀，尤其滇缅通道。

古"蜀身毒道"被后世称为"五尺道"，是从四川往云南永昌再沿南底河到缅甸八莫、密支那，而后通往印度的阿萨姆、马土腊、犍陀罗等地区的。

显然，汉地巴蜀通往犍陀罗之路，这是最便捷的一条。

从埃及太阳树到三星堆神树再到巴蜀摇钱树，通过物象对比，巴蜀地区与中亚之间，确乎有一条文化走廊的存在。

从公元1世纪的希腊-巴克特利亚双马神，到公元2世纪的巴蜀西王母陶座和三峡鎏金铜棺饰。谁能说它们之间没有关联？

这条"近路"的存在，从中外史书里，也能找到诸多有力的佐证。单举一例：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时，有蜀王之子泮率三万军队逃亡，在今越南北部建瓯雒国，史称"安阳王"（蜀泮绝不可能是飞去的）。据越南《大越史记全书》："安阳王本名蜀泮或开明泮，原是古蜀王子，乃为鳖灵后裔。"这事在中国文献《交州外域记》和越南史书《安南志略》中也都有记载。

越南史书把安阳王蜀泮在越南建立的政权，作为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蜀朝。图为越南安阳王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陆续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发掘出不少来自印度、伊朗、缅甸的年代久远的工艺制品。在腾冲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五铢钱。在滇西大理、保山一带的汉墓中,也多有高鼻深目的"胡人俑"出土。这些文物，佐证了这条商贸之道往日的繁荣。

巴蜀汉墓中的胡人俑和画像砖上的胡人屡见不鲜

《后汉书·西南夷传》明确记载了大秦(罗马)人经身毒道进入中国："永宁元年(122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掸国故地在今滇、缅边境,处于当时的永昌郡外。

关于这条古"蜀身毒道"先秦既存在的考证，已有诸多学者用力。我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延伸阅读。

有必要一提的是，问世最早的汉字佛学著作《理惑论》亦出自南方。时在东汉末。

该书为问答式论述文，每篇设问做答，逐一解答世人对新来佛教的疑惑。其中"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为古籍中最早记载，也最为人所重视。历代汉字史书的佛教初传故事，都是根据《理惑论》。

借汤用彤教授的话说："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牟子恰为过渡时代之人物，则牟子《理惑论》者，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页也。"（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两汉特别是新莽以后，中印交通主要靠海路并非陆路。到桓帝时，大秦（罗马）遣使来中国也是从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进入的。《理惑论》能在汉末苍梧（广西梧州）出现，本身就说明海路亦佛教初传渠道之一。

四、"老子化胡说"是佛教借壳上市的计谋

佛教传入中国，无疑是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一次大碰撞。

印象中，佛道两家似乎从未停止过高下之争。所以过去一直以为，"老子化胡说"是道教编造出来用以打压佛教的。

后来读一则趣事时受到启发：民国时期，有学者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部彝族史诗！学者们兴奋地对该史诗展开了研究，发现其内容跟《圣经》非常像。难道各地区各民族关于远古的记忆都是相同的？然后，又偶然从彝族老人处了解到，故事是清末听天主教传教士讲的……原来，所谓的史诗，却是西方传教士将彝族传说中的一些神灵和人物，套上圣经的故事用来宣教的！

莫非，"老子化胡说"是佛教初传巴蜀时的计谋？

为此，查阅了相关资料。

道教《化胡经》成书于西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说的是老子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化胡人之事。此书后来成为道教徒贬低佛教地位的依据之一。

而实际上，在《化胡经》出现之前就有了老子化胡说。公元166年，襄楷给桓帝的上疏中就有这么一句："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在文献资料中看到的有关化胡说的最早资料。

佛教在传入中国前，已完成自身的体统建设，是成熟的宗教组织。而其时道教还处于滥觞期，由原始巫教演化而来的黄老仙道信仰在巴蜀正大行其道。按常理，对初来的异域信仰，道家若主动编造"老子化胡说"去认同并接纳，不合逻辑。

可能的情况是，佛教方面巧妙利用《史记》中关于老子"莫知所终"之句编造出来的。旨在表达佛道同源，且佛教是老子提倡的。这样，也为佛教轮回转世说融入道家升仙信仰体系找到了理由。把释迦说成老子的化身，引申一步，就是把释迦同老子等同看待。人们对释迦自然就不会排斥了。

东汉末年，道教实现系统化成为宗教组织。其时佛教已通过"老子化胡说"成功借壳上市，在信仰体系中逐步坐大。这才出现了为争夺信众而进行的佛道地位之辩。道教方面也将计就计，开始利用"老子化胡说"恣意发挥。说来好笑，化胡说的真伪竟成了后世佛道两教争论的焦点之一。

却说，巴蜀是个神奇的地方。任何外来文化都很容易与原生文化融合或伴生，并且一旦融入就再难厘清或剔除。这，似可唤作洼地效应。

该地区先秦时期一直游离于大中华文化圈之外。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灭亡。此后秦将巴蜀作为统一六国的战略基地，巴蜀才真正成为汉地。从秦灭巴蜀到两汉之交，历三百余年。

巴蜀地域文化杂糅，既有残存于记忆中的原生文化，也有强势洗脑的中原文化，还有来自西南更边远地区的异域文化。通常意义上，离中原越远，文化就越疏离，对异域文明的接受就越快。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征战后，开始统一文字并焚书涤典，将各国的神话传说混煮成了一锅粥。汉字语境下的文化重塑，对地方史的破坏，超乎想象。

许慎《说文解字·序》：七国之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又云"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绝矣"。

统一异形同义的汉字，影响尚且如此；废除不同符号体系的文字，于地域文化传承的破坏，就是灭绝性的了。

改夷归夏前，巴蜀是有自己的文字的（估计绝大多数人没见过）：

考古发掘得来的巴蜀图语，也许是破解西南地区上古史的钥匙。但是研究者们，却一直在汉字重构的伪史中折腾。

东晋时，强烈崇尚和标榜华夏正统的蜀地史家常璩在撰《华阳国志》时，将《战国策》中称古蜀为"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的文字，改为"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为邻"。这显然不合于史实，因为比之更早的东汉班固《汉书》仍明确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为使巴蜀改夷归夏，用汉字书写的巴蜀先秦史从此便充满了"相传"和"或许"。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也要发出"蚕丛和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慨叹了。

可以说，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巴蜀先秦史，都是秦灭巴蜀后由华夏正统史家改装出来的。（关于这，以后专文论述，在此不再展开）

十多年前在雅昌论坛做了篇名为《从三星堆神树到汉代摇钱树－原本与拜金无关的梦幻》的帖子，由此涉足对丧葬文化的探究。发现佛教在汉代的传播，竟然是从介入丧葬活动开始的！

汉代流行事死如事生的厚葬，巴蜀地区尤甚。佛初来时，入乡随俗。既然冒充了老子化身，佛像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丧葬活动。因为，丧葬行为是民间信仰最集中的体现。能够与昆仑诸神之首西王母同在，是佛陀当时的荣幸。

"摇钱树"的名称是上世纪40年代中央博物院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时冯汉骥提出的。脱离信仰背景的名称附会一传至今，淡化了其宗教意义。摇钱树，实际上是承载着"通天、祈寿、升仙、转世"等仙道思想的神树。树上的孔方兄，表达的当是升仙路上不差钱的祈愿吧。

不是所有的巴蜀汉墓里都有摇钱树（经济原因之外，也有如方言般的表达差异）。也不是每一一棵摇钱树上都有西王母或熊或佛像，惟有沟通天地的鸟不可或缺，足见前三者都是辅助。

古人眼里，鸟是能够沟通天地的神灵，不管什么形制的摇钱树，鸟都居于树顶，寓意"上天"。

西王母则是传说中拥有长生不老仙药的昆仑诸神之首，无论出现在什么载体上，都是"祈寿"的指代。在摇钱树上，西王母或位于树座，或位于仅次于神鸟的高位。

摇钱树上的熊是象征"升仙"的图腾，是仙道信仰中对黄帝的指代。据《史记·夏本纪》，黄帝原本有熊氏的后裔，且文献中多有鲧、禹死后化熊的记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篇讲禹听政三年后"始为之号旗"，制作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之旗，其中将熊作为最重要的"中正之旗"的标志。

熊作为华夏族的图腾，可谓"根正苗红"，因为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公认的祖先黄帝所在部落的姓氏，还是传说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信仰。史载"黄帝有熊氏"，"本是有熊国君之子"。

佛像最初是被信众视为老子化身的，或曰"被当成老子像的佛像"，在摇钱树上应寓"转世"之意。能够蜕变重生的蝉，在古人眼里无疑是具有神性的，道家借表重生之愿；佛初来时，也巧借了本土信仰，以蝉取代了佛身旁的梵天和帝释天，传达转世轮回思想。

顺便说一句，现藏于日本和泉市久保纪念美术馆的这件名为"青铜佛钱树盆"的器物，显然是用摇钱树残件焊接拼凑而成。国内学者屡屡引用而不质疑，闹笑话了。

综上所述，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汉地，却只在西南地区留下了佛像。除了路径之便，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巴蜀亡国后，处于重新认祖归宗的文化迷惘期；而其它地域更坚守于既往的文化认同。二是佛教初入是搭车仙道信仰传播的，传播范围亦必受制于此（事实上，佛像的流布，也未超出摇钱树的分布范围）。

直到五胡乱华，佛教才得以在中原趁虚而入。

佛像在汉代巴蜀地区流布，从"延光四年"算起，大约历时百年左右。到蜀汉政权时，蜀地已不见佛踪；晚期的摇钱树佛像只在渝东南忠县、巫山等地的蜀汉墓中有零星发现。

此后的佛像史出现一段空白期。沉寂数十年后，三峡之外的三国吴地才重现佛的身影。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佛像在巴蜀地区的突然消失？

宗教领域的问题，还得从宗教出发去寻找原因。

汉末有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发生，那就是黄巾起义。起义是由道教的初期组织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发起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还了得！黄巾起义以失败告终，带头的道教组织遭受政权严厉打压，作为道家升仙信仰载体的摇钱树自然沦为邪教邪物。摇钱树消失了，附着其上的佛像焉能幸免。（这个视角，之前被研究者们忽略了）

这样的变故，是佛教始料未及的。这迫使佛教开始撇清与道教的关系。但佛在民间的印象，已被深深打上了道家的烙印。

于是，佛道两家的相爱相杀大剧，就此拉开大幕。

佛教在汉地借壳上市后，一直到西晋还是小众信仰。佛经内容也多有道教思想杂糅。大家也搞不清这个佛教怎么回事，把佛教徒也称为"道人"。而佛教徒也多以"贫道"自称。据南宋叶梦得 《避暑录话》卷下："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

到南北朝中期，佛道争锋，南朝北朝都举行过多次辩法，佛教徒为了区别于道士，曾改称和尚（不过这个词可不一般，梵文中是"师"的意思。"和" 、"尚" 在文言文都是高等、高尚、崇高的意思）。

但受化胡说影响，到唐代时仍还有僧人以"贫道"自谦。玄奘《大唐西域记》："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佛道争辩依然很激烈，一会毁佛，一会毁道。玄奘取经归来后，才僧归僧道归道的。

到宋朝，佛道基本合流，加上儒家理学，一番加工，到明清，儒释道三家一体，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文化和传统。

另外，佛道两家都念经。道教为争正统，将自己念的经称为"真经"。佛教徒自然不会应允。也许，这才是玄奘西行的真实缘由吧。（似乎跑题了，算是小插曲）

连道家信仰的主神西王母都穿上了大翻领的西装（乐山大佛博物馆藏品）。足见，佛道两家从开始就相互渗透和借鉴了！貌似中原地区胡服的流行，是在唐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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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魏晋时期佛像在长江中下游的传播

佛像的汉传，起于巴蜀，而后顺长江流布，在长江中下游完成与海上丝路一脉的融合。海路而来的佛，多点登陆，时间应该不晚于前述《理惑论》产生的年代，即东汉末年。

从实际考古材料看，三国时出现了有年代证据的鎏金铜像和陶瓷佛像。西晋时，佛教造像特别集中在陶瓷谷仓罐和铜镜图纹上，而且都分布在吴境之地。其它仅有零星材料。到目前为止，北方地区尚未发现早于下列佛像的实物遗存（请留意时序和空间关系）：

三国·吴（公元262年）鎏金铜佛像饰片。出土于武昌莲溪寺东吴墓。墓中有永安五年铅地券。饰片高约5厘米，上有透雕加线刻佛像。像戴宝冠，有项光，裸上身，佩项圈，披飘带，下系裙。右手抬起。立于覆莲台上，莲台两旁又各有一朵莲花。墓主人是校尉彭卢。用途应为腰带之饰。

三国·吴（公元222-280年）青瓷佛像。1992年湖北鄂城塘角头出土。湖北博物馆藏。

三国·吴（公元222-280）青瓷佛像香薰。1967年鄂钢孙将军墓出土。

三国·东吴（公元222-280年）末期青釉褐釉盘口壶上的佛像。1983年南京雨花台长岗村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三国·吴（公元222-280）黑釉楼阁佛像陶魂瓶。江苏南京出土。

西晋（公元265-316年）佛像夔凤镜拓片。安吉梅溪出土。安吉博物馆藏。

西晋（公元265-316年）青瓷禅定印佛像。由陈万里先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蒐集。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犍陀罗很早就出现了这种禅定印，但在秣菟罗则一直没有出现。这种禅定印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西晋（公元265－316年）贴佛像青瓷三足盆。鄂州市寒溪公路4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西晋（公元265-316年）青瓷奁上的佛像。上海博物馆藏。

魏晋期间的佛像青瓷谷仓罐，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其上造像尺寸都很小，可分为二个类型： 模印贴塑于罐和各种器皿的腹部；堆塑或模制置于罐的肩部以上或楼阁门阙中。 （模印贴塑的莲花坐佛是陶瓷佛像中最典型的仪态）

东晋十六国后，造像勃兴，石窟兴起。与中国传统神仙一起装饰器物的陶瓷铜镜佛像就退化消失了。它们造型上独特的组合形像特点再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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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出土地不确定的十六国时期金铜造像：

有明确纪年的十六国佛像当数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铜佛坐像，像高39.7厘米，是现存的十六国佛像中首屈一指的名品（原出土地不明，现藏美国旧金山艺术馆）。

肩生羽焰的释迦佛坐像，十六国时期（公元4世纪），美国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藏（传出土于河北省石家庄）。结禅定印，仍有摇钱树佛像的影子。

六、关于"褒衣博带"和"秀骨清相"

十六国也即"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地带文化杂糅。从西域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开窟造像之风，由麦积山、敦煌而云冈、龙门，开始在黄河流域劲吹，继而引燃全国，于南北朝达到第一个高峰。

佛教在传入汉地两百年后，终借异族皇权之力而盛极一时，将汉传佛像艺术推上了顶峰。汉传佛像史，至此登上汉字正史。北朝佛教中心早期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那里有云冈石窟），晚期在洛阳（那里有龙门石窟）。南朝佛教中心则在建业（南京）和成都。

对以上内容，学术界早就予以浓墨重彩。也不是本文的重点。从略。

籍由东汉既打下的民间信仰基础，当石窟寺摩崖造像在南北朝大兴之时，巴蜀地区再度异军突起。下面仅述其可圈可点之处。

以万佛寺（大慈寺）为代表，高僧大德和文人画士在成都创作或改造的一些佛教题材，千手观音、西方净土变、明王像、罗汉像、地狱变相图、水陆忏法、各种圣僧等绘画作品名噪一时。

尤其在佛像的中国化方面，成都率先推出的"褒衣博带"和"秀骨清相"艺术特征，风靡全国。而这两种形态，似乎又与道教有关。特别是"秀骨清相"的表述，如果我用"道骨仙风"替代，大家不会有意见吧？！

无量寿佛像碑。南齐永明元年（483年），纪年最早的褒衣博带。1921年四川省茂县东较场坝中村寨出土。现藏四川博物院。

一佛二菩萨像。齐永明八年（490年），残高64厘米，座宽46厘米，厚22厘米，成都市西安路出土。

一佛二菩萨像。齐建武二年（495年），残高36厘米，座宽27厘米，成都市商业街出土 ，现藏成都博物馆。

南朝造像碑，佛像身前的道士身影时有所见。貌似在巴蜀地区，佛道两家从来就没决裂过。有道是：来巴蜀时，为神仙助力，似借壳上市；渐中土后，以道士侍从，犹翻身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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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样的文字，有点自讨苦吃。

不知道这些与当下没有直接关联的事情，会有多少人去关注。

就算是对自己和同好做个交代吧。

所幸，眺望历史，并不妨碍我们投入日常，为现世的幸福努力；

身处俗世，也不影响我们以更宏大的视野看待得失，理解琐碎忙碌的长远价值。

许多事，急不来。我们只需静候花开。

2017年12月25日 于重庆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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