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研究述评（2000-2016年）
文章转自：时政国关分析
本文来源 《战略与决策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部落文化对中东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研
究” （13BGJ009） 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与中亚文明交往研究”（3102015BJ （Ⅱ） SL0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蒲瑶，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世界史博士，博士生导师；
李甜，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搞好中东研究，既关系到国际安全与全球稳定，又关系到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历经起步、发展阶段的中国中东研究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期刊论文、学术著作、科研项目、主要研究议题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以多元样本库为基础，采取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发现，我国中东研究多以热点事件为导向；重点关注区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的互动关联；近年来我国中东学界试图跳出西方话语权主导，立足于中东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等实情。与此同时，我国中东研究依然存在思维惯性固化；与西方中东研究发展存有差距、在国内其他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中地位偏低；多学科背景复合型研究人才相对匮乏等问题。中国特色中东研究学派建设依旧任重道远，不仅需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发展期，更需要官方支持与民间努力相结合，提高对中东研究的重视程度，借助网络新媒体平台不断整合研究资源，在理论、学科、人才建设方面继续深化发展。
中东研究的范畴以及内容，目前国内学界已经有相关的定义。比如王联将中东研究的核心概念归纳为五个点：“穆斯林”、“阿拉伯”、“冲突”、“革命”还有“石油”。 当然，这五个概念是认识中东的几个切入点，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中东的历史与现实。实际上，中东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研究范畴，既与地区国家的地理、人文、经济、历史、军事、民族、宗教、政治和社会有关，又涉及到了地区之间、区域国家之间、域外国家与本土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彼此状态。同时，中东研究也是一个极具开发潜力的学科领域，其内涵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文献梳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我国中东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首先，对我国中东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概述；第二，借助多元样本库即“中国知网的文献库”、“国内代表性研究机构门户网站上显示的学术著作库”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重点将21 世纪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学术界关于中东研究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分析和总结；最后对比国内往年的研究，并参考国外中东研究的概况，试议当前我国中东研究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选择，尝试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参考。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梳理和理解的基础上，分析和解读 21 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特点及相关问题。
一、我国中东研究的发展概述
中东研究一直是我国对外区域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中东研究从无到有，研究成果由少到多，研究方法从单一到多元，按照当前学术界的多数文献资料显示，中国中东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1949-1978 年，这是中国中东研究的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落实“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原则，为打破西方国家外交孤立的局面，遂将目光投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中东地区自然就成为了我国的关注区域。出于同中东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现实需要，我国外交工作人员迫切需要了解中东国家的相关概况，所以当时研究成果多是一些简要介绍中东国家地理概貌和风土人情的译文和译著。从事中东研究的主体也多是了解并掌握有关中东国家语言的一些机构或个人。在六十年代，国务院先后批准成立了第一批专门从事中东研究的机构，② 标志着中国的中东研究初具规模并步入正轨，这些机构自然成为了国内中东研究的摇篮和风向标，为学科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提供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随后受到国内政治动乱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在“文革”期间，中国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偏重意识形态和革命输出，严重制约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正如孙德刚教授所述，“受国内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中国的中东研究长期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政治斗争，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伊斯兰教研究和中东研究常被视为“宗教迷信”而遭到批判，中国的中东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阿拉伯语的推广方面。”
（二） 1979-1999 年，属于中国中东研究的发展阶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中东研究逐渐从“文革”的“阴霾”中得到恢复发展，这一时期中东研究的学者不再仅仅从事翻译工作，还将目光投向了中东地区的动荡乱局与热点问题 （如苏联出兵阿富汗而引起的阿富汗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中东地区民族问题等）。所以这一时期关于中东政治研究，评述中东现实的著作与文章颇多。比如李绍先的 《库尔德问题来龙去脉》（《现代国际关系》1996 年第 10 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困扰中东四国 （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 的库尔德民族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涉及中东史研究的著作也较多，如彭树智著的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年 8 月第 1版），刘竞的 《中东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等。
（三） 2000 年至今，则算得上是中国中东研究的繁荣阶段
从国际层面上来说，“9.11”事件突发、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以来所引发的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内动乱，以及基地组织、ISIS 的肆虐等一系列中东热点事件的持续性爆发，吸引了中国中东学者们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可供研究的现实素材等。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更多国人和企业走出去，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我国更加注重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加快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构建中国本土的中东学派则成为了新时期的迫切要求。这一时期国内关于中东研究的机构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中东研究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从事中东研究的单位已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中央媒体、大学、部队机构，以及中国驻中东国家的各个使领馆。中东研究成果呈“井喷式”涌现，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内容更加多样，囊括了中东的历史、人文、宗教以及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个方面。
二、样本库数据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中东研究，研究内容基于CNKI 数据库、国内代表性研究机构门户网站上显示的学术著作库、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据库，三者互为补充又相互联系。
必须明确承认的是，仅仅依据这三个样本数据库来审视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发展概况，不可避免地存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 CNKI 的检索结果并不包括相关学术著作、在 CNKI数据库里很难检测到中国中东研究学者以英文、阿文、土耳其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等形式在国外刊文的情况，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在海外出版的学术期刊 Asian Journal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由于篇幅有限，对第二个样本库即学术著作的搜集梳理也有其不全面性，例如忽略统计了代表性研究机构之外的中东研究学者们出版的佳作。但总体来说，本文尝试采取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给予新的研究视角，透过数据可视化中的图形化手段，尽可能客观地展现国外中东研究的发展态势，以期能够对其现状发展有大致了解，试图发现其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一） CNKI 数据库基础上中东研究总体概况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前国内学术界在中东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基本上涉及到区域研究的各个层面，因此建立在梳理总结中东研究各个方面基础之上的述评类文献综述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在 CNKI 进行检索，本文选取了几篇影响因子较大的代表性论文，如下所示：
上述文章均是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着重研究之后六十年间不同时期国内中东研究的概况，尤其侧重将 1978 年改革开放作为分水岭将前后三十年的中东研究进行对比总结，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指导。但由于述评类研究的阶段性以及三次文献的特点，文献综述类的研究与中东具体问题研究相比，在数量上仍比较少，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所在。
鉴于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及 CNKI 数据的丰富性和相对权威性，本文以 CNKI 为检索样本库，将时间限制在 2000-2016 年范围内，首先以“中东”为题名按照“主题”（将搜索范围限定于人文科学类） 进行初步检索，共检索出 42127 篇文献，数量可观。但根据大致阅览发现模糊检索中对“中东”这一宏观概念的认知存在误差，并且范围比较局限，缺乏严谨性、科学性和专业性。所以本文通过高级检索功能，将时间精确限制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2016 年 12 月 31 日，并以中东研究中的四个高频词汇：“中东”（不含中东部、中东欧和中东铁路）、“西亚北非”、“阿拉伯”（不含阿拉伯数字） 以及“伊斯兰”（并含中东） 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26404篇文献。
首先，通过对文献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见图 1） 分析，可以发现 21 世纪以来的 17 年间，我国中东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整体上呈现阶梯状上升的趋势。2003、2007、2011、2015 年则是主要的波动节点，在每一节点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则表现出一个相对平缓的趋势。而之后又随着另一个波动节点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特定时期内中东地区发生的时政热点事件有关系，比如 2001 年阿富汗战争、2003 年伊拉克战争、2010 年“阿拉伯之春”以及 2014 年“伊斯兰国”等。以热点事件为导向来确定相关研究内容和方向，一方面标志着 21 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东地区关注度和研究力度的持续提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国内中东研究追逐热点事件的功利性以及从众现象。此外，就具体的节点而言，可以看出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之后的六年间 CNKI 收录的关于中东研究的文献量较之前相比，整体上处于一个高位水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中东地区持续的新闻热点带来的逐热效应之外，中东地区的变局也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走向。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给西亚北非地区带来的社会动乱仍在持续，并且衍生出的诸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阻止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颜色革命”蔓延，发展与中东国家的新型外交关系并保护我国在中东地区的现实利益成为了当前我国中东研究迫切的现实需要。并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践行，中东地区俨然已成为我国当前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后六年来国内中东研究发文量一直维持高位的原因之一。
其次，通过对 CNKI 高级检索出的数据进行整理归纳 （见图 2），可以发现 21 世纪以来中东研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范畴。具体而言，“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仍占据较高比例，说明国内学术界依然侧重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来研究中东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 （见图3），“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世界历史”以及“宗教”等人文性较强的传统学科只占到了2/5的比重，而与经济金融类相关的学科总体上却占到了3/5。人文类学科比重低于经济类学科，这与之前时期我国中东学术界更加侧重于人文研究的情况明显不同。归咎其原因，除了中东地区作为世界传统能源基地这一地理禀赋因素之外，更反映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和市场接轨的内在要求。同时伴随着我国企业日益走出去参与到中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事物中，我国政府和企业除了了解该区域内相关国家的基本概况之外，更迫切需要获取当地经济与市场深层发展概况及相关政策，以便更好地在该地区立足、投资和发展。这些都是我国中东学术界更加倚重于研究地区经济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为我国的中东研究带来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特别是2013年随着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要求与沿线中东国家发展友好经济关系，共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这种大战略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的中东研究逐渐偏向于中东国家本土的经济层面，更加注重我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投资环境以及发展等问题，可以预计，这种情况也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我国中东研究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特点。
显示，一方面在关于中东研究方面的文献中，“中东”、“美国”、“中国”、“以色列”、“伊朗”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说明中国学者在从事中东研究时会更偏向于考虑中东与大国关系，特别是区域内的大国与域外大国的互动性和关联性，以此来解读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地区格局变化。同时也表明国内学者在从事中东研究的时候，开始更多地考虑中国的立场与角色扮演，探求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现实与存在形式，更加考虑到国家利益的获取和保护，这意味着我国当前中东研究已经逐渐试图跳出西方的话语权和价值观念的主导，更加立足于国家的利益和立场来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伊斯兰教”、“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石油”、“地缘政治”等有着浓郁中东色彩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则反映出当前我国学术界在对中东研究时的思维惯性以及对关键点的把握和侧重，以点成线，构建国内中东研究的框架。
（二） 国内代表性研究机构门户网站上显示的学术著作库数据分析
21 世纪以来我国中东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化。整体而言，当前国内中东研究成果卓著的机构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一是在建国初期成立的“老牌”科研院所，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初创时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 （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初创时名为伊斯兰研究所） 等单位，这些研究机构至今仍然在中国的中东研究事业中发挥中坚和骨干作用；二是诸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依托语言类教学的优势相继深入开展中东研究；三是一批科研实力雄厚的综合性院校如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这些院校中的师生基于对中东研究的兴趣辅之优越的科研条件也相继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2000 年以来一批新的学术团体也日益成立， 在密切人员交流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中东研究。此外，社会媒体、地方机构甚至个人均有所参与。
考虑到中东研究的专业性和代表性以及资料收集的便利性，本文在对前文 CNKI 文献来源的统计基础上 （见图 5），分别选取了排名较为靠前的三所机构，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以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作为分析对象。重点对这三所机构于2000 年以来撰写出版的与中东研究相关的学术著作进行分类整理与对比分析，以便透过这些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来观察这一时期国内中东研究的发展特点和发展方向。
本文通过对这三所研究机构的官方门户网站 显示的著作进行搜集（见表 2），共统计出166 本已出版的著作，而后通过控制变量， 一是将时间限制在 2000-2016 年范围内，二是将内容限制在中东研究的相关范畴，最终共筛选出著作116本。
但由于这些著作中的内容几乎都会涉及到中东研究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明等多种领域，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这三所机构的主要方向和研究特点，本人遂依照这 116 本著作的内容侧重点进行了进一步地归类整理 （见表3）。
综合分析上述表格，文章认为这三所研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我国中东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显露出 21 世纪以来中东研究的发展特点和发展方向，具体如下：
第一，共同点突出，差异性明显。首先，从表 2 的中东著作占有比重可以看出这三所研究机构在从事中东研究工作方面的针对性和专业性，都共同致力于发展和建设国内的中东研究学科。其次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三所机构在研究内容和方向上的相似性，均涉及了与中东相关的领域和范畴且综合性较高，都在努力尝试着向多学科研究迈进。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比如西大中东研究所更偏向于历史研究，上外中东所更偏向于时政研究，而西亚非洲研究所则更偏向于综合类研究。它们均立足于自身的地缘、地理或者是文化优势，来开创各具特色的中东研究，从而实现其创新与发展。例如西北大学中东所依据世界史领域发展的学科优势，将被学界公认为“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三大学术理论之一” 的“文明交往论”充分运用于中东国别研究和概况综述类著作，在文明交往论的视阈下，以史学为基础并与现实考察相结合进行中东研究。在彭树智主编的 《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中东国家通史》、《阿拉伯国家史》（高教出版社，2002 年版） 以及其著的 《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等著作中均有所体现。而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年度《国际形势黄皮书——中东非洲发展报告》 以及上外中东所从 2011 年开始发布的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等作为国家智库建设的代表性成果，标志着当前我国中东时政研究的较高水平和最新动向。
第二，史学研究依然居高，时政类研究仍旧火热。从表 3 可以看出，在 21 世纪的十余年间，以史学为基础的国别和概况综述类研究相对成熟，占据较高比重。其次对中东政局的变动以及军事安全方面的研究同样是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关注中东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库尔德民族问题、中东民主治理以及现代化进程等，并与中国的中东外交战略相结合，从事相应的政策研究。诸如杨光、王建编著的 《中东发展报告 No.14（2011～2012）：中东政局动荡的原因和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王京烈的 《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李意著 《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刘中民的 《中东政治专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 等。
第三，开始更加注重中东国家的软实力研究，近十几年来对中东地区社会、宗教与文化方面的研究热情与以往发展阶段相比明显有了较大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内中东研究的学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从自身角度出发来看待中东政局，而是善于换位思考，立足于中东本土实践和基本国情，关注中东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相关著作有冯基华的 《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刘月琴的《伊斯兰文化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杨光、温伯友编著的 《当代西亚非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发行的 《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丛书》，涉及到了埃及、约旦哈希姆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曼、苏丹、叙利亚、以色列、也门、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国，详尽地展现了中东各国的特色文化与社会背景。
第四，关于中东地区的经济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存在很大的研究潜力。从整体来看，虽然经济类研究的著作占有的比例不是很高，反映出当前学术界对中东经济研究的相对忽视，但这些经济类著作的发表，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中东经济研究领域的崛起且日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刘冬 《石油卡特尔的行为逻辑——欧佩克石油政策及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杨宝荣著 《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12 （2009-2010）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非洲经济的影响》、姜英梅著《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钱学文的 《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 年版）、邹志强的 《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 等。
（三） 以国家社科基金为导向的中东研究
除了 CNKI 的文献样本库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学术著作能够反映出当前我国中东研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外，建立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的中东研究，则代表的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发展意图，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对外利益的基本立场，更能体现出当前我国中东研究的前进方向。
。
同样，之所以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样本，则主要根据前文中CNKI 文献来源的基金分布特点 （见图 6）。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家社科基金位居首位，显示出近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对国内中东研究文献发表的支持力度。因此本文第三个样本选择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13 的项目数据库为基础，将立项时间限定为 2000-2016 年，分别以中东研究的相关概念（见表 4）、具体问题 （见表 5）、国别 （见表 6） 三个维度进行关键词检索筛选，以此来整理和总结 2000-2016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导向下中东研究的侧重点。
由于涉及中东研究的相关概念较多，故本文依旧选取了前文文献检索时采用的四个核心概念：“中东”、“阿拉伯”、“伊斯兰”、“西亚/北非”，详见表4。
由于中东具体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尽可能将一些关于中东近年来的热点问题进行检索，如表 5。需要明确的是，表中的相关数据已经剔除了检索后与中东研究无关的立项数。
结合上述三个表格，在检索过程中有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21 世纪以来国家社科项目对中东研究更为重视。如表 4 所示，2000 年以来以社科基金为导向的中东研究项目几乎呈倍数增长，最低3 倍，最高达到了 6 倍，而且总量上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表明 21 世纪以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审议项目时更加重视中东研究，加大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扶持力度与资金支持。
第二，再次验证了中东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且国内的中东研究正以多学科交叉的状态发展。首先在对表 4 检索的过程中发现，以“中东”为关键词检索出的立项多涉及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由于“中东”一词的综合性本质，建立在“中东”主题上的社科基金项目，综合性也同样突出。如 2015 年张丽娟的“中东 ISIS 极端组织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及其对我国新疆安全的影响研究”、2003 年王铁铮的“伊斯兰文明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研究”等。其次以“阿拉伯”为关键词检索出的立项多涉及语言学、文学等学科，如 2001 年国少华的“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2013 年李瑾的“沙特阿拉伯当代文学形态及其对文化的影响研究”等。再次以“伊斯兰”为关键词检索出的立项多涉及宗教学、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历史以及法学等学科，如 2014 年丁俊的“海陆丝绸之路上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间的宗教交往研究”、2011 年马丽蓉的“新中国对中东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及对策研究”等。
第三，热点问题研究依旧是中东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尝试将近些年来与中东地区有关的热点问题如“恐怖主义”、“伊斯兰国”、“伊核问题”以及“阿拉伯之春”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相关的立项数可观，表明国家对于中东地区的新变局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一贯的关注和警惕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表 5 进行检索的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国家社科项目更加关注中东地区本土的社会文化以及民族问题研究。例如，在部落方面，2013 年蒲瑶的“部落文化对中东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已经立项通过，时隔仅一年，2015 年韩志斌的“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又作为重大项目立项通过。在民族问题研究方面，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则是库尔德问题，如 2010 年李秉忠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2011 年敏敬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2016 年肖文超的“‘南库尔德斯坦问题’与英国的中东政策研究”相继立项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一系列的特点表明，当前国家在对中东地区的高级政治层面保持关注的同时，也对其低级政治层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认真审视这一地区国家和社会构建的基本要素。
第四，国家社科基金对中东国家和地区的立项研究有着较高的针对性。从表 6 反映的国别来看，国家社科立项比较关注两种类别的国家，一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大国，如埃及、伊朗、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二是中东动荡乱局中的一些“热点国家”，如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通过比较发现国家社科基金对第一类国家研究的立项数量要比第二类多，前者几乎是后者的 4 倍以上，这说明目前国家社科立项首先仍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的现实和长远考虑，更关注中东地区实力较强且富有影响力的国家，更注重与地区大国关系的发展。其次才注意到中东这些“问题国家”（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问题国家”中，关于阿富汗的立项数量较高。实际上，阿富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属于文化意义上的中东，又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即处于东西方文明的枢纽，而成为地缘政治中关注的重点。另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中东地区的小国诸如黎巴嫩、约旦、卡塔尔等国 （属于表 6中的“其他”） 的研究立项数量无论是 21 世纪以前还是之后均为零，这一方面说明这些中东小国尚不能很好地引起当前国家对其重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存在着一定的研究潜力，属于后续研究中需要填补的空白区域。
三、对当前中国中东研究发展的思考
综合 2000-2016 年间 CNKI 文献数据、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以及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基本上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中东研究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特点。21 世纪以来，我国的中东研究与之前相比，正处于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可以说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具体表现则是研究主体和研究方向日益多元化，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化，研究内容更偏向于跨学科发展，在从事相关研究时，更偏向于国家的利益、立场和意图。此外，与中东研究相关的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并逐渐走向国际化。与中东时局密切相关的各种国内国际学术年会、研讨会、座谈会、学术论坛不断召开，外籍专家和中国学者就不同主题进行探讨交流，这既是对中国中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种肯定，又能鼓励我国的中东研究逐渐走出国门，提高知名度。但就整体而言，依旧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予以正视并思考。
（一） 存在问题
首先，当前中国的中东研究与西方的中东研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西方学术界关于中东的研究最早基于东方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借助年鉴学派。思想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不断开辟其研究视角，不断扩展其研究内容。西方学者对于中东研究的思维细腻且富有逻辑性，他们在 20 世纪中后期就已经敏锐察觉到以往中东研究中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关注不足，并主张从经济、社会结构、研究者个人背景等多层维度来进行中东研究，而中国中东学界虽然近年来逐渐关注到了这一点，并不断努力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与西方学界相比仍存有一定差距。西方的中东研究机构 数量众多，有国家智库也有民间协会等，财力雄厚，由于历史 （殖民） 和语言的优势，西方学者获得一手研究资料比较容易，他们可以实时关注中东地区的最新动态并给予敏锐的反应，而中国中东学者在一手研究资料获取方面显然有不小的困难。中国的中东研究在走出国门、提高话语权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国内中东研究与其他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大国关系研究、地缘区域研究相比，处于次要地位。虽然对前文三个样本库的检索发现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在期刊、专著方面的成果数量和质量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力度等方面与以往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从整体来看，仍缺乏足够的重视。浏览近几年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些综合性核心期刊如《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 刊登的文献可以发现，同一期刊、同一时间段内中东研究的文章数量占期刊总量的比值偏低，学界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篇幅要远高于中东研究。
再次，中国中东研究学派建设依旧任重道远。长期以来国内中东学界一直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并为此不断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效。在 CNKI 数据库中以词频“彭树智”或含“文明交往”进行主题检索，共收录了 2676 篇期刊，其中核心期刊有 580 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有 408 篇。以彭树智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世界史领域的文明交往研究与中东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努力开创我国中东研究自身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但从整体上来说，多数学者在进行中东研究时，很大程度上会与西方国家联系到一块，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欧美国家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以及中东研究方面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比中国成立时间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所以中国学者往往会直接借鉴西方文献专著中的理论来研究中东。第二，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等近十几年来一系列热点问题几乎都与西方国家的 （幕后） 推动有关。所以导致多数中国学者的课题申报材料或研究成果等多是从欧美层面 （如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外交方针、军事装备） 等分析中东时局，往往忽视从中东研究对象国真实的社会文化层面分析问题，这显然失去了中东研究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另外学派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并且需要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而这要取决于我国中东研究的水平和深度，显然，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东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研究人才相对匮乏。从始至今，我国中东研究面临的尴尬困境便是有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学科背景的人员不了解中东国家的语言，不能掌握研究对象国的原始资料，往往借助于带有一定价值倾向的欧美国家翻译的英文文献作为研究中东的资料，从而影响研究成果的客观公正性。另一方面，掌握语言优势的又多是外语工作者，自身缺乏中东研究系统的理论知识储备，往往集中于对中东文学作品或风土人情的简要介绍。而拥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中东研究人才在当前的区域研究中仍是少数，“中东对象国语言—英语—汉语”的知识输送模式成为当前我国中东学者仍无法回避的困境。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东研究的最迫切之处是国际关系、政治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这需要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智力支持；没有这些专业的学者对中东研究的广泛和深度介入，中国很难对中东有一个全面深度地认知。
（二） 建议和前景展望
本文在对当前我国中东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前文提到的几点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第一，官方支持与民间努力相结合，提高对中东研究的重视程度。“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方面的合作，还涉及处理与沿线国家的关系，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等。沿线国家中涉及到了多数中东国家，他们对中国发展周边外交关系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平稳顺利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与他们进行谈判合作前中国方面必须对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等有详尽全面的了解，这无疑给中国中东研究提供了一个繁荣机遇期。国家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资助项目等都逐渐向中东研究加大投入力度与资金支持。中东学界更应该牢牢抓紧这一历史机遇，紧扣时代主题，推动中东研究的深化发展。
官方对中东研究的支持固然是一方面，民间研究机构及个人的积极广泛参与也至关重要。首先，我们的中东研究学者需要戒骄戒躁，勤勉用心。由于中东研究涉及的主题广泛，国内可供参考的文献数量有限，需要引自大量的外文文献，受浮躁情绪和功利主义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过度迷信西方研究范式的现象。 所以在进行研究工作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有客观的立场。其次，由于当前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学者们到中东地区通常是短期考察调研，而且主要的活动区域依旧是大学校园，参与田野调查的意识还不够强。为了解一个更加真实且更为现实的中东，除了参与地区考察外还可以积极举办一些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等，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积极交流、资源共享，从他人海外游行经历的叙述中增加自己对中东地区的进一步认识，以此来弥补第一手资料不足的状况。最后，国家对于民间力量的中东考察，要给予包容和支持的态度，比如由张昕宇、梁红参加 《侣行》 节目第三季，他们的团队就前往中东，置身于反“伊斯兰国”的最前线，与伊拉克政府军、库尔德自由战士广泛接触，并率先报道“伊斯兰国”使用化学武器等恶行，这是国内中东研究学者所欠缺的重要一手资料。
第二，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认识。从主观上来看，当前中东研究的话语权仍然被西方社会所把控，西方学界长期以来贯彻“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念，有妖魔化伊斯兰世界的倾向。比如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下，多数普通民众往往会对伊斯兰教产生误解：认为其等同于伊斯兰极端组织，被认为是“暴力、愚昧、恐怖”的宗教。在西方学者关于中东研究的著作中往往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比如亨廷顿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论”后，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伊斯兰学者纷纷指责西方学者对伊斯兰文明的抨击。基于价值偏向的西方话语体系往往遭到了中东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也解释了美国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民主进程改革方案在中东国家不受欢迎的原因。中国中东学界在研究中东问题时必须以此为戒，自觉摒弃妖魔化伊斯兰世界，妖魔化中东的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主观层面上自我灌输强化的“公正、平等、客观”的理念往往离不开客观材料的支持，这就涉及到了当前中东研究对象国一手资料短缺的问题。事实上，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例如，何志龙在撰写 《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 时就曾求助塞浦路斯驻华大使馆，得到了驻华大使的积极回应与帮助，为其寄送了关于塞浦路斯的两箱图书与光盘资料，后续又热心邀请何志龙教授积极到大使馆讨论相关问题。此外，丰富与中东籍学者的人文交流同样可帮助我们获得研究对象国的一手资料，他们更为愿意让外界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中东，迫切想要纠正以往著作中歪曲历史事实的论述。正如埃及学者阿努瓦·阿卜杜勒·马立克所说：“东方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应被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方法所取代，应像该地区已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自由一样，中东研究也应从欧洲中心论的束缚中获得自由。他号召从西方东方学的统治下，争取‘知识分子的解放’。”
因此，中国的中东研究要想走出国门、提高美誉，必须坚持主客观因素相结合。主观上，建立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摒弃自身和西方社会的价值偏向，采取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进行平等交流；客观上，在了解中东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尝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富有中国哲学智慧的费孝通先生的一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同样适用于当前中国的中东研究。以尊重和理解为基础，从“文明交往”、“平等”、“和谐”等富有传统哲学智慧的人文观念出发去了解、审视、研究中东问题，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一定会靠着自身魅力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逐渐走出国门并构建起相应的话语体系，受到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及其普通民众的认同，这也算是我国中东研究发展的一个美好愿景。
第三，加强中东研究在跨学科方面的建设，但同时应当注意到这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全面综合考虑。除了相关的基本价值导向，还应密切关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的教学和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状况，从学生阶段就不断鼓励他们多多涉猎跨学科专业知识，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从而培养其自主性、独立性和创新性。中东研究是一门“交叉科学”，它要求研究人员不仅要具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才能，还需具备语言、历史、民族、宗教等人文学科的扎实基础。此外，通过对前文三个样本库的期刊、著作、课题等检索发现，加强对中东理论体系的系统科学研究也成为其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予以重视。正如杨光教授所说：“国内中东研究成果在使用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方面创新较多，但在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原创性的成果数量还比较少。”
第四，借网络新媒体平台不断整合中国中东研究的相关资源，实现资源互享，密切沟通，从而提高国际国内知名度，这也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研究与以往相比最值得称赞的地方之一。目前，国内的诸多科研机构或高校依托互联网的优势平台建立了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西亚非洲”、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上外中东研究所”以及西北大学中东所的“中东学研”。而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的“中东非洲研究网”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中国中东研究网”更是整合了国内中东研究机构的众多资源，添加了各大机构的友情链接等。这些网络平台上附有中东研究的前沿动态、学术成果、学术交流等情况并持续更新，对信息科技的有效利用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接触、参与讨论到中东研究中，也让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此找到跨学科中东研究的契合点。此外，2014 年中东地区首个中国媒体研究中心在以色列里雄莱锡安人文管理学院的成立表明科研院所、高校等研究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及传媒的有效结合正在逐渐提高中国中东研究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条值得借鉴的未来发展道路。
回顾前文中对相关数据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文章认为 21 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研究相较之前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正以多学科交叉的状态发展，不仅体现在从事相关研究的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和多样化发展上，还体现在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创新性上，甚至在国家层面，国家社科基金近些年来更是加大了对中东研究领域的支持。可以说，当前国内中东研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虽然现阶段国内的中东研究依然存在诸如独立性不够强、一手资料收集相对欠缺等问题，中国中东研究学派的建设更是任重道远，但也意味着我国中东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增值空间。面对问题，我们不应该逃避。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国家的外交战略导向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家开始认真审视中东地区国家和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基本因素，同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单靠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和运作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我国全体中东学人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充分发挥官方和民间效能，方可使得我国的中东研究更上一层楼，推动中东研究理论、学科及人才的积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