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化认同双重性探析
摘 要：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长时段的历史使土耳其在文化认同上有着欧洲情节, 这使土耳其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异类。在西化浪潮和当前的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 土耳其的文化认同成了特例, 就是这种特殊性, 土耳其成了近现代社会变革成功的典范, 当代致力于入欧盟, 积极争取完全“脱亚入欧”的历程。土耳其文化认同的双重性是由其长时段的历史决定的,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土耳其成为欧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又是伊斯兰文化的继承者, 土耳其既是欧洲文明的遗产, 又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是地理环境、长时段历史造就了土耳其文化的双重认同, 这种文化认同在当今文明冲突的时代具有借鉴作用。
关 键 词：土耳其；文化认同；双重性；欧亚
作 者：王玉芝
来 源：《红河学院学报》 2013, 11(05), 72-76
文化认同是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的一个热点问题, 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往往交织在一起, 具有重叠性。土耳其的文化认同是一个特例, 具有双重性, 这是由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长时段的历史决定的。土耳其是地跨亚欧两洲的国家、亚欧两洲的桥梁、东西文化的集合点、欧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土耳其沿地中海海岸及岛屿是古希腊殖民城邦旧址, 有着“沟通东西方金桥”美誉的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殖民城邦拜占庭旧址, 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 这标志着土耳其“脱欧入亚”, 土耳其从此成了伊斯兰文化势力的掌控中心, 君斯坦丁堡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历经辉煌的奥斯曼帝国成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 土耳其这块欧洲文化的故土被嫁接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上, 蕴含着古典文化的土耳其披上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盛装。十七、十八世纪伊斯兰文明的衰落又重新唤醒了土耳其深层文化的情感, 土耳其走上了“脱亚入欧”的社会变革之路, 直到今天都在力争完全“脱亚入欧”。但是土耳其的“脱亚入欧”并没有改变土耳其民众的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仍然是现代化的土耳其民众的宗教,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要素, 这体现出土耳其文化认同的双重性, 这也是土耳其社会变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恩格斯:“没有希腊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 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土耳其位于地中海东岸, 是古希腊文明的五大区域——伊奥尼亚文明区域, 该区域是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 其中有希腊十二大城邦, 其中米利都是最富有的城邦, 这里是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源地;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泰勒斯就是米利都人。以他为中心, 形成朴素唯物主义派别——米利都学派。可以说小亚细亚沿海地带成了古希腊文化园地之一, 萨摩斯出现伊索、毕达哥拉斯、狄奥多鲁斯, 以弗所有赫拉克利特、忒俄斯有阿那克里翁, 这些都是古希腊文化的创造者, 古希腊哲学源于小亚细亚沿海。
古罗马不仅全盘继承了古希腊文化, 而且还是一个囊括了小亚细亚, 把地中海变成内陆湖的帝国, 在罗马帝国的发展传播中古希腊文化踏上意大利半岛, 西班牙半岛、欧洲大陆、不列颠, 成为欧洲文明的源头。三世纪危机后, 罗马帝国风雨飘摇中把统治重心转向东方, 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经营东方, 选择古希腊殖民旧址拜占庭作为新都。395年罗马帝国以巴尔干半岛为界一分为二, 西罗马仍以罗马城为中心, 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分裂后的西罗马帝国日薄西山, 476年灭亡。此后, 西欧世界处于动荡中, 古典文化的中心转到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东方世界, 君士坦丁堡作为古典文化的中心一直持续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
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小亚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园地之一, 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小亚细亚近两千年都是欧洲古典文化的园地之一, 这是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君士坦丁堡陷落标志着小亚细亚“脱欧入亚”, 以后被嫁接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上, 历经了几百年的伊斯兰教化过程。但是作为欧洲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小亚细亚的欧洲情节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它只不过是布罗代尔表述的: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的长时段历史的沉静。因为近代以来的土耳其人要“重新发现自己的过去, 找回自己的记忆和历史, 从而坚定自立于欧洲强国之林的信心”[2]
二、土耳其“脱欧入亚”
(一) 伊斯兰文明的征服
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奥斯曼帝国是由突厥人建立, 公元11世纪中叶, 讲突厥语的乌古斯、土库曼部族开始成批地大量涌入拜占庭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 这是已经伊斯兰教化的部族, 其塞尔柱突厥帝国对古老的东罗马帝国进行攻击, 1071年8月26日的曼齐克特之战, 塞尔柱突厥帝国夺取了小亚细亚, 从此, 小亚细亚开始了漫长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历史过程, 1176年9月的迈里奥法克隆之战后, 小亚细亚成了突厥人的家园, 大量突厥人涌到小亚细亚, 加速了小亚细亚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过程。蒙古人的西征加速了小亚细亚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过程。在混乱中, 突厥人小国崛起, 拜占庭在动荡中一蹶不振, 在小亚细亚的版图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西北角。13世纪, 从塞尔柱突厥帝国中分裂出来的突厥小公国奥斯曼崛起, 奥斯曼人利用混乱局面, 统一各突厥小公国, 以后的几个世纪, 利用拜占庭衰落之机, 在地中海东部的古老文明区域扩张, 1453年攻占了古典文明的中心君士坦丁堡, 小亚细亚完全落入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之手, 该地区完全“脱欧入亚”。奥斯曼帝国征服的过程就是伊斯兰教化过程, 奥斯曼的编年史家对奥斯曼扩张过程中伊斯兰教的传播作了这样的描述:“信仰武士是传播伊斯兰教的工具, 是涤净人间多神论污秽的上帝仆人, 是真主手中的利剑”[3]50, 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小亚细亚作为欧洲文化园地地位的丧失, 君士坦丁堡由东方基督教文化中心转变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
(二)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格局
奥斯曼帝国征服的过程是伊斯兰教化的过程, 为了巩固和加强国家机构, 奥斯曼从古老的伊斯兰世界引进大批穆斯林学者、教师、神职人员和法官, 把突厥人的国家转变为伊斯兰国家, 其国家整体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但是, 奥斯曼的文化是多元文化, 特别是欧洲文化, 1365——1366年默拉德一世把奥斯曼人的首都, 从亚洲的布鲁萨迁到欧洲的埃德尔那, 把其政治中心由亚洲转向欧洲。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到1457年6月, 由穆罕默德二世迁到欧亚的金桥——君士坦丁堡, 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随着帝国版图的拓展, 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政策是多元化的, 特别是征服了巴尔干地区后, 对巴尔干地区的居民采取宗教宽容政策, 保有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巴耶济德一世时, 把“蒂玛利奥制”在非穆斯林中推行。奥斯曼的国王所掌握的不仅仅是伊斯兰文化, 15世纪的默罕穆德二世通晓突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腊文, 熟读伊朗、希腊、罗马古典诗篇, 热爱斯多噶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是融多元文化为一体的帝王。这不仅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导向, 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伊斯兰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国家, 东方世界的亚洲、非洲是伊斯兰文化圈, 巴尔干半岛是基督教文化圈;同时奠定了奥斯曼帝国文化认同双重性的底蕴, 这为奥斯曼帝国国家危亡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机制。
三、伊斯兰文明的衰落, 土耳其“脱亚入欧”的选择
奥斯曼帝国崛起于人类社会大转折之际, 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世界扩张之时, 世界经济开始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之时, 特别是西欧世界, 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为了资本、原料、市场, 西欧各国超越古老的地中海贸易圈, 开始了追寻财富, 探险的海洋远征, 在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船长等航海家的冒险拓展中, 西欧人不再是一群围绕地中海跳跃的青蛙, 他们走向世界, 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 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西欧各国在航海贸易中开始了世界殖民活动, 非洲、美洲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流入西欧, 在巨额财富、价格革命中, 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发展机遇, 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 资本主义体制在欧美建立, 与此同时并行的生产力革命——工业革命, 这为欧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人口众多, 文化多元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在时代变迁中衰落、停止, 帝国承袭了伊斯兰文明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 因袭阿拉伯帝国的法制。昔日辉煌的君士坦丁堡已经变成一个“……如果从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 它似乎是欧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如果细察其内部, 它的惨状和缺陷教人触目惊心, 只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贫困的都城。”[4]因为“如果17、18世纪中有位旅行者进入穆斯林国家, 那他一定会看到早在500年时十字军战士已经目睹的经济惯例和经济制度”[5], 衰落中的占据欧亚战略地位的奥斯曼帝国成了崛起的欧洲国家窥视的对象, 奥地利、俄国开始在巴尔干、克里米亚区域向奥斯曼挑战。奥斯曼在与奥地利、俄国争霸中失败, 1699年的《卡洛维兹条约》、1718年的《巴沙罗威茨条约》、1774年6月与俄国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在国家危亡之距, 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文化反思, 一些人在寻找振兴国家的机制中, 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优势, 开始了“脱亚入欧”的变革历程, 土耳其的文化认同发生了变化, 不再仅仅是伊斯兰教文化, 因为“从历史认同的定义来看, 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6]“文化认同的强弱与该文化与文明的兴衰存在着负相关系”[6]。
奥斯曼从1718年开始与欧洲联系, 1719、1721年分别在奥地利、法国设立使馆, 派驻大使, 并研究西方文化教育, 引进印刷术, 开始改变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奥斯曼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逐渐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西方艺术, 特别是肖像画, 在反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出现, 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式室内装饰业深深吸引着宫廷贵族。国家官员以法国为典范, 不断出使法国, 了解法国的科研、工业、文化艺术, 聘请西方人来帝国指导。这是奥斯曼“脱亚入欧”的初步尝试。然而文化的变革不可能一踹而就,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同波斯人的战争使这次变革夭折。战争后的暂时的宁静使奥斯曼帝国处于守旧、安于现状中, 就在这种安宁的梦想中, 更严禁的挑战到来。来自俄国的威胁使奥斯曼不得不在西方人指导下进行军事改革, 请法国顾问托特男爵来训练炮兵和工兵部队。按照欧洲模式建立军事学校, 恢复印刷厂, 大规模聘请欧洲人才。但是接踵而至的克里米亚战争给奥斯曼沉重一击, 战争的失败使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较量凸显出来。这在国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中发生争执, 年轻有为的塞利姆三世在军事领域进行了改革, 解散近卫兵团, 按照西欧的组织建立新军。但这次改革没有涉及教育、工业、农业, 奥斯曼仍然是一个伊斯兰文化主导的国家。在保守派的攻击下, 塞利姆三世被废除, 改革受挫。在保守派的掌控下, 奥斯曼的改革终止, 马赫默德二世早期的改革努力也以惨败告终。
“脱亚入欧”是奥斯曼存亡的选择, 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之间, 奥斯曼没有在改革失败中停滞不前, 在国家主义主导下, 马赫默德二世励精图治, 最终于1826——1839年在军事进行了变革。废除近卫兵团, 组建新式军团, 他还用“塞拉斯克”代替帝国近卫军团的首领“阿加”, 把帝国都城的保安、警察、消防等职能也移交“塞拉斯克”, 1845年, 又按照西方国家惯例, 把警察和军队分立。采用西方的新式教育, 派出大批留学生大欧洲各国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知识, 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设立各种世俗学校, 创办新闻事业, 引进西方生活, 削弱宗教势力对军队、政治、民众生活的控制力, 在欧洲各国重建被废除的使馆, 加强与欧洲各国的联系。
马赫默德二世的改革为奥斯曼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培养了人才。奥斯曼的社会变革实际上是文化认同视角的转换, 逐渐由伊斯兰文化转向欧洲文化, 在振兴国家中实现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整合, 这使奥斯曼的文化认同步入双重性认同轨道, 奥斯曼帝国“脱亚入欧”历程在曲折中推进。马赫默德二世的继承者继续推进其改革步伐, 1839年11月3日颁布的《花厅御诏》, 标志着奥斯曼改革时代的到来——“坦齐马特”时代 (1839——1876年) , 土耳其在财政、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是伊斯兰教化的政教合一的帝国有了立法原则和立法机构, 虽然未完全摆脱伊斯兰文化的制约, 但有世俗要素渗入到国家大法中。有了新的货币和财政制度, 对学校进行调整, 颁布新的教育法, 力争把教育从乌里玛的独占权中解脱出来。在改革中出台了受西方影响的1876年帝国宪法, 正在按宪法实施选举之时, 俄国对土耳其发动攻击, 宪法由此被搁置近30年。土耳其进入阿卜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下, 但统治者仍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改革。
凯末尔
土耳其反专制统治的运动兴起, 在内忧外患中, 阿卜杜尔·哈米德终于于1908年7月23日恢复了1876年宪法, 举行选举。1908年4月23日, 青年土耳其党取得政权, 废除了阿卜杜尔·哈米德的统治。青年土耳其党统治期间, 在动乱中进一步推进社会变革, 使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西化。但是奥斯曼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 结束了青年土耳其党对土耳其的统治, 1918年7月默罕穆德七世上台,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 协约国达成了瓜分土耳其的协议, 特别是《色佛尔条约》的签订使土耳其苏丹丧失了人心, 奥斯曼帝国民族觉醒, 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 运动造就了“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 是他领导土耳其人民实现独立, 是他引导土耳其人民实现了文化双重性的认同, 向欧洲靠拢, 跨进“脱亚入欧”的门栏。
四、凯末尔革命实现了土耳其文化的双重认同
凯末尔领导土耳其民众经过三年奋斗, 击败了侵略军, 1922年9月9日占领军事重镇伊兹密尔, 接着消灭了安托利亚境内的侵略军, 收复了奥斯曼在安托利亚的全部失地, 1922年10月11日, 英国同土耳其安卡拉民族革命政府签订了新的停战协定, 各协约国同意把伊斯坦布尔、海峡地区以及东色雷斯的主权交还给奥斯曼人, 并同意召开一次和会, 废除《色佛尔条约》, 重新缔结新约。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历经这次被瓜分的民族危机, 奥斯曼人民族觉醒, 国家主义主导着文化认同。凯末尔因势利导, 把一个伊斯兰教化的多民族军事帝国改造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土耳其现代化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变革过程是一个文化双重认同的过程, 这从土耳其共和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
凯末尔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凯末尔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他1920年7月在安卡拉民族革命大国民议会的宣言表明:“我想, 使我们能够今天存在的这个基本现实, 已经能够显示出我们民族总的发展趋势, 那就是民族主义和人民政府, 这意味着政府正在转向人民手中。”[3]1881921年他提出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就我们这场运动的哲学观来说, 我们的眼光要转向西方。我们将把西方的制度移植在亚洲的土壤上。我们将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们的学校。亚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兰教主义, 而是民族主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我们的头脑愿意接受现时代思想, 但我们仍得保持自身不变。我们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个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亚洲民族”[7]所以, 凯末尔没有依托自身的声望成为苏丹, 而是推行“脱亚入欧”的施政方针, 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必须有一个有各民族“走向富裕和强大的未来的目的性动力”, 这个动力能够“将所有民族带到同一个叙述体系中, 但同时又宣告他们自己的特质, 以作为文化独特性和独立性的证据”[8]因此, 凯末尔以经济为导向引导国家的文化认同, 在1923年的演讲中突出了其治国思想, “至今我们的军队已经取得的胜利, 不能被认为已经能够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得救了。这些胜利, 仅仅只是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我们还应该更多地为取得科学与经济方面的新胜利做好准备。”[3]188
1923年10月29日凯末尔就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他执掌土耳其政权后, 引导着土耳其“脱亚入欧”。为了消除伊斯兰教势力的影响, 1923年10月14日, 土耳其的首都由伊斯坦布尔迁到安卡拉;1924年3月3日宣布废除哈里发制;1924年4月20日通过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 土耳其按三权分立的原则建国, 国家机构由总统、总理、内阁、大国民议会构成, 大国民议会间接选举产生, 每四年选举一次;1925年9月2日, 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 国家设立宗教事务所管理宗教, 把宗教置于国家掌控之下, 在世俗大学设立神学院培养教职人员;1925年11月宣布, 规定官员和平民必须戴礼帽以代替传统的土耳其帽。妇女是否戴面纱自便, 但不鼓励戴面纱;1925年12月26日, 废除伊斯兰教历法, 采用西方历法和纪元, 采用24小时国际时钟;1926年1至2月先后宣布采用以瑞士、意大利、德国的法制体系为蓝本制定的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1926年8月17日废除一夫多妻制;1926年9月1日起废除旧式宗教婚礼, 强制推行世俗婚礼;1928年11月3日法定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1934年12月14日宣布给予妇女选举权, 并允许妇女参加议会。凯末尔终于把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引进了现代化的轨道, 初步实现了“脱亚入欧”的愿望, 但要真正融入欧洲国家, 还有着漫长的征程, 因为根植于土耳其的是古典文化和从阿拉伯世界嫁接的伊斯兰文化, 这种文化的双重性决定了土耳其入欧的困难, 要融入纯基督教的文化圈是一个双轨问题, 既要有土耳其自身的努力, 又要得到欧洲世界的认同。
五、土耳其双重文化认同下“脱亚入欧”的努力——加入欧盟
凯末尔的社会革命并不是没有阻力, 伊斯兰教势力在土耳其是强大的, 面对轰轰烈烈“脱亚入欧”的西化浪潮, 土耳其、乃至国外的伊斯兰教势力都在竭力维护土耳其伊斯兰教的政治统治, 1923年11月, 印度什叶派穆斯林领袖阿加汗和阿米尔.阿里致函土耳其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 要求将哈里发置于“能过获得各穆斯林国家的信任与尊敬, 同时能够给予土耳其国家以特殊力量与尊严”[3]194。宗教界人士在大国民会议上高呼“议会应属于宗教, 伊斯兰教就是一切”, 民众也没有走出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权威, 1923年11月11日, 土耳其著名的《塔宁报》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如果我们没有哈里发, 奥斯曼连同它的500万或1000万人口, 将失去他们在伊斯兰教世界的重要性, 并且在欧洲政界人士的心目中, 我们将会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小国之列。”[3]193所以, 在凯末尔按照西方模式建国, 把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改造为现代化国家, 国家的大政方针得到贯彻的同时, 各种改变人们生活习俗的措施只在大城市实现, 而在边缘的小乡镇, 民众还保持着伊斯兰教的生活习惯。凯末尔的文化革命是双重性的, 在政治、经济、教育、生活习俗等方面西化, 但对于国人的宗教信仰, 法律虽然取缔了宗教社团和寺院, 但本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土耳其国民仍然是穆斯林, 在对待传统的宗教问题上, 凯末尔的文化认同是双重选择, 这就使得“脱亚入欧”之道复杂艰辛。在“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去世后的三十年, 他的战友励精图治按照其既定的原则治国, 土耳其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政治得到发展, 土耳其一直沿着“脱亚入欧”的方向推进, 二战前积极寻求与欧洲各国的和平外交, 二战期间夹缝中求生存, 直到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23日才宣布参战, 战后倒向美国, 接受美国的援助, 同时加强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1949年8月10日, 加入欧洲会议;1952年2月,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11月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年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1963年土耳其签订《安卡拉协定》, 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国。但七十年代后, 出现军人政权和伊斯兰教势力的复兴, 土耳其在经济和政治民主方面距欧洲要求还有距离, 所以, 其完全“脱亚入欧”的历程还没实现, 即加入“欧盟”。为了加入到欧洲强国之列, 1987年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但是, 欧共体以人权和经济状况拒接;经过多年努力, 1999年土耳其获得了欧盟候选国资格, 但在各东欧、东南欧基督教国家不断加入欧盟之时, 土耳其仍然在欧盟门栏前等待, 土耳其一直为加入欧盟努力着, 因为这既是土耳其的文化认同选择, 又是土耳其的强国梦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好处甚多, 主要是可以获得欧洲两百多年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此外还能重新发现自己的过去, 找回自己的记忆和历史, 从而坚定自立于欧洲强国之林的信心”1999年底, 土耳其前总统德米雷尔在施政报告中提出;21世纪土耳其的目标是“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十强之列。”[2]土耳其文化认同的双重性是国民性的, 2000年9月土耳其在15个大城市进行的民意测验得到证明, 68.7%的人支持加入欧盟, 而反对者只有9.9%。[9]
土耳其“脱亚入欧”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认同双重选择的过程, 它既保留了土耳其民众伊斯兰文化的宗教信仰传统, 又引进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生活习俗等先进的文化要素, 平稳实现了土耳其的社会转型, 由一个古老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转型为西方文明国家, 它的成功不仅为人们提供借鉴, 而且值得人们深思, 思考历史进程中长时段历史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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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asan kosebalaban.“Turkey’s Eu Membership:Aclashof Security Cultures”[J].in Middle East Policy, 2002:138.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