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出现越来越频繁，城市规划怎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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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新冠肺炎所引发的群体恐惧，只有17年前的SARS可以相提并论。在乐观健忘者心中，这样的疾病似乎是非常独特而罕见的。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发布的《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报告，自1967年以来，至少有39种新的病原体被发现，包括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SARS病毒，“新传染病史无前例地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
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突发卫生事件（PHEIC）”为例，自2005年设立该机制后，在过去的约10年间一共宣布过6次。换句话说，疾病X平均不到2年就肆虐全球一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全球城市化，超大型城市地区不断涌现、城市功能高度密集和混合，关联性和流动性不断加强加密，使得像北京、香港、里约、武汉这样的枢纽型城市成为疾病X的主要传播节点（和防疫重点）。
疾病X的发现与防疫，正在全球化和趋于常态化——而与“城市”高度关联的城市规划建筑师群体（包括区域规划师、城市规划师、交通规划师、市政规划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工程师等）对于城市防疫又能够做些什么？
在1个多月的新冠肺炎疫情下，这个群体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无力感：城市规划建筑师不是流行病专家、不是医护人员、不是药品制造商，在特定的某次城市防疫战中深感贡献有限。
但是，如果将这次疫情中所暴露的现象与问题进行汇总与反思，观察世界其他国家公共卫生在规划建筑角度的发力点，我们会发现，如果能在空间信息综合、流动性思辨、设计变现等方面“演进”，规划建筑师也可加入成为抗击疾病X的重要力量。这一危机，也可能是促成传统规划转型的重要契机。
01
反思防疫中的空间信息综合
面对复杂不确定的“疾病X”，
以空间为本体，
进行各类信息综合、创建关联，
应是规划建筑师发展的重要方向。
1.1
卫生防疫与空间地图
从伦敦“霍乱地图”说起
对于卫生与防疫的考量 , 塑造了现代城市的设施系统与空间格局。
十九世纪中期，霍乱在伦敦多次流行，1854年又再度爆发。为了便于进行记录与分析，医生约翰·斯诺将疫情最严重街区的居民死亡情况绘制在地图上。他将每栋建筑物里的死亡人数都用横线表示出来，其中Broad Street大街上一幢房屋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其他。
资料来源：zh.wikipedia.org（城Plus整理）
以斯诺霍乱地图为代表的地图是流行病专业信息地图，由流行病专家绘制和分析，被誉为公共卫生的里程碑。发展到当今，各行各业都通过绘制这样的地图，来更好地分析目标物的空间分布。
新加坡“寨卡地图”与病媒控制计划
2016年，新加坡在进行寨卡病毒流行病学研究时，由于无法获得蚊子的活动轨迹数据，便转而通过感染病例资料、公共交通数据、伊蚊繁殖区分布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为城市防疫提供依据。[3]
图源：英国皇家学会
在寨卡病毒肆虐的2016年，新加坡因其得力的防疫而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誉。新加坡的低发病率也得益于其资源密集型的病媒控制计划“监测和流行病学计划”[4]。 该系统整合了多个专业领域的力量，由四个主要方面进行媒介传播疾病监视：
该计划利用多渠道的监控系统生成数据，将时间和空间风险分层，并预测发病率的未来趋势，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现场调研可以进一步确定危险因素，从而对具有较高疾病传播风险的地区进行针对性作业。小组成员由统计学家、地理信息学家、生物信息专家和现场研究人员组成。此计划还兼管基孔肯雅热病毒、日本脑炎病毒、西尼罗河病毒和疟疾寄生虫[5]。
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发展初期，国内有数个城市数据团队高效及时地进行了分析，其分析预警的地区也与后续疫情发展的空间格局高度吻合。
空间信息叠加关联， 形成疾病X预警地图
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分析与信息互动，尤其是空间与数据的链接，在城市防疫这类公共应急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信息地图也从单一专业走向了多学科专业地图的叠加和融合。
在这次防疫中，先后有流行病学家、生物数学家、交通部门、公共卫生部门、民间机构等利用空间地图的方式，发布关于疫情的现状与预测、交通、病患空间轨迹、诊疗医院分布、物资运送分配等信息。除了这些已经公布的信息外，可以想见官方还掌握许多尚未公开的信息资料，这些信息地图可以如同若干张“斯诺地图”叠合在一起，并可以产生相互反馈。
对于同一空间的多层信息进行叠合和关联性识别，大数据+地理信息+城市分析，是城市规划师可以发挥专业经验的地方。目前的大数据缺乏背后流动机理和流动模型的研究，如果大数据加上类似于气象模型的内核算法，像预测台风轨迹一样，将会更有价值。
1.2
卫生设施布局
每一次重大疫情，大型设施的选址布局总是引发万众瞩目，例如北京小汤山SARS医院，武汉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又例如近日广东省卫建委公开表态，已做好在广深佛莞等城市建设临时医院的准备。
举国之力建设临时医院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危急时刻甚至可以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但临时医院最终善后却成为一个问题，例如小汤山在非典疫情结束后，因其特殊情况被废弃，被称为“中国的寂静岭”。
从选址和建筑空间角度看，具有科学知识、技术支撑的良好设计有望大大提升医院的使用效率。
城市与建筑空间的战略性预留
中国各地在SARS期间兴建了许多传染病专科医院，最终出现较严重空置现象。据报道，湖北省的传染病医院平时有五成以上床位闲置，而另一方面三甲综合医院人满为患。四川省第六人民医院为收治SARS需要兴建，建成后未收治过一名SARS病人，曾经长期处于封闭闲置状态[6]。——如果考虑“疾病X”的常态化，那么，大型医疗卫生设施的选址设置应该更加主动和灵活。
在空间总体规划中，规划师可以有一定前瞻性地布局临时性防疫设施选址地点，预留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接入条件，预定行动方案（集中、疏散、善后）等。避免在疫情下被动选址对城市的负面影响。
在各种医疗设施的规划与建筑设计方面，应该保留空间预留（例如备用诊区）、功能置换（平战结合、病房改科研用房）的可能性。例如长沙市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基础上，仅用了72小时便完成了该中心1.41万平方米的改造修缮，成为长沙抗击疫情的主战场。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设置“备用诊区”，即设置一片5公顷的巨大草坪作为预留，其面积相当于两个病区的总和。草坪下留有管线，可以紧急扩充600个临时床位[7]。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图源：华声在线)
检讨与提升基层卫生设施和标准
大疫当前，对于“基层卫生设施不足、标准不够”的针砭时评也不绝于耳。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这次武汉在应对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因为医疗机构短缺、医院检测条件不达标等原因，延误了案例确诊时机，是造成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
当然，疫情危机也是检讨完善公共设施布局的合理性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契机。
疫情爆发后，深圳市卫健委公布了49家发热门诊地址，市民若出现发烧或其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可以就近就医。发热门诊的分布也与城市人口密度基本对应，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与便利度。
但是，从空间分布来看，部分发热门诊聚集明显。通过对发热门诊的核密度（密集度）分析，宝安中心、福田-罗湖中心地区发热门诊集聚度较高。这很可能说明，深圳达到某一水准的医疗卫生设施分布不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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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发热门诊密集度分析图
图源：中规院深圳分院粤港澳数字湾区中心
由此可见，如何让市民更加方便的就诊，如何减少疑似传染源长距离就诊暴露在人群中增加风险，不仅仅是医疗部门需要考虑的，也是城市空间规划为疫情防控能做出的贡献。
城乡医疗脆弱性分析及应对
医疗设施分布及标准的均等化是城乡规划的目标，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不均衡”的现实。应对与这种情况，规划建筑师可以借助空间载体，依据设施、人口、年龄、籍贯、居住或就业、收入分布等，对城乡进行卫生防疫脆弱性分析。辅助公共卫生和防疫部门的决策，对于高风险地区，优先进行设施补救，对于中低风险地区，提供替代方案或政策。
图源：image.baidu.com
基于空间设施和城市功能运行通识，
以系统性思维，对流动性进行预判。
2020年春节，将注定成为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数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大迁徙：归家溯源、串亲访友，在过去从不曾因为“道阻且长”而折节，也不曾被“一票难求”所击溃，但是在这一年假期，强大的社会本能却竟然被小小的冠状病毒抑制住了，亿万人口“就地自我隔离”。
高流动性的悖论
“高流动性”是现代疾病X频发的重要原因。流动性是一个悖论，既造成了疫情，又支持着防疫。一方面，防疫需要阻断流动性，例如对九省通衢的武汉市进行旅行隔离，是这场防疫战的决胜战略；交通体系在防灾减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否将重要的资源快捷地运送到最需要的地点，以及快速地疏散人群并将需要隔离的患者送到医疗机构，都是应对疫病的关键。
防疫和医疗物资（消毒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的及时送达，医护人员的跨区域调配、以及封城之后市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也仰赖于流动，成为了与肺炎疫情斗争的另一条生命线。因此，在疾病X未发生的防疫预备期，规划师就应当与市民、公共卫生部门和危机管理机构一起，完成疏散路径、隔离方案和基本物流体系的应对方案。例如采用类似森林防火分区的方式，根据不同条件划分区块，制定相应的流通政策[8]。
香港经验：人的隔离与物的畅通
经历过SARS洗礼的香港政府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起端倪时就及时采取措施，重点关注公共人流集散与密闭空间：出入境口岸、境内外交通系统、市内大型室内空间、医疗系统等节点型空间。采取的手段包括：强制性入境健康申报、加强高铁列车清洁、更新呈报准则、征用2个康乐设施作为隔离检疫营等。
另一方面，香港也做好了设施及物资准备。2020年1月20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就武汉肺炎病例群组个案最新情况及相关防控措施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了特区政府应变措施，其中包括准备好500张隔离床位、7个指定诊所、足够3个月使用的防护装备等[9]。
图源：香港《大公报》
日本借鉴：灾难运输方案与储备体系
疾病X促使灾害应急交通规划成为城市规划的必须。在防疫物流方面，日本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日本的主要做法有：制定灾害运输替代方案、编制救灾物流作业流程手册、对救灾物资进行分阶段管理。
例如救灾物资的配送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政府行政单位负责，包括救援物资的收集、存放和运输，要求军队协助进行交通管制，维护紧急物品的运输。
第二阶段由物流公司负责选择车站等配送中心，委托物流公司进行专业配送、存储管理。
第三阶段仍由物流公司负责。根据救灾物资性质分送不同的仓库,对社会捐赠灾区的必需物资，经过交叉转运站(Cross-docking)分类后直送灾民点，对社会捐赠的非必需物资或超过灾区需要的物资，则送到储存仓库。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日本非常重视应急物资储备,基本形成了从国家到家庭各个层面的储备体系。这是规划建筑等多领域长期协作的结果。
图源：m.kdnet.net
践行”设计让城市更美好”
设计是创意性解决问题，
用设计改变生活方式，促进公共健康。
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能够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塑造对人的健康产生引导。例如，城市规划可以通过产业、交通、教育及医疗等对人们居住和工作环境质量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城市居民的健康，城市与建筑设计通过塑造城市环境影响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从而导致不同的健康结果。
戴维森：为生活而设计
201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镇（The Town of Davison）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资助，实施“戴维森为生活而设计”项目。项目历时多年，涉及到休闲和开放空间、健康食品、医疗服务、公共交通和积极交通、可负担性住房、经济与就业机会、邻里完整、邻里与公共空间安全、环境质量以及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10个主题。
例如，2013年戴维森镇启动规划条例修编工作，其中包括对道路设计准则的修编。在“戴维森为生活而设计”的引领下，启动了对原有道路设计准则展开健康影响评估，重点从步行友好街道、自行车友好街道、公共交通友好街道和机动车友好街道等四个方面对已有的街道设计准则进行评价。
资料来源：《城市规划》（城Plus整理）
“戴维森为生活而设计”项目还对公园、休闲和公共空间规划，交通规划，食物系统规划，“区划、设计与美学控制法案”，无障碍设计准则以及办公环境质量等展开了健康影响评估的实践探索[10]。
用建筑设计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在防疫中，建筑师（包括室内设计师）通常通过具体案例，以创意性的举措，担当以设计改善人居环境的重任。
例如，在英国，非营利性组织ARCHIVE Global正在使用建筑设计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认识到许多疾病是由于狭窄的环境和通风不良而传播的，ARCHIVE Global与伦敦的空气传播结核病高发地区的移民社区进行了合作，以找出可能导致其传播的家庭和学校的设计缺陷。
在孟加拉的达卡，建筑师着眼于本地小屋的泥地板，发现它们在细菌和病原体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建筑师通过用更易于清洁的混凝土地板代替泥浆，有效减少了感染这些容易避免的疾病的可能性。该设计以其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显著成效，获得2018年美国注册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卓越设计奖”。
图源：archiveglobal.org
“立春三候，鱼陟负冰”。2020年，距离春暖花开、破冰解禁的日子应该不远了。当下的疫情仍令人心悸，也可提供许多反思：希望“疾病X”给当代城市提出的新挑战，能够促使我们规划建筑师们共同努力进步，将我们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得更加安全健康、更具智慧和韧性！
参考文献：
[1]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2020).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2020年1月4日.
[2]公众号“不必要研究所”.John Snow在伦敦做过些什么，这是一道地图题.2018.
[3] Prem Kiesha, Lau Max S. Y., Tam Clarence C., Ho Marc Z. J., NgLee-Ching and Cook Alex R.. Inferringwho-infected-whom-where in the 2016 Zika outbreak in Singapore – aspatio-temporal model. 16. J.R.Soc. Interface. http://doi.org/10.1098/rsif.2018.0604.
[4] The Singapore Zika Study Group. Outbreak of Zika virus infection inSingapore: an epidemiological, entomological, virological, and clinicalanalysis. The Lancet 17.8 (2017): 813-821. http://doi.org/10.1016/S1473-3099(17)30249-9.
[5]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ency. Surveillance and Epidemiology Programme.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ency, 2018. Web. 02 February 2020.
[6]丁曙光,宗宏军,张士侠.关于建设传染病医院选址的几点思考[J].医院管理论坛,2003(11):63-64.
[7]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J].中国勘察设计 2006（09）.28-32.
[8]秦波，焦永利.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探讨——以消除传染病威胁为例. 规划师[C].2011（06）. 105-109.
[9] GovHK 香港政府一站通. 20-01-202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20. Web. 02 February2020.
[10]丁国胜，魏春雨，焦胜.为公共健康而规划——城市规划健康影响评估研究[J].城市规划2017（07）.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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