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千年来，地图在宗教、贸易和国家权力的纷争和激荡中、在投影法和印刷术的交替发展下，被赋予了远超“展示现实世界”的使命。现代意义上的地图于16世纪中早期在欧洲出现，在以投影法为重头戏的技术角逐历程中，也诞生了名垂地图学史的里程碑式地理图像。例如，麦卡托在1538年首次以双瓣心形投影法绘制了世界地图，他使用著名的正轴等角圆柱投影法（1569年投影）再次绘制的世界地图；约翰·布劳大部分采用双半球赤平投影法于17世纪绘制的《大地图集》；18世纪，法国的卡西尼家族首次使用了大地三角测量法，对法兰西王国全境进行测量，并历时六十余年完成了《卡西尼地图》；到了19世纪，采用历经修正的伪圆柱投影法绘制的全球地图，才逐渐呈现为我们更加熟悉的两极收窄、赤道凸出、经线弯曲而纬线水平的模样。
麦卡托投影法 (Mercator projection)，又称麦卡托投影法、正轴等角圆柱投影，是一种等角的圆柱形地图投影法。
发现和征服世界的思潮，导致19世纪以前的制图者多将绘制视野放诸已知或想象中的“全球”，而这种堪称宏大的制图实践内部并无通行的度量和转换标准。事实上，存在客观、科学的制图术这一假设自18世纪在欧洲出现以来，一直激励着以卡西尼家族为代表的制图师和其后的国际地理学会朝这一方向努力，以期有朝一日制作出得到普遍认可和应用的“标准化地图”。在批判地理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之前，即便知道地图无法做到绝对精确和真实，它们也常常被看作是真实世界地理状况的客观投射。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图和其他众多符号系统一样也是一种修辞术；在地图中，众多社会性力量被制图的视觉语言所转译、乃至掩饰。批判地理学者J. B. Harley曾指出，地图本身并无真确与否的评判标准，从地图选择呈现的内容、选用的符号和表意的风格来看，制图本就是一种感知、阐释和形塑人类世界的行为，而后者正是为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所推动并同时对这些关系施加影响的。[i]换言之，信息系统和种种权力的叠加往往在地图上呈现为貌似清晰精确、实则混沌抽象的图像。而矛盾的是，今天的城市生活却无一不在这种抽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开展和排布。人们对移动设备上的GPS系统已信任到了视若无睹的程度——我们几乎每天外出时都会在地图app上消耗必须的几分钟，穿越图中集结的各种资料层找到自己所需的出行信息。智能地图的高度普及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制图、用图显然成为了社会治理实践必不可少的一个面向，任何人们日常所见的街道、建筑、绿地，都可能是已经完成了高度抽象的、静静躺在数据库中等待被不同项目调用的像素点；而制图术也不再由受到权威指派和坐拥专精资源的技师们所垄断，因为如今任何用户都能够为一个更加开放和丰富的地理信息系统做出数据贡献。那么，地图何时基本完成了从“君主的科学”到“平民的工具”的转化？地图的功能是如何完成其分类和重叠？创建及调用地图的行动，是如何从画笔发展到专业的测绘工具，继而又转移到人手一部的移动设备上的呢？对城市和地图关系的溯源，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