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森：从人民公园到人民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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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公园到人民的公园
何志森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 从花园到菜园：这是谁的公共？
1994年春天，父母在福建县城的一个小区里买了一套房，我们举家从乡村搬到了城市。在小区的正中央，有一个种满玫瑰树的花坛，这是小区为数不多的一块公共用地(图1)。因为无人打理，玫瑰树自种上后就没开过一次花。直到有一天，母亲问我：“你可不可以帮妈妈每天在花坛里偷偷拔掉一棵玫瑰树？”
一周之后，花坛里少了7棵玫瑰树，形成了一小块空地，母亲悄悄在空地上种上了葱、姜和大蒜。两周后，空地逐渐变大，母亲开始种上了西红柿和南瓜，小区花坛变成了母亲的“秘密菜园”(图2)。母亲种菜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小区居民的注意。3个月后，我惊讶地看到，整个花坛里的玫瑰树全被拔光，取而代之的是小区居民种的各种瓜果蔬菜。到后来，面积有限的花坛已经不能满足小区居民的需求，他们开始在街头种菜(图3)。原先这些从没交集的小区居民因为一起种菜开始相互交流和认识，小区里随处可见的菜园变成了一个个联结居民日常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媒介。
2018年，我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区，难过地看到母亲和居民们自力营造的菜园已被“老旧社区微改造”项目以混乱无序的名义整顿清除了，原先种满菜的花坛也被改造成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区晨晚练体育活动点(图4)。后因小区老年人居多，使用频率不高，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最终成为了周边居民用来堆放杂物和停放共享车辆的场所。因为没有了菜地，部分老年人开始待在家中，不愿再出来。
2 两种空间，两种公共性
早在1961年，加拿大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的开头便讲述了一个与玫瑰花坛极为相似的故事：在纽约东哈莱姆的一个贫民住宅区里，居民对于小区里的一个作为摆设用的公共草坪深恶痛绝，并号召大家一起把它铲掉。草坪对于小区居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如果真要说出一个用处，那就是当官员看到时会由衷地感慨一句：“看，穷人也有漂亮的草坪了！”
透过草坪的故事，雅各布斯试图批判美国自上而下的现代城市规划中过份注重空间的物质形态，强调美学秩序，而无视普通人对空间的真实需求。雅各布斯说，那些看似混乱无序的空间，背后都有一种神奇的秩序(marvellous order)，在维系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然而也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戴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对正在挣扎中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需求视而不见或者进行压抑。只有那些真正在空间里生活、工作和花费大量时间的人，以及他们之间自发形成的各种交互活动，才是建立城市空间秩序的首要条件。雅各布斯将这些交互活动生动地称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在雅各布斯看来，公共空间活力的丧失是美国城市规划理念的恶果，她所描述的美国1950年代的城市空间衰败现象直指今日中国急功近利的城市化过程中管理者和专业者对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生产和使用模式的生搬硬套。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层出不穷，但很少会关注民众自主的空间创作，那些以个人的力量抵抗一直以来被各种政治与经济权力所主导的公共空间的生产和使用的行为。学术界对“公共空间”的认知更多停留在“官方空间”(official space)的层面上，比如政府为民众修建的城市广场、自行车道、社区公园、滨江步行道、市政建筑等永久性场域。这些公共空间都是由专业者(以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为主)设计，其主要目的是为部分民众提供个人健康和陶冶性情的休闲娱乐活动， 比如跑步、骑单车、遛狗、观景、拍照等，绝不会允许有出乎意外的事件发生。空间的布局和使用都由城市管理者和专业者决定，主导空间的力量是各种维系秩序的行为准则和监控系统，而不是雅各布斯笔下所描述的“街道芭蕾”。这些极度规范化与一致化的城市公共空间最终成为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摆设，它们无法包含民众讨论公共事务的天然内涵，也无法促成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公民意识的培育。对于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城市和民众的公共生活，这种类型的公共空间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
正当传统意义下的官方空间不能满足民众的公共生活的时候，一场强调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与“老旧社区微改造”运动突然降临。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缺乏对公众参与和日常生活的理解，这场运动更像是一场专业者集体自嗨的表演秀。近几年，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日常公共空间以“脏、乱、差”为由被整顿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开始频频被专业者热情地邀情参与到这些空间的“美化”和“提升”，他们被要求和设计师一起现场工作，他们身体的出席成为了公众参与的证据。除了更多地扮演“群众演员”这一角色之外，民众并没能够真正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创造中来，公众参与变成了公众被迫参与。这场由专业者主宰的城市 “美化”运动成为了近年来城市空间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帮凶。
3 从人为的空间到人的空间：3个公众参与的案例
母亲和居民们一起自力营造的菜园被改造成晨晚练体育活动点这件事一直触动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考：公共空间由谁定义？又为谁而生？民众如何可以真正参与到空间“公共性”的建构中来？
在一次瑞士建筑学者阿内特·斯普里奥(Annette Spiro)的采访中，普利兹克奖得主巴西建筑师保罗·门德斯·达·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声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私人空间，只有公共性的程度，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是私人的，那只能是“人的大脑”(human mind)。按照达·洛查的理解，城市里的任何一个空间都是公共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可以通过建筑师的规划和结构上的布置成为有“公共性”的空间，即便是私人住宅，所有空间的设计都必须依附到一个价值上——公共维度(public dimension)。然而，作为一位明星建筑师，在达·洛查的意识里，空间公共性的建构更多的是依赖专业者个人的力量，而非公众自发的参与。
作为对达·洛查的“万物皆可公共”这一定义的延伸，美国地理学家唐·米切尔(Don Mitchell)在《城市的权利：社会公正与公共空间的抗争》(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一书中提到，公共空间的概念从来不是永恒和绝对的，公共空间里的“公共”取决于空间里人的创作，而非空间自身的属性，所有的空间都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潜质。然而，不同于达·洛查的建筑师情结，米切尔认为人为的空间不等同于人的空间，空间的公共性应该是由民众在不断的行动和抗争中得来的。像达·洛查这样的专业者规划的“公共空间”更多的是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 “开放性”(openness)，而非真正的公共性。“开放性”只是让空间成为公共的其中一个前提条件。专业者可以很容易规划出一个开放空间(open space)，但永远不能规划出一个公共空间来。有了基本的“开放性”之后，空间的公共性还需要通过民众长期持续的行动以及有意图、有策略的占领来建构。在此意义上，空间公共性的本质是建构的、不确定的、由时间定义的，而非与生俱来的、永恒的，或者由官方赋予的。就如建筑学者龙元所言：“城市需要的不是万人齐聚的开放空间，而是包容和展示每个人差异和欲望的场所——一个充满自由、自发、意外、重写和创造的地方。人与空间只有不断对话、生活、体验、交流、改变、创造、发现和投射自己的意义，空间才会被生活化和个人化”。只有这样，人为的空间才能回归到人的空间，官方和专业者规划的空间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因此，空间的公共性与空间自身的属性和用途无关，以民众为主体的空间创造才是真正讨论空间公共性的关键所在。2019年，在广州扉美术馆举办的“第一回无界建筑季”的展览前言里，策展人李巨川这样写道：“许多没有经历过建筑学专业学习的人(或群体)，也运用来自于自身知识领域与生活经验的空间知识，在由各种强大权力所制定的城市空间秩序的缝隙，进行着个人的(或群体的)空间创造与居住实践，抵抗着由强大权力所主导的空间生产。”在李巨川看来，那些没有受过建筑学训练的民众也是公共空间的生产者，他们是一群新的建筑师主体。下面我将透过3个近年来的空间行动和实验来探讨这群新的建筑师主体在公共空间创造和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1 番禺垃圾桶项目(2015-2020)
垃圾桶项目是我在广州番禺一条滨江步行道上做的一次介入实验(图5)。这条步行道紧挨着1970-1980年代建的老旧小区，里面生活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因为这些小区缺乏基本的公共设施，加上地面几乎都被车辆占领，很多老年人无处可去，只有个别老人会自己带着小板凳来江边活动(图6)。这条滨江步行道除了能看到傍晚遛狗和跑步的年轻人外，其余时间几乎无人问津。为了吸引周边的老年人来使用这条滨江步行道，我尝试做了一次介入。
1) 第一阶段：空间介入
让人停留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供座椅设施。为了更好促成老人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座椅最好是轻便和可移动的。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在步行道上放一些可移动的椅子供他们自由使用，但无法保证这些椅子不被路人拿走。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利用场地上已有的材料，因地制宜。然而，和2年前小区里的玫瑰树花坛不一样的是，这条滨江步行道上除了坚硬的水泥路面和一排大树以外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拔掉”或者“挪为己有”。经过几天反反复复对步行道空间的观察，最终我把目光投向了步行道上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图7)。因为来江边活动的人并不多，垃圾也不多，大部分垃圾桶成了形式主义的摆设。当我尝试旋转垃圾桶桶盖的时候，桶盖竟然可以轻易地从桶身上分离出来。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桶盖不就是一个轻便又可移动的“椅子”吗？
2015年末一个周六的凌晨，我偷偷地把步行道上300多个垃圾桶的桶盖取下来，用酒精擦干净，贴上“放心使用”的标签，随意地摆放在了步行道上(图8)。过了几天之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回到这条步行道上。接下来在步行道上看到的一幕，瞬时让我震惊了。此时的桶盖已经被四五十位老年人移到了步行道上的不同位置，有的拿来当做凳子使用，坐在上面聊天；有的拿来当做桌子使用，围着一起打牌；有的甚至在桶盖上放了一张废弃的麻将桌桌面；还有的把桶盖倒过来，把不会走路的小孩放到里面玩耍(图9)。透过老人们对垃圾桶盖各种奇思妙想的“挪用”以及对空间的占领，滨江步行道第一次从一个官方的空间变成一个民众可以参与创作的空间。
2) 第二阶段：城市管理部门的介入
过了不久，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注意到步行道上的垃圾桶盖被取下之后，强制收回桶盖并在步行道上贴文警告。但是，一些老年人对警告并不在意，继续把垃圾桶盖取下来作为实践日常活动和改造空间的道具。为了彻底杜绝老年人对垃圾桶盖的盗用行为，当地管理部门最终把沿江步行道上所有的垃圾桶都撤掉了，换成了一种桶盖桶身连在一起的垃圾桶(图10)。
3) 第三阶段：民众的自发参与
桶盖没有了，新的“桶盖”一定会出现。半年来，通过垃圾桶盖产生的民众自主的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正在慢慢形成，此时的滨江步行道已经成为了周边老年人最重要的日常公共空间。当垃圾桶盖突然消失的时候，老人们并没有放弃步行道，而是一起自发地把家里多余的旧家具(桌椅、沙发、书架、衣柜等)搬到了步行道上(图11)。一些老年人甚至动手把步行道上废弃的石凳石桌拆了，用这些石条加上他们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各种材料“拼贴”成一个个适合他们身体状况和活动需求的“新物件” (图12)。2017年底开始，老年人自发成立了“旧家具收集小分队”和“修理小分队”，一些老年人还组建了巡逻小队伍，对在人多的公共场所内抽烟或乱扔垃圾的人进行劝阻和教育，共同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在这个自力营造的空间里逐渐显现出来。
4) 第四阶段：城市管理部门的再次介入
2018年初，我把垃圾桶项目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演讲。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场只有三十多分钟的演讲，短短几天内便获得了500多万的点击量，掀起了一场全民的公开讨论，让这条滨江步行道成为了一个公共论坛。这场演讲，使得滨江步行道的“公共性”真正凸显出来。各种媒体和记者纷纷来到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探听此事，并引发了管理者的第二次关注。2018年底，当地管理部门并没有像上次更换垃圾桶那样简单粗暴地抹除老人们的集体创作，而是在这条滨江步行道上为他们安置了上百条面朝珠江的观景椅子(图13)。
5) 第五阶段：民众的再次参与
有趣的是，大部分老年人并不想坐在椅子上观看江景，他们更喜欢朝向街道观察来往的行人和街道上的活动(图14)。当这些管理者提供的新椅子不能迎合老年人需求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旧桌椅对新椅子进行了一次天马行空的“改造”和“拼贴”，组合成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活动空间(图15)。老人们的再次介入也提醒了管理者与专业者，在决定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要能真正地对民众的在地智慧与真实需求，有着谦逊的学习态度。不管怎样，新椅子的出现是一次自下而上来自民众的力量和自上而下来自政府行政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场演讲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滨江步行道，无家可归者、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和出租车司机开始加入到了空间的再造中来，甚至针对老人们的街头理发点和流动摊贩也开始出现(图16)。不同民众持续的占领和空间创作，利用手边的既有资源去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共空间，使这条滨江步行道慢慢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进行社会互动和交往的场所，也让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真正的核心价值(图17)。
3.2 深圳“新桥头人民公园”(2019年)
作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城市公共话题，城中村一直被各式各样的空间网红改造所消费。许多专业者的改造和城中村村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村民沦为专业者创作的素材和背景，他们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自由表达诉求的渠道并真正参与到空间改造的过程之中。而这些改造最终也没能够对今天的城中村状况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反而使遗留在城中村长久以来形成的相互依赖和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逐渐崩塌，城中村再次遭受破坏。
2019年中，我受第八届深港双年展宝安分展场之邀在深圳的桥头村开展一个名为“家就是展场”的mapping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里，我决定把生活在城中村里的人作为空间创作最重要的主体。工作坊学生将分成8个小组并和村民合作完成8件“空间改造”作品(图18)。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学员和村民将相互启发，相互尊重，相互依赖，资源互换，共同实践。当合作结束之后我们再把改造“作品”的主导权交回给村民自己。“新桥头人民公园”就是其中的一件由学生和桥头村村民合作完成的空间改造作品。
榕树头小广场位于桥头村的中心位置，林氏宗祠的旁边，是村里少数的几个公共空间之一。村民平常会在广场里安装端子线、晾衣服、做饭和打牌聊天。2019年下半年，双年展提升工程开始启动。桥头村主要街道两边房屋的外立面都被“粉饰”上了鲜艳的颜色，店铺前的招牌被统一成白字黑底的格式。而榕树头小广场也未逃过一劫，地面被铺上了全新的石块(图19)。先前广场上村民各种自发的公共活动也因为双年展而被暂时禁止了。
在广场靠近林氏宗祠的一侧，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约一百多平方米被围墙和榕树包围着的露天空间。从一侧门洞里望进去，里面杂草丛生、杂物成堆，人根本无法进入，只有几棵蕉芋树还在垃圾堆里顽强地长着(图20)。躲在自己家门口安装端子线的村民告诉我，这个场地是林氏宗祠的一个活动配套空间，属于林姓村民集体所有，因为多年不用现在已变成村里的垃圾投放点。
我开始思考工作坊如何可以和村民一起再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园来挑战城市广场和公园长期以来被城市管理者和专业者干涉、管控和使用的方式，同时作为双年展的一个参展项目。在离双年展开幕的一周前，我们决定向村委申请林氏宗祠旁垃圾空间的改造计划，但因为这个场地不属于全村人的公共用地，我们还要和林氏宗祠负责人协商。没想到，当林氏宗祠的负责人听到学生要整理这个废弃空间的时候便欣然同意了，只是叮嘱学生千万不能触碰挨着宗祠的那面墙。
得到许可后，我们并没有急着邀请村民一起来参与，而是由学生先开始清除场地内垃圾，作为给他们发出的一个信号。经过两天的打扫，堆积多年的垃圾一点点被搬出场地。学生们的整理工作也引来了双年展违建清拆工作人员的围观，他们开始和学生交流。当得知学生正在为村民整理一个新公园出来的时候，他们从村里的不同地方搬来各种各样捡来的旧家具(图21)。一位工作人员开玩笑说：“我们提供了家具，那我们是不是也算公园的设计者了？”
经过3天的整理，垃圾和淤泥被清走了，之前的几棵蕉芋树被移植到了四个角落，一个公园的雏形终于出现了(图22)。村里的环卫工人听说我们在为村民整理垃圾场，赶过来帮我们用高压水枪冲洗地板。村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理发师光头梁也前来为公园题名，取名为“人民公园” (图23)。正如他说：“这个公园不是某个人提供的，是很多人合作参与出来的，这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园。”新公园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的村民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公园的“改造”中来。例如一位村民从家里推来了一大罐自己酿的客家米酒，分享给来公园玩的人；有的村民为公园带来了几张小板凳；有的村民抱来一箱橙子；还有的送来一次性茶具，以及各种各样的零食等(图24)。
双年展开幕这天，人民公园迎来了很多双年展的参展建筑师和艺术家，也有很多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看展的人，很多人在这里和村民相遇(图25)。由工作坊学生发起的与双年展建筑工人的对谈也在新公园如期召开，“新桥头人民公园”成了一个不同阶层人群相互交流的地方。村民建构或活化的不只是这个空间，同时还有其中的社会融合——不只是为了策展人、艺术家和建筑师，也为了那些因为双年展而遭受边缘化和排除的人群。正如美国著名城市学家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所说，公共空间里的“公共”是个复数(publics)，它是多元的、有阶层差异的，允许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和冲突。
开幕一周后，工作坊学生再次回访桥头村。在地铁口，学生惊讶地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正在向路人分发“新桥头人民公园”作品介绍的小传单(图26)；在公园里，一位村民正在带领一位看展者导览“人民公园”这个作品；在公园的一面墙壁上，孩子们把墙面当黑板，在上面画画；一些小孩放学后聚集在这里玩耍做游戏，家长放工后到这里领他们回家；一位村民还偷偷从旁边的电柱上接了电源，在公园里安装了一盏灯，供附近的小孩晚上在这里写作业；自从不能在榕树头小广场晾衣服之后，周边居民开始在公园的角落里晾衣服(图27)。俨然，“新桥头人民公园”已成为了村民共同拥有的财产，自发形成的公共生活在这里相互协调，各自上演。
“新桥头人民公园” 的形成是一次村民建构“共同财产”(common properties)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重塑出城中村里面村民之间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合作关系，提升他们对家园的主导意识，以及付诸实际的行动，真正进行空间的利用。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为桥头村的孩子们埋下了一颗公民意识的种子，启发了他们对空间参与的感知力。“人民公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城中村集体空间可以如何被重新利用和重构，以及转化了中国城市传统上利用与创造公共空间的方式。这个过程和成果对城中村里的公共空间价值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塑，有着深远的意义。
3.3 扉美术馆“亿达大厦再建计划”(2019-2020)
如果说“人民公园”的公共性是在一个半公共半私密的被废弃的集体空间上建构出来的，那对于那些还在被使用当中的私人空间呢？它们的公共性如何建构？在与桥头村的村民一起齐力再造“人民公园”的同时，我所在的扉美术馆也正在进行着另外一个更加激进大胆的“再建计划”。
2019年12月7日，“无界建筑季”第一回在扉美术馆开幕，跨越建筑和艺术两个领域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李巨川担任总策展人，并提出“建筑，或者建筑”作为此次展览的主题。展览一共分为3个单元来回应李巨川提出的问题：是固守建筑学的建筑观念，还是离开建筑师原有的位置，用新的实践去创造“建筑”的意义？而展览最大的特点，是将一幢正在正常使用的高层写字楼(美术馆所在的亿达大厦)作为展览场地，建筑师与艺术家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再建”(图28)。在策划书里，李巨川写到：“建筑物并不能解决今天的空间问题与居住问题， 在已建成的建筑物环境中，仍然需要‘建筑’。”这幢坐落于广州东山口繁华中心地带，14年前建成的商务写字楼，建筑师早已在建筑内部为大楼使用者设计了大量的“公共空间”。但是，正如李巨川所言，它们仍然在等待着通过“建筑”成为真正的公共空间。
在“亿达大厦再建计划”这个单元里，李巨川邀请了16位建筑师和艺术家分别对亿达大厦的防火楼梯、卫生间、地下闲置空间、屋顶花园、尚未租赁的办公场地，甚至电梯间等私人物业空间进行一次“公共性”的“再建”。
防火楼梯是每一栋大楼里最重要的人员避难和疏散空间，在日常工作中很少有人会使用它，或几乎不用它。亿达大厦的防火楼梯空间是一对相互重叠又互不相通的剪刀梯。艺术家宋冬希望可以通过一场公众参与的比赛来对建筑物里的防火楼梯空间进行重新定义。在防火楼梯《非锦标赛》这件作品里，宋冬把这对剪刀梯的每一阶踏步从首层开始标上序号，并对其连接的两边墙面进行尺寸标注，让它呈现出设计草图的状态，也让这个半隐身(semi-invisible)的空间清楚地呈现出来。防火楼梯“非锦标赛”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每周举办一次，每次参与人数不限。比赛时，两人一组，各从一部防火楼梯首层出发跑到第十八层的屋顶花园，把两部防火楼梯和屋顶花园串联起来变成了两条交叉叠合、惊险有趣的公共赛道(图29)。
而在另一件《楼梯间的豌豆茎》作品里，建筑师张文婷(Wendy Teo)则尝试在垂直方向上延伸坐落在负一层扉美术馆的公共性。她把亿达大厦每一层的防火楼梯间的墙面设计成一个可拆解的绘画板，并以工作坊的形式持续邀请社会不同群体前来亿达大厦的防火楼梯间参与创作和讨论。前来看展的人也可以在绘画板上编辑和涂改他人的绘画作品，自由参与到墙面空间的创作之中。从负一层的美术馆到第十六层的私人办公空间，这个融入不同群体参与创作的绘画空间如同一根自由生长的豌豆根茎，绵延不绝(图30)。
在建筑师杜鹃的《“舞”睡厅》作品里，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次模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边界的建筑实验。场所位于亿达大厦地下二层已废弃多年的舞蹈室。堆满杂物的舞蹈室在被清理干净之后，杜鹃在里面放置了12个睡篷。每一个睡篷内悬挂着一盏灯，当人进入睡篷内的时候灯光会自动亮起，躺下开始睡觉后，灯才会熄灭。睡篷外的一圈薄薄的透明蚊帐定义了睡篷内部空间的私密性(图31)。杜鹃希望这个装置不仅只服务于亿达大厦的“合法”使用者，还可以为旁边菜市场工作的摊贩、社区居民，甚至是街道工作者提供一个公共的休息空间。
而对于艺术家许冰煌来说，她更希望把如何定义和使用空间的权利交给民众。在她的参展项目《空间计划 1》作品里，许冰煌将亿达大厦第八层大约380m²仍未被出租使用和装修的办公空间向社会开放，招募对此空间进行重新生产和使用的方案，供申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免费创作，给民众提供一次在私人空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建构公共性的可能性。展览期间，疫情的突然爆发迫使亿达大厦八层被封闭，让这次公众参与的行动变成了一次线上有关空间的创作和讨论。尽管最终“空间”的诞生没有透过所谓的公众参与，但它却引发了媒体、艺术家和大众的讨论，让亿达大厦的办公空间变成了一个公共论坛，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这次活动，为如何活化私人建筑物里被闲置的办公空间提供了一次思辩和讨论的机会。
而艺术家欧飞鸿的《刺纸》作品把如何在私人空间里建构公共性推向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为了给上班族在如厕的时候提供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发泄和吐槽的空间环境，欧飞鸿在亿达大厦十层的男女卫生间里各提供了一本名为《刺纸》的地下刊物。在这个展览里，欧飞鸿希望这本每月发布一期的刊物可以为亿达大厦的卫生间服务满一年，如厕者最终成为投稿人，甚至可以加入到刊物的编辑中来，让卫生间变成一个如厕者与艺术家共同参与和主导的编辑工作室。《刺纸》作品把卫生间从一个专为排泄用的隐秘空间变成一个可以生产知识和自由表达的公共领域(图32)。
在“第一回无界建筑季”展览里，我们摒弃了办公楼空间机械地按楼层分区，而是把各楼层业主、美术馆、艺术家、服务人群(如保安和保洁阿姨)、民众和社区串联起来形成各种社群共生的办公楼。虽然建筑师和艺术家们的空间创作不是永恒的(展期为3个月)，但他们透过公众的参与挑战了私人建筑物长久以来被理解、想象和使用的方式，同时也挑战了“公共”的定义和“空间”的生产模式。这些办公楼空间临时开放出来与民众共享有助于推动或启发将一般的私人建筑物转化为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所描绘的“第三类场所”(Third Place)，既是私人的企业空间又是城市和社区的聚集场所，为民众提供更有创造力和多元的公共生活。
4 公共空间会死吗？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人与人之间开始强制实施“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公共生活突然消失。因此，番禺的滨江步行道上所有的旧家具和民众建造的空间一夜之间被清除，桥头村的“新人民公园”、扉美术馆的“第一回无界建筑季”展览和亿达大厦办公空间也被迫关闭。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在验证美国学者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在1990年代做出的预测：公共空间必将死去。很多人不禁自问：公共空间真的会死吗？民众自力营造的希望空间还有希望吗？
因为疫情，人们开始回家避难。为了消解因失去公共生活所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抑郁，困居在家的民众开始思考如何在私人的居住空间里建构“公共性”。他们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家改造成一个不出门就可以社交、娱乐和运动的“公共场所”。在疫情期间，有人把家里的阳台变成音乐会的舞台，和邻居们一起载歌载舞；有人在房门前面开辟一块菜地，和邻居一起种菜；有人把家里临街的窗台改造成一个公共“美术馆”, 给路人和街道工作者带去一丝喜悦和希望；也有很多人在家透过网络为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直播疫情期间的隔离生活，私人和公共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家变得越来越“公共”。这些在家自力营造的“空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在举世溷浊之时民众对公共生活的渴望，还重新看到了民众在空间创作上的想象力和主体性，以及他们参与和实践公共的希望。这些民众积极的行动和参与都扮演了建构城市“公共性”不可获缺的角色，更成为今后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的重要力量。
无论如何，文中讨论的3个案例都是透过参与的方式来重新建构民众日益消逝的集体性和对公共空间的主导意识，并让他们知道，只有透过持续的空间行动和实践，他们才能真正参与城市的再造，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几乎在60年前，简·雅各布斯就警告了所有的城市管理者和专业者：“只有当城市空间是由每一个人参与和创造的时候，城市才有能力为所有的人提供所需要的东西”。民众需要的城市不是由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个体、一个个越来越私有化的空间、一幢幢由相互绝缘的建筑组成的孤岛社会，而是一个可以遮风避雨、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空间，一个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谋求自身利益的公民社会。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哀叹道，“共同体”不是一个现实和可以享受的世界，而是一个人类失去已久的天堂。疫情过后，我们终将要打开房门走出去，重新关注周遭的大小事务，重新返回到日常的实践，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重新参与到城市空间的再造。必有一天，那些自由的公共空间，可以改变权利者和专业者生产和操控城市的方式，成为疫情过后改善或者解决社会面临各种问题的处方，重新担负起民众参与和社区营造的角色，进而建立起一个更为民主、正义、包容、多元和开放的社会，一个人类渴望能回得去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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