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公共空间的重塑：探索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实践式建筑教学

日常公共空间的重塑

探索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实践式建筑教学

Reinventing Everyday Space 

Exploring Practice-Oriented Architectural Pedag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generation

曲菲    吴然    张轶伟    QU Fei, WU Ran, ZHANG Yiwei

Abstract

     存量发展时代的城市更新越来越关注日常生活空间的保护和再生。针对“日常性”的理论探讨常常作为一种设计话语，影响城市更新中的价值判断。然而，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尚缺少可供建筑实践参考的方法论，需要在实践和教学中探索在地性的视角和策略。文章从日常空间的理论出发，论述了在公共空间实践中对日常性和都市性的思考，并展示了将实践所需的理论和策略融入本科设计教学的过程；围绕公共空间的理论建构与教学转译，探讨了三年来的真题式实践任务和项目流程如何启发学生对当下都市空间矛盾性和设计师角色的思考。通过对教学全过程的分析，文章提出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互证有助于学生自主地认知空间社会价值并探寻改变决策者观念的实践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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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更新的概念最早由西方国家提出，被定义为解决城市问题和提升地区经济、物理、社会和环境情况的一项全面和整合的行动[1]。随着中国旧城改造和更新实践的不断推进，城市更新的手段从大规模的拆旧建新转变为更加关注日常生活的实践，如社区营造、空间微更新和公众参与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日常生活的容器，承载着不同人群间的相遇、互视、记忆与认同，成为城市活力的主要来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更新开发者生产利润和实施监管的空间[3]。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空间生产”（space production）理论阐述了城市空间中的变奏与矛盾，普通民众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占用和挪用（appropriation）自发地与权力控制下的空间模式抗衡[4-5]。然而，日常性理论多作为一种批判式的设计话语使用[6]，缺少可供城市更新实践应用的方法论。如何在城市更新中保留和重塑日常空间，既需要理论方法的开拓，也需要实践机制和教育模式的探索。

在实践机制方面，近几年社会治理的革新创造了更多元的设计角色和专业知识的拓展需求，如以激发社区内生力量为使命的社区规划师，需要有效地组织公众参与，并运用超越传统建筑学的方法和工具，为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创造平台[7]。在教学方面，由日常性引发的建筑教育不能将“空间”视为单纯的物理存在或建筑师的个人创作，也不应将建筑学简化为抽象化和精神性的形式符号[8]。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建筑教育一直有注重社会人文学的传统，通过真实的场地项目和公众参与挖掘城市日常行为中潜在的社会关系，图绘和记录这种社会关系自发形成的空间策略（tactics），让建筑师仅以中介者的视角介入空间策略的转化。这种融合了城市性和社会性的建筑设计教学在中国本科教学体系中一直有所缺失。近年来，同济实验班的设计教学对当代都市环境的真实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体现出建筑教育中知识体系的转向，即从关注形式操作到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9]。

针对深圳城市建设与更新的特殊语境，笔者在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了“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营造”课程。教学试图探讨公共空间实践如何回应深圳当下真实、多变、复杂的空间环境与社会矛盾，并融入对“日常性”的思考。本文展示了教学理论框架，尝试对与公共空间相关的议题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并通过对教学方法的阐述，讨论在真实的多方参与条件下开展实践式教学的途径，并检视现有教学过程及成果对日常空间理论的回应。

2 缘起：实践中的理论建构

开设公共空间主题课程的基础来源于实践项目中的研究和发问，由此决定了课程的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实践导向。2018年，都市实践设计事务所接到深圳福田区政府的委托，对福田中心区所在的街区进行公共空间的活力提升，这一计划由笔者当时所在的都市实践研究部主持调研和设计。福田中心区是粤港澳大湾区都市中心的典范，在形态上完美追随了现代主义城市的理性规划和功能至上的原则，中轴线、大片绿地、宽阔的机动车道和被孤立的街区，日常空间的缺失使得尺度失衡的公共空间成为社会层面的“城市空墟”[10]，需要被注入新的活力（见图1）。

1. 福田中心区公共空间鸟瞰

基于对公共空间理论及深圳中心区30年历史事件的回顾，现有空间中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都市性”和“日常性”的对抗，即都市治理与日常权利之间的抗争，这也成为日后以实践为导向的真题教学中最具讨论意义的部分。

“都市性”是城市社区不可回避的属性，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概念中都市是一个遭遇、对抗、集会同时发生之所[11]。在空间上，都市性体现在空间发展受制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输送产生出的政治象征，如中轴线的仪式空间，轴线两翼地标性、奇观化的摩天楼，尺度宏大的政治性公共空间。然而在治理上，都市性也代表策略的高效落实和资本的集中，预示着在城市更新中获得更多成本效益的机会[12]。城市中心区通常存在许多未被激活的私属屋顶花园和行走不通顺、界面非公共的二层连廊。正如索金（Michael Sorkin）曾提出的，被私营部门管制的看似安全有序的“主题乐园”式的公共空间[13]，其往往无形间限制了日常活动的发生，进入和使用这些空间成为一种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

市民对都市空间环境有着“日常性”的再诠释。城市中杂乱而多元的日常活动本身就具有永续的活力与创造的能量[14]。例如，傍晚时市民在广场街头自发的演唱创造出的瞬态活力，或是儿童在游戏和追逐中创造的活跃和生机。基于市民日常的即兴创作，空间的主体发生了瞬时的转换，从而共同激发出新的社会场域。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日常性概念中即包含了对群体有意识或无意识产生的日常活动的关注，和对由此产生的非正式的空间生产和无序（disorder）状态的重新审视[15]。正如苏贾（Edward Soja）所说，不同群体对空间规则的对抗、翻转和再现恰恰建构了空间性（spatiality）最本质的内涵[16]。

都市实践一直尝试以场所的社会文化属性建构介入城市问题[17]。面对这一复杂的公共空间激活计划，都市实践研究部首先从公共空间理论和历史事件回顾中总结活力背后的社会–空间机制。基于对近300篇与公共空间活力相关的中英研究型论文的回顾，笔者在学术层面主要回应两个问题：1） 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提出了哪些激发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2）针对当下城市实践中传统策略的局限，有哪些机制可以促进居民自发形成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社区？其中对前者的回应形成了课程教学的理论框架，对后者的回应影响了课程的组织模式。

课程从关注空间的日常性与都市性之间的矛盾出发，以公共空间的微更新为实践载体，引导学生能够既不局限在微观物质层面讨论空间改造而回避资本和权力的力量，也不仅用宏观角度讨论空间设施的供给而忽视日常生活中偶发因素的干预。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塑应该被视为市民、社区和城市共同参与的社会运动，是调动空间资源解决利益、权力与价值观冲突的过程。这对建筑教学模式的革新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成为课程尝试回应的目标。

3 转译：教学理论框架的生成

从实践研究成果到教学目标的转化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系统的和易于理解的课程理论框架，让学生获取足够的知识与能力来理解空间活力赋予过程中多方面因素的相互关系。同时，教学鼓励在各项研究的具体语境中理解日常空间的价值。课程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公共空间活力的理论溯源和议题演进的梳理；二是提供不同尺度和实施主体的公共空间活力营造指标。

3.1 公共空间活力的理论溯源和演进

公共空间理论的源头横跨现代城市、建筑理论与哲学思潮变迁。在建筑学的语境中，被实践者广泛讨论的日常空间理论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学界对空间生产的思辨。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揭示了空间内在的社会性，包括弱势者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对空间的挪用促进了空间的再生产[4]。随后苏贾、哈维（David Harvey）等学者从社会学和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对弱势群体的公平性[16]，以及公民在资本与权力的狭缝中自发改变空间的力量[5]。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对城市空间“公共性”的保护就开始与公民权利联系在一起，用于批判建筑和城市规划中过于追求秩序和效率的现代主义思想。公共空间的历史也曾是西方崛起的批判史[18]。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ent Bauman）称现代主义者正因发现了人类的自发性是不可控的，于是像施展园艺一样，试图将秩序、工整和控制建立在无规则、无序和令人生畏的自然造物之上[19]。20世纪60年代，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迎合汽车增长的城市规划与日常生活的矛盾愈发尖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批判城市实践者忽视了理论检验的过程和对城市日常运作规律的探索，创造出令人目眩和简单抽象的机械玩具[20]。雅各布斯所拥护的日常性可看作是城市活力概念的起始，强调了城市中真实、即兴的日常活动背后不可思议的秩序与和谐。

从各时期文献中关键议题的变化可以看出，公共空间活力理论的演进可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见图2），对活力的研究目的也从定性地探讨场所设计策略到定量地梳理活力评价和营造的指标并融入政策制定。对日常性和都市性矛盾的争论主要集中在2000年前后。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策导致私人投资增多，政府的权力逐渐萎缩，大量公共空间被私有化。一些学者认为缺少了群体包容性的私有化空间失去了日常性，是伪公共空间[13，21]；另一些学者认为私人投资的介入帮助提升了公共空间的质量[22]。一场关于公共性和士绅化的辩论在千禧年前后展开并延续至今。从此，市场调节和空间治理成为日常空间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2. 公共空间议题的进化

3.2 公共空间活力的营造指标

从文献综述可以推断，影响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十分繁杂，涉及从物质层面规划到软性层面治理等诸多维度。同时，城市更新和改造的实践也提出了诸多提升场所活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过于具体，且与时代、地域与文脉背景息息相关，这就增加了理解和实施这些要素的难度。为方便学生理解，笔者从系统阅读的两百余篇文献中概括提取出6个方面的12项影响因素及其学理议题和讨论语境（见表1），构成了理论讲授环节的框架。议题的演进紧随社会经济的变迁，从对形态功能的关注开始，逐渐发展到对参与式设计和协作治理等过程正义的重视，例如街网的紧密和功能的复合是城市空间活力产生的先决条件，而平等的使用和有效的治理可被看作是活力在社会发展中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从日常生活的价值出发，课程的理论讲授注重空间与社会软性协商的过程，强调了活力场所的形成（place-making）和发展维持（place-keeping）将依赖不同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权衡关系。

表1. 实证研究中的空间活力要素

为帮助学生自主地实践真题，教学框架涵盖了设计和运营中可供评价和控制的具体指标，参考各指标在实证文献中的研究维度，图绘出空间活力的指标象限（见图3）。其目的是展现6个因素之间从宏观到微观尺度、从实体到精神层面的认知和行动逻辑，为实践策略提供选择的基础。从指标间的对比可看出大量研究已针对形态、功能、场景等物理空间指标对活力的影响给出具体的量化评价，然而在建筑社会学层面的事件运营、管制和施政方面则多以个案分析的定性描述为主，难以直接转化为实践指标。这也验证了日常空间的营造并非是可轻易定论的自然科学，而是利益权衡下不同标准的价值选择。对后三项策划运营类因素的理解也无法依赖于课上的理论讲授，而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思考。

3. 影响公共空间活力的指标

4 方法：教学模式与情境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公共空间活力营造”课程在2019年正式开展，前两年为本科四年级建筑、规划与风景园林学生可共同选修的专业课，第三年改为本科三、四年级建筑类专业可选修的专题研讨类创新短课，每年选课人数在15~40人之间。课程涵盖9次正规授课和研讨会，从调研到结课一般为14周。课程除一位固定的主讲教师之外，还在每年不同的任务中邀请相关领域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城市更新团队负责人等作为校外导师参与设计研讨。

教学模式的突破性在于以当下正在发生的城市更新中涉及的公共空间改造真题作为最终任务，涵盖了都市文化、校园营造、社区更新等不同的主题作为研究对象（见表2）。学生进行跨专业的分组，并选择感兴趣的题目，获取相关阅读清单和调研资料。每个任务均涉及对日常空间的重塑，例如校园营造课题鼓励学生从身边的日常活动观察开始，思考校园公共空间如何促进不同社群之间的交流，以参与式设计的方式激发场所记忆与认同。校外真题项目则对应都市性和日常性的共生，以城中村和旧社区中的街道、市场、公园等公共空间的更新为情境，带领学生了解现有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公众诉求，并梳理各方利益主体在空间中的作用。师生通过与校外机构、居民及管理机构多方协调，让设计方案能够最大化地考虑项目的落地性及维护运营。

表2. 历年课程项目主题

课程安排采取了理论讲授与开放研讨结合的方式，有意地与国际领先的参与式微更新的项目执行逻辑相对应（见图4）。例如，以PPS（Projects of Public Spaces，公共空间计划）为代表的实践机构倡导从社区出发的项目程序，从倾听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开始，深入社区调研找到关键问题，在提出愿景之后进行短期的试验，持续评价和修订之前提出的方案直至最终完善[23]。相对应地，课程从社区调研和咨询会开始，前期理论讲授帮助学生快速进行问题定位并理清相关因素，在中期汇报中以海报和草图模型的形式向社区展示初期愿景。之后课程转变为研讨会的形式，邀请从事公共空间实践的开发者、研究员、建筑师及跨专业的体验设计师与学生分享不同角度的经验，带给学生更广阔的视角和批判的思维，也为学生预留时间与社区进行再沟通，或开展轻质快速的建造实验以检验可行性。课程最终以公众分享会或社区议事会的形式鼓励学生与社区交流方案并反思在地性的活力提升机制。

4. 教学方案流程

 5 成果：走出图纸的“未完成”的设计

课程一直在努力突破的是让一些“非识别”[24]体系的过程成果可以得到关注和认可，即那些在美学上和功能上不易被归类的、非确定性的策略和动态过程。相对于传统设计课程以完整的图纸作为成果要求，公共空间课的成果兼顾空间解决方案与社会层面策略，鼓励学生抛弃抽象化的思维惯性，不要草率出设计方案，走出“纸上的建筑学”，到社会中寻找答案。三年来课上的学生共提出了15项实践性的设计和改造方案，其中2项被落地建成，1项进入落地深化阶段，5项计划在公众参与活动中征求了居民的协作和意见，也有5项计划终止于街道办等机构的目标转变。课程教师在成果评价中包容“未完成”的设计并放大过程的价值，促使学生反思在多方利益权衡下将设计作为开放的、永未完结的状态，允许附加物的产生和不断适应未来的变化。

5.1 梅秀路调研改造——重置底层人的劳动市场

2019年课程和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合作，受梅林街道的委托提升梅秀路的空间质量。街道一边为常年被围墙封锁的堆满废品的荔枝园，周边居民既有城中村的租客也有中产小区的业主，街道上时有出现的赤膊打牌的农民工也是街道办需要处置的难题，复杂的现实情况让梅秀路改造成为探讨日常与都市性矛盾的理想情境（见图5）。

5. 梅秀路初次调研记录

在街道组织的设计座谈会上，学生们见到了各方利益相关者，包含城中村股份公司的老板、中档居住小区的业委会代表、老年人协会会长以及热心居民代表。各方都希望将围墙打开，但对开放后荔枝园的使用功能各执一词。学生们也采访了街道上打牌的农民工，发现牌局实际是一个瞬时存在的、非正式的劳力市场。由于大部分打牌者都是居住在附近城中村，接搬运和维修生意的临时工，牌局既是等候上工时的消遣，也是他们与潜在客户发生碰面的空间，占据街道明显的位置意味着更容易遇到客户，所以很难被硬性驱逐。

针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学生们的分组讨论延伸出不同的方向，并在中期制作了方便与居民交流的意向海报（见图6）。第一组学生关注于目前作为废品堆放点的荔枝园开放后的功能节目策划：希望用轻质的构件为日常的打牌和健身者设计设施和遮阴，并通过社区市集、舞蹈活动和社区电影日等事件营造为这个小公园吸引更广范围的居民，也为底层居民参与软性空间运营提供机会，因此项目被命名为“无限计划”。第二组学生认为开放后的公园不仅应为街道提升品质，也应为另一边的城中村带来更友好的界面和可达性。因此，他们的设计重点为让公园与城中村的界面“通‘情’达‘里’”，既拓展城中村局促的空间提高居住品质，也填补高差让公园对城中村的居民更具可达性和包容性。第三组同学将主题称为“牌局漂移”，他们认同牌局生产出的劳动市场具有社会意义，提出城中村口可作为转移牌局的场地，因为那里对街道市容的影响较弱，也具有很好的通行人流能够保证与潜在客户的碰面机会。学生重新设计了村口的公共空间，重塑城中村文化标识的同时提供睦邻场所给闲散的日常使用者。

6. 梅秀路周边改造的意向沟通海报

虽然最终由于梅林街道的旧改方案改变导致学生的设计没有落地，但学生在这个项目中得以亲身体验理论中提及的空间生产过程：城中村中大量的底层居民无意识地或无奈地占用或挪用着城市街道的公共空间，打牌现象的背后是劳动者最日常又必要的生产活动。这个生产出的“社会空间”有时会与倡导文明街道的“象征空间”产生冲突，这也是深圳快速城市化遗留的社会问题在空间上的体现。

5.2 蛇口社区公共艺术介入 ——老鱼市的空间记忆再现

课程开始的第二年，可参与的项目更加多元。当时由深圳设计互联组织的社区节正在征集能代表蛇口文化的社区艺术装置，这成为课上学生体察社区日常空间文化的好机会。几位学生在社区基金会老居民的带领下深入蛇口老社区，尝试发掘具有社区记忆的公共空间，最终将目标锁定为一个即将被拆除的鱼市内部的买卖空间。这个即将被洁净的新市场替代的旧鱼市一直属于临时建筑，但其承载了几代蛇口人的记忆。学生发现在不到2 m宽的过道空间里，人头攒动，人们习惯了与陌生人擦肩碰触，摊位前的停留空间也常要出让共享给其他摊位的顾客。这种和谐的邻里空间和密集的社交距离正是蛇口这个由集市发展出的渔村文化的特色，也是这些在城市消费改革中即将失去实体空间的弱势群体需要被保护的记忆。

“人的记忆会消逝，机器的记忆得以永存”，学生想通过一个不断推动的装置再现这样的空间感受和记忆，并作为蛇口市民可以体验的公共艺术装置（见图7）。最终的作品将多个买家行走和驻足时与摊贩的距离转译为人工智能编码，并转化成两排电机的运动程序，随着人走入两排电机中间的狭窄空间，电机将推动模拟肩膀形态的弧形端头不断改变距离宽窄，呈现出与人擦肩的感受，并通过现场屏幕再现鱼市的影像和声音。装置提案最终被选中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展示，被抽象化的实体装置以尺度感受作为线索，延续着居民对鱼市社交空间的记忆。

7. 旧鱼市的空间再现

5.3 校园公共空间营造 —— 社区动员的“自为”过程

在校园公共空间的改造中，学生直接以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双重视角开展设计，从细致的校园日常生活观察开始，将改造计划与公众分享征求意见，在社区动员的过程中寻找更多的设计参与者。

在2020年的课程中，一组学生为建筑院馆地下一层沉闷的实验室空间进行了导视系统的设计和空间激活（见图8）。设计用鲜明的色彩、平面图、亚克力小人、丁字尺等建规学生熟悉的语言符号，重新宣告了学生在科研类实验空间中的主体性。过程中的意见征集和传播也让这个只花费了一万元、总共耗时一个月的轻质激活实验受到更多师生的关注，为院馆未来的空间激活项目提供了驱动力。

8. 院馆地下实验室空间激活

2020年的另两组校园营造计划主要关注于设计参与活动的策划组织。学生在计划要激活的空间选址先策划了热闹的公众参与活动，瞬时激发了场所的活力，让周边的学生看到空间的潜力，并期待以学生后续更频繁的自发使用来争取被校方支持的“市场机会”。学生们用心策划了数场成功的公众事件（见图9），最终提交的成果突破了设计图的局限，包含了前期踩点和调研采访记录、互动展板模型的设计、公众咨询的成果视频记录、活动持续下去的机制等。学生在过程中自发成立了深大空间营造的社团——“活荔空间营造社”。这一次以实践机制作为成果的尝试，回应了公共空间理论中推崇的“异质空间”的营造，通过社区动员让同属一个社区的人产生自我辨认，激发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14]。

9. 校园空间激活的公众参与活动

5.4 大芬油画村公共空间更新—— 社区共治的自生力量

2021年的课程任务为城中村公共空间的微更新，借着深圳大芬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学生与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作，参与了大芬油画村的城市设计。大芬村曾以名画临摹和行画制造闻名世界，得益于低成本的优势，在村中狭窄的农民楼中聚集着8 000多名油画从业人员和上千家店铺。辅街和小巷的许多公共空间被店家自发地征用装饰成为“墙壁画廊”和油画体验场所，呈现出活跃的社区生态和空间特色。虽然受市场环境的影响油画村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但设计方案希望尽可能保留大芬有别于精英艺术社区的“草根制造”特色，并让学生深入社区主导公众参与设计，了解和重塑日常空间，尝试激发画师团体的社区共治力量。

其中一组学生以画廊向外溢出的挂画展示空间为切入点，通过调研梳理和微小的设计优化，希望此空间特色在旧改后得以延续（见图10）。学生将功能溢出的形式分为占用、加建和改造三类，在调研中图绘记录了三类空间的位置和形式，并采访了不同店铺主对空间溢出的需求。在大芬的公众议事活动中，学生将主题命名为“大芬碑谷”，介绍大芬独有的“艺术外扩空间”和街道玻璃画廊的历史，并提取有特色的空间外溢方式制作成乐高积木，吸引众多居民和儿童参与积木搭建，挖掘灵活有趣的自然生长的空间。这个项目启发了人们认识片区内这些自发无序的彩色空间的价值，也希望让大芬街道和城市更新团队重新思考被占据的公共空间，不用过度统一的方式，在解决消防和结构等安全问题的同时保留空间特色。

10. 大芬油画村的空间占用调研

课程以一次公众议事活动作为最后一课，学生带着小比例的预搭建样品、展览模型、参与式手工等与居民进行交流和共创（见图11），这样的过程创造了很多开放式的结论。公众参与式的设计一直是社会设计和社区营造领域的实践基础，也是未来建筑师应积累的经验。在本科课程中以公众议事的组织作为训练目的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协调工作并包容非图纸设计的过程成果。实际上，学生也在适应这种不确定的设计体验，他们习惯了花费最多的时间将笼统和万能的设计策略绘制得具有平面上的复杂表现力，却不知如何将设计降解为低分子式的简单表达与使用者建立沟通和共创。一旦参与式的思维被激发，学生天然具备的创意和引导能力可以帮助项目吸引更多的群众支持，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建筑师在塑造社区日常空间时的角色。

11. 大芬公众参与式设计活动

6 结语：理论、实践与教学的互证

公共空间是从单调的都市生活迈向活力城市的积极元素。以“空间生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性空间理论影响了公共空间的实践，也撼动了以单纯讨论形、空间二元关系的传统建筑教学体系。融入社会人文价值观的建筑教育探索正当时。本文展现了公共空间理论的溯源及在实践中对都市性和日常性空间的思辨，完整地呈现了在设计教学中融入社会生产视角的尝试。这一实验式教学的关键点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互证，课程的理论框架来源于实践中的总结，而讲授方式密切结合于短期真题的实践。这一方法弥补了社会空间理论教学中难以付诸实践的局限，也为学生模拟了真实的情境和现实的阻力。学生在实践中更自主地进行相关知识的构建，在多方参与的设计过程中理解各方主体、政策与空间因素斡旋、对抗乃至最终达到共存的过程。

伴随着深圳城市建设的逐步降温和市民身份认同感的提升，对于公共空间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将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课题，并逐步沉淀为建筑教育核心价值的一部分。这次教学实践立足于大湾区城市更新的背景，引导学生对深圳的高速发展遗留下来的空间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和反思，在真实的实践项目中发掘城市中重复着的、瞬时的和不确定性的日常行为活动具有的空间意义。同时，短题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局限，例如因课程时间有限前期公众参与的结论无法落地；或由于改造项目施工进度变化而中断了与研究型机构的合作，导致学生的方案已无人关注。然而，本课程对建筑教育核心价值的拓展具有积极效应。学生领悟到空间无法一厢情愿地被建筑师的个人观念所主导，而是在时空变动中被社会动力所赋形和塑造[8]。同时，凭借成果评价的开放性，新的教育实践将通过参与式的过程设计改变学生追求纸上建筑学的思维惯性，让公共空间的实践作为一种学术话语来改变决策者、管理者及使用者对于城市的固有认知。最终，课程以建立空间正义的价值观为目标，激发学生对抽象的公共空间议题进行自主解读，成为未来日常性现象的观察者与推动者，并以知行合一的方式来认识复杂的都市生活。

（感谢刘磊、孟岩、张云三位老师为课程提供与实践结合的机会。谢谢刘雅、高翔、莫思飞、曾冠生、张之杨、谢菁、阮文韬、朱丹、龚维敏、李甫、张烁、唐伟军、肖靖、黎芷欣等诸多设计师先后为课上学生带来的精彩分享和点评。感谢研究生谢琦对图文资料的整理。）

（图表来源：图1、图9、图11：作者拍摄，图2~图5：作者自绘，图6：学生马志锋、陈瑞泽、王钧誉绘制，图7：学生黄文傲、黄文杰绘制，图8：学生陈淑妍拍摄，图10：学生张徽怡、陈淑蔚绘制，表1、表2：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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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2年第2期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曲菲、吴然、张轶伟《日常公共空间的重塑：探索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实践式建筑教学》，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深圳市建筑环境优化重点实验室、深圳市医养建筑重点实验室（筹建启动）

作者简介：曲菲，女，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助理教授；吴然，女，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研究部 总监；张轶伟（通讯作者），男，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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