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圈视角下川渝乡村地域系统异变与规划应对

前言：乡村生活圈以不同尺度活动圈域反映乡村多级频次等级的生产消费行为，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典型刻画。本文从生活圈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川渝地区一般范式下生产生活秩序稳定自洽的城镇村关系被打破，形成了“乡村人口越流出—乡村服务越凋零—县城服务越集中—村县服务联系越加强—乡村人口越流出”的正向反馈，村庄到县城的联系逐渐紧密，受不同区位影响形成了两类乡村生活圈。一类是乡村生活圈呈现空心化的大多数乡村，乡村传统基本服务功能正在逐级外移；另一类是乡村生活圈呈现扁平化的城周乡村，“村-镇”联系逐渐弱化，城乡要素密切对流。研究认为，各级生活圈服务设施的收缩应与乡村收缩进程相协调，应着力在乡村生活圈服务尺度的稳固、服务链接能力、特色开放功能等方面不断探索。

作者 ：

惠小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    

张丁文，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关键词

乡村地域系统；生活圈；村庄规划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城乡关系由静态孤立走向对流融合，我国乡村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核心之一。总的来说，现有对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偏于阐述均等化的内涵及价值观念；依附于静态的城乡等级体系研究布局；偏于具体的设施配置标准，同时偏重城市居住区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研究等。

在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要求下，规划要真正贴近乡村的实际需求，从内部认识乡村这一生产生活生态高度复合的有机体。对于川渝地区特殊人口城镇化背景和地形环境影响下，乡村内部耕作生产、兼业务工、就医就学、探亲购物等地域系统运行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把握不足，忽略了设施需求服务层次、服务半径、服务容量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实际需要。鉴于此，本文从生活圈理论视角出发，针对川渝地区乡村的实际特征，刻画城乡公共服务空间与乡村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对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做出规划应对。

#1

乡村生活圈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典型刻画

乡村地域系统是指一定地域内不同等级聚落经由各种要素流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联结而成的有机统一体，涵盖了乡村地域范围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各种功能行为关系。我国乡村地域的聚落等级一般是由村庄-乡镇-县城三级构成^[1]。从演变角度看，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地域系统也在深刻的改变。

在乡土社会主导时期，乡村居民活动以农事生产为主导，乡村居民点的布局形式以耕作半径为主导，聚落相对分散，居民活动范围较小，活动圈层与聚落等级关系密切而稳定。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和高速城镇化的当下，乡村农事生产意愿在下降、外出打工或兼业比例大幅提升，乡村居民对于休闲娱乐、品质消费的需求在提升，乡村生产生活地域处在动态复杂的变化中。总体上看，乡村地域系统的聚落关系从静态到动态，从以农事生产的耕作半径为主导，逐渐转向了以多元生产消费行为的行为生活圈为主导。

生活圈概念起源于日本，是指人们从居住地到工作、教育、医疗等生产、生活服务提供地在空间上活动移动形成的圈层形态，具有丰富的时空属性^[2]。对于聚落联系，乡村居民为了耕作、教育、医疗、购物及休闲等不同类型的等级服务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结合出行特征、交通条件等，其出行移动构成了一定范围的圈域边界，即乡村生活圈。一般认为乡村生活圈体系由基础生活圈、拓展生活圈和高级生活圈组成^[3]。

相比传统等级体系、功能结构等静态描述，乡村生活圈可以更加真实的对乡村地域系统结构进行刻画。乡村生活圈活动的类别和目的地选择，反映了县城、镇等服务功能及其对于居民是否具有吸引力。乡村生活圈的圈域范围，反映了县城、镇各级聚落中心的服务范围和边界。

#2

一般地域关系下的乡村生活圈范式

通常情况下，我国城乡单元的公共服务配置按照“县城—乡镇—重点村—一般村”展开。这种配置以服务人口和门槛规模为内在配置逻辑，反映到乡村生活圈上，是与乡村生产生活出行规律相对应的服务配置结构：远距离、低频次的活动与乡镇、县城相匹配，对应的是高级生活圈。近距离的、日常性的活动与一般村相匹配，对应的是基本生活圈。中间层次的活动与重点村相匹配，对应的是拓展生活圈。2016年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也显示，村民到镇区的高频次出行比例均很高，达到60.64%；村民到县城的高频次出行比例则相对低很多，仅为15.58%，中国村和镇区的紧密联系仍然是普遍性规律（图1）^[5]。

图1 乡村居民前往高等级服务地的频次分布图

资料来源：自绘

 

基本生活圈，服务于村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某种意义上仍然以耕作半径为主导。以一般村为中心，满足日常耕作、日用品购物、幼儿教育、体育健身和基础医疗等基本生存型需求。一般以幼儿、老人可承受的步行15-30分钟距离为圈界，服务半径约为１公里。

 

拓展生活圈，为村民提供较高级别的服务设施。村民从交通便捷、区位适中的重点村或中心村获得该类服务，满足小学教育、多品种购物、养老等需求。以电动车和摩托车车行10分钟距离为圈界，服务半径约3-4公里。

 

高级生活圈，村民从乡镇获得更高级别的服务设施，满足中小学教育、集贸市场、品质购物、文体娱乐和养老医疗等需求。以电动车、摩托车或公交车30分钟车行距离为圈界，服务半径约8-10公里（图2）^[3,4]。

图2 一般地域关系下乡村多级生活圈模式图

资料来源：自绘

#3

特殊的城乡关系致使川渝地区乡村生活圈异变

3.1川渝乡村居民行为活动的圈域尺度在变化

围绕“县城—乡镇—重点村—一般村”城乡等级结构，乡村生活圈体系强调村-镇-县的传统等级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川渝作为人口流出地区和山地地区，一般范式下生产生活秩序稳定自洽的城镇村关系逐渐被打破。

2016年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显示，乡村居民“村-镇-县”的跨地域出行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村-县联系高于中部[5]。其中，四川、重庆的调研村到县城的高频次出行比例较高，这些村庄到县城的联系比较紧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体系有所动摇，村民开始倾向于直接前往更高等级的服务地享受高等级服务（图3）。

图3 乡村居民“村-县”出行的高频率出行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与乡村地域系统调查研究》

就一般性认识而言，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村民生活水平高，高等级服务需求促使下，其前往县城的联系在增加。而川渝地区多山地地形，村庄到县城交通相较中部地区更为不便，村-县联系反而在增强，表明川渝地区乡村生活圈不仅受到高等级服务需求的拉力，也受到城镇化发展的推力，在推拉共同作用下村民原有活动出行的空间尺度发生变化，导致川渝地区乡村生活圈产生异变。

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以生活为主导，呈现明显的“教育城镇化”等特点^[6]。一是从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来看，川渝县域单元工业发展偏弱、薪资竞争力不强、招工难情况普遍，工业对城镇化的带动支撑作用与东部地区比较明显偏弱。县域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乡村普遍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二是在快速城镇化时期，依赖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的返还，农村家庭到县级城市置业、老人带着儿童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普遍现象。且由于山地地形影响，山地村落普遍小而分散，在人口流出情况下，乡村公共服务很容易低于设立的门槛规模而裁撤，县城则不断需要新建大量学校。三是川渝农村交通路网的完善、村民摩托车、电瓶车、小汽车保有量的上升及城市公交向乡村地区的延伸覆盖，使得村民村县两头占地交通约束在减小，村民对出行空间成本的接受范围正在提高。总体上，形成了“乡村人口越流出—乡村服务越凋零—县城服务越集中—村县服务联系越加强—乡村人口越流出”的正向反馈，受不同区位影响在空间上形成了两类乡村生活圈。

图4 村县联系加强的正向反馈示意图

资料来源：自绘

3.2大多数乡村生活圈呈现空心化：传统基本服务功能正在逐级外移

对于县域大多数乡村，乡村生活圈正在空心化[7]。调研访谈显示，人口的大量外流、耕地撂荒增加、农房闲置率提高之下，县域不断的进行撤乡并镇，撤村并点。对于基本生存型需求，村民虽然耕作半径不变，但日用品购物、幼儿教育、基础医疗已逐渐转移到相邻重点村了，基本生活圈圈界由原来的一般村被动扩大到重点村。对于拓展型生活需求，设施也在收缩。以学校为例，镇域学校大幅减少，现状配置一般为1个镇小和外围的若干个村级教学点，原有小学教育需求不得不在乡镇层面满足，拓展生活圈圈界由原来的重点村被动扩大到乡镇。高级生活圈同样如此，由于镇乡级服务的缺失，到城市置业或租房、中小学教育和生活服务外移的比例在增加，甚至越偏远的、服务缺失程度越高的村其外移比例越高，高级生活圈圈界由原来的乡镇扩大到城市。这一现象反映了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背景下，川渝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出现了空心化，乡村传统基本服务功能正在逐级外移。

图5 空心化的乡村生活圈模式图

资料来源：自绘

3.3城周乡村生活圈呈现扁平化：“村-镇”联系逐渐弱化

对于城市周边的乡村，乡村生活圈呈现出扁平化特征。城周乡村因为区位条件好，大量土地被流转给企业做规模经营需要一定劳动力，且村民因为距离城区近就近务工经商便利，因此乡村劳动力外流比例相对较小。同时受资本下乡影响，农业乐园、亲子农场等农业新经济空间带来了外部的消费，给乡村带来新的活力。乡村基于耕作半径的基本生活圈相对稳定，但到乡镇的出行需求在减弱，倾向于直接进城获得中小学教育、品质购物、休闲娱乐等拓展型生活需求和高级生活需求。因此，在“村-县”联系紧密，“村-镇”联系逐渐弱化的情况下，乡村拓展型生活圈和高级生活圈扩大到城市，城市周边城镇村空间逐渐扁平化。

图6 扁平化的乡村生活圈模式图

资料来源：自绘

#4

动态协调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从乡村面临的实际和实用性角度出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等同于绝对的空间均等。围绕各级乡村生活圈的尺度异化，结合人口分布、交通设施等，提升生活圈服务效应。

4.1 空心化的乡村生活圈：稳固服务的空间尺度，提高服务的链接能力

对于大多数正在“空心化”的乡村生活圈，这类乡村一方面目前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比例较高，在活动出行上属于需要格外关注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大部分乡村在客观上处于收缩进程之中。因此，其重点在于稳固村民基本需求的服务尺度，提高高级需求的可达效率。

对于较高频次出行的基本生活圈和拓展生活圈而言，圈域半径不能无限扩大。镇一级的服务地对于当前乡村地区“老妇弱贫”人群的基本服务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前大规模的撤乡并镇、撤村并居应逐步有序开展，撤并的进程不应大幅超过乡村人口收缩的进程（图7），撤并地域还应与乡村规划的人口转移调整耦合相促。并且，部分撤并的乡镇仍可以保留部分金融服务、集贸市场、小学教育、养老服务的服务点，使服务空间网络不会断裂、服务圈域不存在覆盖盲区。

图7 乡村服务供给与乡村人口收缩进程相协调

资料来源：自绘

对于出行频次一般的高级生活圈而言，更强调服务的时空可达性。有研究表明，对于乡村跨地域出行而言，随着机动化水平提升，出行距离的影响强度较弱；随着“村村通公路”的覆盖，道路设施便利度对出行也无显著影响。区位和交通设施已不再是影响城乡联系的最主要因素，关键制约居民出行的是城乡公共交通的供给，尤其是对公共交通设施的便利程度敏感性较高。因此，应着力增加城乡公交站点在乡村地域的服务覆盖，提升村民到公交站的便利可达性，通过改善末梢提高高级生活圈对乡村地域的服务链接能力。

4.2 扁平化的乡村生活圈：反向服务城市，培育特色功能

对于城市周边“扁平化”发展的乡村生活圈，其重点在于围绕“城”编织“村”的生活圈网络。在城郊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交融发展的趋势下，乡村地域应结合下乡资本的力量，孵化特色型功能节点，培育具有专业服务功能的拓展生活圈、高级生活圈，如体育特色乡村生活圈、医养特色乡村生活圈、研学特色乡村生活圈等。生活圈的服务圈域将是开放的，不仅服务于乡村，也吸引服务于城市居民^[8]。

在这类乡村地域，镇相对于村，虽然具有行政等级的优势，但在新经济的资源潜力和潜在导向方面要弱于乡村。未来城郊特色型乡村生活圈的布局，应以资源为导向而非以行政等级体系为导向，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把用地指标、基础设施等空间要素向富有潜力的乡村地域倾斜。

#5

小    结

以人的体验为核心，构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的生活圈域，不仅是城市居民的需要，也是乡村居民的需要。本文从生活圈视角研究川渝地区乡村地域系统，研究表明，川渝地区乡村长期的人口流出、破碎切割的丘陵山区地形、严峻的农业生产条件等，使乡村对城市的依赖相对其他地区更为突出，其乡村地域系统逐渐分化异化：一类是大多数乡村，原本生产生活秩序稳定自洽的乡村被动外扩行为活动圈域半径，乡村生活圈呈现空心化；另一类是城周的部分乡村，城乡资金、信息等要素密切对流之下，乡村生活圈呈现扁平化。

虽然从大的趋势而言，乡村人口收缩向城镇转移是城镇化的固有趋势。但各级生活圈服务设施的收缩，应与乡村收缩进程相协调，不应脱离服务空间尺度、脱离弱势人群需求而盲目的撤并。相反，脆弱的乡村文明需要更多的关注，更应从人本视角出发，在乡村生活圈服务尺度的稳固、服务链接能力、特色开放功能等方面不断的探索，同时从实用性角度出发在未来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给予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1] 赵鹏军,胡昊宇,于昭.中国乡村交通出行与地域系统[J].人文地理,2020,35(04):1-8+138.

[2] 孙德芳,沈山,武廷海.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J].规划师,2012,28(08):68-72.

[3] 张贝贝,崔东旭. 基于生活圈理论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以肥城市为例[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府.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8:10.

[4] 罗静茹,周垒,周学红. “乡村生活圈”在县域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实践——以四川省西昌市为例[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9:11.

[5] 赵鹏军,于昭,贾雨田.中国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与乡村地域系统调查研究[J].地理科学,2020,40(04):498-508.

[6] 肖磊,潘劼.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路径机制再认识——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03):402-409.

[7] 唐丽桂.西南地区乡村衰落具体表现及诱发问题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20,36(10):158-164.

[8] 刘心怡. 基于生活圈理论的休闲旅游类城郊型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D].长安大学,2017.

*本文为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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