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的恩赐：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起源 | 【意识形态】专题

编者按

当今社会，文化冲突与政策分歧日益凸显，而我们的政治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并影响公共事务的呢？近期研究揭示了一个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因素——祖先亲缘关系强度。通过对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群体的大规模数据分析，学者们发现家族传统、血缘联系以及历史上的亲缘结构对现代个体的政治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

祖先亲缘紧密度高的族群往往在文化态度上表现出更为保守的特点，如反对同性恋权益和堕胎合法化等议题。这一趋势在各国不同的政策制定中有所体现，特别是在那些强调家族价值和传统习俗的社会中尤为明显。然而，在经济政策领域，祖先亲缘关系对人们的态度影响则相对复杂且不甚稳定，这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亲缘关系与某一类经济立场划等号。值得关注的是，政治参与程度在其中扮演了调节角色，它可能会影响亲缘关系对个人经济观念的影响程度。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而言，其祖先的亲缘关系对他们支持何种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此，理解祖先亲缘关系如何塑造当代政治信仰，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社会热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供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对话平台。这项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起源的认识，也为推动跨文化沟通与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祖先的恩赐：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起源

（原标题为：《祖先亲缘关系与意识形态起源（Ancestral Kinship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Neil Fasching（左），Yphtach Lelkes（右）

作者：

Mattia Zulianello, University of Trieste

Erik Gahner Larsen, University of Kent

编译：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Fasching, Neil, and Yphtach Lelkes. “Ancestral Kinship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1, 2023, pp. 1–21.

内容提要

家庭不仅是最早创建的社会机构，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他们最先接触到的社会机构。前工业化时期的家庭结构，是基于当地生态环境与合作需求形成的，这一结构向家庭成员灌输了不同的价值观，例如信任陌生人和尊重长辈。这些价值观代代相传，并如我们在三项研究中所示，影响了当今的政治态度和政策。首先，通过调查生活在32个欧洲国家、代表大约180个民族的第二代移民，我们发现一个人祖先的紧密亲缘关系结构预示着其右翼文化态度。在那些对政治不太热衷的人群中，祖先紧密的亲缘关系结构也预示着左翼经济态度。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通过对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进行比较来控制国家层面的差异，结果显示祖先的亲缘关系强度预示着右翼文化态度，但不预示左翼经济态度。最后，在第三项研究中，我们探讨了祖先亲缘关系的政策影响。我们表明，国家层面更强的祖先亲缘关系强度也会增加反LGBT政策以及福利支出。最后，我们研究了价值体系是否将前工业时代的亲缘关系与现代政治态度联系起来。总体而言，这项工作表明，我们的政治信念植根于由祖先所创造的价值体系和家庭制度之中。

关键词

信仰体系；亲缘关系；家庭纽带；意识形态

引言

文献首先概述了家族亲缘关系（祖先亲缘强度）在塑造个体政治观念、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经济态度中的潜在作用。作者指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亲缘关系的紧密程度与社会规范的严格性有关，这些社会规范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和对同辈群体决策的从众程度。研究者引用先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来自具有较强亲缘纽带历史传统的族群成员倾向于表现出高度的内群体信任和外群体不信任，重视传统习俗，并且在教育子女时强调服从权威。

为了探究亲缘关系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文章介绍了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方法论框架。研究利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数据集，将个体匹配到他们所属的民族群体，并基于《民族志地图集》（Ethnographic Atlas）的信息为每个民族分配了一个祖先亲缘紧密度评分。数据覆盖了30个国家的103个民族群体，样本总量达到48487人。

研究者通过构建量表来衡量受访者对于文化维度（如对同性恋和堕胎的态度）和经济维度（如对收入不平等和政府责任的看法）的态度。在分析中，他们特别关注了政治参与作为可能的调节变量，探讨它是否能够影响亲缘关系强度与经济态度之间的影响关系。通过这一系列实证分析，研究旨在揭示历史上形成的家族结构如何持续地影响现代公民的政治信仰，并在文化和经济两个层面细化这种影响机制。最后设定了本文的主要目标，即通过严谨的统计建模检验祖先亲缘紧密度对当前政治态度的具体影响，以及政治参与程度对此类影响是否存在缓冲或放大效应。

理论框架

（一）信仰系统的政治心理学

本部分探讨了个体的政治信念如何受到心理特征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在对全球大众的政治观念研究中，通常认为存在两个主要维度：一是关于经济政策的偏好与态度，二是涉及文化和社会议题的态度。尽管这两者在大多数国家中的相关性较弱，但研究表明特定的性格特质和价值观倾向会塑造个体在这两个方面的立场。

具有封闭倾向的个体更倾向于强调秩序、确定性和安全性，并且重视传统、自我约束、群体凝聚力以及尊重权威。他们在文化品味上也往往更为保守，因此这类人一般会反对破坏社会规范和和谐的政策，支持维护传统性别角色和社会等级结构的右翼文化政策。研究指出，这种封闭的价值系统、文化政治态度以及紧密的家庭亲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共享一个共同的前因条件——病原体风险。

（二）家庭纽带与价值体系的文化演变

本部分则深入分析了家庭结构作为文化进化的核心因素，在塑造人类价值观及其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家庭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其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个人的价值观形成。例如，从祖先亲缘关系紧密程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家庭结构模式（如内婚制和外婚制）培养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比如信任陌生人或尊重长者等。

来自拥有紧密亲缘关系背景的人群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顺从性、对本族的信任和对外来者的怀疑，他们珍视传统习俗并教育后代服从规则。而那些历史上家族联系较为松散的社会，则可能发展出了普遍性的价值观，如公正、公平和尊重个体权利，这些价值观使得人们能够信任非亲属成员并促进了社会合作的扩大。

此外，环境压力特别是病原体威胁也是导致亲缘关系强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一些地区由于面临疟疾等疾病的高发风险，从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家族网络以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并通过强化后代对不熟悉他人的厌恶感来避免接触病原体。

最后，文中指出，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代，家庭结构及其中传递的价值观对当前政治信仰有深远的影响。家族制度传承下来的传统、规范和价值观不仅决定了个体对于文化议题的态度，还关联到对经济政策的看法。祖先亲缘关系紧密的民族群体将表现出右翼文化态度（H1），而左翼经济态度（H2）。相比之下，拥有较宽松亲缘结构的群体则可能展现左翼文化态度和右翼经济态度。这揭示了我们今天所见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历史渊源，以及家庭结构在决定政治信仰多样性上的关键作用。

研究一：祖先亲缘紧密度对政治信仰的影响

这项研究关注的是个人祖先的亲缘关系强度与其政治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利用跨国调查数据，特别是来自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的数据，分析了约30,000名第二代移民的信息，这些移民代表了生活在32个欧洲国家中的大约180个不同民族群体。通过询问受访者父母的原籍国，研究人员将各个个体与相应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结构紧密度相匹配。

结果显示，祖先具有紧密亲缘结构的人群更倾向于持有右翼文化态度，例如，在同性恋和堕胎等议题上持保守观点。此外，对于那些政治参与度较低的人来说，祖先亲缘关系的紧密度还预测他们可能拥有左翼经济立场。然而，并非所有情况下亲缘关系强度都显著影响左翼经济信念；相反，在高度政治活跃人群中，亲缘关系紧密反而与支持减少收入差距的右翼政策倾向有关。

为了全面了解亲缘结构对政治态度的具体作用，研究采用了一系列回归模型来考察亲缘关系得分、控制变量（如国家、年份、人口普查区域固定效应以及其他个体层面特征，如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等），以及亲缘强度与政治参与度之间交互作用对政策态度的影响。统计结果揭示了政治参与度与亲缘强度在某些政策态度上的交互效应是显著的，这表明政治活动参与的程度能够调节亲缘关系对政治信仰形成过程的影响程度。

总结来说，本研究通过实证方法探究了家族历史传统如何通过文化传承影响当今人们的政治理念，并发现即使是在远离原生地的第二代移民中，祖先的亲缘结构仍然对他们的政治信仰体系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同时，研究也发现了在不同的国家内部族群间，尽管亲缘强度普遍影响文化态度的右倾化，但在经济态度上这种关系并不总是明显且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迁移行为、文化适应程度等多种因素的作用。

研究二：利用国家内部的亲缘关系强度

在这一研究中，学者们针对先前仅基于国家层面祖先亲缘关系强度的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之前的研究假设同一国家内的个体不论其民族背景如何，均具有相同的亲缘关系得分，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国家内部存在多个不同的民族群体，且这些族群可能跨越国际边界，导致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过于粗糙。

因此，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大规模跨国数据集，将关注点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差异上。通过比较生活在相同国家内但来自不同民族背景、具有不同亲缘关系强度得分的人群的政治态度，他们得以控制国别差异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排除了国家层面的混杂因素后，即使在同一国家内，祖先亲缘关系紧密度仍然与右翼文化态度显著相关。然而，在经济态度方面，无论受访者政治参与程度如何，祖先亲缘关系强度并未可靠地预测左翼或右翼经济立场。这意味着虽然家族结构和历史传统对文化观念有着明显影响，但在决定个体经济观点时的作用不如文化观念那么明显。

此外，研究还利用多种模型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包括加入固定效应、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族群水平的控制变量，并使用了诸如是否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为政党或行动团体工作的指标来衡量受访者的政治参与度。

总之，这项研究通过对同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亲缘关系强度的细致探究，进一步揭示了亲缘关系强度对于政策态度的具体作用，特别是在文化保守性方面的影响力，同时也强调了它在解释个体经济态度上的复杂性和不一致性。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起源及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因素。

研究三：祖先亲缘关系的政策影响

在这部分研究中，作者探讨了民族历史上的家族结构和传统对当今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该研究基于前两部分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了亲缘关系强度与当代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

首先，研究者关注了国家层面祖先亲缘紧密度与反LGBT（性少数群体）法律的关系。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数据，发现那些具有较强亲缘传统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和利比里亚，更倾向于实施反对LGBT权利的法律。相反，诸如挪威、芬兰、德国和美国等亲缘关系相对宽松的国家则较少采纳此类法律。

其次，研究揭示了国家亲缘关系强度与社会福利支出之间的关联。数据表明，随着国家亲缘关系从最弱到最强的变化，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会增加1.06%。这表明较强的亲缘关系与较高的社会福利投入相关联。例如，罗马尼亚、柬埔寨和菲律宾属于亲缘关系较弱且社会支出较低的国家类型，而东帝汶、波黑和匈牙利则是亲缘关系强烈且福利支出较高的代表。

通过对不同国家及族群的研究，研究者证实了祖先亲缘关系的力量确实能显著影响现代公共政策，并且这种影响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统计意义上也表现出了实质性的相关性。换言之，一个国家过去围绕家庭结构建立的规范和价值观至今仍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作用，表现为强化和推动支持文化保护和社会经济保障的政策方向。

这部分研究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家族制度的历史传承如何塑造现代社会政策选择，从而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我们当前的政治信念和政策取向植根于先祖所构建的家庭组织模式以及其传递的价值体系之中。

讨论

文章的最后这一部分总结了关于祖先亲缘关系强度对当代政治态度和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研究者首先回顾了祖先亲缘结构如何通过塑造个体的价值观、社会规范以及信任网络来间接地影响其在文化维度上的政治信仰。结果一致表明，来自具有强烈亲缘联系背景的族群个体更倾向于持有右翼的文化立场，比如反对同性恋权益和堕胎合法化。

另一方面，在经济态度上，研究发现祖先亲缘关系与经济观念之间的关系较弱且不一致。尽管在某些模型中，对于那些政治参与度较低的人来说，更强的亲缘联系似乎预示着左翼的经济态度，但对于政治积极参与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明确，甚至呈现出右翼倾向，尤其是在涉及减少收入差距等议题时。

此外，研究指出，国家层面的亲缘强度与反LGBT政策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与社会支出这样的经济政策相关性则微乎其微。这说明家庭结构的传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文化保守政策的影响比对经济政策更为直接和显著。

研究者还探讨了潜在的混淆变量及其对结果敏感性的影响，并强调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变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此外，他们提及祖先亲缘关系可能与个体政治参与度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经济态度的具体表现，但这种交互效应在不同研究中的表现并不稳定。

最后，文章再次强调了家族历史传统在当今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中的深远意义，并提出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探索亲缘关系强度如何具体作用于经济态度，同时考虑其他可能影响个人政治信念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通过这项研究，学者们揭示了前工业化时代家族结构对现代政治态度的重要塑造作用，同时也揭示了亲缘关系在解释政策差异方面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