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头鹰的双喙下：沙俄在中亚草原的统治 |【俄罗斯研究】专题

编者按

一头望向当地的历史遗留，一头看向帝国统治的新秩序，沙俄对中亚地区的双面控制史，仍是今日中亚复杂政治社会的重要背景。俄罗斯帝国体制同中亚当地既存制度的磨合不仅是苏联解体后各国政治文化领域关注的重要历史资源，更以其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对中亚建设与发展起直接影响。这些因素特别表现在草原诸省，从阿拜、瓦里汗诺夫等著名人物的经历中可见一斑，譬如俄语教育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等政治因素推动下，处在旧贵族体系和新阶层秩序之间黑白骨混杂的地方精英；又或草原上城市、移民和新产业相互作用形成的经济社会格局。本文是迅速了解上述一系列社会变迁重要制度起点的上好选择，文章作者深耕俄国中亚史料，同国际研究对话，就此议题创作有更加全面并深入的专著。

在双头鹰的双喙下：沙俄在中亚草原的统治    

（原标题为：《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以中亚地区为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施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施越.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以中亚地区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23,(05):116-127.

内容提要

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尼曼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流域、黑海—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阶段逐渐成为其边疆。大致以19世纪30年代为界，其边疆治理在此前主要因循王朝传统，即以对沙皇的效忠为纽带，形成不同地域、阶层、宗教、语言和习俗人群的联合。19世纪30年代之后，王朝传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基础受到工业革命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强烈冲击。以19世纪中后期成为边疆的中亚地区为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既面临全球市场扩张带来的新挑战，也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治理手段。传统的帝国史研究范式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历史进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反思这一范式的案例。

关键词

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中亚；帝国史

20世纪90年代以降，冷战的结束催生了欧美学界一批“帝国史”研究作品。这些学者将帝国视为古代至20世纪各地区自然形成的对广土众民的统治形态。帝国往往以君主为核心，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形成轮辐状等级制统治和多族群结构。与此相应，帝国一般包含多宗教、多法域的治理传统。这里定义的帝国实际上成为18世纪以降“国族”（nation-state）的对立范畴。在这些学者看来，国族强调内部的单一均质，追求实现边界内部人群的同质性，崇尚公民平等的价值观，并谋求各国之间的平等。帝国与国族由此被视为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且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降，国际秩序的历史存在一种从帝国向国族演进的单向线性进程。此外，这一代学者大多将苏东剧变视为欧洲殖民体系崩解的延续，将帝国史作为民族主义的关联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20世纪中期以降巴尔干、西亚、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教派冲突归因于民族主义，因此视帝国为国族的历史替代品，期待在帝国的“故事”中寄托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

作为幅员最为辽阔的政治体之一，俄罗斯无疑是帝国史学者关注的重点。由上述对帝国的界定方式出发，欧美学界借助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关注俄罗斯历史上的边疆、族群、宗教以及与周边政权（尤其是非西方政权）的互动。然而，帝国史范式存在将“帝国性”本质化的倾向，即默认存在超越时空的帝国特性和以维持多元治理架构为目标的统治技艺，将政治体的现代转型简单理解为帝国裂解为复数国族的进程，忽视被贴上“帝国”标签的各类政治体为适应现代性而进行的改革，以及各类政治体之间以“告别帝国”为名展开的斗争。

本文首先梳理俄罗斯帝国边疆形成的历程及近代遭遇的挑战，其次尝试以19世纪中后期逐渐成为其边疆地区的中亚为例，呈现“古今之变”下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出现的变迁，进而探讨俄帝国史范式存在的盲点。中国学界关于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作品汗牛充栋，这一学术传统可上溯至历代正史的“四夷志”和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相比之下，着眼于其他国家或文明体边疆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围绕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1861—1932）提出的“边疆假说”的研究占据其中一大部分。作为世界上疆域最为广袤的国家，俄罗斯边疆的形成无疑是俄罗斯本国史关注的重要主题。而在前述俄帝国史范式之下，近30年来欧美学界产出了一批关注俄罗斯边疆的研究著作。在相关议题上，中国学界前辈孙成木、刘祖熙先生的《俄国通史简编》部分章节略有涉及，但专题研究仍有待深入。正如马戎先生所论，近代以来俄罗斯史与中国历史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两国均涵盖广袤的亚欧大陆腹地，境内地域和人群差异巨大，都在19世纪末面临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20世纪初均通过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俄罗斯的边疆治理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相关学科而言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正是全面梳理这一议题的初步尝试。

一、俄罗斯帝国边疆的形成

探讨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首先需要厘清其边疆形成的历史进程。自18世纪初彼得一世（1682—1725 年在位）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俄罗斯帝国作为欧洲列强之一参与了近代欧洲的大多数战争，其疆界也随着历次战争的结果而变动。笔者认为，19世纪30年代是讨论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的适当历史分期节点，理由有二。其一，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版图，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格局基本确定。之后的主要变化在中亚、远东和高加索西侧部分地区。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和西北部边界大致确定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西南边界在第八次俄土战争（1828—1829）之后明晰，大致以普鲁特河和多瑙河为界，此后俄罗斯向巴尔干地区扩张的企图均遭欧洲列强遏制。南高加索西侧边界同样由1829年俄土《亚得里亚堡条约》划定，东侧边界由1828年俄波《土库曼恰伊条约》划定。其二，19世纪30年代是观察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方式“古今之变”的窗口。19世纪中后期，在国际竞争压力之下，俄罗斯帝国被迫参与到工业化、国家治理标准化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潮流中。其边疆治理的方式相比19世纪30年代之前出现了显著差异。以此为基础，本部分将重点讨论俄罗斯帝国边疆形成的历史分期和主要地域。

1914年，挪威的极地探险家南森（Fridtjof  Nansen）提出，“俄国以平均一天55平方英里，也就是一年超过2万平方英里（大约是现今比利时的领土面积）的速度，迅速扩张了超过四个世纪”。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影响下，上述以生命体比附政权扩张的方式深刻塑造了后人理解俄国历史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俄罗斯的扩张及其边疆的形成并不是匀速变化。自15世纪莫斯科公国时代开始，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向不同战略方向扩张。其边疆往往在与周边大型政治体的互动中形成。具体而言，这一进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6世纪至17世纪中期）以伏尔加河中下游和乌拉尔山南部为主要扩张区域，以东方和南方为主要扩张方向。在这一阶段，莫斯科公国利用金帐汗国的衰落，逐步整合其各个后继政权。在1552年、1556年和1598年，莫斯科公国相继兼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并在皮毛贸易利润的刺激下，向东控制西伯利亚诸水系的关键交通节点。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的主要对手是黑海北岸、里海北岸和中亚草原地区的各游牧民族政权。

第二阶段（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30年代）以第聂伯河左岸至波罗的海沿岸为主要扩张区域，以西北和西方为主要扩张方向。这一阶段以俄罗斯、波兰—立陶宛联邦、瑞典王国和奥斯曼围绕波罗的海沿岸以及第聂伯河流域中游的归属展开的斗争为核心。在彼得一世赢得大北方战争的胜利后（1721），俄罗斯帝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立足，并巩固对第聂伯河左岸的控制。

第三阶段（18世纪 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继续以西部为主要战略方向。在第四至第八次俄土战争（1735—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1828—1829）和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3、1795）之后，俄罗斯帝国西部疆域扩展到库尔兰和维斯瓦河流域、第聂伯河右岸和比萨拉比亚。在南部，俄国控制原属于奥斯曼的黑海北岸和东岸，并征服了南高加索地区。这一时期，借助相对成熟的火器和要塞线技术，俄国加强了对乌拉尔山南部至中亚草原的控制，极大遏制了草原地区游牧民对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能力。

第四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1914年）俄罗斯帝国在西部和南部的扩张受到欧洲列强的遏制，因此，波罗的海沿岸、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边疆格局基本确定。这一时期俄国以中亚和远东为主要扩张方向，至19世纪末形成相对稳定的版图格局。

综上所述，如以19世纪30年代为时间节点，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大致可根据扩张进程和居住人群的特征分为如下四个区域：

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对于俄罗斯帝国而言，该地区是通向西伯利亚的门户，也是19世纪中期征服中亚地区的跳板。波罗的海沿岸：按照居民特征和政治史传统，这一地区一般分为芬兰、利沃尼亚和库尔兰三个地区。这一地区自16世纪开始就处于俄罗斯与瑞典的边疆地带。尼曼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流域：这一地区处于俄罗斯帝国以西，17世纪后半期之前主要受波兰—立陶宛公国影响。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一地区处于俄罗斯帝国以南，19世纪初之前主要受奥斯曼土耳其影响。南高加索东侧为波斯诸王朝属国。

二、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的王朝传统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尽管各历史阶段的技术、制度和思想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因循王朝传统，即以对沙皇的效忠为纽带，形成不同地域、阶层、宗教、语言和习俗人群的联合。上述四个边疆区域所居住的人群差异极大，但其各地的贵族大多被整合为以沙皇为首的利益共同体，且往往保留其并入之前的特权。不同地区的具体政策存在着与周边政权关系以及与本地人群特征相关的地域性差异。这一时期的边疆治理可分四方面讨论：（1）军事政策，即采取何种手段维系统治秩序；（2）社会阶层政策，即如何安排边疆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3）宗教政策，即如何对待边疆地区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传统；（4）经济政策，即是否开发或如何利用边疆地区的经济资源。

在第一阶段（16—17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尽管向东方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西北方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均发起战争，但西北方向的边疆扩展规模相对有限。对伏尔加河流域的控制奠定了俄帝国的文明基础。16世纪中期伏尔加河中游至卡玛河流域主要分布着喀山鞑靼、楚瓦什、莫尔多瓦（Mordavin）、切列米什（Cheremis）和沃佳克（Votiak）等人群。他们以农耕、渔猎和养蜂为生计。乌拉尔山南部地区则分布着兼营农牧的巴什基尔部落。上述人群主要以伊斯兰教和自然崇拜为信仰。16世纪中期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汗国后，俄军在伏尔加河水系和乌拉尔河上游的战略要地修建要塞，逐渐深入乌拉尔山。俄当局设喀山事务衙门，管辖伏尔加河东侧广袤地域的军政和皮毛税征收事务。被征服地区的贵族被限制拥有武器，且向莫斯科交纳人质，但保留其在各自社区中的特权地位。因喀山鞑靼已形成相对明确的贵族和平民阶层区分，部分贵族被选入俄罗斯世袭贵族阶层，且承担军事义务。少数富有贵族皈依了东正教，其姓氏俄罗斯化，逐渐成为莫斯科公国的重要力量。伏尔加河流域的各族平民通过贵族每年向莫斯科交纳皮毛税（yasak）。16—17世纪，俄当局对该地区并未开展持续的强制皈依政策。

进入18世纪 ，随着俄国对西伯利亚和草原地区的控制加强，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逐渐从边疆转为内地，相应受到帝国中央权力更强的辐射：1718—1724年，伏尔加河诸族的平民逐渐被纳入国家农奴阶层。相比之下，俄国至 17 世纪下半叶才系统地开始对巴什基尔部落征税和征调兵源。尽管巴什基尔人在 1662—1664年、1676—1682年和1705—1710年间频繁起义，反抗俄当局的征税和传教行动。在经济政策方面，16世纪中期征服伏尔加河中游后，莫斯科公国向该地区迁入俄罗斯贵族和商人，接管政治经济中心，并垄断重要的贸易行业。在俄军控制以乌法为中心的战略要地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各族则向乌拉尔山南部迁徙，占据该地区水草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将巴什基尔人的牧地变为耕地。在18世纪后半期，俄当局鼓励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向中亚草原地区扩展其商贸和宗教影响力，以加深哈萨克各部对俄罗斯的依赖。

16 世纪后半期，在征服喀山和西伯利亚汗国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与哥萨克合作，依托西伯利亚诸水系的联通便利，控制了包括秋明（1586）、托博尔斯克（1587）、托木斯克（1604）和雅库茨克（1632）等关键交通节点。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主要生活着以游牧和渔猎为生产方式的各族群，其社会组织大多处于部落阶段。这些族群大多信奉俄文文献中被称为“萨满教”的自然崇拜。俄军控制上述战略要地后，往往避免触动本土族群内部社会结构，确认部落首领的特权，并授予其行政司法职权；作为交换，俄当局向其征收皮毛税。值得注意的是，俄当局并不从西伯利亚各族的上层中吸纳世袭贵族。至18世纪初，俄当局加强了对西伯利亚主要据点的控制，西西伯利亚南部的黑土地带也成为俄罗斯农民迁入开垦的目的地。当局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由此显著提升。

第二阶段（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30年代）尤其是 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之后，俄罗斯帝国围绕第聂伯河左岸的归属与波兰—立陶宛公国、奥斯曼土耳其和瑞典反复交战。在俄波战争（1654—1667）和俄土战争（1676—1681）和第三次北方战争（1700—1721）之后，俄国稳固控制波罗的海沿岸除芬兰以外的属地，包括英格利亚、利沃尼亚和卡累利阿，也巩固了对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左岸的统治。

1569年卢布林联合（Union of Lublin）之前，第聂伯河右岸至加利西亚一带（即今乌克兰）主要受波兰影响，而左岸长期处于立陶宛大公国统治下。卢布林联合后，波兰—立陶宛联邦控制尼曼河—维斯瓦—第聂伯河流域。即便如此，对其而言，第聂伯河两岸同样是边疆地区：其农民阶层使用东斯拉夫语族语言，信仰东正教，而上层贵族则被编入施拉赫塔（波兰的贵族阶层），且逐渐皈依天主教。该地区的城镇则居住着波兰人、德意志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1596年布列斯特联合（Union of Brest）标志着联合教会的出现和天主教影响力在东欧地区的扩展。为应对波兰社会、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压力，南迁至第聂伯河中下游的农民在16世纪形成了扎波罗热谢契（Zaparozhian Sich）。而1648—1649年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起义为此后俄罗斯帝国边疆的扩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第三次北方战争之后，彼得一世废黜战争期间反对俄国的盖特曼马泽帕，并顺势强化对第聂伯河两岸的控制。

第聂伯河上游至维斯瓦河流域（即今白俄罗斯至波兰）同样是波兰贵族和波兰文化影响力较大的地区。该地区东部的斯摩棱斯克公国最接近莫斯科，在16—17世纪被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反复争夺。其平民大多为白俄罗斯农民，而上层精英主要是波兰人或波兰化的白俄罗斯贵族。第二次北方战争（1654—1667）之后，安德鲁索沃条约明确斯摩棱斯克从波兰转让给俄罗斯。俄当局将该地区的贵族和城市居民迁徙到帝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新建的外卡玛线，以抵御东南部各族群的侵袭。

自13世纪以降，波罗的海地区是德意志条顿骑士团扩张的对象。在16世纪中期，该地区被瑞典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瓜分，而俄罗斯帝国是这一地区的后来者。该地区的社会阶层和族裔结构较为复杂。其贵族主要由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组成，而农民则大多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贵族拥有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被束缚于庄园。该地区是整个波罗的海贸易圈的一部分，城镇人口多为德意志人，新教路德宗在宗教领域占主导地位，也有着较为发达的文教体系。1632年成立的多尔帕特大学是该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同一时期，各主要城镇已设立小学和中学。俄罗斯在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俄瑞战争（1590—1595）和第二次北方战争（1654—1667）期间均曾短时间占领该地区，但始终难以稳固控制。1710年波尔塔瓦战役胜利后，彼得一世终于入主该地。1721 年俄瑞《尼斯塔德条约》正式规定俄罗斯与该地区的法律关系。俄当局设立总督，其人选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中选拔，但总督并不干预该地区各阶层自治。在俄支持下，德意志贵族获得此前瑞典国王在该地区的领地，继续组织地方议会，并继续保留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民的特权。路德宗继续保持在该地区信仰领域的主导地位，德语继续作为行政和司法语言。部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被吸纳入俄国世袭贵族行列，成为帝国军政领域重要力量。

第三阶段（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包含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1762—1796）的扩张和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对重构欧洲政治秩序的参与。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从波兰和奥斯曼获得东欧、黑海北岸和高加索的大量土地。尼曼河至维斯瓦河流域一带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故土。该政权一度控制北临波罗的海、南抵黑海的广袤地域。与其他东欧地区的大型政权类似，17世纪中期其人口的族裔构成复杂：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占总人口约40%，操东斯拉夫语族语言的各人群同样约占该国总人口的40%。波罗的海沿岸尚居住着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此外，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也占城镇人口的一定比例。在语言层面，18世纪波兰语逐渐成为整个地区的行政语言。这一现象的社会基础是规模庞大的波兰贵族人口：波兰贵族占波兰—立陶宛联邦人口的7%以上，占操波兰语人口的20%左右。这一群体内部的社会经济状况分化严重，40%的贵族只拥有小块庄园，超过40%的贵族甚至没有自己的土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三次瓜分波兰后，俄罗斯帝国获得超过45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超过700万人口，维斯瓦河流域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疆。在以王朝原则统合边疆的时代，这一复杂的人口结构尚不构成对帝国稳定的挑战。

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俄当局对尼曼河—维斯瓦河地区的政策存在内外之分。整体而言，相较于17世纪的边疆政策，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拓展边疆的同时推动旧边疆的“内地化”。对于尼曼河—维斯瓦河地区而言，效忠沙皇的波兰贵族被选为帝国的世袭贵族，其土地所有权和对农奴的特权得到俄当局的确认。波兰故地西部大部分行政职位仍由波兰贵族担任，波兰语继续作为行政和司法语言。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的1815年波兰王国宪法再次确认了上述领域的特权，且允许建立波兰人担任公职的自治政府和军队，仅通过沙皇担任波兰国王这一条款将这一地区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但在白俄罗斯人聚居的波兰故地东部，俄当局在1778年就将俄语作为行政和司法语言，并派俄罗斯官员任职。即便如此，地方基层的统治仍依赖波兰裔贵族的合作。在宗教政策方面，天主教在西部的波兰地区长期维持影响力。但东部和南部的联合教会则成为俄罗斯正教会整合的对象。

作为拿破仑战争的另一个领土变更结果，西北部的芬兰在1809年正式并入俄帝国版图。芬兰长期以来属瑞典王国人口稀少的边疆省份。有别于其南侧的利沃尼亚，芬兰的贵族和城市居民操瑞典语，而农民使用芬兰语。该地区的行政语言同样是瑞典语，上层文化为瑞典所垄断。该地区的贵族和农民均信奉路德宗，且路德宗教会早在17世纪中期就在该地区发展出较为发达的文教体系。早在18世纪末，在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芬兰学界出现对芬兰语和民间传说的兴趣。第三次北方战争后，尽管瑞典继续控制芬兰，但瑞典国王与芬兰本土精英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部分芬兰贵族18世纪末寻求摆脱瑞典统治，而在俄罗斯帝国下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召开芬兰大公国议会，承诺保障该地区的宗教、法律传统和贵族特权，且允许芬兰保留小规模军队。在经济领域，芬兰大公国至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都维持着独立的关税、银行和铸币体系。

在第三阶段，俄罗斯帝国同样极大扩展了其南部边疆，获得了黑海—高加索地区的广袤疆土。黑海—高加索地区具体可分为黑海北岸原克里米亚汗国属地、西侧的比萨拉比亚和东侧的高加索地区。俄国在第四次俄土战争（1735—1739）后通过尼什条约获得在亚速建立港口的权利；在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1774）后通过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实际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在第六次俄土战争（1787—1792）后通过雅西条约，获得西部的南布格河至德涅斯特河、东部的库班河以北疆土；在第七次俄土战争（1806—1812）后通过布加勒斯特条约，获得西部的德涅斯特河至普鲁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东部的格鲁吉亚地区；在第八次俄土战争（1828—1829）后通过亚得里亚堡条约获得多瑙河河口和高加索西侧的伊梅列季、萨梅格列罗和古利亚等地（今格鲁吉亚部分地区）。同一时期，俄罗斯通过两次俄波战争（1804—1813，1826—1828）将高加索地区的边界南移至阿拉斯河。此后，除1877—1878年俄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黑海东岸俄土边界经历变动以外，俄罗斯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基本稳定。

黑海北岸至第聂伯河中游一带以草原地貌为主。15世纪以降，黑海北岸草原带主要被克里米亚汗国所控制。克里米亚汗国同样是金帐汗国分裂后形成的地方政权，以克里米亚半岛的巴赫奇萨莱为政治中心。18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在逐渐压制奥斯曼和克里米亚汗国之后，以土地、资金和贷款吸引来自德意志、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数以万计的农民来到草原地区垦殖实边。19世纪上半叶，黑海北岸的大多数农垦移民团体享受俄当局许诺的社区自治。他们保有内部的宗教信仰和法律传统，享受税收优惠且豁免兵役。他们的经济条件往往优于同时期的俄罗斯农奴。

在黑海东侧，南高加索地区则分布着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地方政权，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地方汗国、格鲁吉亚诸邦和信奉亚美尼亚正教的社区。该地区西侧自16世纪以来处于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下，而阿拉斯河以北则属于波斯诸王朝。高加索山区破碎的地形为各类人群躲避周边战乱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因此该地区有着高度多样的族裔构成。就主要族裔而言，格鲁吉亚人有着相对森严的贵族和农奴等级区分，信奉东正教，但属于独立的格鲁吉亚正教会。亚美尼亚人则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发挥跨地域商贸离散群体的经济功能。其余族裔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但受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

俄罗斯帝国在18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曾出兵占领高加索部分地区，但并未实现长期控制。与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方式类似，俄军自18世纪30年代开始沿捷列克河和库班河流域修筑要塞线。1801年，俄国兼并高加索山区中部的卡特利—卡赫季王国，并以此为基础向东西两侧扩展，在19世纪30年代基本确立其高加索边疆的范围。不同于其他边疆地区，俄罗斯帝国在征服此地区过程中遭遇相对持久的反抗，故自19世纪中期就逐渐在该地区引入行省制度。在社会阶层政策方面，格鲁吉亚贵族在1827年就获得了与俄罗斯贵族相同的地位。亚美尼亚和穆斯林贵族被授予免税地位，其世袭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但并没有被吸纳入帝国贵族行列。上述人群的贵族阶层在不同程度上被吸纳入俄罗斯的边疆军政机构。在经济领域，亚美尼亚商人的特权得到了俄当局的认可。这一政策吸引了奥斯曼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大量迁入俄国境内。在宗教政策方面，俄当局对三类人群的教士阶层采取了略有差异的政策：格鲁吉亚正教会早在1811年就被纳入俄罗斯正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的独立地位则在1836年得到确认，而穆斯林教权阶层的土地所有权和社会地位则被默许继续保留。三类人群的教士均继续在原社区的基层治理和文教领域中发挥作用。

黑海西侧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自14世纪中期以降属于摩尔达维亚公国。15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该地，将比萨拉比亚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并入本土，而北部内陆地区保留于摩尔达维亚。该地区的贵族和民众主要使用罗马尼亚语，信仰东正教。城镇地区居住着为数较少的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自1711年普鲁特河战役以降，俄军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五次占领该地区。出于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目的，俄军得到当地东正教会和部分罗马尼亚贵族的支持。1812年正式兼并后，俄当局确认该地区贵族的政治经济权利，保留并入之前的行政、司法和税收制度。部分贵族被吸纳为帝国世袭贵族。在宗教政策领域，当地的东正教会由俄罗斯正教会重组。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俄当局尽管保留了使用罗马尼亚语贵族的统治地位，但在濒临黑海的南比萨拉比亚招揽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移民开垦实边。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数万名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加告兹农民来到这一地区定居。

综上所述，至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在 18世纪30年代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边疆治理整体上延续欧洲中世纪的王朝原则。并入俄帝国的东欧地区普遍存在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的四阶层社会体系，而东部和南部地区普遍为金帐汗国后继政权，存在贵族和平民的阶层区隔。这样的社会结构便于俄帝国在扩张之后以王朝原则推动整合。俄当局往往通过修筑要塞和收纳人质等方式实现政治控制，新边疆地区保持其征服前的行政、司法和宗教传统。部分本土贵族被吸纳入帝国世袭贵族行列，且继续保留在边疆社会中的传统特权，成为帝国统治的代理人；其平民往往在税赋和兵役方面获得优于俄罗斯农奴的待遇。与此同时，俄罗斯正教会在部分地区也承担了统合职能。例如，在1719年，俄罗斯帝国约87%人口信仰东正教。这一指标至1815年仍维持在约 75%。除东正教传统较为深厚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族裔以外，俄罗斯帝国西北边疆的卡累利阿人、英格利亚人、维普斯人（Veps）、济良人（Zyrian），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切列米什人、沃佳克人和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东正教。

第二，上述政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俄当局完全不触动边疆原有的政治格局。出于控制特定战略资源或战略通道的目的，俄当局在不同时期通过征调移民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例如，第聂伯河左岸在大北方战争之后成为俄当局整合的重点对象。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在波兰和奥斯曼均受压制的背景下，俄当局于18世纪60—70年代逐渐废除扎波罗热谢契原有的行政建制，将其改造为行省。该地区的部分哥萨克上层被纳入俄国贵族；哥萨克平民被纳入国家农民范畴，而依附于贵族的农民则被降格为农奴；神职人员被纳入俄罗斯正教会。在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联合教会的信徒被强行整合入俄罗斯正教会。

第三，俄罗斯帝国的边疆版图形成时间相对较短，尽管存在以帝国世袭贵族制度和东正教会为代表的整合机制，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共同体。俄罗斯帝国在东欧地区的扩张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各个时期欧洲列强的竞争态势。纳入帝国版图的新边疆地区往往存在信仰东正教或不满于原先宗主的本地贵族势力，因此俄国能相对容易寻找到代理人。这些群体至少包括不满瑞典国王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反抗波兰贵族和天主教教士的东斯拉夫语贵族和哥萨克、反对奥斯曼统治的罗马尼亚语贵族和东正教会等等。在短短三百余年中，俄帝国以王朝原则形成覆盖广袤领土的政治联盟，部分政治精英共享18世纪以降欧洲启蒙思想带来的中心观念。

第四，以王朝原则结成政治共同体并不等于不存在对征服扩张的反抗。在高加索地区，除了文学作品中反映较多的高加索战争以外，格鲁吉亚贵族和农民在 1812 年、1819—1820年、1832年和1841年发起过多次起义。在中亚草原，游牧贵族和部分哈萨克部落在19世纪30—40年代开展了旷日持久的对俄斗争。

三、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的“古今之变”：以中亚地区为例

传统的帝国理论将19—20世纪描绘为各帝国在发源于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裂解为诸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在民族主义理论家的视角下，“帝国”等同于形形色色的“非民族国家”政体。他们既可以是单一君主的专制统治，也可以指代贵族对平民的压迫，还可以指称主体族群对边疆人口的剥削。而民族国家则被视为个体身份平等的实现和由平等公民个体组成的民族的解放。实际的历史进程比上述叙事要更为复杂。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从欧洲列强内部来看，西欧诸国经历的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扩张齐头并进的过程，而且帝国扩张实际上为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外部资源；以英法为代表的国族—帝国复合体在“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之下展现出强大的军事、经济和观念力量。在帝国竞争刺激下，以俄国、奥地利和奥斯曼为代表的欧洲边缘地带政治体被迫回应工业化和国族化的双重挑战。工业化意味着此前以农业和跨地区商贸为基础的经济体系须在欧洲资本的支持下转向大工业生产。这将直接冲击王朝原则的经济基础——庄园经济和农奴对贵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国族化意味着君主专制和王朝贵族统治的正当性遭到否定，以族裔特征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参与成为新的共同体合法性来源。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的“古今之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

19世纪30年代之后（即前述第四阶段），在维也纳体系下，俄罗斯帝国西向扩张的空间为其他欧洲列强所限。中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成为俄帝国的南部边疆。俄国向中亚的扩张以此前的边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为基础。19世纪 20—60年代，俄当局以草原西路的奥伦堡和东路的鄂木斯克为前线基地，通过拉拢哈萨克氏族部落，依托要塞线逐渐深入中亚草原腹地。至19世纪60年代初，俄军在锡尔河下游和楚河谷地立足，并在1865年攻克塔什干之后将草原东西两路的要塞线合并。此后，经历1866—1868年布哈拉战役、1872—1873年希瓦战役、1875—1876年镇压浩罕大起义和1879—1885年外里海战役，俄军相继击败中亚各主要地方政权，基本控制中亚地区，并以条约形式将布哈拉和希瓦变为受保护国。在扩张过程中，俄当局于1867年和1868年相继颁布《七河省与锡尔河省管理条例》和《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将新边疆纳入总督区、省、县三级管理体制，划定各行政单元之间的边界，并建立由本地精英充任的乡村两级基层政权。

与19世纪30年代之前相似的是，在征服之初，俄当局以修筑要塞、吸纳地方贵族、建立行政体制等手段确立在中亚地区的秩序。但中亚在第四阶段成为俄帝国的边疆地区，意味着俄当局在该地区的边疆治理自始直接面临工业化和国族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以下主要从全球市场的扩张和文教整合的强化两方面探讨这一时期出现的变迁。

（一）全球市场的扩张

俄国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一系列新技术正改变着全球的经济版图。19世纪70年代，电报线已经随俄军的征战扩展至中亚南部各城。中亚各地的物产信息由俄当局新设立的统计机构系统汇编，以招徕欧俄地区的商业投资。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当局在中亚地区先后修筑中亚铁路（里海东岸至塔什干和费尔干纳盆地）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中亚铁路全长2510公里，1899年通达费尔干纳谷地东侧的安集延。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全长2215公里，1905年完工，1906年1月通车。由此，中亚主要的人口聚居区与欧俄乃至全球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铁路网形成后，从撒马尔罕运输棉花到莫斯科至多需要20日，运费仅为每普特1.5卢布。

交通和通信条件的飞跃促成中亚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剧变。在北部草原地区，中亚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配合，促使19世纪末至1916年超过100万欧俄移民涌入草原诸省。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与俄国资本相结合进入草原诸省开发煤炭、石油和有色金属。人口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重塑了草原地区的族裔结构、生产方式、产业格局和社会关系。在生产市场化的背景下，草原地区游牧民的季节性游牧范围显著缩小，转为定居和半定居的生活方式，兼营农耕与畜牧；畜产构成中牛的比重逐渐上升，以满足欧俄市场对奶制品的需求。草原东路北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成为俄帝国谷物生产基地之一。与此相应，与谷物和畜产相关的磨粉、酿酒、皮毛肉奶加工等工坊相继设立。在南部绿洲地区，以铁路运输为基础，美国棉种的引入、棉花进口关税和棉花收购价格的提升、税收减免政策的落实和定金制的推广共同促成该地区在二十余年时间里形成棉花单一种植的格局。最后，在社会关系方面，游牧社会内部阶层出现显著变动，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权威逐渐瓦解，而依附于俄当局的群体则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在此过程中，南部农耕社会和天山腹地游牧部落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

在上述背景下，19世纪之前边疆地区以农业、手工业或畜牧业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格局遭到冲击，而特定族裔的跨区域流动也使得利益格局趋于复杂。中亚地区第一座山道年（Santonin）化工厂的案例有助于呈现19世纪末全球市场对本地社区的渗透。塔什干以北的锡尔河中游地区盛产蛔蒿（Artemisia cina）。蛔蒿花叶中可提取化学物质山道年，用于制作驱肠虫剂，对驱蛔虫有特效。19世纪30年代，欧洲工业界发明了从蛔蒿提取山道年的工艺。此后，来自中亚的蛔蒿出现在欧洲市场上。它们往往由鞑靼商人转运，在俄罗斯的下诺夫哥罗德集市被贩售给德意志采购商。当时，活动于锡尔河中游的哈萨克中玉兹和大玉兹氏族往往以蛔蒿秸秆和根作为燃料，抑或将其焚烧以修复牧场。铁路和电报进入中亚地区后，19世纪80年代初，一些商人向俄当局提议在蛔蒿产地附近设厂制药。在数年间的政商互动之下，三家化工厂最终垄断锡尔河中游的蛔蒿产地，其中记载最为丰富的是位于奇姆肯特的“伊万诺夫和萨文科夫”化工厂。创始人之一尼古拉 • 伊万诺夫（Nikolai N. Ivanov）通过为征服中亚南部战役的俄军提供后勤物资而发家，在19世纪80年代初拥有若干家酿酒厂、一家玻璃工坊和一家银行，并承包了塔什干至若干临近市镇的邮政公路运营权。这家工厂聘请了来自德国的化学家和工程师，采购来自德国的化工设备，并获得德国医药资本的支持。在供应链的上游，实际采收蛔蒿的人力由在邻近地区的哈萨克游牧民提供，但蛔蒿的采购、运输和采收网络的维护则由长期与伊万诺夫合作的鞑靼中间商完成。这些中间商不仅提供运输所需的驼队，而且通过布匹和现金向采收的游牧民赊购，以支持季节性采收事业的持续。同时，俄帝国的边疆当局则通过提供安保和基层沟通便利，获得税收、创造就业并避免相关产业为其他外资直接控制。

上述归纳可能会为读者留下曾存在静态而稳定的产业链的刻板印象。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期间，上述各商业环节均存在复杂的动态博弈甚至冲突。首先，在企业间关系层面，伊万诺夫自申请设立企业之际便要求当局授予其垄断的专营地位，其理由是避免外资挤压民族资本。实际上，该厂最初的竞争对手企业恰恰是由从该厂出走的德国化学家和工程师成立。其次，在企业与社区关系层面，化工厂长期与根植于本地商贸网络的鞑靼中间商反复博弈；也尝试通过游说政府部门压低支付给哈萨克采收者的费用，以逃避对游牧社群的社会责任。最后，在政企关系层面，俄当局固然期待化工厂能充分利用被“浪费”的本土资源增加税收和就业，但同时也不想看到企业过度压榨本土人群而引发冲突，或竭泽而渔导致资源枯竭。山道年化工厂的案例充分体现出，19世纪后半期全球市场扩张带来的挑战已经渗透到俄帝国的边疆基层，而王朝原则下不触动本地社会结构的传统显然难以应对工业化大生产对社会关系的冲击。

（二）文教整合的强化

工业化和全球市场的扩张对俄帝国的边疆治理而言并非单向度的消极因素。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跃同样有助于提升国家能力，尤其是推动官方意识形态在边缘地区的传播。因此，在见证全球市场扩张的同时，俄当局也在中亚地区推广基层学校教育，以俄语为抓手推动边疆地区的整合。在19世纪中期以前，俄当局尝试过在中亚边疆地区开办面向本土族裔子弟的学校，此类学校仍以欧俄地区的精英教育为样板。1813年创办的鄂木斯克哥萨克军团学堂和1825年创办的奥伦堡武备学堂为其中典范。此类学校主要面向要塞线上服役的军官子弟，兼收邻近地区哈萨克贵族子弟，教授俄语、法语、德语、东正教教义、算术、地理、军事工程以及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教教义等多种课程。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边疆地区交通、通信和出版技术的革新，面向边疆本土族裔子弟的平民教育逐渐出现。此类学校的雏形是近代哈萨克教育家阿勒腾萨林（Ibrai Altynsarin，1841—1889年）在图尔盖省创办的二级制俄哈合校体系。阿勒腾萨林去世后，图尔盖省当局继续推广其创立的模式，在省内牧区推行“阿吾勒学校”。阿吾勒学校一般仅有一位教师，随同牧团进行季节性转场，在牧团较为集中的冬牧场教授牧民子弟俄语读写和算术两个科目。1901年，俄国民教育部专门出台规制阿吾勒学校的管理条例。由此，草原诸省均设立阿吾勒学校。根据1905年各省统计，图尔盖省的阿吾勒学校数量高达94所，在读学童人数达到1672人；而阿克莫林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和七河省共计存在54所阿吾勒学校。至1913年，阿克莫林斯克的阿吾勒学校上升至66所，在读的哈萨克学童超过3000人。

19世纪末，中亚南部各省同样加大投入，推广成本相对较低的基层俄语学校。七河省卡拉库努兹（Karakunuz）俄语学校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卡拉库努兹村位于楚河北岸，距托克马克城仅9公里，距县城皮什佩克（即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约80公里。与当局对此类学校的扶持政策相一致，该校的校舍和运营经费由村民自筹，当局协调师资，并酌情给予拨款补助。该校仅由一名教师负责所有事务，开设俄语和算术课程。该校的教师更替频繁，一般一位教师的任职时间很难超过3年。任职时间相对短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开办俄语学校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农业生产方式下，本地农民家长大多无法认识到子弟就学的潜在经济收益。他们往往视上学为政府摊派的劳役，占用了子弟务农或经商的时间，变相减少了家庭收入。其次，俄语学校在中亚本地社会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文化差异。而农村社会中掌握文化权力的毛拉和长老往往视俄语学校为竞争对手，因此存在以村社和家庭节庆活动来限制子弟上学、削弱学校影响力的案例。

即便如此，俄当局在选派师资方面用力甚多。以卡拉库努兹村俄语学校为例，第五任教师齐布兹金（Vasilii Tsybuzgin）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生，此前曾任七河省列普辛斯克县法院的法官助理，掌握所在地区的本土语言。齐布兹金留下了关于该校运营的翔实记载。在开始教学之初，他想通过严厉的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纪律。他对出勤的要求异常严格，不仅要求学生每天准时到校上课，而且完全没有制定休息日。不光周五聚礼日不在放假考虑之内，连东正教的周日休息日也不能豁免。每日上课时间为上午九点至下午二点，有时至下午三点。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学校的学期制度须与农村生活的节奏磨合：学校的学年开始于10月初，而到10月底，村子便进入各类节庆时段，学生因参加节庆活动而无法正常上课，又因连续缺课而难以跟上教学进度，实际上导致教学工作难以开展。根据齐氏的记载，一学年中最终登记在册的35个学生中，仅有7人能按要求到校上课。

尽管整体环境对俄语学校的生存不利，大部分学童无视学业，但依然有少数勤奋刻苦的学生。齐布兹金细致地记录了他在任期间35名登记在册学童的课业、行为表现和家庭背景。他提到，来该学校上学的学生都是贫穷家庭子弟。村中的少数富裕农民会把孩子送到县城或更好的俄罗斯学校，因为他们将教育视为长期投资。班上成绩最好学童的父亲是村中极少数诚心希望孩子接受俄语教育的家长，因此该生8个月未逃过一次课。成绩排名第二学童的哥哥也曾就读于俄语学校，当时已担任所在乡的书吏。至一战前夕，中亚各省已建立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尽管能顺利完成初级学业的本土学童人数较少，但这一举措为俄帝国的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俄语成为现代条件下俄国边疆治理的重要抓手。

四、余 论

如上所述，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可大致以19世纪30年代为界，区分为主要依循王朝原则的前一阶段和应对现代挑战的后一阶段。帝国史范式所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冷战后某些学者对民族国家体系寄托的美好期许，但回归历史现场，这一叙事实则存在一系列缺陷。首先，这一范式隐含一国内部的观察视角，往往强调某一政治体内部边疆地区精英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与中心的对抗关系，而忽视实际历史情境中激烈的帝国间博弈。部分帝国已裂解为若干国族，恰恰是帝国间博弈的结果。前文充分展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边疆的形成，还是19世纪后半期全球市场的扩张，帝国间的竞争始终存在，且构成边疆扩张和治理的重要约束条件。即便在看似远离国际政治的中亚腹地，化工厂的建设与运营同样涉及与德国的产业竞争、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对边疆人群民心的争夺。

其次，过度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进程可能使研究者忽略特定政治体为应对“古今之变”而作出的诸多努力，进而将现代转型片面理解为一种模仿西欧列强并获得其承认的过程。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俄罗斯帝国整体上依循王朝原则治理边疆，但逐渐转为“内地”的区域则并不排斥多管齐下的整合措施。19世纪中后期，在帝国竞争和全球市场扩张带来挑战面前，俄当局同样并未抱守王朝原则，而是通过有限的改革维持与列强博弈下的生存。前文提到，在20世纪初的中亚，俄当局在技术条件飞跃的前提下推动俄语学校网络的扩张，试图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塑造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但技术和语言的基础设施同样便利了整个亚欧大陆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宗教革新主义等思潮的传播。1905—1917年，俄国的历次革命见证了上述思潮拥护者之间的斗争。与此相应，俄帝国的边疆治理在这一时期往往需要面对族裔、宗教、阶级三者交织的复杂矛盾，而并不存在可供参照和效仿的“治理模板”。最终，俄罗斯帝国的诸多矛盾以革命、内战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方式得到转化。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边疆”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地理上与政治经济中心的距离，边疆治理也面临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和央地关系之上的市场化财富分配问题。正如帝国史书写不应预设线性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的边疆治理同样须在总结古今中外实践的基础上自主探索道路。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管皓宇    

〇 排版：程祎帆

〇 审校：胡文江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