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命运？|【政党组织】专题

编者按

本文通过对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经济体发展经验的梳理，进一步阐明了政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扩展发展型国家理论以及解释东亚经济发展卓绩，提供了启发。

政党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命运？

（原标题为：《政党、国家能力与经济兴衰——来自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的启示》，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杨攻研，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

      毕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杨攻研,毕胜.政党、国家能力与经济兴衰——来自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07):104-126+159-160.

内容提要

政党对国家兴衰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作者建立了政党领导力与国家经济兴衰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的长期历史数据检验了相关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与宏观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政党领导力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相关经济体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经济衰退的风险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党通过严密的组织与本国民众建立了密切联系，以高效融入本国社会的方式推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显著提升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政党通过不断完善政党制度对党内成员进行约束并强化党内协调以降低政策被特定群体俘获的可能性，确保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增强本国政府对国家总体资源的配置能力与使用能力。政党领导力是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国家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为解释和理解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何以能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加强执政党建设何以能提升国家能力提供了理论解释。

关键词

政党领导力；国家能力；经济兴衰；政党建设；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

数十年来，学界对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奇迹”何以发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学者们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肯定了政府、产业政策、制度和文化等内部因素对各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意义，但对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相关经济体的兴衰进行深层次探析的相关研究仍存在很多争议。在既有文献中，学界对于政党如何持续塑造各国政治经济这一关键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在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之际，如何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负面冲击而重振本国经济？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任务。政党塑造和影响着各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所实施的宏观政策，也必然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取得的经济成绩也被认为与其国内政党存在密切关联。在关于国家兴衰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学界较少对政党的作用和角色进行系统讨论，缺乏对经济增长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本文将政党作为独立变量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的解释框架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对相关影响机理进行了探究。

一、既有文献综述及其不足

学界对国家经济兴衰的根源进行了长期探讨。一般认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类型对一国经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将经济与政治制度视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学者认为，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出现迥异的根本原因，它塑造了社会中主要经济行为体的激励机制，并带来了不同的经济结果。也有学者指出，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如缺乏合格的问责制和不稳定的政治秩序）会导致国内资本外流，制约长期经济增长。在多种类型的制度中，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也受到学者的关注。例如，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认为法律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是促进市场繁荣的关键所在，英美法系相较大陆法系能更有效降低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提供安全的合同保障并建立起更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有学者认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能有力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学者认为，运转良好的法律体系可以提供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两个条件，即明晰的产权和较低的交易成本，这将有助于推动“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所以，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经济的波动性具有显著作用，良好的法律制度可以降低寻租行为，抑制腐败并推动经济增长。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两者的相关性取决于该国国内收入水平和财富分配状况。

经济增长情况同样受制于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既有研究发现，官僚制度的质量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联系。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利用跨国数据证实，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行政体制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学者提出，公共行政系统由于肩负着税收、规制、执法和提供公共产品等重要职责，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官僚制度的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然而，阿格尼丝·康奈尔（Agnes Cornell）等认为，官僚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夸大了，官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在短期有效。还有学者认为，提升行政体制的效率可以有效降低公共采购成本，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桑杰·马尔瓦（Sanjay Marwah）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与拉美地区进行了对比，指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本地区更加重视教育，而且为建立高质量的官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政党领导力是指通过政党建设所形成的凝聚力。政党深度嵌入一国的经济与社会系统并塑造着该国的政治与经济面貌。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政党与国内政局稳定性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有研究显示，政党的组织能力显著提高了该政党在国内选举过程中的支持率并增大了胜出的概率。肯尼思·罗伯茨（Kenneth M. Roberts）和埃里克·威贝尔斯（Erik Wibbels）对1980—1990年15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稳定能带来更持久的影响，在政党制度完善的国家，其政治波动性较低。还有学者提出，拉美地区的政党建设显著改善了该地区相关国家的政治环境，巩固了政治稳定的前景。通过对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政党体系进行研究后，有学者认为政党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发生国内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更大。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政党极化带来政党领导力的提升会导致不同政党之间关系紧张，进而造成政局的不稳定。

有学者讨论了政党与国内政策制定的关系，认为政党越强势，该国的政治环境越稳定，国内民众对相关政治议题的问责程度也更高，进而有利于提高国内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还有学者认为，在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其立法机构可能普遍存在党派分歧，不同党派之间也存在地域差异，这将进一步增加政策协调的难度，进而对本国政策议题和立法进程造成一定影响。有学者对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政党制度会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在多党制国家中，由于每个政党都有动机去迎合特殊的利益集团，这将加剧社会内部的分裂；在一党制国家中，执政党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和融合社会不同集团的能力，所以会显著增强政策的稳定度和可信性。也有学者讨论了政党对一国外交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获得了充分权威的执政党才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利益，并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威望。

政党也会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影响。有学者研究了政党纪律如何影响不同地区的贸易保护力度，认为纪律严明的政党为获得边缘选区民众的支持会倾向于对该地区的行业提供较强的关税保护政策。相反，纪律较为松散的政党对边缘地区提供的关税保护程度相对较低。丹尼尔·尼尔森（Daniel L. Nielson）指出，强有力的政党领导能够有效克服国内保护主义思潮，推动本国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学者对全国性和区域性政党进行了比较，认为区域性政党的政策与活动对外国投资者缺乏吸引力，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查尔斯·汉克拉（Charles R. Hankla）提出，政党的强力领导能够抵御本国的保护主义而推动放弃保护性政策。由于该政党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并能与本国民众保持亲密稳定的联系，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可以采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引导和实施为国家带来长期经济利益且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王瑶和郭冠清认为，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造成了微观政策的失效和宏观政策的不稳定，这是其国内经济政策失灵的主要根源。费尔南多·比萨罗（Fernando Bizzarro）等学者提出，领导力强的政党对本国的经济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强有力的政党能够回应民众诉求并采取长期性经济政策，因此促进了该国经济的繁荣。

然而，既有研究并未深入分析政党领导力强弱与一国经济增长快慢的关系，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三方面：首先，上述研究围绕制度与经济增长、政党与国内政治局势以及政党与国内政策制定等议题展开讨论，但对政党领导力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对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与政党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其次，既有研究在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案例分析时，对政党领导力如何对本国宏观经济运行发挥作用这一问题缺乏机理讨论和实证检验。最后，政党可能对经济产生显著作用，但政党的发展也受本国经济的制约，如何有效识别二者的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政党领导力、国家能力与经济兴衰的理论分析

（一）各国政党领导力的演进与其经济兴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政党建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基于“民主多样化（Varieties of Democracy）”数据库中多个维度的子指标进行测算，全球政党领导力的平均值由1950年的0.509上升至2019年的0.608。观察细分地区可知，不同地区的各国政党领导力强弱存在显著差异：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由于国内各政党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其党内的各项规则制度相对完善，因此政党领导力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由于政党建设起步较晚，导致这些国家在政党领导力的建设上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政党领导力较弱。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的政党。它们的总体特点是：组织相对严密，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的政治目标以及较强的动员能力，多数都是领导力较强的政党。

根据民主多样化数据库的数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平均政党领导力保持着不断上升的趋势，其间虽然也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但总体呈向上趋势。考虑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政党领导力带来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几个较为重要的国家作为观察对象，分阶段考察其政党领导力的变化。例如，日本的政党领导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稳步上升，1950—1997年的平均值高达0.808，1998—2008年的平均值达到0.827，2009—2019年的平均值继续上升至0.871，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排名相对靠前。韩国的政党领导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小幅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最低值0.487。韩国政党领导力在1997年之前的平均值为0.692，1998—2008年的平均值大幅上升至0.907，2009—2019年平均值小幅下滑至0.885，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其政党领导力也相对稳定，平均值始终在0.7左右波动。例如，1997年之前的新加坡政党领导力的平均值为0.723，1998—2008年的平均值略微下降至0.714，2009—2019年的平均值下降至0.710。马来西亚的政党领导力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在1997年之前的平均值为0.747，1998—2008年的平均值上升至0.784，2009—2019年的平均值继续上升至0.822。印度尼西亚自1945年独立后其政党领导力迅速攀升，1950—1997年的平均值为0.701（与韩国相似），1998—2008年的平均值升至0.713，2009—2019年平均值更是上升到0.763。

为了初步观察政党领导力与经济表现的相关性，图1从经济的增长和衰退两个维度展示了世界各国政党领导力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联。图1a显示，政党领导力与经济增长率平均值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上升的拟合线表明伴随政党领导力的增强，该国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也随之提高。此外，本文将分析扩展至经济衰退的维度。图1b中下降的拟合线表明，在政党领导力平均值较高的国家，本国经济衰退的频率更低，即出现经济负增长的可能性更小。上述统计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与宏观经济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在政党领导力强的国家，其平均经济增长率更高，本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也越低。

（二）政党领导力—国家能力—经济兴衰的理论分析

政党领导力是指政党的凝聚力和执政能力，通常表现为政党是否具有统一完善的制度架构、严密的组织能力以及是否得到民众的稳定支持等。政党领导力与政治制度并无直接联系，相似政治制度下的各国政党领导力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政党领导力是一个中性的衡量指标。本文从国家能力的角度对政党领导力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在面对强势利益集团和反对者时仍能实施既定政策的能力。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将国家能力区分为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他认为专制性权力是指国家精英在未与民众沟通的情况下即可施行的权力，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渗入公民社会并在领土范围内施行政治决策和政策的能力。乔尔·米格德尔（Joel Migdal）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理论，进一步将国家能力定义为“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汲取资源的能力、采用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能力”米格德尔认为，国家能力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二是按既定方式配置或使用资源的能力。本文将国家能力分解为“社会控制能力”和“配置或使用资源的能力”两个维度，并以此解释政党领导力、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理论关联。

其一，具有较强领导力的政党通常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其社会控制力也较强。此类政党通常拥有遍布全国的多层级组织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可以有效组织和协调与不同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的关系，增强同当地民众的沟通和交流，增进政党体系对各类经济与社会事务的介入，调节潜在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以日本为例，许多自民党的国会议员都会选择在本地建立后援会，借助后援会进行政治动员。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内部还专门设立了政策调查会这一组织，负责该党日常政策的调查、审议和决策。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可以借助政策调查会这一平台，代表特定的行业和群体（如农民、医生、小零售商、卡车司机、邮政局员工和建筑公司）发表意见，在了解各行业真实诉求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扶持和公共补贴支持相关行业的发展。具较强领导力的政党通过各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提高其在社会事务中的融入程度，提高了对本国各行业及企业主体的信息获取能力，通过梳理和分析各类经济与社会矛盾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

对社会控制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政党具有更强的资源汲取能力。政党可以借助组织严密的中央和地方分支机构对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高度渗透，以此提高该政党在执政时期的税收征管效率以及对国有资产和本国自然资源的管理能力，进而扩充本国的财政能力。刘长喜等认为，对经济资源的动员能力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一国对经济资源的动员能力会显著影响政党对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对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越强，政党就越能对国家施加有效控制。政党的资源汲取能力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实施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条件。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执政党对本国经济资源控制权的弱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财政衰竭往往是国家衰败的直接原因。

其二，政党领导力的提升意味着高效的资源配置与使用能力。高效的组织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提供了保障，政党领导力的提升带来了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这为实施国家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执政党可以全面了解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政策需求，借助其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执行力贯彻执行既定政策，即使在遇到特殊利益集团压力时仍能凭借自身的凝聚力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避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受到干扰，有效调动与协调社会资源。其次，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也为国家长期性的重大经济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有学者指出，由于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和执行等方面能力极强，技术官员运用权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加以贯彻执行，这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效率。最后，面对巨大的外部冲击，具有较强领导力的政党可以发挥组织和制度优势，凭借掌控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实施强有力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平抑宏观经济波动，确保在更长期的战略视角下进行资源配置。

综上所述，政党领导力可以在社会控制能力和配置/使用资源的能力这两个维度发挥关键性作用，从而全面推动国家能力的建设。此外，国家能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能力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源就在于各国强力型政府能从社会中有效汲取并配置资源。与之对照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被称为“碎裂型国家”，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匮乏的国家能力之间有着直接关系。马克·丁切科（Mark Dincecco）等认为，财政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关系，拥有较强财政税收能力的国家可以显著提高本国的长期经济表现，国家能力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两个理论假说。

假说1：政党领导力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一国政党领导力越强，越能显著改善本国的经济绩效。

假说2：增强国家能力是政党领导力提升经济绩效的主要机制，政党领导力的提升能够增进政党的社会控制能力，并赋予本国政府更强的资源汲取能力，使政党具备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与使用能力。

三、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政党领导力的界定与量化指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政党领导力。本文以政党领导力指数衡量一国整体的政党领导力强弱。政党领导力指数主要由政党组织、政党分支机构、政党与民众的联系、独特的政党纲领和政党凝聚力五个子指标综合形成。

政党组织子指标衡量的是政党是否具有全国性的常设机构。如果政党拥有全国性的常设机构，那么这意味着该政党具有完善的组织框架和强大的领导力，表明其有能力参与和进行日常政治活动。政党分支机构子指标衡量的是政党是否拥有常设的地方分支机构。长期稳定的地方分支机构可以加强政党同当地民众的沟通和联系，实地了解所在地区的真实情况，为其执政时期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提供第一手信息，有助于彰显政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政党与民众联系子指标衡量的是政党通过何种方式与民众联系，这也体现了政党领导力的强弱。如果以选民与政党之间的团结模式来衡量，较为弱势的政党由于没有能力将其影响力覆盖全体民众，因此通常会在某些地区采用庇护主义，通过许诺短时利益（如提供公共产品、工作机会甚至现金）来吸引部分选民。然而，对具有较强领导力的政党而言，选民对该政党的支持则基于政党所推行的政策、政党纲领和对社会的愿景。独特的政治纲领子指标也是判断政党领导力的重要方面。拥有独特的政党纲领意味着政党可以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有助于政党公信力的提升和声誉的建立，也有助于团结更多的民众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政党凝聚力子指标衡量的是政党内成员的凝聚力，大多数情况下主要衡量政党成员在进行重要立法投票时是否保持一致。强势的政党通常具有严明的政党纪律和高度的凝聚力，在国内重要的政治活动中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对上述五个子指标的得分进行累加并进行标准化，可以得到各国政党领导力强弱指数对一国整体的政党领导力进行衡量，指数范围为0—1，数值越大，代表政党领导力越强。

（二）实证模型的设定

进行实证分析的首要目标是确定因果关系。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政党领导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降低两者之间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均做滞后一期处理。由于OLS回归难以有效识别因果关系，计量模型存在的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都会导致估计的失效，因此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以解决因果识别的难题。

工具变量法是计量经济学领域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常用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借助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外生性和相关性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即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模型扰动项不相关，同时工具变量需要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本文选取了世界其他国家政党领导力平均值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政党领导力平均值这两个变量作为第i国政党领导力的工具变量，主要考虑了政党建设在国家间的扩散性特点。当一种政党的组织形式被证明是高效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也有动力去学习和模仿。这种现象不仅会出现在邻近国家，也可能传播至世界各地。阿西莫格鲁等认为，世界各国制度的变迁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以浪潮的形式出现，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其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因此，他国的政党制度类型和组织形式同样会对本国的政党制度化建设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进而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与此同时，他国政党的组织形式对本国经济并无直接影响，这也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为确保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本文在计量分析过程中还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统计检验。工具变量法可以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现，基础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式2为第一阶段的估计方程，即用内生解释变量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从而将内生解释变量的外生部分区分出来；式1为第二阶段的估计方程，即再用分离出来的外生部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在式1中，Growth_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经济绩效），表示国家i在第t时期的经济绩效（包括短期增长率、长期增长率、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程度等）。Party_EAi，t-1为核心解释变量（政党领导力），估计系数β1的含义为东亚和东南亚各经济体的政党领导力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为了尽可能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其做滞后一期处理。

Xit为其他可能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国家的制度质量、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储备、人均GDP水平、通货膨胀率、人口增长率和族群结构）。ξt表示与时间相关的不可观测的变量，ψit为随机扰动项。IV1和IV2是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以第t-1年除第i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政党领导力平均值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其他样本政党领导力平均值进行衡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为1950—2019年，并以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核心解释变量（政党领导力）构建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和指标均来自民主多样化数据库。控制变量的衡量和数据来源如下：（1）人均GDP水平，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通货膨胀率，即由GDP平减指数计算出的通货膨胀率，数据同样来源于世界银行。（3）国家的制度质量，数据来源于“政体5（Polity 5）”数据库。（4）人口增长率，即一个国家人口规模的年增长率，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5）贸易开放度，即国际贸易占该国GDP的比重，以进口和出口的货物和服务总值除以GDP来衡量，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6）族群结构，以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族裔的个数进行衡量，该数据来自民族权力关系数据库（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7）人力资本储备，即基于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率所计算的综合性人力资本衡量指数，该数据来源于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8）冲突严重程度，该指标衡量了一个国家每年所经历的社会和国家间所有主要政治暴力事件的严重程度，数据来源于主要政治暴力事件（Major Episodes of Political Violence）数据库。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国家经济绩效。首先是通常意义上的短期经济增长（定义为一个国家每一年的GDP增长率），长期经济增长为一个国家5年内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其次是经济衰退，本文将经济出现负增长的年份定义为经济衰退，出现负增长定义为1，否则记为0。此外，经济危机变量为哑变量（有危机发生记为1，否则记为0），危机的定义包括系统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本文将发生过系统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的年份均记为1，未发生过则记为0。表1为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包含诸多经济类和政治类的变量，这些变量彼此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导致计量结果出现偏误。因此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需要通过计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低于公认的0.8这一判定标准，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政党领导力影响经济兴衰的实证检验

（一）政党领导力影响经济绩效的基本结论

为有效减少遗漏变量问题的干扰，本文在实证模型中控制了固定效应。同时，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过程中，为确保能够准确识别因果关系，还需要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识别不足检验中，p值均不超过0.01；在弱识别检验中，F值也远大于Stock—Yogo检验的10%水平上的临界值19.93，充分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见表2）。

表2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展示了政党领导力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一方面，模型（1）和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短期经济增长率，其中模型（1）为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的基准回归，其余各列均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由结果可知，两列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分别为0.017和0.020）。该结果说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的政党领导力与短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即随着政党领导力的增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的短期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此外，政党领导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否为短期现象？对此，本文再次以每五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观察政党领导力对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结果如模型（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019），这说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政党领导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在短期内有效，而且在长期内仍将发挥显著作用。伴随政党领导力的增强，各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也显著提高。

随后，分析政党领导力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由于表2中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哑变量，因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概率估计模型（IVprobit）进行实证分析，在模型（4）中考察政党领导力与一国经济衰退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衰退，本文使用哑变量来进行标识。如果该国某一年的经济出现衰退，则该变量记为1，否则记为0。估计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政党领导力的增强显著降低了经济衰退的风险。此外，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样意味着较低的波动性。由于经济危机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成本，对国家经济也造成巨大冲击，所以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已经成为考察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重要维度。表2的模型（5）再次考察了政党领导力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仍高度显著为负，这说明东亚和东南亚各经济体政党领导力的提升有助于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概率，增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假说1得以验证。

（二）政党领导力影响经济绩效的约束条件

政党领导力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约束条件，尤其是在政党体系结构和政党关系存在差异时，政党领导力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的特征，因而需要在上述模型中引入交乘项对其进行相关分析。

本文将政府分化程度指数引入分析，该指标的数值越大，代表一国权力机构所包含的政党数量越多，政府的分化程度也越严重。本文将政府分化指数、政党领导力与政府分化指数的交乘项同时引入模型，并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表3中的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即政党领导力与长短期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与前文结论保持了一致。与此同时，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负，该结果意味着当该国行政体系中包含的政党数量越多时，政党领导力对本国长短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不明显，原因在于政党之间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存在差异，国家权力体系中包含的政党数量越多，政府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效率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从而约束了政党领导力对本国经济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此外，本文还引入国内政治极化指数来反映不同党派（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分为0—4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代表不同党派（或群体）之间围绕相关议题的政治博弈越激烈，彼此间的互动模式也呈现出更明显的对立特征；等级越低则意味着国内不同党派（或群体）间的合作更加密切，政治体系也更为和谐。将该指数与政党领导力的交乘项以及指数本身共同引入基础模型，表3模型（3）中的被解释变量为短期经济增长率，模型（4）中的被解释变量为长期经济增长，相关结果均为利用工具变量法估计得到。由表3可知，在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方面，政党领导力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高度显著为正，即伴随政党领导力的增强，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该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政党领导力与政治极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该结果说明，伴随政治极化程度的增加，政党领导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下降，不同群体的政治博弈将显著制约政党领导力对一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此外，就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而言，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政党体系结构和政党关系同样制约着政党领导力的影响，限于篇幅未在正文中进行论述。

五、政党领导力影响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检验

（一）政党领导力与社会控制能力

社会控制能力意味着政党能够有效融入社会并调节社会关系，消除国内不同群体间的分歧和矛盾并在国家内部形成有效的凝聚力，营造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显著增强政党对国家整体的控制力。本文利用民众支持度、政治稳定以及政党对国家的控制力三个指标进行检验（见表4）。

首先，在表4的模型（1）中，本文利用群体支持规模来衡量民众支持度，民众支持度指数共分为0—4五个等级，等级越高，则代表政党的支持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将群体支持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验证后，其估计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2.712）。这说明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增强政党领导力能够提高国内民众的支持率，更容易凝聚社会共识、加强民众的团结。

其次，在表4的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政府机构的稳定性。该指标利用每年政府部门中主要决策者退出的比例进行衡量，比例越高意味着该国政府的稳定性越差。估计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仍然在5%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负值（—0.214），该结果说明提高政党领导力同样有助于维护国内政治秩序并增强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因此，伴随政党领导力的增强，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也越强。

最后，在表4的模型（3）中，本文将国家的整体控制力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数基于执政当局对本国领土有效控制的程度来衡量，该指数越大说明国家有效控制本国领土的能力越强（该指标来源于民主多样化数据库）。根据估计结果可知，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5.871），即伴随政党领导力的增强，本国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也越强。综合上述结果可知，政党领导力的提升能够有效凝聚社会共识，提升民众的支持度和政府机构的稳定性，显著提升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

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也是社会控制能力的重要表现，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通常从税收和财政收入的角度对汲取能力进行度量。本文从两个维度——政府的总体财政可持续性和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对财政资源汲取能力进行衡量。在表4的模型（4）中，以一国每年政府债务的利息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国财政的可持续性，该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一国政府债务负担越重，债务的可持续性越差，一国的财政压力也越大。估计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政党领导力的提高，各经济体的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显著提升，经济资源汲取能力将不断提高。随后，本文以一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作为财政能力的替代变量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模型，政府征得的税收占本国GDP比重越大，意味着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越强。估计结果见表4的模型（5）所示，本文所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即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0.085），这说明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中，政党领导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本国政府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汲取的份额，进而增强自身的资源汲取能力。该结论与表4的模型（4）的结论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以判断，伴随政党领导力的增强，各国的财政能力显著提升。

（二）政党领导力与资源配置及使用能力

政党领导力的增强是否能提升一国政府的资源配置与使用能力？有学者提出，国家能力中的资源配置与使用能力主要通过主导工业化进程和实施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全面提升经济绩效。本文利用四个指标对其进行检验。

首先，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施政效率是进行更有效资源配置的前提。因此，本文在表5的模型（1）中优先检验了政党领导力与政治体系效率之间的关系。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该国政治体系效率指数，该指数的数值越大代表政治效率越低。估计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负（—1.764），这意味着伴随政党领导力的提升，政治体系效率也得以显著提升。

其次，充足的资本积累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本文在表5的模型（2）中观察政党领导力与国家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关系。资本积累可以利用国内投资总规模进行衡量。估计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0.103），这说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的政党随着其领导力的增强显著提高了国内的投资水平，为政府实施有力的产业政策、对国内资源进行再配置提供了前提条件。

再次，良好的资源配置与使用能力还表现为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国内资源更加公平的分配。因此，在表5的模型（3）中，被解释变量为国家总体资源分配指数，该指数衡量了全社会范围内多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包括食品、水、住房、教育、医疗保健等商品和服务）平均分配的程度。国内资源分配指数体现了不同社会和经济群体与不同地区之间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的平等程度。该指数越大，代表该国总体资源分配越公平。由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0.4），这说明随着政党领导力的增强，东亚和东南亚各经济体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平等的分配，有利于社会全体民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最后，在表5的模型（4）中，本文再次考察了政党领导力对国家总体效率的影响。国家总体效率指标衡量了一国政府的总体运行效率，取值范围是0—12，其中数值越小代表效率越高。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伴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政党领导力的提升，国家整体运行效率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上述结论表明，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政党领导力的增强有效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运用能力，本文的假说2得以验证。

六、结论

本文基于长时期的多国面板数据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政党领导力、国家能力与各国经济兴衰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强大的政党领导力显著提升了东亚和东南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减小了经济衰退的风险以及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领导力较强的政党能够有效渗透至社会各阶层和群体进而发挥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作用，凝聚社会共识并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领导力较强的政党能提高资源汲取能力和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资源运用能力，进而带来了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推动东亚和东南亚各经济体宏观经济持续平稳运行。这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新视角，指出了政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之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经济繁荣新路径。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方南

〇 排版：彭攀宇

〇 审校：杨晔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