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架构的网络化逻辑 |【国际关系】专题
编者按
这篇论文深入探讨了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运用推论性网络分析揭示了美国如何通过联盟体系、安全合作和军事部署来维护其地区战略。文章不仅分析了网络化背后的动因，还探讨了其对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为理解亚太地区安全动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安全架构的网络化逻辑
（原标题为：《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逻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张耀，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张耀.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逻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05:103-164.
内容提要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架构始终处于网络化的进程中。该架构以美国力量投射为保障，以盟友和关键伙伴为支点，以安全制度为骨架，推动一系列联盟管理、安全合作与军事部署以服务于美国的地区战略。使用推论性网络分析路径对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时空演化图景进行研究发现，美国霸权护持需求与联盟秩序维持功能的不相符造成的制度缺位是网络化的前提条件，基于国家、双边和结构层次的优先连接、强化连接与网络传递效应则是影响网络演化的主导性因素。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社会性权力大的国家更容易与他国建立更多安全合作关系；相互合作基础深厚的国家间更容易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两国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会受第三方影响，倾向于选择均与第三方建立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复合网络化长期表现为一种碎片化的垂直网络架构。这种趋势以社会性权力分布为基础，以双边安全制度为主导，以选择性多边主义为补充，以提升制度化密度和深度为制度扩展方向，通过泛化地理空间来汲取更多的安全网络资源。网络中心地位的竞争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需要依靠高质量伙伴关系促进包容性地区安全架构的形成。
关键词
美国亚太安全架构；联盟转型；安全制度；网络效应；推论性网络分析
形成于冷战初期的美国亚太双边联盟被称为“轴辐体系”，即美国是轴心、其盟友位列辐条末端，且盟友间缺少横向安全联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与大国竞争强度的加剧对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霸权秩序构成挑战，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即“旧金山体系”也在悄然变化。一方面，随着美国与盟伴之间正式与非正式安全制度安排的持续累积，美国亚太安全架构更加复杂，既包括美国分别与盟伴构建的安全制度，也包括盟伴之间的横向安全合作，呈现出双边、小多边和大多边安全制度相互交叠的特点；另一方面，地理区域逐渐被地缘政治化，“印太”概念成为美国官方的政治话语并演变为带有政治目标的战略叙事。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的亚太安全架构逐步被“印太安全架构”所替代。在此背景下，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转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并形成了关于联盟体系网络化与演化机制的讨论。哪些因素推动了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演化？从“轴辐体系”转变为“复合网络”具有怎样的演化逻辑？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既有解释
学界在认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否网络化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争论焦点源自对“联盟”概念的使用上：一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联盟，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承诺与义务为标准；二是更宽泛的国家间合作联盟，纳入不存在军事安全承诺的安全合作以及各种“议题联合”。事实上，探讨包容性更强的安全架构可以规避各方争论，达成更多共识，如奥巴马政府强调“主导构建亚太安全架构”并着力推动网络化进程。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则正式提及了“网络化安全架构”。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样提到“重振美国的（印太）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总体而言，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既有解释主要包括三类。
（一）联盟功能不足论
联盟政治理论认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源于霸权护持需求与联盟功能不相符。一般而言，联盟具有安全互助、战略协调和秩序维持三种功能。长期以来，联盟对于美国霸权秩序的维持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冷战后联盟制度功能与美国霸权护持需求的匹配度持续降低。正如威廉·陶（ William T. Tow）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指出的，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旧金山体系”正在转向更为复杂的安全关系结构，以实现“联盟互惠”与“融合安全”。又如，有研究指出美国主导的东亚“轴辐体系”存在残缺性和外部性两大弊端。具体而言，有关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中制度功能不足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类论点。
第一，联盟的安全互助功能减弱。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安全交换关系是不对等的：在安全等级制下，相互防御的安全承诺基本等同于美国单方面的安全保障，盟友则是附属国角色或仅仅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随着美国单极霸权的衰落，其承担安全责任的能力下降，联盟承诺可靠性降低，“被抛弃”和“被牵连”的联盟困境加深。美国主导亚太安全架构的战略需求转变为获得更多的力量支撑和成本分摊。网络化安全架构能够加强联盟的内部团结，进而缓解美国战略资源不足的困境，以最低成本维护地区霸权秩序。
第二，双边联盟的战略协调功能先天不足。大国竞争、地区争端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交织使得美国对威胁多元性和威胁紧迫性的认知增强，对联盟战略协调功能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然而，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建立在双边基础上的“轴辐”结构。这种双边联盟虽然与亚太地区内部的差异性相兼容，但在战略协调功能上却存在制度设计缺陷。美国推动网络化的动机在于试图补足制度缺陷以实现“亚太安全秩序的再美国化”。对此，路易斯·西蒙（Luis Simón）等指出美国联盟体系不应再使用双边/多边的二分法描述，而是表现为一种结合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合作形式且有一些独特属性的“节点防御（nodal defence）”体系，在应对多元威胁和战略协调方面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第三，亚太盟友对于维持霸权秩序的代表性不足。冷战初期，美国在亚太地区先后将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与泰国等纳入防御体系。随着1986年新西兰的“退盟”，美国的亚太盟友仅余下五个。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奉行“接触”战略，霸权护持的合法性需求不断增强，需将更多国家纳入美国安全架构以塑造合法性规范。在中美“位势”消长的体系压力下，美国维护现有联盟体系的边际收益递减，美国认为中国“削弱” 其联盟体系的力度却在“增强”。此外，美国与盟友存在的战略分歧与利益分化问题进一步腐蚀了亚太联盟体系的社会基础。美国通过安全制度多边化弥补联盟功能不足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持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联盟政治学者承认安全制度多边化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有机补充，但多因坚持“联盟”概念的核心内涵而质疑联盟体系的网络化。受路径依赖影响，美国传统联盟体系的持久性归因于其长期的制度化和社会化，因此只可修补而难以重置。刘丰指出，安全合作网络是美国联盟体系转型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联盟体系正在走向网络化，因为相互之间的安全承诺是联盟关系的内核。基于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内部结构、历史因素以及地缘、文化和宗教因素将长期阻碍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进程。吉川元（Kikkawa Gen）认为，除“轴辐体系”的路径依赖外，亚洲非西式民主国家对国内政权安全的维护、反映安全等级的政治交易、日美特殊的双边联盟以及东亚国家普遍对多边安全制度的排斥都阻碍了东亚多边联盟的形成。由此可见，持质疑立场的学者以拒绝概念泛化来保持理论的严谨性。
（二）小多边主义视角
近年来较多研究聚焦在亚太小多边外交对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影响。孙茹是较早探讨美国亚太联盟网络化的中国学者，她指出美日韩、美日澳和美日印等三边安全机制建设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主要表现。三边“集群”效应具有合作机制化与合作内容持续深化的特征。总体来看，小多边主义视角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取决于多边安全安排带来的政策效益能否超过制度约束所带来的成本。小多边主义因其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特质而具有显著优势。在美国霸权地位下降且亚太地区缺乏可替代性安全秩序的情况下，小多边主义的兴起源自国家对成本和运作效率的追求，表现为避免单边行动的战略成本和多边安排的协调难题。斯图尔特· 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总结了小多边主义的四点制度优势：一是战略协调优势，即小多边成员往往价值观、战略利益和政策偏好相似，并具备实现这些信念所需的战略资产；二是制度约束性弱，成员自愿加入且无须受到过多制度约束；三是制度治理的碎片化，小多边主义以零散的方式对复杂的议题领域进行分解，并通过这种零散的制度形式构成互补的制度复合体；四是复合的合作模式，小多边主义还表现为跨政府、多层次和多利益相关方的新型合作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的制约（尤其考虑到多边条约在参议院中几乎不可能通过）推动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建立门槛较低的小多边安全协议。这种排他性安排既保留了“轴辐体系”的控制权，同时也允许参与者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至少可以部分解决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因双边联盟的不对称性而产生的协调难题。
另一方面，小多边主义能够更好地适应亚太地区环境的特性。一是有利于处理亚太地区纷争。亚太地区地理范围广阔，各国利益分歧严重，基于战略上的不信任，难以对诸多安全议题达成广泛 共识。小多边主义是地区成员国家利益分歧与大国为推进战略竞争等目标而灵活介入之间互动的结果。二是兼容东亚特有的政治文化。此类观点在解释冷战后亚太国家为何热衷于构建非正式的安全合作机制时总结了亚洲特有的地区特征：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寻求对话和共识，而不是高度制度化的合作和多数投票 原则。此外，东亚地区的主权规范和不干涉原则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灵活、松散的非正式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关于小多边主义在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中充当何种角色存在多种观点。大部分观点认为，由于面临内部分歧与安全承诺责任等制约因素，小多边安全合作只会成为双边联盟的补充而非替代品。与西蒙等的观点相反，陶认为小多边主义不仅“以威胁为中心”，而且被视为是一种与“旧金山体系”的联盟网络并用的“桥梁工具”。车维德（Victor D. Cha）指出，当大国缺乏共识时，亚太地区的小多边主义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政治安全安排，可与双边和多边主义相互兼容。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强调美国亚太地区架构正采取一种“混乱的多边主义”，表现为组织灵活、制度约束弱、运行方式分散与合作模式多元的复合型架构。此外，贺凯提出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指出亚太秩序的转型突显了安全制度重叠、冗余和低效的特点。也有观点认为小多边主义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正在转向的第三种变体。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活跃的三边主义是稳定的双边联盟体系向高度相互依赖秩序转型的中间阶段。不过，上述争论并未否定联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制度基石地位。
（三）盟伴施动性视角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美国霸权衰落与安全承诺可靠性的下降，亚太地区中小国家不得不寻求可替代的安全保障方案。一方面，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源自其盟伴对威胁认知的施动。此类观点主要强调威胁一致性与威胁强度的影响。“节点防御论”也强调节点国家为应对多元威胁需要通过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等多样化的安全制度形式实现功能分化。凌胜利等探讨了美国盟伴的内部分歧与亚太安全战略多边转向的作用机制，即盟伴担心“被抛弃”而与他国展开横向安全合作。由于东亚历史上长期受大国博弈影响，冷战后的地区权力真空和大国崛起加深了亚太地区相关国家对美国的安全需求，这些国家通过与美国加强多边合作的方式降低地区冲突风险。美国前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曾将驻日美军形象地比喻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瓶塞”。美日联盟因而成为亚太国家接受与日本开展安全合作以及加入美日主导的小多边安全制度的前提。马特奥· 戴安（Matteo Dian）指出，日韩两国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不同角色与行为源自双方对中国在东亚秩序转型和制度竞争中的作用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另一方面，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是弱国追求战略自主性的结果，即通过多边制度约束拓展战略空间。杰达·弗雷泽（Jada Fraser）认为，日本和韩国强调增强能力并在与美国的联盟中承担更多责任。韩国除试图在双边联盟中承担更多责任外，还寻求将美韩联盟的防御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以寻求更大的国防自主权。文在寅政府新南方政策的“和平支柱”是优先扩大和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日本更是希望发挥地区关键角色，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防自主权。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是担忧自身过于依赖美国，因此通过多边安全框架增加本国的战略自主性。盟伴施动性还受到国内政治驱动的影响。一些国家国防工业基础和防务研发成本的日益增加推动了国家向外拓展防务合作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而国防工业相关的公司、政府官员和关键决策者可能随之形成利益共同体。此外，宣扬相关政绩可以对内巩固执政者的合法性，对外彰显国家地位和身份以争取国内民众支持。
除上述三类主要视角外，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也存在其他讨论。如随着联盟承诺的弱化和议题领域的泛安全化，“联合阵线（coalition）”被视为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新形式。霸权国通过增加成员数量、丰富国家类型和扩大议题覆盖范围等实现安全架构的网络化，为美国主导亚太安全架构拓展操作空间并提高制度化深度。还有学者从英国学派的视角解释美国网络化安全架构中的成员范围，指出该架构旨在通过展开秩序谈判“规范中国发展的轨迹”，从而塑造美国的地区霸权。
尽管既有研究分析了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原因，但较少考虑机制因素。第一，联盟政治理论从权力结构、威胁制衡和安全供需的角度出发，强调霸权秩序护持的核心战略目标和联盟制度在安全供给中的功能。然而，联盟功能不足难以为美国安全制度方略调整尤其是安全架构演化的内在机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第二，尽管小多边主义具有制度有效性和地区兼容性的独特优势，但缺失时间维度使得这一视角难以解释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时段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小多边主义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作用机制存在内生性问题，即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第三，盟伴施动性解释难以说明冷战后30年来美国亚太安全架构演化的长期性和内在动力，即美国作为亚太联盟体系的主导国与安全网络的核心节点，无疑起到不可规避的关键作用。综上，相关研究既缺少从国家、双边和网络结构层次的分析，也缺失时间维度的考量。因此，本文借助推论性网络分析（inferential network analysis）路径理解美国亚太安全架构演化的网络效应，将时间维度等更多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二、美国亚太安全网络演化的结构与机制
借助全样本矩阵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清晰展现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的演进路径。网络分析主要关注节点及其之间的联结。因此，本部分分析了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的整体结构和节点特征，以揭示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同时阐明影响美国亚太安全网络演化的多层次效应与因果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
(一) 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复合网络化
与“美国亚太/印太联盟体系”相比，“美国亚太/印太安全架构”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各国彼此互动并形成一个凝聚不同成员、彼此规定角色、搭建制度连接与汇聚共同规范的宏观体系，反映了大国或地区权力中心的安全利益与战略偏好。安全制度网络以大国为中心向外扩散，制度被内化的程度可能仅限于安全架构中的少数国家。因此，亚太安全架构的边界较为模糊，往往随大国影响力与“势力范围”的消长而发生变化。美国亚太安全架构包含于亚太安全架构，主要是指美国为维护地区霸权，在亚太地区主导构建的以联盟为核心、以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为补充的地区安全制度复合体。这一架构以美国力量投射为保障，以盟友和关键伙伴为战略支点、以安全制度为骨架，推动一系列联盟管理、安全合作与军事部署以应对安全威胁。
从安全制度切入研究美国亚太安全架构具有明显的优势：安全制度是国际制度在安全领域的延伸。在理论方面，虽然既有研究围绕安全制度的界定和类型化分析产生了诸多有益成果，但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安全协议这一复杂的安全制度大类的内部差异；二是难以处理安全制度内部共生交错、相互衍生的复杂关系。本文选择将联盟条约、安全协议、国际组织、对话机制、国际声明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制度均纳入分析范围以处理其内部复杂的衍生关系。安全合作往往需要通过制度和常态化机制予以确认，即使是常规军事合作也需要签订安全协议，并以此作为执行纲领或指导方针。因此，安全制度可以较好地反映美国同亚太各国安全合作态势的全貌。
通过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或参与的所有安全制度进行系统整理，本文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网络原始数据—— “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制度数据集（ USCID）”。数据来源依靠整理和分析海量资料，包括1945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条约事务办公室登记在册的所有现行防务类安全协议，美国政府官方的安全报告和政策文件以及既有的“生效的美国安全相关协议（DUSTA）” “防务合作协议（DCAD）” 等安全与防务合作协议相关数据库。新数据基本覆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同亚太地区各国缔结的所有现行正式与非正式安全制度。经过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再操作化，本文发现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起或参与了542个安全制度。这些安全制度不仅规模庞大、纵横交错，而且类型繁多、所涉领域广泛，成为本研究关键的经验来源。
(二) 美国亚太安全网络演化的图景呈现与结构分析
本文以美国冷战后亚太安全战略调整转折点和历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作为时间切片，将美国亚太安全制度数据分为1991-2000年、2001-2008年、2009-2016年、2017-2020年和2021-2023年五个阶段，并选取1991年、2000年、2008年、2016年、2020年和2023年六个时点分别构建各时点下的网络数据，分析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本文选取USCID数据生成各时点下的网络共现矩阵，运行UCINET6. 645与Netdraw 绘制各时点下美国亚太安全网络全景。
数据显示，冷战前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或参与构建的多边安全制度规模存在显著差异，这基本符合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经验认知。具体而言，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亚太地区主导了54个多边安全制度。其中，在冷战期间的少数多边安全安排中，不仅多项属于同一制度体系，而且在冷战期间相继解体。自1986年新西兰“退盟”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成为完全的“轴辐体系”。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安全制度建设进展明显，仅在冷战结束后10年内美国构建的多边安全安排便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总和。此外，小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并未阻碍其推动多边安全建设，尤其是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最为成熟。作为美国亚太联盟中的两个关键盟友，日澳两国的横向安全合作虽然不具备盟约属性，但加深了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
根据考察时段内美国历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本文选择1991年、2000年、2008年、2016年和2020年五个时点作为时间切片。值得注意的是，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其历届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数据结果显示，2016年和2020年的分析结果大致相似。囿于数据统计时间和美国官方数据更新的滞后性，本文仅就这五个时点进行网络结构分析，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平均距离、网络直径、两步内可达点数和节点强度等指标。
美国亚太安全网络规模随时间呈显著扩大趋势。奥巴马上任之初，美国亚太安全架构参与国达到 41 个，随后边际合作规模减小，说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基本覆盖了所有能建立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网络密度较低表明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的制度化程度（制度化密度）整体偏低。平均距离有所缩短表明国家之间合作的密切程度随时间增强。全时段网络直径均为2意味着网络中任意两国的最短路径不超过两步。平均距离和网络直径的稳定也是美国成功维护高效与紧密合作关系的重要指标。在个体网络中，参与国的两步内可达点数往往与美国的网络规模直接相关。数值上升说明美国积极推动盟伴安全关系的建立与深化，通过加强不同安全制度的融合以获取资源，巩固网络影响力。节点强度是指连接到各国的边的权重总和。节点强度越大，说明与该国具有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数量与缔结安全合作制度的总和越多。不过，同一多边安全制度中若存在多个成员也会影响节点强度的大小。所以，该指标只能用于整体判断一国介入美国安全网络的程度。
从表2可看出，除美国外，日本、澳大利亚与韩国的节点强度在所有时段都稳居前列，表明个体网络中国家间联系频率高。这些国家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和安全资源部署的重点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节点强度呈稳中有升态势。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菲律宾、泰国与美国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基本停滞（甚至有所倒退）。这与当时由于民族主义与主权观念高涨，东亚部分国家逐渐排斥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有关。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的节点强度大幅提升，这不仅反映了美国的北约盟友自冷战结束之初便开始介入亚太安全事务，还与克林顿政府的多边外交尤其是美国与新西兰安全关系得以修复有关。到小布什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的节点强度骤增，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和印度的节点强度也增长约2倍。此外，多个非美国盟友在该时段首次介入美国安全合作网络。美国“重返亚太”后，亚太盟伴的节点强度整体性增强，反映了这些国家介入美国双边和多边安全制度网络的程度明显加深。
节点中心度可用来测量美国与其盟伴的社会性权力，其来源和性质由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及其联结方式决定。按照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四种中心度指标可将社会性权力分别定义为直达权力、居间权力、通达权力和借势权力。本文使用UCINET将亚太地区国家纳入社会性权力的测量。美国与其五个亚太盟友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社会性权力分布整体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体现在安全网络关系资源的占用量上，而且反映在对资源的控制和利用方式上。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冷战初期以来长期存在的双边联盟制度及其路径依赖效应。美国盟伴在社会性权力分布上的变化与美国为应对亚太安全挑战而进行的战略调整相适应，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一个更为紧密且弹性的安全架构奠定了基础。
(三) 网络效应与研究假说
在探索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逻辑时, 需要明确安全合作网络的演化机制。在复杂网络中，拓扑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网络结果产生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在社会网络分析和三阶依赖效应研究的基础上引出基于节点、关系和结构的三种网络效应：优先连接、强化连接和网络传递。此外，通过对这些网络效应的深入分析，还可揭示美国如何通过多边安全合作维护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以及这种合作如何反过来影响地区安全动态。
第一, 优先连接是社会网络理论中一个关键的网络节点效应, 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一个网络中，新的节点倾向于与已经拥有较多连接的节点建立联系。从互联网的连接结构到科学合作网络, 这种现象在多个领域中均有发现。在国际关系中, 具有更大社会性权力的国家更有可能吸引新的合作伙伴。这一逻辑背后的动力是这些中心国家通常具有更多的资源、更强的安全保障能力以及更大的影响力，因而成为新合作伙伴的首选对象。在美国亚太安全网络中，美国和关键盟伴等社会性权力大的国家会形成“马太效应”。
第二，强化连接关注的是已有网络关系如何促进新关系的形成。在社会网络理论中，这是基于已建立的联系和互动在网络中创造出新的连接可能性。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如果两个或多个国家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受到制度路径依赖和偏好依附的影响，它们更有可能扩展这种合作，进一步深化和加强相互关系。这种机制的存在是因为已有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信任，从而降低了新合作关系的潜在成本和风险。信任在互动中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具有自我强化和累积的倾向。
第三，网络传递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核心效应，指的是如果节点A与节点B有联系、节点B与节点C有联系，那么节点A和节点C也有很大可能性建立联系。社会网络理论中存在一种“第三方保障”机制，即在一段新的关系中，第三方提供的可信度线索可以补充信任方对被信任方可信度的判断。关系密切的第三方可以通过传递积极的信息来增强两个主体之间的信任。如2023年3月，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在断交七年后复交，两国和解的重要原因是双方均与中国长期保持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正是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双方得以重新建立信任。在安全合作中，如果两个国家都与第三方有安全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直接建立合作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共同的合作伙伴能够作为信任和合作意愿的中介，从而促进新的合作关系的建立。
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大战略长期作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构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强调经济相互依存、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化，通过制度约束实现战略上的相互捆绑，也重视与潜在对手建立制度联系，从而实现减少制衡动机、增强相互约束的目标。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一系列多边安全制度具有两方面意图：一是巩固霸权合法性，通过自我约束式的制度方略削弱地区国家联合抗衡美国的意愿；二是以包容性塑造约束性，通过将潜在对手纳入制度框架以更密切地关注各国动向，缓解安全困境。促进经济相互依存、制度合作和有约束力的承诺是美国建立稳定的世界政治秩序的“秘密武器”。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与对华“ 修正式”战略定位的转变，美国对亚太盟伴的战略需求也持续增加，包括更多的军费开支和力量支持，而传统的“轴辐体系”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网络化的结构可以分散并减轻美国的霸权责任与成本支出，提高联盟体系的运作效率。从战略成果的角度看，美国联合日本、印度等盟伴构建安全网络可以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包括力量平衡、战略捆绑、行动互操作性、威胁应对、风险分担、战略支持和规范塑造等。
因此，美国霸权护持需求与联盟秩序维持功能的不相符造成的制度缺位是其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前提条件，基于国家、双边和结构（第三方因素）层次的网络效应则是影响美国亚太安全网络演化的主导性因素。如图2所示，本文基于制度缺位的基本假定，建立了以网络效应为核心逻辑的分析框架。
优先连接、强化连接和网络传递三种网络效应被选作分析机制，原因在于三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互补性，即解释了为何某些国家成为安全合作网络的中心、如何通过现有合作关系建立新的合作以及安全合作网络是如何通过共有联系而得到强化。换言之，这三种网络效应涵盖了国家、双边和结构层次。运用以上网络效应的理由还在于它们在解释美国亚太安全合作网络特有的形成、强化与拓展过程中的直接相关性和解释力。因此，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1（优先连接）：在美国亚太安全网络中，社会性权力大的国家更容易与他国建立更多安全合作关系。
假说2（强化连接）：在美国亚太安全网络中，相互合作基础深厚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假说3（网络传递）：在美国亚太安全网络中，两国之间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会受第三方影响，它们倾向于选择均与第三方拥有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
三、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为检验研究假说，本文首先采用动态网络模型实现仿真模拟与参数估计，并进行稳健性检验；随后辅以代表性案例展开过程追踪，阐释美国亚太局部安全网络的演化机理。通过双重检验，本文旨在证实多层次网络效应对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机制，明确分析框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 动态网络建模与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于三种网络效应的研究假说，明确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网络演化的机制，本文选择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作为主要分析工具。TERGM 是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的扩展，旨在适应纵向观测网络中的时间依赖性。ERGM指定了给定一组n个节点和某些条件下所观察到的网络Y相对于所有可能的网络配置出现的概率θ。TERGM基于ERGM，但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优化，其核心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1中，t，t-1…t-K表示对应的时期，Yt，Yt-1… Yt-K分别表示该时期对应的网络，c（θ，Yt-K… Yt-1）是归一化常数，θ是各统计量的系数，A是可能影响网络关系形成的因素。H（Yt，Yt-1… Yt-K）是对应于A的网络统计量。
如果网络中的结果是相互依赖的，那么网络拓扑结构就是准确解释该结果所需的信息。TERGM能够处理和分析网络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并对网络效应进行仿真模拟和参数估计。针对假说1（优先连接），本文引入变量二星构型（kstar- 2），即统计网络中二星构型的数量，以判定是否存在优先连接性。针对假说2（强化连接），本文引入网络边协变量（edgecov），即网络中每条边所拥有的某一类型协变量的和，可以反映该类型协变量对两节点间关系形成或强度变化的影响。笔者将美国与各国间缔结安全制度的数量作为网络协变量，由于要考虑合作关系的程度对建立新合作的影响，因此将两国间合作数量小于2的边分配一个协变量值为零，从而判定缔结安全制度数量多的国家间（即相互安全合作基础深厚的国家间）是否会更容易建立新的合作。针对假说3（网络传 递），本文引入变量闭合三角构型，统计构成三角结构的数量，以判断两国之间深化安全合作关系是否会受第三方影响。
在实际检验中，本文对基于时间切片生成的无向网络矩阵进行建模。引入时间依赖结构变量稳定性（memory），网络稳定性变量可反映上一期网络中的关系是否会影响下一期网络关系的形成。TERGM 设定如下：
式2中，Yt+1和Yt分别为t+1和t时期的美国亚太安全网络，θ为模型参数，1/c为介于0和1之间的归一化常数，kstar、edgecov、triangle分别检验三个假说。
表4展示的是基准模型，作为本文其他模型的参考基准。边数（edges）代表网络边数效应，属于网络的基础效应，主要用于反映两节点的连边对网络形成的影响。根据表4结果，边数变量的系数为-1.487，其对应的p值低于0.01，表明该系数是统计显著的。这一结果从t检验中得到确认，意味着边数对网络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模型模拟的网络并不是随机网络，因而本研究适合运用 TERGM 进行建模。但是边数的系数为负数说明边增长率低于理论值，同时表明网络的密度较低，网络整体的连通性相对较弱。
接下来，本文在TERGM 基础模型中添加变量二星构型、边协变量、闭合三角构型与网络稳定性，使用R语言中的btergm程序包构建模型并使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最大似然估计算法（MCMCMLE）对参数进行多次迭代估计，参考 Pr（>| t |）结果检验模型参数显著性，直到确定最优模型。表5总结了TERGM 仿真模拟后的参数估计结果。关于新增效应后的模型的合理性，可通过赤池信息准则（AIC）与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的数值来判断。新增效应后的模型的AIC和BIC比基础模型更小，则说明新增效应后的模型是更具合理性的。由结果可知，加入二星构型、边协变量、闭合三角构型和网络稳定性的模型，AIC和BIC分别为1299.97和1335.29，而基础效应模型的AIC和BIC分别为3055.95和3062.02。因此，新增效应的模型是更具合理性的。
在表5中，二星构型代表优先连接效应，参数估计值为0.112，显著性水平低于0.01。这说明优先连接效应对于网络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即网络中最核心的国家更容易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关系。边协变量定义为国家间安全合作制度数量（edgecov. net_quantity），代表强化连接效应，参数估计值为4.427，显著性水平低于0.01。因此，强化连接效应对于网络的形成与强化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即相互合作基础深厚的国家间更容易建立新的安全合作关系。闭合三角构型代表传递效应，参数估计值为0.229，显著性水平低于0.01。因此，传递效应对于网络的形成与拓展具有正向影响，即两国之间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会受第三方影响，倾向于选择与第三方均建立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
稳健性检验是为了保证模型结果的准确性。通常来说，TERGM中的效应如果显著存在任意取其他时点数据再次进行模型检验也都会成立。本文利用其他年份数据对TERGM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 6 所示，本文随机选取1992年、1999年、2006年、2013年和2019年五年的等距数据对TERGM再次进行估计。从结果可知，虽然二星构型与原模型显著性水平不一致，但是整体上边数、二星构型、边协变量（国家间合作数量）和闭合三角构型的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且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和原始模型一致，参数估计值均为正，这说明三个网络效应假说均得到证实。同时，AIC与BIC的值也接近。因此，可以得出TERGM结果较为稳健的结论。
(二) 案例追踪：美日印澳局部安全网络的演变
本文通过案例过程追踪进一步考察网络效应在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中的作用机制。自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以来，不可忽视的代表性案例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自 2017年全面复活，“ 四方安全对话”在美国“印太战略”和地区安全架构中处于关键地位。作为美国与盟伴共同应对体系压力的战略性考量，“四方安全对话”被视为美国亚太安全网络中的一个核心架构，其中包含系列双边、三边和四边关系。关于“四方安全对话”演变的原因, 相关研究从国内政治、经济依赖、安全关切与威胁制衡以及权力结构等视角做出了解释。然而，在美国霸权护持需求与亚太联盟秩序维持功能愈加失衡的背景下，制度缺位不仅推动美国持续加强与盟伴的安全联系，也促使盟伴加强与美国及安全架构内部的横向合作，获取社会性权力。基于优先连接、强化连接和网络传递的网络效应能够较好地解释美日印澳安全网络的内部关系如何作用以及为何经历了形成—瓦解—复活—强化的演变历程。
一方面，网络效应为“四方安全对话”在2007年的形成与2008年的瓦解提供了独特解释。“四方安全对话”概念最初源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美日印澳四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合作。2007年，安倍晋三（Abe Shinzo）提出建立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以应对地区挑战。同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举行首次会谈，探讨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2008年，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出于对中澳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退出了这一对话机制。印度也对这一排他性较强的联合阵线持消极立场。“四方安全对话”1.0版因两国的退出而走向瓦解。
有观点认为“四方安全对话”1.0版的瓦解源自彼时澳印与美日之间的战略分歧。网络效应则可以提供一个多层次的动态分析：当联盟制度缺位问题突出时，网络效应中的优先连接解释了美国和作为次轴心的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1.0版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此外，资源丰富的行为体之间也会进行密集的资源交换。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美日印澳四个国家存在相互联结的推力。从四国内部的安全关系来看，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早在冷战初期便成为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来，美日、美澳两对联盟在路径依赖下具备合作升级的先天优势并积累了深厚的合作基础。强化连接与网络传递效应为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的确立创造了条件。长期的制度累积让“三方之间联系的加强如此自然”。然而在2008年之前，美印、日澳、日印、美日印、日澳印等双边和多边安全关系的发展并不成熟。例如，陆克文政府对与日本加强合作持谨慎态度。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强调战略自主和多元外交，使其对加入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较为抵触，认为日澳是美国的“附庸”。因此，“四方安全对话”1.0版走向瓦解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盟伴之间长期缺少横向安全合作，未能形成足够的“闭合三角”。网络传递的薄弱性致使局部安全网络的脆弱性增强，彼此间缺少信任基础放大了各方对威胁认知差异的影响。因此，强化连接与网络传递的不足使得美国与日澳印三国之间未能形成稳定的安全网络。
另一方面，网络效应解释了“四方安全对话”在2017 年“复活”后缘何不断强化和拓展。随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需求急剧增加，制度缺位的紧迫性增强。“印太”概念的提出与“四方安全对话”2.0版的复活紧密相连。在特朗普政府正式使用“印太”概念后，2019年6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提出了加强美日印澳外交磋商机制建设。同年9月，四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外长会，极大提升了“四方安全对话”2.0版的正式性。随后，四国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级“2+ 2”对话机制启动。在拜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四国领导人于2021年3月首次会晤，并决定每年定期举办一次，标志着美日印澳局部安全网络的制度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所涉议题领域更加广泛。与2007年的初次尝试相比，亚太战略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经济体以及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转向积极作为引起了美国和地区相关国家的警惕，而双边联盟并不能有效促进联合阵线的形成。制度缺位成为美国和关键盟伴加强战略协调的根源。尽管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的目的不同，但都有利用对方转移风险、拓展市场、对抗中国与增强社会性权力的意图。
在演化机制中，优先连接、强化连接与网络传递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强化与拓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是优先连接的加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社会性权力显著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发生转变，更加聚焦于与中国的战略博弈，这使得美国与盟伴形成了更多的安全合作框架。二是强化连接的显著增强。既有观点认为“四方安全对话”2.0版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但恰恰是各国之间不同层次安全合作制度的持续累积才促进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复活”与强化。虽然“四方安全对话”在2008-2017年停止运行，但四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与战略联系未曾中断。自2008年以来，四国稳步加强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接触，定期举行双边/三边对话以及军事演习。尽管印度不是美国盟友，但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呈现出密切接触的趋势。三是网络传递效应显著。除日印、澳印和美印等双边安全关系的持续增强外，美日澳、美日印和澳日印三边战略对话也十分活跃。其中，美日澳三边安全关系被认为是美国与盟伴之间最强大的小多边安全合作之一。因此，四国间的安全合作不再仅限于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而是形成了更为紧密和协调的多边安全网络。国家节点在这种安全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四国在基础设施、军事互操作性与关键资源网络等拓展议题领域中的交叉合作加速了安全网络连接的强化与传递。
综上，“四方安全对话”的形成—瓦解—复活—强化反映了制度缺位前提下三种网络效应的有机互动。其中，“四方安全对话”的初步形成体现了优先连接性中的理性选择逻辑，但由于缺乏稳固的多边合作基础而很快瓦解，暴露了小多边安全合作网络的脆弱性。“四方安全对话”的强化与拓展则是优先连接、强化连接和网络传递效应的有力体现，实现了美日印澳局部安全网络的持续深化与长期运行。随着北约盟友积极介入亚太事务并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安全网络中的“闭合三角”日趋增多。这些域外盟伴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的安全关系逐渐加深，该机制有可能出现由“四方”向“四方+N”方向发展的趋势。
四、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趋势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与统计模型检验，可以发现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始终处于网络化进程中，表现为从“轴辐体系”向“复合网络”演化的整体趋势。这一趋势符合美国维护自由主义霸权的战略需求，也是其在霸权衰落过程中塑造合法性并为霸权分摊成本的关键手段。在网络效应影响下，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复合网络化趋势体现在社会性权力分布、安全制度结构、制度化程度（深度与密度）和空间范围四个维度，并将长期表现为碎片化的垂直网络架构。
首先，优先连接效应推动美国亚太安全架构中的社会性权力分布展现出一种基于不对称关系及安全等级制的垂直网络架构。作为一种“马太效应”，具有更大社会性权力的国家因具有更多的资源、更强的安全保障能力以及更大的影响力而更有可能成为合作的首选对象。在优先连接效应下，安全网络中的国家节点分为主导国支柱国和利基国 （niche）三个层次。其中，美国扮演主导国角色，关键盟伴则被定位为支柱国，其余中小国家属于利基国。该结构确保了美国在亚太安全架构中的主导权和控制力。美国通过激发关键盟伴的角色潜力来进一步掌控安全网络的整体资源。相较于可能牺牲主导权和控制力的扁平化架构，垂直网络架构巧妙平衡了美国地区霸权护持的支配性与合法性。
其次，强化连接效应显著影响了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安全制度结构。多边化抑或小多边化虽然是美国近年来亚太安全战略转向的重要表现，但美国实行的是“多管齐下”策略。强化连接效应促使美国在推动小多边化的同时持续巩固和加强与盟伴的双边安全关系，突出表现为美国与盟伴签订或升级一系列安全协议与对话机制。多边安全制度因涉及多国“高调”联合而易被关注，较为“隐蔽”的双边安全制度则仍将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尽管新出现的网络化安排没有冷战时期的制度安排那么等级森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辐条”的控制。双边联盟则是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制度基石。强化连接效应证实了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即借助现有联盟制度可以相对较低的战略成本控制整体安全架构。因此，美国亚太安全架构中的安全制度结构仍将长期表现出“双边主导、多边为辅”的特点。
再次，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制度化程度（密度与深度）在网络传递效应下也在持续增加。一方面，安全制度的多边化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包括参与国之间的相互交错和制度之间的相互衍生。网络传递效应一般建立在强化连接效应的基础上，新的多边安全制度的生成与演进往往与既有的安全制度关系密切，从而实现资源、信息和行动协调的共享。另一方面，安全制度的扩展趋势体现为议题安全化和议题领域相互交叉。例如，“四方安全对话”并非局限于传统议题，而是涵盖了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供应链、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与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被安全化”的领域。各类小多边合作并非总是围绕单一议题展开，而是呈现议题的多元化和跨领域性。一项安全制度所涉议题往往也在其他安全制度中被反复提及和讨论。制度化深度的增加避免了制度间的割裂，促进了合作的灵活性和广度，保障了每项制度在处理多议题时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特色，从而规避了单一议题的过度集中可能带来的政治敏感和战略风险。
最后，随着网络传递效应的强化，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空间范围呈现出对“地区边界”的泛化和对地缘战略资源的重置。事实上，为维护地区霸权，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延伸其“势力范围”，将更多国家纳入自身主导的安全架构：一是通过推动“印太地区”概念取代传统的亚太地区。这一策略的重点是将印度这个非传统亚太大国纳入联合阵线。二是积极拉拢域外盟伴介入亚洲事务。加拿大和英国的节点强度自冷战后初期开始便在美国亚太安全网络中大幅提升，反映了美国的域外北约盟友在冷战结束之初便开始介入亚太安全事务。近年来，北约“亚太化”的持续推进同样表明美国有意泛化传统地缘战略空间。深入剖析美国泛化亚太地理空间策略的本质，可看出其意在撕裂亚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并引入更多的地缘竞争关系及不稳定因素。这种泛化空间范围的策略不仅意在塑造“政治地区”的战略叙事，也会增强美国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合法性基础。
综上，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复合网络化趋势突显，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亚太安全合作网络会轻易实现高度制度化的整体安全网络，而是长期表现为一种碎片化的垂直网络架构。在网络效应的主导下，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复合网络化将以社会性权力分布为基础，以双边安全制度为主导，以选择性多边主义为补充，以提升制度化密度和深度为制度扩展方向，通过泛化地理空间来汲取更多的安全网络资源。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并不会导致联盟体系的网络化。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作为冷战初期的产物，美国在当下几乎不会再签署新的防御盟约，因为处在霸权衰退中的美国无法再承担更多的联盟承诺。
五、结论
在冷战结束以来的30余年里，美国亚太安全架构呈现出明显的网络演化轨迹。这种变化不仅在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而且反映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趋势。在全样本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基于时间切片的动态网络分析呈现出美国亚太安全架构演化的结构特征与演化机制，明确了从“轴辐体系”到“复合网络”的演化趋势以及优先连接、强化连接与网络传递三种网络效应在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中的核心逻辑，反映了美国在维护地区和全球霸权的战略调整。本文一定程度上厘清了联盟体系与安全架构的关系，通过安全制度的视角探究安全架构的结构特征与演化趋势，借助推论性网络分析这一先进的分析工具验证了长时段下多层次的分析框架。
在大国战略博弈日益激烈且美国“印太战略”持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中国较强的国内凝聚力与社会稳定性、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使美国陷入了“从实力地位出发”的现实困境。这种冷战式思维与单极霸权逻辑与全球化大势背道而驰。由于美国对选择性多边主义的偏好、碎片化制度架构中存在的固有缺陷以及东亚地区的环境特性，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受到一定制约，内部凝聚力随之削弱。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并深度参与全球化，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程紧密相连。美国试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安全架构之外的联合阵线无疑是自损行为。然而，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不断升级和对所谓“印太安全架构”的建设，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越发突显。
对此，中国需要充分了解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作用机制来应对挑战。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发展和安全网络中，中美战略博弈的本质是网络中心地位的竞争。一方面，面对美国的制度缺位困境，管控中美战略博弈的烈度仍是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除应客观认识到美国霸权护持的决心和对华遏制的战略意图外，中国还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常态化落实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明确双方的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和战略底线，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尽可能地延长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巧妙利用“楔子战略”等阻断、延缓和迟滞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争取发展与美国盟伴之间的关系。中国应坚持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周边国家的发展进程深度融合，促使亚太国家的地区秩序愿景与中国推动的地区秩序转型前景相容，有效抑制周边国家的对华制衡倾向，减少美国盟伴与美国加强“安全连接”的需求。此外，中国还应充分利用网络演化中的强化连接效应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制度架构的基础上扩展不同议题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长期的制度累积利于触发网络传递效应，通过提升安全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弱化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的排他性，促进包容性安全架构的形成。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严煜坤
〇 排版：张睿
〇 审校：胡文江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