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爵士专栏 | 爵士乐与上海

爵士乐与上海

今年9月，Blue Note Jazz Club终于来到爵士之城上海。坐落于虹口区四川北路，与Blue Note Beijing 遥相呼应，拉开了双城爵士新篇章。Blue Note Shanghai的到来，也丰富了城市本地爵士音乐生活的多元发展，甚至引发了不少业内外人士的讨论与关注。李如一先生特此撰写了这篇文章，30年代的魔都爵士景象跃然纸上，为我们从历史文献中摸清了这个城市爵士纹路。温故知新，让我们对这个城市未来的即兴旋律更为憧憬。

如果问中国哪座城市和爵士乐关系最大，答案必然是上海。事实上，上海是中国唯一一座曾经有爵士乐传统的城市。北京虽然有刘元等开拓性爵士乐手，窦唯在后摇滚时期开始的新派异种爵士实验，以及一个小而活跃的自由即兴圈，但那都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廿一世纪。从一九三零到八零年代，爵士乐经历了从摇摆乐（swing）到 Bebop 到自由爵士的灿烂演化，而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几乎与之无缘。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几乎」，上海就是那个例外。在一九三零年代，上海和爵士乐不只有缘，它是远东地区的爵士乐中心。

上海和爵士乐的关系，在中文世界的论述中并没有适切的体现。长期以来，关于上海爵士乐的话题常常与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捆绑在一起。四零年代在上海的高级夜店百乐门（Paramount）演奏爵士乐的中国乐手，于改革开放后重起炉灶，再现当年的声音，作为上海软实力的一部分在和平饭店吸引着各国来客。这个故事不但暖心，而且与民族主义叙事需求高度匹配。与此同时，它也掩盖了战前上海的复杂性和国际性。和那时的很多东西一样，爵士乐在三零年代的上海也是国际政治和文化格局下的产物，那个时空不只有年轻时的老年爵士乐队乐手，还有来自美国、菲律宾、日本、俄罗斯的音乐家、浪人、和野心家。借用日本同时期（即昭和初期）流行的说法，三零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典型「情色、怪奇、癫狂」（erotic, grotesque, nonsense）的所在。我们可以在当年的漫画家郭建英虚构的这封上海妈妈写给女儿的家书里体会当年的时代气息：

……昨天你的同窗王小姐到家里来谈起你近来生活的概况，爸爸和我听了不禁惊骇异常！你现在是不是把胭脂丢掉了，把前个月我特地买给你的法国香水送给了女仆，并且把其他的装饰品深藏在箱子里不用了？你是不是每天只吸着半匣子的吉士牌香烟，连饭前的葡萄酒也不喝了？我又听她说，你总在 10 点钟以前钻入被窝里去。日里不是玩弄那些无聊的球艺，就是钻进图书馆里读那些干燥无味的课本，结果，考试的分数总在 80 分以上！呀，阿囡，这是何等的可怕的事！不但如此，你把旗袍改长到脚膝之下，把一切透明的衣服弃而不穿，并且，使爸爸妈妈最足以杞忧的，就是你竟弃绝了一般运动员的男朋友，而反和一种老是穿着青布长衫，带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书呆子交起朋友来！最后，她还告诉我你现在对于 Balzac 的小说已失了兴味，竟翻起什么《文心雕龙》，《老子集注》，《西洋哲学史》，《天演论》一类可怕的东西来！阿囡，这不是你的常态，妈妈都知道。如果一般老式女子干起这般怪态来，妈妈或许不为惊骇，但是像你以前那样聪明而亮快的小孩子现在竟变了这样沉沦而暗淡的女子，哪能不使妈妈不焦灼万分呢……（刊于陈子善编《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一。）

郭建英先生或是讽刺，但这位虚构母亲的心态正是「摩登」在当年的准确反映。爵士乐正是在那样的氛围中从欧、美、亚各国进入了上海。

中国流行音乐（此处泛指摇滚、爵士等）背后经常有国际乐手的影子，例如从早年开始就与崔健密不可分的马达加斯加人艾迪（Eddie Randriamampionona）。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年代，上海爵士乐界的国际性超越了如今包括香港在内的任何中国城市。Andrew F. Jones 在《Yellow Music》一书（有繁体中文版《留声中国》，宋伟航译）里描述了 Count Basie 乐团的小号手 Buck Clayton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经历。「东方巴黎」是关于上海最有名的陈词滥调，但根据当年的记述，上海对于爵士乐的友好度远远超越了或许还很看不上美国土产文化的巴黎。经历过新奥尔良洗礼、曾经和 Louis Armstrong 一起演奏的钢琴家 Teddy Weatherford 是当时活跃于上海的重要爵士音乐家。据部分史料记载，正是他将 Clayton 从洛杉矶请到了上海最高级的社交场所之一「逸园舞厅」，以「哈林绅士」乐队的名义演出。如 Jones 在书中指出，整支乐队没有一个成员去过堪萨斯城以东的美国，遑论纽约的黑人区哈林。在今天，我们无法想像任何一个娱乐场所仅仅因为音乐家的肤色就胡乱为其贴上哈林的标签。但在那个久远的时代，这是 Clayton 和乐手们的竞争力。身为非裔美国人，意味着他们——在上海的各国听众看来——演奏的是最纯正地道的爵士乐。这种纯正令他们处在了鄙视链的最高处，在其下方的是遍布上海各中、低层娱乐场所的菲律宾、俄罗斯和其它由亚裔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一九三四年哈林绅士乐队在逸园舞厅首演时，听众席上坐着的包括宋美龄和宋霭龄姐妹。

上海为爵士乐提供的这种独特土壤吸引了当年的日本爵士乐手。二战后的日本乐手往往在驻日美军基地附近的俱乐部里练习爵士乐演奏，少数幸运者如秋吉敏子和渡边贞夫则直接赴美入读伯克利音乐学院。但是在三零年代，日本爵士乐手的麦加圣地不是美国，而是上海，因为那里有直接向一流美国爵士乐手面对面学习的机会。如今日本爵士乐最高奖项「南里文雄奖」里的南里文雄（1910–1975，人称日本的 Louis Armstrong）当年在上海和 Weatherford 打过交道：

Teddy Weatherford 当时在一个高级的洋人俱乐部演奏，他来听我的演出，问我跟谁学的。我回答说「Louis Armstrong 的唱片」。他说：「我和 Louis 演奏过，来我酒店吧。」……然后他就现场演示了蓝音符和十度和弦。没有什么课程能比那更好了。

摇摆乐是三十年代爵士乐的主流，自然，这种与跳舞紧密联系、着重精细编曲和大乐队编制的音乐也是当年人们在上海洋场听到的声音。摇摆 = 爵士乐的概念想必深刻地织入了上海的文化记忆当中。二零零八年左右，我在上海某酒店偶尔听到一位带有「老克勒」腔调的男士自信满满地向别人解释爵士乐：「爵士乐叫 swing 嘛，就是演奏起来要有一个那个『swing』的感觉。」大概是为了示范此词的不可言说性，老克勒说到 swing 一词时打个响指，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优雅弧线。这位把整个爵士乐史压缩成摇摆乐的老兄可谓是上海与爵士乐的断代关系的活证据。经历了三零年代的高潮期后，从二战后直到改革开放前（1945–1978），众所周知，上海以及整个中国不可能再有爵士乐的土壤。这意味着原本处在全球爵士乐前沿的「东方巴黎」错过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从 Bebop 到自由爵士的几大块黄金时期。这种错过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从摇摆乐到 Bebop（四零年代）的演化刚好代表着爵士乐从跳舞用的音乐变成了坐着听、需要学习才懂得听、往往也没法跳舞的音乐。在很多人看来，摇摆时代结束之后的爵士乐更有深度、更创新、更「高级」、更能体现乐手的功夫和听众的鉴赏力。今天反对将爵士乐当作优雅情调对待的人所看重的，也恰恰是这些有时被笼统称作「现代爵士」的爵士乐。在这段与世界隔绝的时间内，中国没有爵士乐的演出和学习机会，爵士乐唱片也无从获得。等到八零年代，活跃于三零年代上海爵士乐坛的小号手周万荣（生于一九二零）和鼓手程岳强（生于一九一八）以老年爵士乐队的名义还魂时，中国人在音乐生活上早已是「不知有汉」。由于这种音乐史的断裂，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租界叙事面临的种种掣肘，中国大部分关于上海爵士乐的故事和记忆都只能是某种近似官方版本的对于那个在高级社交场所跳舞年代的朦胧向往。相反，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美国近乎殖民式的改造，爵士乐的土壤也因此被夯实灌溉。乐手直接前往美国学习，音乐记者飞向世界各地的爵士音乐节发回报道。至于爵士乐唱片，如很多人所知，日本早在七零年代已经不只是爵士乐唱片的重要市场，常常也是发源地。（例：Miles Davis 一九七四年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录制的《Dark Magus》一九七七年仅在日本发行，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在美国以 CD 形式再版。）本专栏的存在本身，就是日本与上海（中国）在爵士乐界地位倒转的证明。

中国自九零年代开始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并未能够形成如战后日本那样的爵士盛况。除了内因之外，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音乐作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正在面临以前难以想像的竞争。廿一世纪以来，中国年轻人文化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电子游戏。游戏对于音乐的影响超出了本文范畴，但最简单的事实是每天花一小时玩游戏就意味着少了一小时听音乐和玩音乐。（何况游戏绝非唯一对手。）不过另一方面，无论是坐着听的爵士乐还是用来跳舞和享受氛围情调的爵士乐，在过去十年里都在中国有了更多曝光。今天或许是没有真·偶像的时代，但 Kamasi Washington 前年在 Blue Note Beijing的演出依然可谓城中文化盛事。与此同时，更具实验性的、超越「爵士」和「即兴」等既定框架的异色音乐家也会每年在深圳的明天音乐节、以及其它大小演出场合亮相。中国乐手前往伯克利音乐学院跟随上一代大师（「我和 Miles 演奏过」的大师）学习也不再是难事。灰野敬二、Faust、三上宽、以及本栏之前介绍过的梅津和时与渡边香津美这些名字能够和 Washington 这种当下活跃的一线人物出现在中国的各个舞台上，这是会令身处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日本的乐迷也感到羡慕的局面。Blue Note Jazz Club在中国的出现，可谓将「跳舞用的爵士乐」和坐着听的爵士乐集于一身（这不，十二月九日北京分店就会有一场 soul dance party），而上海分店的开业，更是令人对于这座曾经与爵士乐密不可分的「魔都」（日本人取的名字）充满憧憬。某个意义上说，我们身处的正也是「情色、怪奇、癫狂」的时代。正如一九六零年代的自由爵士和当时席卷全球的民权运动互相为对方输送了营养和血液，时代可以为爵士乐做的以及爵士乐可以为时代做的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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