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泰和宜山会语》

       《泰和宜山会语》成书于1939年11月，此书是抗战期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国立浙江大学讲学时所刻的讲稿《泰和会语》和其姊妹篇《宜山会语》两书的合刻本。西子湖畔清幽静雅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珍藏着这本合印的讲论和由马一浮的挚友丰子恺题名的《泰和会语》。比起早一年印行的《泰和会语》，淡黄纸质、木刻印刷的《泰和宜山会语》显得更加古朴精致，宋体竖排文方正密匝，扉页有八个古雅的大字“乙卯仲冬，刻于嘉州”。

       “嘉州”是四川乐山县的古称，《泰和宜山会语》刻成的那一年，马一浮已经应国民政府之聘离开浙大入蜀筹办复性书院，院址设在乐山县风景绝佳的乌尤山上。这合二而一的“会语”，是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两地讲论的结晶，也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泰和会语》、《泰和宜山会语合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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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避战乱，马一浮携家眷由杭州迁居桐庐，后来又辗转到了衢州开化。1938年3月下旬，浙西山区春日潮湿的空气里，战火硝烟的气味已渐渐迫近。饱经流离的马一浮带着他的外甥丁安期和弟子王星贤两家十几口人再度转移，离开了开化的避难处，一路颠簸到达江西樟树。然而此时此刻他已不必再为兵火滋扰而惶惶不安，因为浙大校长竺可桢派来的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接应。是年3月29日中午，马一浮一行终于抵达泰和大原书院——国立浙江大学临时校总部的办公处。这以后到1939年2月，他一直在浙江大学主持“国学讲座”。

马一浮先生（1883-1967）

       马一浮来浙江大学授课，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一大新闻，因为这是马一浮隐居治学30余年来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在此之前的1916年，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到北大任教，一心向往古典书院式教育的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的理由推辞不就。1936年4月，刚刚上任浙江大学校长、求贤若渴的竺可桢几次派人登门相邀，甚至允诺可以学生上门求教的方式讲课，但最后还是因为两人办学观念相左而未果。然而时隔两年，风云骤变，日军的铁蹄踏入杭城，竺可桢校长率全校离浙入赣，辗转至江西泰和上田村，千辛万苦为流离播迁中的浙大师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而那个时候，马一浮在浙江开化的避难生活却日渐困窘。

马一浮于1938年3月到达泰和，开始在浙大讲学

       1938年2月的一天，竺可桢意外地收到了马一浮的一封求助信，得知马一浮在开化的生活已十分狼狈，期望能“相容于浙大”。虽然竺可桢先前几次聘请马一浮都不成功，但他们两人同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同乡之谊，竺可桢对这位秉性率直的大儒学家一直报以理解和敬重，再次聘请他来校主持“国学讲座”。后来浙大校方还帮助马一浮将其避居开化时不得不忍痛割爱留在桐庐的100多箱藏书安全运往浙大。浙大校方宽厚的包融气度令马一浮感念不已，终于应诺出山讲学。

02

       在泰和，马一浮为浙大学生作了11次讲演，讲稿辑为《泰和会语》。同年下半年，由于战事吃紧，浙江大学迁至广西宜山，马一浮又作了9次讲演，讲稿辑为《宜山会语》。1939年二书合刻为《泰和宜山会语合刻》。

《泰和宜山会语合刻》目录

       为什么要开设国学讲座，马一浮在书的开篇这样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从这点看，马一浮关于国学教育的观念与竺可桢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材的教育理念有着相通之处。翻阅1938年竺可桢的日记，有多处记录了两人的书信来往，马一浮来浙大开设讲座之后，竺可桢也相当关注，曾多次亲往聆听。

       1938年5月14日星期六下午3点，马一浮在新村讲解《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竺可桢校长亲往听讲，记下了演讲大要：“《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盖《春秋》讲名分，而《易》讲象数。自然科学均以数学为依归，其所量者不外乎数目、数量、时间与空间，故自然科学之不能逃于象数之外，其理亦甚明显，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竺可桢校长日记中记载马一浮来泰和讲学

       是年5月28日，竺可桢专程到大原书院听马一浮讲《论语》第一章及最后一章《论语》所讲之六艺之道。

       11月1日，浙大在宜山开学。23日，竺可桢在文庙听马一浮讲《六艺要旨》并记其大要“谓立国致用，当以立身行己着手。孔子所谓言出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11月30日下午，竺可桢听马一浮讲《学问》，“谓学与问乃两件事，学问并非知识”。身为科学家和大学校长，竺可桢的研究工作和行政事务相当繁忙，但还是经常抽空与学生一起听讲座，且对文化学术有如此广纳博取的心量，令人感慨遥深。

马一浮诗稿

       《泰和宜山会语》中的讲论，虽然篇幅简约，但文辞古典，蕴意深刻，要体悟其中的深义要颇费一番功夫。但不少研究者认为，《泰和宜山会语》这部论集可以称得上是马一浮哲学思想和儒学文化观的代表性著作。他著名的“六艺论”思想（“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即通常所说的“六经”），在《泰和宜山会语》里有了较完整的表述。在当代儒学研究的视野中，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之学”统摄天下一切学问的主张，并非是过于复古、故步自封，若从他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去考量，可以看作是“西学影响逐渐扩大、中国传统学术日趋没落的时代背景中，力图将中国固有之学术形态由传统推向现代、由中国推向世界的一种努力。”

马一浮在江西泰和为浙大讲学时，在遐观楼（浙大图书馆）前和浙大部分教师合影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先生认为，“马一浮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他不枉道事人，冀图保持人格与思想独立性，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这位一心向往隐逸生活的一代“通儒”，在战时大学与青年学生相聚交融，通过国立浙江大学的讲坛阐发他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深刻理解，并且集结成书流传后世，这也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渴望民族复兴、振兴中华文化的生动注脚。

马一浮先生（前排右九）和浙江大学毕业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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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和宜山会语》书末有一篇附录，即《拟浙江大学校歌及有关说明》。从1938年4月到1939年2月9日离开浙大，马一浮前后讲学近一年，在这期间，还为浙大精心创作了一首气势磅礴、意蕴深远的校歌。1941年8月10日，浙江大学“回声”歌咏队在湄潭浙大附中礼堂里，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校歌。

西迁时期，浙大喜鹊歌咏队使用的校歌歌谱

       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不同于书院式的讲学经历，同样，马一浮的到来和后来传世的《泰和宜山会语》也成了浙大校史上的一段佳话，正如上世纪40年代任教于浙大史地系的李絜非教授在《浙大西迁纪实》这样记述：

       “粹然儒宗博学硕望的马一浮先生，自二十七年春，来浙大讲学，讲阐六艺要旨，义理名相，诲人反躬力行，拔本正源。马先生讲学时，本校教师亦径听甚众，多执弟子礼，以质朴中正著闻。际兹颠沛动荡之中，得当代大师之启导，益有无形的升华。今马先生以公车之征，入蜀开讲。而其《泰和会语》、《宜山会语》所留遗于本校精神的影响，则永垂不朽。”

1939年马一浮离开浙江大学，赴川筹办复性书院，临别前马一浮赋七律一首，留别浙江大学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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