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中西方“口罩之争”表面上是应对疫情的不同方法，但实则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产生此争论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即中国的听觉传统和西方的视觉传统。只有在认清两方各自文化基因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思维模式，才可以从根本上理解双方在防疫方法上的不同侧重以及不同的防疫策略。在如今已不可逆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应正视对方，互相取长补短以达到视听平衡。完整的世界、完善的人类才是全球化真正的意义所在。本文即将发表于《伦理学术10》，敬请关注！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
2020年秋季号总第009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12月
耳与口，眼与手
——中西“口罩之争”所折射出的听觉与视觉中心主义
自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在东西方之间，确切地讲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双方无论是在民间社交网络上，还是在正式新闻媒体上，甚至在政府外交发言层面上，都曾为“在公共场所是否要佩戴口罩”这一问题发生了激烈，甚至针锋相对的争论。而且对于此问题，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佩戴口罩都有高度一致的认同；而德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大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则在疫情蔓延初期都对口罩的作用表现出否定甚至抵制的态度。与此相应的是欧美国家在面对疫情时从一开始就格外强调要保持社交距离与手部卫生；药店里最先大量供应的防疫物品不是口罩而是手部消毒液，如笔者所在的德国城市里所谓的手部消毒液其实就是普通的医用酒精，但却被着重强调用于手部（Händedesinfektion）；超市的收银台在未安装防飞沫的透明挡板和标画保持距离的刻度之间，收银员们就已经戴上了手套，甚至有许多顾客也在疫情初期就开始戴手套采购。欧美国家的民众对卫生纸的抢购实际上主要也是出于对手部卫生的重视；相比之下，中国则从未出现抢购卫生纸的状况。身在欧美的东亚裔是欧洲最早开始戴口罩防疫的人群，有人甚至因此遭到种族歧视和肢体攻击，但却未曾出现有东亚裔留学生事先抢购卫生纸的消息。东西方在面对疫情时表现出的对手与口的不同侧重，以及对“是否戴口罩”这个问题的争论，所反映出的并不是口罩的防疫作用这样一个科学问题，因为此问题的科学答案是简单明了而且早已被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的相关事实证明了的。西方的民众和媒体，甚至许多医学专家从一开始就未能秉持真正科学审慎的态度去对待或考察口罩的作用，而是以一种习惯性的偏见对口罩予以否定。随着捷克、奥地利在较早推行强制口罩令之后率先取得了积极的防疫效果，美国纽约州和德国所有联邦州才开始实行公共场所的口罩强制令，至此对于口罩的防疫作用已经无可争辩。然而即使如此，欧美国家的许多民众依然对佩戴口罩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并不认真执行口罩强制令。“戴口罩出行的民众依然只是少数。甚至有肢体语言专家表示，戴口罩可能会给他人带来压力，因为‘面部表情对于人际交流非常重要’，如果遮住脸的一部分，对方就无法接收某些通过表情传达出的情绪信号。如果双方不太熟的话，‘可能会引发不确定性’……”这就说明西方民众对口罩的排斥并不是因为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是中西方关于口罩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更多地表现为对各自生活理念与习惯的坚持而非理性地科学探讨。双方观点的对立实质上早已超出了如何防疫与口罩的作用这种医学与科学的范围，更像是各自集体无意识深处的生命观念在面对生存危机时爆发出的根本性区别。这就需要我们超出科学知识之外从中西方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与思维方式的层面去探讨双方对口罩如此巨大的反差态度的根源。对此问题，很早就被许多重要思想家注意到的东西方人对视觉与听觉的不同侧重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与口罩之争可以关联起来的另一有趣事实是网络上曾经出现的一个讨论：同样作为匿名行侠仗义的文学英雄人物，为什么西方的英雄如佐罗、罗宾汉、蝙蝠侠、闪电侠等隐藏身份的方式是蒙住眼部，而东方的英雄却是蒙住口鼻？这一通过文学夸张的事实再次直观地表明了眼与口、视觉与听觉在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地位。本文试图根据以上两方面事实所提示出的线索来探讨中西方文化对听觉与视觉的不同侧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观念的不同，然后在此基础上回答以上两个问题。
▲ 2021年5月6日，在巴西圣保罗市一个地铁站，巴西艺术家阿莱士·弗莱明给自己创作的肖像戴上“口罩”，以此提醒民众佩戴口罩。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可以追溯至其拼音字母的诞生，通过组合本身无意义的字母来表意的拼音字母的庞大字母家族“均属于一个单一的‘字母家族’，……其家族主干完全出自公元前2000年的首份闪米特字母表。这个老祖宗养育出的首要后代，便是腓尼基字母”。就此而言，麦克卢汉（McLuhan）的论断，即“历史上有许多象形的和分音节的文字，但是没有意义的字母和没有意义的语音相对应的拼音字母表，却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后来为整个西方文明奠定基石的古希腊文明所使用的字母正直接脱胎于腓尼基字母，而“唯有拼音字母才将人的经验分裂为这样截然分明的两部分，使使用者以眼睛代替耳朵，使他从洪亮的话语魔力和亲属网络的部落痴迷状态中解脱出来”。这就使视觉在人的感官中突显出来并成为首要的认知途径，这在古希腊哲学的开端就已有明显的表现，正如布鲁门伯格(Blumenberg)所指出的，光作为真理的隐喻在哲学概念之形成的准备阶段就具有主导地位。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将宇宙视为永恒的活火，巴门尼德（Parmenides）把存在视为完美的球体，这都是鲜明的视觉对象。海德格尔（Heidegger）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哲学的传统一开始就把‘看’定为通达存在者和通达存在的首要方式。”“早在希腊哲学中人们就从‘看的快乐’来理解认识了，这不是偶然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论的论文集的首篇论文即以下面这句话开篇：人的存在本质上包含有看之操心。……巴门尼德在下述命题中曾先行加以描绘的东西得到了鲜明的领会：存在就是在纯直观的觉知中显现的东西，而只有这种看揭示着存在。源始的真实的真相乃在纯直观中。这一论题香火流传，始终是西方哲学的基础。”柏拉图(Plato)所追寻的“εἶδος”（理念）一词本身就源于动词“εἴδω”（看），其在洞穴比喻中把太阳这个一切光的源泉比作最高存在、善的理念、万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认为是物质的规定性与本质的“μορφή”（形式）的词意原本只是“外形”，而且他认为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方式，同时也是最大幸福在于像神那样的“无所行动的静观之中，即θεωρία”。“Θεωρία”（英语中的“theory”与德语中的“Theorie”都源于此词）的词根“θεω”本身就是“发光”的意思而且与“θεος”（神）同源。“光的隐喻”对古希腊人的感知与思想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不仅因为作为其最重要的娱乐与公共生活方式的“θέατρον”（戏剧）的词根“θέᾱ”本身就是“观看、思考”且兼有看戏的座位的意思，而且也体现于他们的工艺品中，如斯宾格勒(Spengler)所指出的：“古典的瓶绘和壁画——尽管这一事实从未引起注意——不表达一天中的时间刻度。没有阴影暗示太阳的状态，没有天穹显示星星。没有早晨，也没有夜晚；没有春天，也没有秋天；而只有一片纯粹无时间的光亮。”西方的历史进入中世纪以后，光的意象已不再以隐喻的方式发挥作用，而是上升为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布鲁门伯格所言：“光的语言被空前绝后地，如此微妙、丰富且细腻入微地运用。”上帝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要有光”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上帝作为造物主就是‘φῶς’（光），自身就是‘νοητὸς ἥλιος’（有思维的太阳），存在之光的源泉。”人作为依上帝形象的被造物本身也是一种光，虽然不具有光源性质，但是“在光源那里被点燃的被照亮者”。与这种光的意识形态相呼应的是视觉获得了认识论方面的优先性，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奥古斯丁(Augustin)最先强调了这一点：“看”的这一引人注目的优先地位首先是奥古斯丁在阐释“concupiscentia”（欲望）时注意到的：看本是眼睛的专职，但在我们置身于其他官能以便认识的时候，我们也把“看”这个词用于其他官能，我们不说：“听听这东西怎样闪烁”，“嗅嗅这东西多么光亮”，“尝尝这东西如何明亮”，“摸摸这东西何等耀眼”，但对这一切都能通用“看”字。我们不仅能说：“看看这东西怎样发光”——光只有眼睛能看到，我们也说，“看，这声音多响亮”，“看，这气味多香”，“看，多有滋味”，“看，这东西多硬”。一般的感觉经验都名为“目欲”，这是因为其他的感官，出于某种相似性，也拥有看的功能；在进行认识的时候，眼睛有着某种优先性。眼睛的优先性也随之体现在中世纪的艺术品里：“古典的雕刻家把眼睛雕刻得像是盲人的，但现在，学生辈不屑于这样了，眼睛被不自然地放大，凝视着在阿提卡艺术中从不承认其存在的空间。”“瞳孔出现了，目光看着远方，因而作品的整个表现不再在于它的形体，而在于新柏拉图主义和宗教会议的决议、密特拉主义和玛兹达主义都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的‘普纽玛’的麻葛原则。”中世纪后期的圣文德（San Bonaventura）在奥古斯丁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光置于人的灵魂之中，使之受人的意志支配。人类从此不再只是被照亮者，而是占有光作为其自身的真理，“此真理为其他一切真理详尽地奠定基础”。这意味着人类无需再被动地等待接收上帝恩赐的光，而是可以主动运用自己内在的沉思之光。在圣文德看来，运用沉思之光的最高境界就在于观赏天国里的极乐。就人具有了运用光的主动性而言，上帝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被降为第二位。至此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现代主体性的雏形了。
▲ 巴黎画家阿里·谢弗（Ary Scheffer）创作于1855年的《圣奥古斯丁和他的母亲莫妮克》（saint augustin et sa mere monique）
光的隐喻在中世纪的欧洲被升格为光的主导与视觉的优先之后，进而在近代逐渐演变为向全世界扩张的视觉霸权。这从近代一开始就可以看出端倪，因为笛卡尔(Descartes)作为近代哲学与科学最重要的奠基人撰写了《屈光学》（La Dioptrique）。这部著作可以说如同启示录一样对近代后来的发展具有一种决定性的象征意义，因为笛卡尔在其中首次用正弦函数阐释了光的折射定律并系统地讨论了光的本质、视觉的形成机制以及各类光学仪器的用途，正如达莉娅·尤多维茨(Dalia Judovitz)所言：“笛卡尔以对诸感官的赞扬为《屈光学》开篇，其中视觉被单列为最广博高贵的感官。然而，笛卡尔立即通过肯定那些能增强其力量的技术发明的必要性来赋予他所强调的视觉的优先权。”至此视觉的力量与自主性已经通过仪器被极大地增强了，而光本身也被置于仪器的摆布之下。而且“对笛卡尔来说，真理与由‘坚定不移的精神凝视’所看出的清晰可辨的理念紧密相联，与此同时对培根来说，客观性与观察相联系，而且客观的知识是通过视觉获得的”。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意象决定了笛卡尔的方法所具有的基本特点：明晰、分解、次序、全面，这些特点本身也是视觉对象与视觉过程的特点。随后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仍延续着光的神话（“启蒙运动”的法语与英语的对应词“siècle des lumiè”和“Enlightenment”本身就直接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这光的主体却变了。日趋衰老的上帝此时已日薄西山，不再有往昔的如日中天、光芒万丈；而人类的理性之光却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被启蒙运动发扬光大；此时的欧洲人以无比自信的眼神望向整个世界，并开始凭借科技之光在全球树立视觉的霸权。这一时期的欧洲精神在黑格尔（Hegel）那里发展至高峰，正如他本人所言：“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也将视觉抬上了至尊的地位：“在他的《哲学科学全书》（1830）里黑格尔解释说，视觉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具体的习性，它立即将感觉、意识、直觉（Anschauung）、知性等多种确定性结合在一个简单的行为中。’视觉因此是意识各不同层次的复杂融合体，其中每个层次都必须在其与其他层次的区别与联系中被理解，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其意欲去看的事物的话。”“黑格尔构造了一个升级版的柏拉图洞穴喻：作为‘纯粹的展示’光存在于自然事物之中，就像善存在于精神事物之中。……因此光的本性‘根据其开拓性运动与效用的力量’就是‘无限的扩张’——这种效用的‘存在’展现于‘照耀’之中，展现于涉及那包含所显现之物的消逝或否定的过程之中。”正是凭借最终树立起视觉的权威，黑格尔才自豪地认为哲学在他那里已瑧完成；正是因为认为光的本性是无限的扩张，黑格尔才会热烈地崇拜拿破仑(Napoleon)，甚至在普法战争中期盼法国的胜利，即使自己的故土沦陷，其个人财物也在战争中被洗劫的情况下依然讴歌拿破仑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至此，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看到视觉在西方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一直处于主导作用，所以现当代的许多思想家如杜威(Dewey)、海德格尔、德里达(Derrida)都一直认为视觉与光的意象实际是形而上学的基础。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种视觉思维的具体特征。视觉对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具有明确的边界，由此形成一个个互相独立的个体。这就是古希腊人对世界与事物的最基本感受与最深的集体无意识象征。“对于古典世界观而言，这原始象征即为就近的、严格地限定的、自足的实体”，这种意象逐渐发展为以下思想：凡存在者都必有其形式，不具备形式的东西就是虚无，而任何正在发展中的事物所趋向的目标（τέλος）也就是它的终点（πέρας），亦即边界，当事物最终具有了自己的边界也就是达到目标，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现（ἐντελέχεια），即获得形式。设定与实现边界就是将某物与他物区分开，就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就是切割，所以根本不必惊讶于“重分析的西方世界的切分力和分割力，竟然导源于对视觉的倚重”，这本就理所当然、顺理成章。视觉的切割力发展至极端就会将主体与客体分割开，会使人们产生有一个在我之外的“客观自在”的世界的幻觉，以至于会产生“主体如何超越出自身认识客体”这种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所以杜威说：“认识论是仿照假设中的视觉动作的模式而构成的。”其根源就在于人的身体在视觉中得以被表象，皮肤为我与非我之间划定了比较清晰易辨的界线。视觉对象的另一大特点是总与可触之物结合在一起，在电力时代之前更是如此，所以胡塞尔(Husserl)用“Komplexion visuell-taktueller Auffassungen”（视—触觉理解行为的混合物）来指称物，甚至说“凡可见之物皆可触”。可见之物当然不全是可触的，比如彩虹与海市蜃楼就只可见但不可触；更何况视觉和触觉严格说来是各自独立的感官，两者之间无必然联系。人不能单靠触摸感知到光与颜色，也不可能只靠视觉感知出对象的温度与硬度。但视觉对象与触觉对象在经验世界中确实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便时至3D电影与虚拟现实设备已普及的今日，绝大部分视觉对象仍然是可触的，否则胡塞尔也不至于作上述的草率断言。而人的触觉主要集中并实现于手，这就建立起了手与眼的联合。眼与手的这种紧密关系在英语词“behold”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这个以“hold”为词根的动词本义却是单纯的“看”；而且海德格尔用“das Vorhandene”这个词指称那些被观看，特别是以理论静观态度观察的对象。视觉对象本身就比较稳定，德语动词“erstarren”（凝固，僵化）就源自动词“starren”（凝视），其形容词形式“starr”的意思就是“刚性的、不动的”；而触觉对象通常比视觉对象更稳定持久，比如硬度、温度甚至味道。因为触觉对象的稳定性，使其与最稳定的抽象概念——数，有了紧密的关系，以至于麦克卢汉认为数字本身就是触觉的延伸：“数字是我们最亲密的、相互关系最深的活动（即触觉）的延伸和分离。”正因为视觉与触觉对象的这种共性，所以“在我们的视觉中有一种强烈且根深蒂固的倾向去固定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将其存在带入静止(stand)’，一种在我们的把握（grasp）和保持(hold)中的停滞状态（standstill）”。这种可被把握和保持的“视—触觉混合物”，即一般意义上的物，呈现出的特征就是边界分明且性质稳定、不变化，即“standstill”，也就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实体，正因为如此，“古代世界不可思议地把数字与物质实体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稳定不变的实体即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者存在”、柏拉图的理念，最后被亚里士多德更为完整丰富的本体（形式）所取代并在逻辑上清晰地表述为：“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毕竟还能有什么比“A=A”这样的同义反复更稳定不变呢？所以，奎因(Quine)的名言“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也可以颠倒过来表述为“没有实体就没有同一性”，因为把A=A颠倒过来还是A=A。同一性是构成定义与概念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与德语中各自表示概念的词“concept”与“Begriff”却都源自“抓握”这个词的原因（“concept”的词根“cept”源自拉丁语动词“capio”，“Begriff”源自德语动词“greifen”），因为手作为触觉的主要器官所把握的对象必须是稳定持久的。而“define”的原始字义就是“划定边界”，这就是为什么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格外重视定义的原因所在，因为视觉本身具有强大的切割划界力量，这种对实体与同一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确定性的寻求已经支配着我们的根本的形而上学”。在眼与手的联合作用之下发展出的定义与概念是构成客观知识与演绎推理的基础，而所谓客观的，即对一切主体都一致的知识或对象必须是稳定不变的，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同一的。所以，“杜威在1929年主张道，例如，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被一种‘旁观者式的知识论’主导”。▲ 视觉中心主义传统在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生动表现——图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波洛克 （Paul Jackson Pollock）的代表作《作品一号》（Number 1，1948）被从永恒流变的万有中分割提取出来并加以把握确定的事物本身就提供了被控制的可能，因为转瞬即逝、无法把握的东西不能被控制，就像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今人们仍然无法控制闪电一样。甚至可以说，被分割提取且被把握确定的事物原本就是要服务于控制的目的，正如手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控制，而眼则引导着控制行为的方向并选取其对象。越是稳定不变的刚体，越适于被分割和控制；“但是所有体验都在飞逝，意识是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之流，刚被给予之物，就深入现象学过去的深渊之中，而且一直沉没下去。无物能重现并两次在同一性中被给予。”“处于感官对象与物理对象之间的严格意义上的同一性明显有悖于感知的因果性解释。同一性命题必须，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一性的话，避免涉及这种关联。”所以，只有基于严格的逻辑上的同一性构建起的知识才是可以被操作与控制的，因而“知识是具有工具性的”。“知识论与逻辑学的发展，正是客观化、形式化的标志。人的认知追求既撇开了价值信仰，便不避免要蜕变为一种工具性的追求。”西方的思想在眼与手的控制欲的指引之下，先是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完成了对客观知识的逻辑学奠基；在经过中世纪神学思想对古希腊思想的一定程度的遮蔽之后，这种原本只是隐而不显，只是通过潜意识在幕后运行的控制欲最终在近代的哲学与科学中实现了自身并开始走入前台大展身手，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知识最终转化为可以对自然实施控制与开发的现代技术与各种机器。海德格尔一开始将在现代性中突显出来的控制力量称为“Machenschaft”（谋制），这个词与手的关系显而易见；后来海德格尔又将现代技术的本质规定为“Gestell”（集置），这个在日常德语中表示支架并在英语中被翻译为“enframing”的词本身就强烈地暗示着“限定”与“工具”的意味。然而，集置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集置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技术之本质居于集置中。集置的支配作用归于命运。”“作为技术之本质现身，集置乃是持续者。”这些前后不太一致且有些神秘的表述所说的无非是：“集置是技术的本质所在，也是对于自然的东西的规定。它要做的就是形式和物化的确立。……集置的整个宗旨就在于，事物的秩序必须施加于自然，否则自然将有可能桀骜不驯。此后，自然的客体对象将不得不使自身与界限的各项要求要协调，其自足性遭到否定。”不同与以往的人类工具只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被动地依靠自然的给予，就像传统的风车和水车只在自然的合适条件与时机下才能攫取一点自然的力量为人类所用；而现代技术的控制力量则主动地向自然提出要求，并将自然之力转化为人类所需的能量贮存起来并进行远距传输，比如风力或水力发电：“它在促逼（Herausforderung）意义上摆置着自然。……这种促逼着自然能量的摆置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开采。它通过开发和摆出而进行开采。”▲ 海德格尔（右）与伽达默尔（左）在海氏位于黑森林的小木屋边，使用“工具”（木锯）。然而，在操作可见的现代机器与技术的工具理性的背后进行指挥的毫无疑问是主体性的意志，即尼采所说的求强力的意志。眼睛作为人类惟一可以自主关闭的感官，在选择其感知对象上相比于其他感官具有很大的自由，因而更能体现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转动的目光在表现出意识的方向与兴趣的同时也就表达出了意志的所欲；眼睛与欲望的这种直接关联在东西方的文字中都有体现，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concupiscentia”以及德文的“Sehnsucht”，还有英文的“desire”（该词源自拉丁文“desidero”，其愿意是“等待看到星星”）。而手更是使意志得以贯彻的最直接和初始的工具。所以，在偏重视觉的西方文明中人的意志与个人自由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并最终在现代文明中达到本位状态因此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形而上学也随之在强力意志中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实现了自身：“强力意志在视觉中非常强大。在视觉中有非常强的倾向去把握和确定，去将观念实体化和总体化；有一种去支配，确保和控制的倾向，因为它被如此广泛地促进提升，这种倾向最终僭取了一种笼罩于我们的文化和哲学讨论的无可匹敌的霸权，它与我们文化中的工具理性和我们社会中的技术特征一道建立起一种视觉中心的在场形而上学。”然而，意志首先并终究是个人的意志，尽管现代技术为人类战胜自然界的困难，提高人类的生存机率与质量方面有史无前例的力量，但是在现代技术的辅佐与催化之下过度膨胀的个人意志会导致人的自我意识失去对大自然的敬畏；而且过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在个人意志的支配下会在实践上使人极度关注个人私利甚至损人利已；而在以个人意志为本位的话语体系中，所谓的个人自由常常会沦为被用作为一已私利辩护的口号。现代性的这些负面效应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屡见不鲜，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中，这些弊病越是明显。本文所说的东方首先是指中国，其次包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与日本，乃至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中国人对听觉的偏重与西方人对视觉的偏重一样明显，以至于麦克卢汉直接说中国人是“people of ear”。麦克卢汉的判断是准确的，中国人对听觉的偏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非常显著。首先，许多繁体字就能说明这一点。比如“聖”这个在传统思想中代表完美人格与最高地位的字就是上面一“耳”一“口”加下面一个“王”，而且《说文解字》里指出聖与声相通；“廳”这个代表权力的字直接由“聽”加上“广”，字面的意思是扩大听觉的范围；“意”这个基本字的上半部是“音”。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无需赘言。相比之下，视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的确不如听觉，这在“想”这个字上就体现得很明显。同样作为表示人内心活动的“意”与“想”，“意”所关涉的内心活动更为正式、重要且根本，比如“意图”“意欲”“善意”等；而“想”这个与视觉有关的字所涉及的内心活动在价值上往往低于“意”，甚至带有贬意，比如“梦想”“妄想”“幻想”等。“意”与“想”的这种区别在古汉语中非常明显，因为文言文中多用“意”作为描述内心活动的正式用语，“想”则主要见于日常口语中，且常见于贬义的成语中，如“胡思乱想”“痴心妄想”“想入非非”等。即使当今的现代汉语也还保留着“想”与“意”的这种区别，如人们用“这只是个想法”“随便想想”指一种非正式、不严肃，甚至不切实际的规划或期待；但当人们说“这是我的意思”“你是什么意思”时，语意则严重许多，“意思”“意图”指的是真实且严肃的动机和目的。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亦能说明听觉的优先性，而且“用‘听’来指涉更为精微的感知以及经常用听觉来统摄其他感觉方式”。据传老子因为耳朵大得名李耳，而且他的字是聃，“聃”字的本意为“耳大且耳垂长”。《庄子·外物》记载的孔子形象是“末偻而后耳”，这个“后耳”属于《孔氏祖庭广记》中描述的孔子“四十九表”之一，有的孔子画像直接以双重耳朵来表现孔子的这一异象，如《孔子为鲁司寇像》。时至今日，中国民间文化仍普遍认为耳朵大乃福相。耳朵在外观上的突出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听觉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一种超越一般感知直达真实无虚的最高境界的特殊地位，比如《庄子·人间世》里用孔子的名义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在此，听觉直接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气”对接。此外，傅修延先生所指出的另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西游记》第五十八回中讲述的真假悟空故事，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所说的“听”常常不只是耳听。故事中两个一模一样的孙悟空从天宫闹到地府，就在十殿阴君一筹莫展之际，地藏王菩萨请出自己经案下的灵兽“谛听”伏地聆听，须臾之间便“听”出了假悟空的本来面目，但因畏惧假悟空的神通不敢“当面说破”。后来两个猴子闹到西天，法力无边的如来指出假悟空乃是“善聆音，能察理”的六耳猕猴所化，“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 凡人说话，亦能知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视觉并非万能，通晓“七十二变”的孙悟空经常靠欺骗别人眼睛占得上风，但这保不住别人总有一天会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因此六耳猕猴令人畏惧之处并不在于他像真悟空一样善于迷惑别人的视觉，而在于他具有超越诸根的遥感能力——— “能知千里外之事”，以“六耳”为名意在突出其主要感官的超级配备！被古代中国人赋予认知优先性的听觉一向被认为具有直达人心、掌控精神的力量，以至于音乐一向被古人认为具有教化思想、引导行为的巨大作用，如会使人颓废萎靡的音乐被称为“靡靡之音”甚至“亡国之音”。音乐的这种教化力量甚至被儒家提升至与礼齐平的地位，即所谓“礼乐”，以至于“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而社会制度的崩溃与道德的沦丧也被称为“礼崩乐坏”。我们的国粹京剧也用自身证明了中国人对声音的痴迷，在过去“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越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这种对声音的痴迷不仅使京剧表演本身就锣鼓喧天、异常吵闹（中国其他地方戏亦大多有此特点，如晋剧、河南梆子、秦腔等），而且导致剧情本身被极大地弱化甚至忽视，以至于过去“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伴随着京剧兴盛，另一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相声也在梨园里有了一席之地并得以不断发展，至今仍是中国人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这一切都直接证明了中国人对听觉的偏爱。最后不得不说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之后，中国的听觉传统被西方的视觉传统入侵并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如作为第一个愿意主动了解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林则徐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听戏”也变成了“看戏”，汉字被大幅度简化，连注音都改用拉丁字母。然而，即使在中国学习和接受西方文明与现代化过程中，仍然保留着很多听觉传统的痕迹。比如“idea”和“theory”这两个源于视觉的词被日本人翻译为“观念”和“理论”，这两个中文词中的后置字“念”与“论”作为意义重心都与声音直接相关。这不仅说明日本人本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听觉人”，而且这种翻译被中国人普遍接受也同时说明中国人在吸纳西方文明时是在用自己的传统翻译和改造对方的语言，使之更合于我们自身。据传，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这种娱乐形式在西方从未像在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火爆，在欧美从未有像在中国、日本、韩国那样专门设置多个独立房间供人们唱歌聚会的“歌厅”；欧美也从未见哪档节目能像中国的“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能引起全体国民的狂热和投入，乃至类似的节目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争相效仿且经久不衰；尽管这种“选秀”方式本身是从欧美学来的，但在欧美单纯的唱歌选秀的规模与影响力都远不及在中国。这种以声音为主的娱乐形式在中国的火爆，说明我们的听觉传统虽被压制但并未被消除，而是通过情感表达的方式存在；而且中国人乃至韩国和日本人至今都还有大声说话，喜欢热闹群聚的习性，这也是听觉传统的遗留。另外，近年来国学通过《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得到大规模普及和流行，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京剧，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听觉传统在复苏与回归。声音是灵动的，流变易逝的，不可把握长存的。声音的这种基本特性使它和时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乃至于一向喜欢用树、桌子来说明“观念”的胡塞尔在探索“内时间意识”时就自然地开始用以声音为例证作为论述的基础，甚至不自觉地把听觉当作是不同于视觉的内感知而丝毫未意识到这与他之前在《逻辑研究》与《物与空间》中将听觉与视觉一道定义为外感知是矛盾的。因此，我们祖先对声音的偏重致使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对变化与时间有自觉的认识与敏锐，“西方人崇尚的静止和不变性而非生成和过程的取向，到了中国文那里几乎倒了过来”。如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本身就是一部讨论变化与时间的作品，甚至其名称就直接道出了这一点，因为“易”本身就有变化的意思，诚如方东美先生所言：“中国人之时间观念，莫或违乎《易》，……《易》之精义，趋时而应变者也。故言天地演化之道，生命创进之理，比取象于《易》。……趣时以言《易》，《易》之妙可极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一义。时间之真性寓诸变，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后来被纳入我国官方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与时俱进”一词其实源自《易》损卦辞“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变化与时间本身就如声音一样不易被把握，所以《易经》从未给时间下定义，它所讨论的是事物出现的“时机”。正是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从未出现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的阐释方式。“仁”作为《论语》的核心概念在其中出现了109次，但是孔子从未对其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而是根据不同情景与不同对话对象予以不同解释；老子所讨论的“道”从根本上就不可被言说，更别说去定义了，而且道本身就是运动变化的，不可能用固定不变的概念去把握，所以有人把“中国语言和文化解释为‘富有成果的模糊’”。正是因为从根本上就认为世界万物本身流变的，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变的，所以在对任何事物的判断与评价都要根据其所处的具体时间与地点来具体分析，这就是“时机”。这种偏重具体情景的“适时”智慧从根本上就不会对定义与概念有需要，所以就不会产生形式逻辑，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未产生过对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的诉求。中国人自己所理解的事物之理是“道理”，宋明理学所说的“天理”已经是在佛学的影响之下所产生的且具有相当程度的西方所谓“真理”的含义。而“道理”，特别是“道”的观念，则在先秦就已经很成熟了。“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帮无常操也。”《韩非子·解老》的这段话应该是最早对“道理”的阐述了，从中明显可以看出“道”居于更根本和主导的地位。这个道，首先要通过“闻”而得到，即孔子所说的“朝闻道”，老子所说的“上士闻道”，南伯子所说的“吾闻道矣”（《庄子·大宗师》）中的“道”乃至庄子所说的“天籁”亦可理解为道，仅从“闻”这个字的字形就可以明显看出“道”与耳朵（听觉）的直接关系。其次，所闻的道亦可论可讲，即中国人今天仍普遍使用的“讲道理”“论道”或“讲出个道道”所表达的意义，这个“讲道理”才是中国人自己的论证是非对错的本已经验。至此，“讲道理”这一事实已经把道与“口”的关系明显揭示出来了；甚至无需用“讲道理”，“道”本身就蕴含着与“口”的关系，因为“道”字本身就有“言说”的意思，我们至今还使用“常言道”“说道”这样的词汇。正因为天地万物以自身的方式有所言说，即“道”，人才能“闻道”。闻了道并悟了道的圣人就能启蒙和教化那些不能闻道或悟道的凡夫俗子。儒家思想尤其强调这一点，而圣人传道的主要方式就是用口来讲，所以先秦的经典多是由门生记录祖师口述的内容而成。因此，口与耳的关系在“道”中是一以贯之、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当“耳与听觉”被强调的同时，“口与发声”事实上就一道被强调了；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可以说与耳一样明显。口在汉语，特别是古汉语里的引申意义基本与“人”这个字的意义相等同，比如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就从“口”，另外“人口”一词也很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今我们仍还用“口”作为计量人数的单位，比如“几口人”。此外，中国人对口的偏重同样亦体现在对饮食的重视上，享誉世界的中华美食即是一证，而且聚餐至今仍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交际与娱乐方式；相比之下偏重视觉的西方世界，特别是英语与德语世界的饮食文化与中国相比确实逊色许多。由突出耳与口所形成的听觉思维在注重变化与时机的同时，也同样注重万物的和谐融汇。耳与口的互补本身就象征着一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一致与共生关系，而且各种声音之间的关系最为根本的首先就是“和谐”，不和谐的声音是不堪入耳的，是对耳朵乃至精神的伤害。“和”的繁体字“龢”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左边的形旁“龠”本意为笙箫之类的吹奏乐器，加上声旁“禾”后“龢”的本义即是乐声的和谐悦耳。晚出的“和”字原本在字义上和“龢”无甚差别，乃至于通用；后来《说文解字》将“和”与“龢”分成不同意义的两个字，“和”指声音相应和、和谐地跟着唱或伴奏；“龢”仍指调和、和谐。汉字简化以后，“和”字将上述两种意思都涵盖了。对声音之和谐的重视进而被扩展至各种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何一向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气”，甚至有时会为此不惜牺牲一些原则。另一个汉字“合”也同样说明了口和声音与协调一致的关系，《说文解字》中解释“三口相同是为合”，此字不仅能指事物之间的协调配合，也能用来形容人际关系，如“合作”“合得来”。之所以追求“和”与“合”是因为许多不同要素碰到了一起，而实现“和”与“合”的条件首先是需要“容”纳这些不同要素，然后使它们相互“融”合，以此形成一个新的和谐整体。口作为人体最主要的吸收外部物质的通道的象征意义再一次在“融”，尤其是“容”字上体现出来了，因为这两个字中都包含了“口”：“容”字由“谷”衍生而来，《说文解字》中释为“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於口”，加上“宀”后的“容”本义就是接收容纳，后来经引申具有了“外貌”的含义，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口”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在外观中的重要地位；“融”字左旁“鬲”原指古代一种类似鼎的烹饪器具，相当于今日的“锅”，此类烹饪器具无论其形状还是功能都与口直接相关，所以至今人们仍说“一口锅”，加上虫字边后本意为“炊气上出也”，后引申为固体的流体化，即液化或气化。总结这两个字的含义不难发现它们不仅都与口相关，而且都与“流体”相关，而作为“流”体的液体或气体本身都具有吸纳甚至溶解他物于自身的能力。声音无疑也具有上述的“流动”特征，而且事实上也具有流体的容纳和融合力。首先，音乐就能证明这一点，这在于不同风格乃至不同文化的音乐相互之间是易于融合的，比如中国的传统音乐，甚至戏曲完全可以和西方的交响乐、流行音乐乃至摇滚音乐相互借鉴融合，乃至一起演出，这早已不新鲜了；其次，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语言的口语中多少都含有直译由音译而来的概念，如中文的“因特网”“麦克风”，英文的“typhoon”“kungfu”等，还有在日常口头表达中夹杂一些外语短语或句子不仅常见甚至还被认为是时尚和优越的体现，而这种语音上的直接混合很自然，不会产生“违和感”或不适感。但是，不同文化的绘画和书面文字就很难有上述的这种融合，我们很难想象把中国的水墨画引入到西方的油彩画里，在中文的书面文字里突然插入由非中文字符构成的词语，即使其意义是连贯的，也会使人感到不适；如果突然插入整句话则显得根本不成体统，所以即使是音译的外文概念在视觉表现上也会以中文字符的形式呈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外语的情况。这是因为视觉的切割与确定力对其对象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有很强的要求，视觉对象必须在形式上“整齐划一”。对和谐与融合的崇尚使中国人非常强调宽容以换得集体的稳定团结，但在实践中有时也会产生为此而无视个人利益甚至牺牲原则的负面效应；另外也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声音且“模糊”，才使得它具有强大的兼容并蓄的融合能力，使其很容易吸收外来文明，这早已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由于声音的流变性与不可把握性，因而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相较与眼的主动性，耳只能被动接受；所以人对声音大多只能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即顺应其变化。这种顺应的态度在偏重听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明显的表现。首先，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人类整体要顺应“天”，故孟子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皇帝诏书的起首语“奉天承运”就直接表明了这种态度，即在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作为天子的合法性与职责是顺应天道实施治理，而非突出自己作为人的意志。虽然这四个字是从明朝才开始正式在皇帝诏书中作为起首语中固定下来的，但其渊源却可追溯至秦国一统天下时以“秦代周德”作为其合法性的思想，后来董仲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即是这种思想的理论化且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与“顺”形成对照的是“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烈的贬意，比如：“逆境”“忤逆”“叛逆”“逆子”“倒行逆施”等，最严重的莫过于“大逆不道”。其次，作为万物之一的个体人要顺应世间其他万事万物，道家思想最能体现这种态度，因为“最重要的是，道家的自我是顺应的”。顺应要求首先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然后接受这种差异，并体会对方的存在。庄子的“知鱼之乐”就描述了这种状态：“与鱼为一体的体验并不否定鱼与人的差异。实际上，正是由于庄子顺应这种差异，这种体验才可能有最理想的结果 ，因而他才真正能够了解这些特殊的鱼。”顺应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同于大通”。能达到此种境界的即道家的“真人”：“‘真’这个字意为‘真实的’或‘真正的’，它可分解为词根‘匕’（‘真’字繁写印刷体为‘眞’），意为化。在《庄子》中，存在本身的过程被称为‘物化’。道家的真人在将其自身扩展到与他的自然环境为一体之时，他也就越来越顺应物化。”此外，儒家其实也同样重视这种顺应的态度和境界，这集中体现于孔子的“六十耳顺”的境界，对于此处的“耳”字的解读一向众说纷纭且各有千秋，然而此处的“顺”字的意思却是清楚的，即一种顺应、和谐的状态。上述的顺应思想使中国人一向以敬畏的谦卑心态面对大自然，以此来限制人的控制与攫取的欲望；而在面对他人时，中国人一直视恭顺为一种原则和美德，以追求人际间的和谐，这也造就了中国人在事实上相比于世界其他民族总体上较为温顺，甚至常常显得有些软弱可欺的性格。声音的另一大特点是可以“直达人心”，对人的情绪感受有最直接和强大的影响力。这正是音乐能够表达和感染人的情绪的原因所在。所以偏重听觉的中国人就更注重人的情绪感受而非思辨分析，正如刘亚律先生所言：“‘听的智慧’铸就了中国思想混融的、人性的、感悟的特色；与西方强调‘看的智慧’，造成分析的、物理的、逻辑的特色正相对待，从而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人类智慧。”麦克卢汉也说：“因为听觉世界是热烈的、高度审美的世界，而视觉世界则相对冰冷和中立，西方人在属于听觉文化的人们看来确实显得非常冷漠。”相比于视觉对象，声音具有更多的共享性，因为声音不像视觉对象对方向与距离有很高的要求，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声音总是以基本无差别的状态弥漫于整个空间而被接受者共享；比如在一个剧场里，后排观众肯定不像前排观众那样能清晰地看到演员们的表情和细微动作，但他们听到的声音却基本和前排观众一致，更何况如果人背对着舞台则看不到上面的表演，但他却仍能听到声音。这种共享性也正是情绪感受的特点，相比于观念或思想，人与人之间更容易被彼此的情绪感受相互影响，也正因为声音本身的共享性使其更容易对人的情绪感受产生影响，即“共鸣”。所以有人说：“视觉是个体性的器官，而听觉则是社会性的感官，‘看’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而‘听’总是把闻者与言者联系在一起。”声音与情绪感受的另一共同点就是当下性与变动性，即声音与情绪感受都一样受当时具体环境（甚至只是单纯的空间大小）的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情绪感受本身就和其产生时的环境是一体的，所以有“情景”“情形”“情境”“情况”这类词。这种“情境”才是中国人讲道论理的场所，即首先“通情”而后才能“达理”。中国人所讲的理都依托和从属于活生生的具体情境，而不是孤立抽象的“死理”，所以有时这种理也被称为“情理”。理所在的具体情境决定着此种理是否能够成立，理要在这种情境下能够说得“通”才能算是“道理”，因为“任何一种具体道路的选定，都不可能是漫无边际，毫无限定的。它只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情形、背景下的践行的选择”。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很注重人与人“感同身受”的共情体验，而这种体验则是构成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础，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这种“设身处地”从对方的感受出发的态度也是我们理解异己者的基础，就算有时“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和做法，但我理解或谅解你。也就是说，这些观点和做法，若从你的角度来看，也不无几分道理”。根据以上对中西方基于对不同感知器官的偏重而形成的思维模式，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中西方对待“口罩”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以及各自在防疫措施上的不同侧重。偏重听觉的中国人以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人在面对攸关性命的生存危机时，都很自然地接受和注重对发声器官——“口”的保护（口罩所覆盖的口鼻本就因其位置上的相邻与功能上的部分重叠而应被视为一体，所以医院里通常把“耳鼻喉”划分为一个科室），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病从口入”的观念。偏重视觉的西方人对口罩的排斥一方面是因为对“眼与手”的偏重自然就会导致对“耳与口”的忽视，或至少是轻视，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为了能让眼更多地接收人们的面部信息；同样是因为对“眼与手”的偏重，使西方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保持社交距离，因为视觉本身就产生和需要距离，而且西方人原本在之前的正常生活中就比东方人更注重保持距离；就德国而言，从疫情一开始，政府尚未强制要求民众戴口罩时，就率先强调保持社交距离至少1.5米，有些场所甚至要求保持至少2米；而在中国，就笔者在上海、甘肃等地见到的都只要求保持1米的距离。强调洗手、戴手套和抢购卫生纸与对手的控制作用的偏重的关系更是不言自明了，就像中国人对声音的偏重心态在此情形下自然地转变为对口的保护一样，对手的偏重就变成了对手的保护。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人即使在政府实施了强制口罩令之后，对待口罩仍然漫不经心甚至公开抵制，比如笔者所在的德国城市的超市中就经常见到口罩只盖住嘴，鼻子还露在外面的情况。甚至很多在防飞沫挡板后面工作的收银员根本就不带口罩，更何况西方的口罩强制令本身就没有中国那般严苛，只要求在公交和超市等封闭的公共空间戴口罩，不要求在街道等户外空间戴口罩。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川普总统在周围人都戴口罩的情况下仍然不戴口罩。这种对口罩的抵制实际上都是因为对视觉的偏重：普通人不愿戴口罩是因为遮挡面部而减少了视觉信息引起了心理上的很大抵触，而处于大选年的川普总统更深知让选民们看到他的面部对其连任选举有多么重要，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电视或其他媒介上，因为肯尼迪当选的例子早已证明了这点。总而言之，不戴口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目欲”。
▲ 欧洲街头“戴口罩”的雕像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基于对听觉和视觉不同偏重而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对中西方对防疫采取的其他策略上的分歧有所理解，比如对于“群体免疫”的态度。这种显得很冷漠、不近人情的防疫策略，从一开始就不在以共情体验为道德和行为基础的中国人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具体的国情不允许中国人这样做，如人口数量、密度较大但平均医疗水平和资源又不足等现实因素，而是中国人首先在情感上就无法接受这种主动置他人生命于危险之中的态度。更不会有哪位中国的政府官员像德国巴符州蒂宾根市长博里斯·帕尔默（Boris Palmer）那样公然宣称：“我要非常残忍地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在拯救的，很可能是那些半年之内反正都会死的人——无论是因为年龄还是基础性疾病。我们观察感染者的死亡数据时会注意到，许多死者已经超过80岁。而我们都知道，大多数人一旦过了80岁就随时可能死亡。”尽管帕尔默后来为此番言论道歉，但在中国则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在媒体上公开说出以上言论，毕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中太天经地义且根深蒂固了。就算帕尔默说的是无可避免的悲惨事实（更何况完全不是），这种见死不救的冷漠态度也会激起中国人极大的反感。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并不源于抽象的人权概念，而是基于朴素但真实具体的生命情感。正是这种生命情感才真正把不同的生命个体联系在一起，使一个孤独的自我感到自己和他人实际上是一体的，所以他人的痛苦即是我的痛苦，因此我就不能对他人的痛苦“冷眼”旁观，这种对他人之痛苦的深刻同情正是儒家心学所强调的起心动念处的善的根源。其实这也正是所有宗教宣扬提倡的那种博爱体验，因为“视觉与认知和科学相关，听觉则与信仰和宗教联系密切”。所以，正是因为中国人因偏重听觉所形成的整体上较为被动温顺的性格，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所采取的严格的隔离措施，特别是武汉封城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封锁，才能得到如此彻底地执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对此不可完全用中国政府具有比西方国家更多的中央权力和执行力来解释，因为如果没有全体国民对此政策的认可与高度配合，就很难想象像中国这种规模的国家在实行如此严格的隔离和封锁时会这么顺利。欧美各国政府所实施的出行限制相比中国要宽松许多，即使如此还是遇到很大阻力。对此，我们当然也不能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缺乏相应权力和执行力。毕竟人待在家里就会使视觉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这就使偏重视觉的西方人那向往外部与扩展的“目欲”无法得到满足，所以限制出行的政策在西方普遍遭到较大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至此，根据我们之前的论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回答对于本文开头附带论及的那个问题——“为何西方的匿名英雄蒙眼，而东方的蒙嘴”：因为西方人对视觉的倚重使他们更容易从眼睛来识别人，对人的声音则不敏感，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在偏重视觉和文字的文化中，我们与人初次见面时，他的外观占了首要的地位，这使我们听不清楚他的名字。”而偏重听觉的东方人则更善于识别人的声音，蒙住嘴不仅遮挡了部分面部，更重要的是声音也因此被改变，所以身份就被隐匿了。艺术创作，特别是优秀的艺术作品正是能够以这种直接的象征方式展现出人们社会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部分，这种深藏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集体无意识早已在日常生活中被习惯到被忽视甚至完全遗忘的地步，但在艺术家们敏锐的感知中却是显而易见的。▲ 2020年5月1日-10日，“笑出色彩，由新而生”艺术展在上海南京路举行，该展览汇集了全世界13个国家的45位艺术家，在疫情期间专门创作的48件作品并以口罩作为载体进行表现。最后，必须再次说明的是：中西方各自对听觉与视觉的不同偏重在各自漫长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早已经作为最原始的文化基因沉淀入集体无意识而发挥作用；双方面对疫情时的不同策略可以解读为不同的深层集体无意识在意识层面的反应，而不该强调哪种策略才是普适的真理，因为如果各种手段都能用上才是最理想的，但现实中真正能做到的措施还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但我们不该忽视以“口罩之争”所反应出的不同的文化基因和思维模式，因为如果不承认有这种因素在发挥作用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何在欧美的华人、韩国人和日本人较早主动戴口罩，即使口罩后来在欧美得到充足供应的条件下仍然有很多人抵制戴口罩。本文以这种“管中窥豹、见微知著”的方式试图从最基础的层面说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正“视听”，只有在对我们自身和西方的传统都有更清晰和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可以更好地互相沟通和取长补短。
尽管疫情是全球化的一个负面效果，也使全球化的进程受阻，但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阻挡。所以，在此危机时刻更有必要互相了解和支持。中国人不该固守于自己的听觉传统而排斥西方人的视觉传统，西方人也不应该以自己的视觉霸权而傲睨万物；正如只有五感齐全的人才是健全人一样，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西方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以实现视听平衡、携手共进，诚如何道宽先生所言：“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应该是整体思维的人，应该是整体把握世界的人。”使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使人类更加完善，这才是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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