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现场丨黑格尔哲学中的费希特元素——A. 施密特教授访谈

施密特（Andreas Schmidt）：德国耶拿大学德国观念论教席教授。2015-2019年任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康德哲学、德国观念论、17世纪理性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

本访谈刊登于《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第188-196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

2021年秋季号总第011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1年12月 

黑格尔哲学中的费希特元素

——A. 施密特教授访谈

A. 施密特/著  朱渝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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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希特与黑格尔

朱渝阳（以下简称“朱”）：施密特教授您好！为纪念黑格尔诞辰250周年，我非常高兴能够采访您。您现在是德国耶拿大学德国观念论的教席教授。因此，对于您而言，德国观念论这一传统领域应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性。您是通过费希特哲学而进入这一古老的研究领域。您时常感慨，费希特哲学今非昔比。当年您在慕尼黑读大学的时候，费希特哲学曾是众多大学生和年轻学者们竞相追捧的对象。慕尼黑大学的费希特课程远近闻名，常常是座无虚席。更值得一提的是，对课程参与者的要求甚高。学生不仅要提前选课占座，而且还要参加“道德测试”，以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学习费希特哲学的“道德要求”。作为经历者，您能为我们详细说一下当年这个“道德测试”是如何进行的？您是否通过了那次测试呢？

施密特：确有此事，这是在我读慕尼黑大学之前。莱茵哈德•劳特（Remhard Lauth）是《费希特全集》的主编，也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坚决反对60年代的宗教改革，并认为，天主教会不幸地背弃了真正的信仰。就像我当时听说的那样，学生不能直接去上劳特开设的费希特课程，而必须提前去和他“谈话”，接受“道德测试”。谈话检验的不是学生是否具有足够的哲学背景知识，而是学生在道德上是否达到了参与他教学活动所必须的成熟程度。等到我去慕尼黑大学读书的时候，劳特年事已高，变得温厚宽和了。我就如此幸运地避开了“道德测试”，我不知道，如果我参加的话，是否能通过“测试”。劳特在自己的课上绝对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并且在我理解费希特的一个关键点上深深影响了我。劳特强调费希特实践哲学的优先性。他有充分理由，并且也不断地试图强调费希特知识理论的实践向度，这与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完全不一样。对于亨利希而言，（从理论上理解的）费希特自我意识理论是第一位的。在这点上，我完全遵从劳特的路线。

朱：您提到，您很幸运地避开了劳特的“道德测试”，但我认为，您却成功地通过了“费希特的测试”。您的博士论文《知识的基础——费希特1794-1795年、1804/II年和1812年三个版本的知识学》就是为费希特知识学前后连贯性辩护的一篇力作。费希特不仅生前，而且逝世之后也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手稿、残篇和书信集。在劳特组织编纂的《费希特全集》中，这些文献首次公诸于世，但至今尚未被深入研究。您朝向费希特文献研究的重要一步，就是您于2020年1月在耶拿组织召开了一次以“自我意识与绝对：费希特1800年思想的巨变”（Selbstbewusstsein und Absolutheit. Der Umbruchin Johann Gottlieb Fichtes Denkenum 1800）为主题的会议。会议的核心活动就是精读费希特《1800年新修订的知识学》（Neue Bearbeitung der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800）这个文本。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想到要读这个文本的？为什么这个陌生的文本值得这么多费希特专家共同研读并加以讨论？

施密特：自2017年以来，来自各地的费希特研究者每年都会在费希特的出生地拉美瑙（Rammenau）相聚一次。我们的目标是共同阅读费希特在1793-1813年这20年间写下的所有知识学的草稿和修订版本。在此背景下，我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单独举办一次关于《1800年新修订的知识学》的会议。这个文本写于1800年，是一份未完成的、费希特逝世之后才出版的手稿，目前几乎还没有研究文献。1800年前后对费希特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巨变时间一从传记的角度看，费希特当时祸不单行：1799年4月，费希特由于“无神论事件”而失去了他在耶拿大学的教授职位。同年8月，（费希特始终引以为鉴的）康德公开宣布，他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1799年秋，费希特非常器重的雅可比，公开了他“致费希特的信”。在信中，雅可比虽然没有指责费希特为无神论者，但却指责其为虚无主义者，并因此公开反对费希特。1800年，莱茵霍尔德（Reinhold）不再与费希特来往，而费希特在此期间还认为莱茵霍尔德的哲学使人受益，这最终导致两人在1801年4月决裂。至于费希特与谢林的关系，在1800年11月就开始出现危机。在与谢林一些书信上的往来争论之后，两人最终于1802年1月决裂。在最短的时间内，费希特在哲学上完全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处境之中。但费希特对此的反应却令人出乎意料：一方面，他宣称所有针对他的指责非难完全没有道理，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另一方面，他开始从根本上修正自己的哲学体系，至少在哲学术语上，他非常强烈地向其反对者靠近。如何在费希特的著作中更好地理解这一巨变，是费希特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耶拿的这次会议为此项任务作出了贡献。此外，我们组织这次会议，也是为了庆祝一位值得敬重的葡萄牙同事马里奥•豪尔赫•德•卡瓦略（Mario Jorge de Carvalho）60岁的生日，他任教于里斯本大学。

朱：耶拿的这次费希特会议也受到了“国际费希特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es Johann-Göttlieb-Fichte-Forschungszentrum，IFF）的资助和支持。这个机构在国际费希特的研究中承担哪些任务？为什么它是在伍珀塔尔（Wuppertal），而不是在耶拿建立？费希特曾在耶拿度过了他学术生涯中的最重要的阶段（1794-1799年），并写下了哲学理论的代表作《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施密特：“国际费希特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协会，它是2019年由亚历山大•施奈尔（Alexander Schnell）建立的，目的是给予费希特研究在德国更多的知名度。亚历山大•施奈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费希特专家，而且也熟知法国现象学。伍珀塔尔和耶拿一样，也具有费希特研究的传统。1975—1993年期间，沃尔夫冈•詹克（Wolfgang Janke）在伍珀塔尔大学任教，他为费希特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他的《费希特：存在与反思，批判理性的基础》（Fichts：Seiound Reflexion，Grundlagen der kritischen Vernunft，1790）就是一部费希特研究的巨著。

▲ 施密特教授著作《知识的基础：1794/95，1804/II与1812年版本中的费希特知识学》（Der Grund des Wissens. Zu 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 in den Versionen 1794/95, 1804/II und 1912, Schoeningh Ferdinand GmbH, 2004）书影

朱：您从事费希特哲学研究已超过20年，至今也还是您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探索费希特哲学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感触？

施密特：费希特哲学对我的哲学工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第一，哲学必须是体系。哲学虽然不必像费希特所强调的，要从第一原理出发，但哲学必须要有一个整体性特征。第二，我同意费希特（和康德）的观点，哲学的第一要务在于解释我们知识诉求暗含的前提。在这一点上，我更愿意将我的哲学工作置入先验哲学的传统之中。第三，我非常理解并认同费希特的观点：要把人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看作各种行动与活动的综合体，而不是看作一个非物质的“实体"（Substanz）。

朱：我个人也深有同感，费希特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为德国观念论最先设立了具有方向指引性的论题和进路，比如您刚刚提到的“哲学必须是体系”观点。另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对费希特哲学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黑格尔（与谢林一起）公开激烈地批判费希特；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文章中，特别是在《自然法论文》中使用费希特的哲学术语，例如同一性—非同一性（Identität-Nichtidentität）、理念之物—实在之物（Ideelles-Reelles）和统一性—多样性（Einheit-Vielheit），等等。您也多次强调，不了解费希特，也就难以读懂黑格尔。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在什么意义上，费希特对德国观念论或对黑格尔哲学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施密特：费希特在很多细节上对黑格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您说的完全正确。除了您上述提到的那些点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如下这一影响深远的费希特论题，即一个完整的自我意识要以他人的承认为前提。但在我看来，费希特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方法。尽管在方法上，相比于费希特，黑格尔毫无疑问是进步的，但黑格尔极少为其方法进行论证。相反，费希特始终一再地反思方法问题。了解费希特对方法的反思将非常有助于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过程。还要提费希特哲学的一些关键点：一个哲学体系的必要性及其整体性格结构；方法不能先于体系，而必须在建构体系的过程中产生；方法的过程只能通过如下方式产生，即单个的原则在详细考察中被证明是不足的、有缺陷的，必须通过更高的原则被补充，直至达到一个全体。

朱：您虽然是著名的费希特专家，但从不是“费希特主义者”。您时常说，费希特也有很多过错。来自谢林，特别是来自黑格尔的“费希特批判”也是合理有据，站得住脚的。具体来说，费希特哲学在哪些地方不能自洽？黑格尔又是怎样避免并超越费希特这些弊端的呢？

施密特：在我看来，黑格尔哲学对费希特理论的一个重要改良是显而易见的：黑格尔改变了对经验的态度。费希特认为（每一个坚定的康德主义者也是如此认为），理性虽然依赖感性经验，但理性规定经验，这是不可颠倒的。如果我正确理解了黑格尔，那么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规定性在两个方向都是行得通的。也就是说，理性规定经验，但经验同样规定理性。因而，在黑格尔看来，理性能在“他者”（经验）之中“依靠自身存在”。这就是说，黑格尔的逻辑虽然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形式结构，但如果我们想要具有一套完整的范畴学说，我们就必须去读黑格尔的“实在哲学”（Realphilosophie），这两者不可分离。我认为，这是黑格尔相对于费希特的一个巨大进步。

朱：说到黑格尔的“实在哲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黑格尔将“道德”与“伦理”在概念上明确区分，并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代表个体性的道德最终要被扬弃在共同体的伦理之中。为什么您赞同黑格尔的这个论点？您又是怎样理解“道德要被扬弃在伦理之中”？

施密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康德道德哲学的维护者。至今，我还认同康德的许多理论指向。尽管如此，前些年我突然明白了，黑格尔在一个关键点上对康德的批判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能联系我之前的思考和回答。在康德看来，我们在面对每一个行为准则的时候，都要自我发问：所有人是否都同意这个准则，或者这个准则对所有人而言是否都是“可同意的”（zustimmungsfähig）?康德认为，这种“同意能力”（Zustimmungsfähigkeit）就是道德标准。我是这样来理解黑格尔的，黑格尔要追问，康德所谓的“同意”究竟是什么，究竟谁要同意？涉及的是具体的人，他们带有各自所有的偏好和恶习，他们必须要同意吗？不，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人带有所有非道德的偏好，普遍同意的测试将导致（非道德的）结果。一切经验的偏好必须被抽象掉。那现在必须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人抽象掉了一切的偏好、希望和需求，他们作为纯粹的理性存在者（rein als Vernunftwesen），是否都能同意？但康德认为，人作为纯粹的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唯一意志，正是这种只根据所有理性存在者都能同意的准则行动的意志。这太抽象了，无助于理解这种“准则测试”（Maximentest）。康德的道德标准沦为空谈。为了让普遍同意的测试得以应用，我们就必须更加具体地理解这一测试。当我思考，什么是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同意的，我就必须动用我的知识。我身边的人的福祉和兴旺存在于哪儿？一我必须求助于物质（material）价值。这些价值是由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和我处于其中的历史时代共同决定的。向这些人类学和历史学决定的道德价值的因素回溯将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普遍同意的标准才是可应用的（anwendbar）。因而，我理解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紧紧抓住普遍同意的理念，但却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抽象掉经验因素（empirische Faktoren）。以这种方式我们就能理解黑格尔的“道德要被扬弃在伦理之中”的口号了。

朱：除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您这学期还开设了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讨论班。课程文本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众所周知，这个文本不是黑格尔自己撰写的，而是由黑格尔的学生整理、编辑出版的。这些“学生笔记”能否代表黑格尔的真正的哲学主张？时至今日，学界还莫衷一是。对此，您持哪种观点？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学生笔记”是真实可靠的？

施密特：毫无疑问，为了提供一个尽可能完整一致的文本，黑格尔的学生们综合了不同时期的笔记。因而，他们也就掩盖了黑格尔宗教哲学随着时间也会相当程度地发生变化的事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有一份由瓦尔特•杰什克（Walter Jaeschke）出版的“笔记”，这份笔记使我们能够体会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上的变化。对于一个讨论班来说，我一如既往地倾向于选择黑格尔学生版本的笔记。这个版本以一种清晰、易读的方式，总结代表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观。杰什克修订的版本适合专家，学生们可以毫无顾虑地使用黑格尔学生的版本。

▲ 施密特教授著作《上帝的思想：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的知识形而上学》（Göttliche Gedanken. Zur Metaphysik der Erkenntnis bei Descartes, Malebranche, Spinoza und Leibniz, Klostermann, Vittorio, 2009）书影

朱：相对于对黑格尔哲学长久不衰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热潮而言，德国观念论的研究在德国则显得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近年来，德国观念论的教席在不少德国高校都被替代，甚至是被取消了。您是如何看待德国观念论这一“惨淡”的研究现状？

施密特：在德国，目前对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兴趣不断加强，这也反映在各个大学的政治立场上。现在有许多专门为医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公布的职位。对此，我完全不反对。但这一事实却易于被遗忘，即这些伦理学领域要依赖体系基础。因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德国观念论以一种十分极端的方式反思这些体系基础，现在却不得不忍受这一政治立场之苦。我希望，一种历史传达的、对基础反思必要性的见解在接下来的几年会在各个大学里得以强烈贯彻。

朱：我还想提一个私人问题。您曾多次提到，您的博士导师A. F. 科赫教授对您的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十分重要。跟随科赫教授的数十年间中，您一方面获得了必要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所需的指导。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获得了哪些自由空间，又得到了哪些支持？

施密特：科赫教授给了我许多发展自己想法的自由空间，这的确如此。我也试图在指导学生的方面保留这一传统。当然，我也要给出支持学生的指导和建议。但是，要小心，现在像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也很有创造性。如果我很快很强烈地干涉他们写作论文的过程，这将会中断，甚至阻止他们的创造性想法，这会非常遗憾。同时，当学生们想要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当然也要一如既往地仔细倾听。在保留自由与给予指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那么容易的。但这在科赫教授和我之间却很成功。

朱：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您成功继承了科赫教授指导学生的传统。在我跟您读博期间，我从您给我的自由空间中受益匪浅。同时，您的指导支持伴随了我写作博士论文的每一个阶段。记忆犹新的是，您曾多次在我课堂报告的讨论环节中提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应具有三个标准：理解性（verständlich）、有机性（organisch）和审美性（ästhetisch）。其中，理解性最为重要。如果一篇论文能被一个具有健全知性的人，比如说大一新生读懂，那么理解性的标准也就达到了。为什么在您看来，这三个标准很重要？

施密特：在关于（像黑格尔）这样大部头作者的论文中时常存在这样的陋习：简单地重复作者的话。但如果没有理解原文，也不可能理解对原文的重复。这样的论文毫无用处。因而，要通过自己的语言，尽可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清楚地再现思想。当然，我们可能会犯错，但这并不是糟糕的事情。一个清楚明晰的解释假说能促进研究，即便我们最后发现，这种解释假说站不住脚。相反，纯粹的单一重复则起不到作用。就有机性和审美性而言，一部理想的哲学著作是用来阐述一个特定的哲学命题并进行论证。在功能上，所有的章节应该要服务于这个总体目标，这就像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要以有机体的持存为导向。每一个重要部分都不能少，每一个部分都不能是多余的。在这里，涉及的是美感的考量。我们越是向这种理想靠近，就越能写出漂亮的哲学作品。

朱：当您此时再次回顾您整个哲学历程的时候，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您还会选择哲学吗？哲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施密特：答案是肯定的。我恐怕是一个有极少天赋的人。对我而言，哲学是为数不多的、狭小的生存空间之一。实际上，我自己完全不能想象从事其他的工作。

朱：最后，我想请您推荐几本对您自己走上哲学之路有重大影响的哲学著作，并简要陈述理由。

施密特：如果可能的话，我想限制在我在大学时代仔细研读的几本书。早期的影响是持久的，也是最深刻的。首先，我要说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年）。这是我大学时候最初精读的哲学著作，并且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影响了我。此外，我还想补充一本不那么出名的书：《真理与主体性》（Wahrheit und Subjektivität）。这是汉斯•皮特•法尔克（Hans-Peter Falk）在慕尼黑大学为通过教授资格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法尔克1991年（早在2010年出版之前）在一次课上介绍了这本书。法尔克试图通过分析哲学的方法（语义学、真理理论、自我意识理论）发展出一种与我当时最爱的哲学家（康德和萨特）有许多共同之处的立场。我当时请求法尔克给我一份复印本，他非常友好地寄给了我。我反复阅读这本书，它对我至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属于早期影响我的著作。但对我来说，进入黑格尔不是那么容易。我花了很长时间，直到我能读懂些许。我认为，阅读德国观念论的经典作家们的著作大体都是如此。我们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反复阅读，直到我们开始能理解。如果我们一开始一无所获，我们不应当马上感到沮丧。坚持就会有所获。最后，我要说的一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同样巨大的困难，但却始终深深吸引着我。恐怕我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它。

（采访整理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国际著名黑格尔专家”讲座预告

2022年9月2日

Andreas Arndt（柏林洪堡大学）：

"Die Eumeniden schlafen":  Über die Fragilität der Moderne

2022年9月9日

Klaus Vieweg（耶拿大学）: 

Hegel und der Anfang der Philosophie

2022年9月16日

Jean-François Kervégan（巴黎第一大学）：

The Institutionality of Sittlichkeit

2022年9月22日

Anton Friedrich Koch（海德堡大学）：

Hegels Lehre vom freien Willen in der Einleitung zur Rechtsphilosophie

2022年9月29日

Michael Quante（明斯特大学）：

Zwischen Würde und Pluralismus: Aktualität und Grenz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h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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