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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 | 不让男生进女宿舍?那就闹场革命吧——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

王猛 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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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国正在“闹革命”。

外交部要求驻外使馆人员分两批回国“参加革命”。当时的驻法大使黄镇奉命回国,回到北京的第二天,留学生们就让他背语录,开批斗会,黄镇承认自己不民主,留学生们都笑了,还让黄镇和他们一道去天安门照相留念。

黄镇觉得“革命”不过如此,夫人朱霖却告诉他,“留学生们还算好,造反派就不简单了。你等着吧,‘好’的还在后头!”

不幸言中。革命风暴果然愈演愈烈。

而此时,遥远的法国也在酝酿一场风暴。19685月,法国的风暴进入高潮,法国革命青年们也手持红宝书游行,此情此景让《人民日报》大为激赏,仿佛全球革命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然而后来的历史走向是,中国的“大革命”确实又折腾了八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却在一个月后倏地结束。

“五月风暴”中,学生和工人进行示威游行



1964年中法建交,黄镇即赴任。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在中国驻法人员看来,法国人简直幸福得不要不要的。

与法国有关的最近一场战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远在东南亚的越南战争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不用像美国人一样提心吊胆被送到前线。

经济持续增长了30来年,每家每户都有汽车和电器,要是嫌房价贵,政府还提供公共住房,社保体系完善,度假旅游是常有的事。

年轻人完全没高考压力,只要高中毕业考试合格,都有大学上。10年间,大学生数量从不到30万增加到近70万。

德高望重的戴高乐还是他们的总统,虽然快80岁了,身体还硬朗。有他在,国家就有了主心骨。

法国人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1968年的法国

可历史就是这么诡异。

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书中曾写道:“一切伟大的行动与思想,总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在他死后的第八年,应验了。

1968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楠泰尔大学为游泳池落成剪彩。

楠泰尔大学,也被称为巴黎第十大学。可怜的米索福被学生围住,质问为什么男生不可以访问女生宿舍?

长期以来都是男女分班,部长觉得莫名其妙,当然无法回答。

一个叫科恩·邦迪的学生不依不饶:“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

部长烦了,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

科恩·邦迪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

法西斯于法国人而言是永久的伤疤。学生们被激怒了,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

部长只能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看似就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多年后,萨特说,五月风暴起源于越南革命。

越南战争对欧洲和美国的造反者的最大冲击是战争可能扩大。越南人要成功抵抗这样巨大的军事机器并获得胜利似乎是不可能的。越南人所做的和正在做的这一切完全改变了法国学生的看法,使法国学生现在知道了仍然是未知数的可能性。并非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个人只有尝试去做并且失败了,他才知道某事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发现,对西方的最后结局和革命者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而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总结,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虑;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

简而言之就是: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物质丰富但精神匮乏,正处在荷尔蒙爆炸的年纪,需要“破坏”。

如果说越南战争让他们意识到,并非一切都可能,却依旧值得冒险。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彻底让他们疯狂。

红卫兵们砸烂一切、打倒一切的勇气和态度,对年轻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1960年代,法国的大学生们都得穿西装打领带,看似整齐划一,但底下暗潮汹涌。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

福柯就说过:“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

1963年,总统技术顾问雅克·纳博纳曾给戴高乐写信,预言1968年将要爆发一场风暴,但并未得到重视。

风暴被引爆只需一小撮火花足矣。

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戴高乐一直有超过7成的民调支持。“五月风暴”开始后,他百思不得其解,要求见一见学生领袖,想知道孩子们到底想要什么。

结果学生领袖们说:他们要性自由!

戴高乐张着大口,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红卫兵们视性为洪水猛兽,法国革命小将高呼:“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

科恩·邦迪被推为领袖,他外号“红毛丹尼”。红,既是他头发的颜色,也是他的政治理念的颜色。

“红毛丹尼”在学生集会上大喊口号

321日,为抗议越南战争,法国一个左翼小分队占领了美国捷运公司在巴黎的大楼。警方拘捕6人,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大学的学生。

第二天,“红毛丹尼”率领学生爬上学校钟楼,还占领了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学生首次占领教育行政机关。

这对于意欲效仿中国红卫兵的法国年轻人来说,简直太刺激了,一时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都跑到楠泰尔大学,并成立了以“红毛丹尼”为首的“322运动”组织。

“322运动"组织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巴黎其他的大学里相继发生一系列骚乱。

53日,巴黎大学训导处把“红毛丹尼”等学生领袖叫去,要求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学生们集合示威,表达不满。

校方呼吁他们解散未成,无奈之下叫来了警察,引发冲突,“在几分钟之内制造了一场群众运动”。几千名学生参与了与警察的搏斗,结果600人被捕,几百人受伤。

53日下午4点,大约1600名警察包围了巴黎大学。

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男青年把一块铺路石向一辆旧式雪铁龙警车掷去,车窗玻璃碎片顿时横飞,一个黑影应声倒下。

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律内的头颅被打破,时间是5317时半。

这预示了一个更残酷的开始:整个巴黎成了战场,“五月风暴”正式开始。

56日,法国学联及教师工会号召罢课。学生与警察爆发冲突,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22人被捕,345名警察受伤。

5月6日,学生与警察爆发冲突

萨特连续“煽风点火”,8日他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9日,他再联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

萨特在索邦大学讲话

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巴黎拉丁区爆发更大规模示威抗议,警方则封锁塞纳河上桥梁,双方展开激烈冲突。

510日,学生们撬开人行道的铺路石,筑起了第一批街垒。

5月10日,学生们用传递铺路石的方式形成路障。

米歇尔·伯恩跟着学生们占领了巴黎的剧院,他让女朋友站在自己的肩上,将悬挂着的法国国旗拿了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部分。

夜里两点,保安队向街垒发动进攻,动用警棍、水炮和催泪瓦斯等来驱散学生,学生则投掷石块、挥舞棍棒进行还击。

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数以百计的人受伤,医院很快爆满。

街垒之夜

511日,政府与学生谈判,表示让步,但学生们得寸进尺,特别是以“红毛丹尼”为首的学生领袖,各怀心思,谈判破裂。

学生运动规模进一步扩大,12日,巴黎数万名学生和教员占领了纳税中心。13日,索邦大学被占领,并成立“行动委员会”。

被占领后的索邦大学

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起响应。

戴高乐总统对学生运动不屑一顾,并于14日出访罗马尼亚。

为支持学生运动,法国电影界宣布戛纳电影节停摆。艺术家们的介入,使得“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一些学生组织奔赴工厂,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

电影院前的防暴警察。由于抗议和罢工,戛纳电影节停摆。

518日,最先是巴黎八十万工人罢工。城市处于瘫痪状态,街上没有汽车和警察,米歇尔·伯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巴黎大街小巷,感觉这里已然是解放区。

22日,罢工达到了高潮,参与的工人多达一千万,占法国总人口五分之一,整个法国陷入混乱。

5月下旬,雷诺工厂大罢工

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戴高乐不得不紧急返回,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冷静,但没用。

坦克和伞兵在巴黎郊区集结,工人和学生砌起更多街垒和路障,内战一触即发。

这时,总统不见了。



谣言很多。一种说法是戴高乐被暗杀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戴高乐已经潜逃。

民众显然低估了总统的决心,作为能跟希特勒干到底的人,他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事。

戴高乐秘密飞往驻德法军司令部,评估军方的忠诚度。驻军司令表示,支持总统,但不会向学生和工人开枪。

戴高乐心中有数,返回国内,施展“连环计”,他把之前逮捕入狱的右翼领袖们释放,让他们去发动针对左翼的心理打击。

戴高乐

五月下旬,左翼艺术家们走到了“革命学生”的前面,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

530日,一百多万右翼分子举行反共示威,向总统府进军。戴高乐再次发表电视讲话,承诺暂不退休,参选下一届总统。

法国局势随即恢复平静。

“五月风暴”其兴也勃其亡也勃。青年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独立的阶级,但他们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角,从政治角度讲,手段和目的混杂不辩,注定是一场没有胜负的零和博弈。

法国损失了几十万法郎,微不足道,但给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它“是法国社会的一场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

在运动初期,法国总理蓬皮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受到冲击的不是政府,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国,而是当代文明。当风暴“胜利般的失败”后,他又公开预言: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物欲带来的感官愉悦总会很快磨平精神上肤浅的伤痕。法国不再有独立的文化,开始唯美国马首是瞻。



米歇尔·伯恩失望至极,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中国,但他无法入境,只好在香港逗留,接触到许多偷渡至此的内地知青。他三观倾覆,天崩地裂。40年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知青的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他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潘鸣啸。

1998年,“红毛丹尼”重返楠泰尔大学,试图向学弟学妹们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在一片哄笑中,被人朝脸上结结实实扔了块奶油蛋糕。年轻一代的人,提起这并不遥远的过往则是恍如隔世。

30年后,“红毛丹尼”重返楠泰尔大学,迎接他的却是年轻一代的哄笑

数年后,“红毛丹尼”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支持欧洲一体化,不遗余力地为欧盟鼓吹和辩护。在回忆录《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中,他干脆把当年的行为斥之为“傻事”。

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马克龙,也是楠泰尔大学的毕业生。上任没多久,法国爆发大罢工,学生加入其中,他强势弹压。

2017年,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

《时代》周刊今年年初发表了纪念“五月风暴”的文章,标题是《50年后,我们仍然生活在1968年的阴影中》。

说的没错,“五月风暴”甫一结束,阴影就弥漫开来。

19689月,黄镇被派回法国继续担任大使,并携有“要重视法国对美国的独立性,推动反美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然而黄镇再怎么积极宣传毛主义,也不能联法反美。“五月风暴”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此时此刻,他们对中国革命神话的失望和他们最初的狂热一样的强烈。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海蒂

这是第 20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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