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从风 | 四十年前，我们挖出来的是传说中的夏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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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河南登封市告城镇西北五渡河西岸一座不起眼的黄土岗上挖掘出两座并列的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碳14测定这两座城距今约4000年，上下误差不超过65年，正好进入夏的纪年范围；此外，这片王城岗遗址与文献中夏王朝地望，禹都阳城的记载也惊人的重合。这个发现振奋人心，灰头土脸的残垣指向古史传说中那位治水平土的伟大先祖，夏禹。
寻找夏墟，始终是中国考古一百年来的梦想。这当然和夏本身的意义有关。
华夏两个字奠定了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认同感。“华”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一棵缀满花枝的树木，“夏”则是个手持刀、脚踩耒，上能观天授时，下能应季农忙的人，浑身散发着那个时代英雄的光芒。如果说“华”还有些缥缈，那“夏”已经落到了实处。
夏王朝的建立意味着中国从松散的“万邦”走向有大一统雏形的广域王国。夏商周自古被称为“三代”，到了明代王阳明仍在《传习录》中呼吁恢复“三代之盛”。从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文明起点的夏代就像中华文明告别孩提时代的成丁礼。
然而就在上世纪初，关于“夏”的认知演变，却经历过一场激战。
其实疑古之风并不新鲜，清代的乾嘉学派就以考据质疑古籍而出名，但那时未触及根本史观。康有为率先大胆放言“上古茫昧无稽”，开始撼动传统经学以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判断的几千年积习。什么叫价值判断？比如孟子说牧野之战因为是有道伐无道，所以肯定兵不血刃——这种逻辑自洽，但准确度不敢恭维的推论就是价值判断。同理，某国若不加实证就声称自己有上万年的文明史，也是价值判断。
上世纪初，许多中国学者并不希望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建立在十分主观的判断之上，比如胡适，借新文化运动倡导了一种“整理国故”的思想，并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质疑的精神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代成为率先被开刀的对象。
周代因有明确的纪年（前841年国人暴动）和有大量铭文的金石之器，其存在的真实性无可辩驳；殷商的真实性在被质疑过一段时间后，于二十世纪初叶因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被证明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事迹吻合，遂成为信史。而后便剩下一直未能有确凿证据支持的夏。
1922年，29岁的顾颉刚经胡适推荐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这位“幼年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的叛逆青年曾立下重整国史的宏图大志，他的宗旨是“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因而主张这部教科书中不应列出从太古到夏代的内容，那些无稽之谈放在附录就可以了。不过，可能由于共同编者的反对，这部教材最后采用了折衷办法，还是给夏和夏禹留了一席之地，但已经由先前的信史被归为古史传说中。
顾颉刚
顾颉刚显然不满意，而且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很快，一位青年学者的来信给他注入了新的能量。那位便是受日本疑古史派影响颇深，并且性格偏激的钱玄同。与钱玄同颇有渊源的日本疑古派代表人物白鸟库吉早在1909年就抛出“尧舜抹杀论”。当然，这对无民族情感羁绊，又急需摆脱中国文化阴影的日本人来说正中下怀，难得的是中国自己的学者也干得如此利落。
顾颉刚很快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首次系统地阐述对夏禹的认识，就在此时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禹和夏发生联系“是从九鼎上来的”，因为《说文》将禹释为虫，所以“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夏禹由中华记忆中自带光环的圣王瞬间堕落成无脊椎动物，时人哗然，刘掞藜、胡堇人两位资深学高的信古派先后著文反驳。经过一番探讨，顾颉刚很快修正了他的观点，收回了“禹是一条虫”这种惊世骇俗的论断，将禹定位为南方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然而这句惊世之语的影响却覆水难收，成为顾先生一生都没法去掉的标签。
是时，与顾颇有私怨的鲁迅很充分地发挥了这个梗，在其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了一个经典人物“鸟头先生”：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真是典型的鲁迅式毒舌。按照禹是虫虫的逻辑，那禹的父亲鲧可不就是一条鱼么？那位鸟头先生，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拆解了顾颉刚的顾字——从鸟从页；此外，鸟头先生鼻尖通红这个特点，时人显然会联想到长着红酒糟鼻的顾颉刚。鲁迅非常喜欢取笑顾颉刚的鼻子，私下有时称其为“鼻公”，有时直接形容其“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当然，学者二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即便不是因为私怨，鲁迅对其治学也多有微词。
“大禹是条虫”之后，顾颉刚声名鹊起，他系统辨伪古史的道路由此展开，而后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假说，可表述为三点：一，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二，时代越靠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大；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尽管疑古派只破不立、矫枉过正的作风备受诟病，但这三点有问题吗？老实说没有，然而，却显示出“古书辨派”对古史研究深深的无力感。顾颉刚在《夏史三论》的前记中这样写道：
“这数年来，人家还只记得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说的禹为虫，我屡次声明，这是我早已放弃了的假设；至于所以放弃的理由，乃为材料的不足，我们不该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商、周以前的史实。”
也就是说，顾先生很明白自己所写的夏史不是真实的夏代史实，而是还原出的战国时代以降逐渐演变出的夏代史。疑古派对传统经学以自洽代替事实的行为嗤之以鼻，其实对着古书辨来辨去的他们又何尝不是？大概在顾先生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彷徨，大概正因如此他才对考古学始终表现出敬畏并寄予厚望。
然而寻夏的田野考察并不那么顺利，一开始均无功而返。按照中国先贤的启示，俯察不成，何不仰观？古史学家徐旭生遂提出：如能用现代天文学的精确知识证明《尚书·尧典》上所载的天文现象确实在四千年，那岂不是就能说明——中华古史传说虽然可能载册稍晚，但本身却很古老和可靠么？
1924年徐旭生开始对《尧典》记载的天象进行研究，不过，他那份算稿还没完成就看到了竺可桢在1926年发表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发现两人的结论相差不大，不禁“欢喜赞叹”。虽然这次研究结论至今仍有疑义，但徐先生坚定了他这一古史研究的实证方法，因而对疑古派的态度十分鲜明：
“我个人虽对他（顾颉刚）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这是客气的台面话，他私下对顾的评价可是“好大喜功”，对古史辨派的治学之法更揶揄为“可东可西”。
徐先生针对疑古派开始强调这样一个理念：古代传说也有它本身历史方面的素质，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德国学者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在土耳其找到了疑似的“特洛伊城遗址”，这就是个例子，更何况早熟的中华文明有着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殷商古史传说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印证，这本身就是这种“历史素质”的一次证明。
这种古史观浓缩起来，其实就是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其弟子王力论文上批过的六字：说有易，说无难。这句话很好理解，比如某地出土一件上古猪形红陶罐，能立即断定此地上古时代没有牛形黑陶罐吗？显然不能。
这一理念同实证方法最终引领古史研究走出疑古迷雾，至今还还起着重要作用：2016年南师大的研究团队在国际自然科学顶尖杂志《Science》上发表论文，通过对青藏高原边界一处远古滑坡坝遗迹建模，得出该事故足以造成黄河中下游改道所致的大洪灾，其年代正是史书所记的“大禹治水”时期，也能够和近年来发现的诸多中原文化遗迹转型事件发生贴合。虽然还不能以此认定夏禹的事迹，但足以为夏史传说的“历史素质”大大加分。
夏是否存在关乎文明基因的确认问题，但说到底，考古学才是为夏正名的唯一途径。然而考古很有墨菲效应——越努力想找，越是找不到。而许多重大发现，却往往出于无心插柳的偶得。
早在1925、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就已在山西汾河流域和夏县阴村这两个点开展寻访夏朝的挖掘，但无果而归。
对疑古派多有不满的徐旭生一直没有放弃夏墟之事。这位有留法背景的古史学家文献功底也非常深厚，他将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古籍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文献梳理后，圈出两个最有可能的地域：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另一个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以此为目标，1959年夏，已经70多高龄的徐旭生率队踏上了寻访夏墟之路。他一路踏过登封、禹州、巩义、偃师……
夏史的考古之路漫长而艰辛，由于一直没有发现甲骨文那样可以一锤定音的文物，只能从一个个可能与夏墟相关的遗址，以点连线，尽力去还原遥远的记忆：
登封王城岗遗址，将归属锁定在夏王朝之初，夏鲧和夏禹的都邑；距王城岗三十里的瓦店遗址，让人们将其与真正建立了夏朝的启联系起来；新砦遗址出土的陶鸟可能见证了文献所载的“东夷乱夏”“太康失国”；持续发掘三十年的二里头或可体现少康中兴后的繁荣气象……
比起中药铺子里发现殷商史的偶然，夏墟考古几乎都是循文献摸索，既漫长又坎坷，但让人感到按部就班接近答案的欣慰，至少再次验证了徐旭生先生的理念：中国的古史传说有足够的历史素质，并非无稽之谈。
说来有意思，由于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之丰，城基之大，而且又位于史料所载的商王朝第一个都城西亳所在地，原本寻夏的徐老一开始保守地将其推测为商汤的亳都。
半个世纪来，二里头源源不断地发掘4万多平米，发现大型宫殿基址数座，出土大量石、骨、铜、玉、漆器，发现纵横交错的道路，以及大型祭祀场所若干，小型墓葬400多座，还有窖穴、水井、大型青铜冶炼作坊和绿松石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发现一条精美的绿松石青龙，比起西水坡那条七千年前的蚌壳龙，以及各上古遗址发现的其它龙形，这条龙透出一股浓浓的王气。
二里头发掘的四方-轴对称模式宫城、礼乐器、爵斝鼎鬲，完全可以从后世的通行器物中找到传承关系。不过并未发现如甲骨文般成系统的文字，只找到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有学者指出其中某些同后来的甲骨文有传承关系，甚至还释读出一些文字，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就是刻符，作为孤证不能称其为文字。
见于二里头大口尊和卷沿盆上的疑似文字刻符
关于二里头时代的文字，当代考古学家许宏教授提到一个颇值得思量的细节：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酉”字，同只流行于二里头和二里岗早期的大口尊极为相似；而从甲骨文到小篆中的“壶”，几乎是二里头陶壶的简笔画。所以，这些文字会不会就是二里头时期就被造出，一直沿用至后世的呢？
二里头的身份自然指向人们期待了许久的夏王朝。但考古学对夏商文化的差异还没有绝对的标准，致使二里头四期文化的归属存在十多种不同观点。1977年，北大考古学家邹衡明确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都的学说。不过这个观点刚提出时遭到一片反对，因为当时一大批人还秉持二里头的“西亳”说，直到几年后，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了更符合西亳的偃师商城遗址，二里头是夏文化的声音才成了主流。1996年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使得几个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将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期定性为夏文化，不过并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考古学毕竟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科，共识不代表定论，二里头与夏都仍然不能划等号。寻夏之路仍漫漫无期，但时至今日，从王城岗到二里头，已经足以告慰包括顾颉刚、徐旭生等在内一大批先行者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二里头的王国不论叫不叫夏这个名字，都可当之无愧算作中国政治文明的起点。它所显示的文化特质——轴对称方城、以龙为尊、祖先崇拜、礼乐文化、世俗精神大于宗教色彩……均已弥散在四千年来绵延不绝的血脉中。
那不就是夏本身的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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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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