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尔汗 | 元朝商人真的发现了澳大利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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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人们首先便会想到郑和。三保太监七下西洋，无论规模、航程还是排场，确实堪称空前，让国人至今都激动不已。而原本对认为大航海是自己专利的西方人，也对郑和十分痴迷，各种研究演绎层出不轻，甚至有人提出，郑和发现了新大陆。
不过，郑和大航海其实已经是中国航海的尾声，而且郑和的航海，只是皇家对外展示财力武力的一场大秀，后人想象的百舸争流千帆竞的大航海时代，正是结束于斯。在此之后，明清两代禁海的时间远远长于开海。
中国真正的大航海时代，是在宋元时代。
宋元两代都重视商贸，航海发达，在宋代，从中国到故临(印度西南部)都乘坐中国船，再往西去，就要换乘大食(阿拉伯人)的船只。到了元代，不再需要换乘，中国商船已成为波斯湾和非洲各大海港的常客了。
那个年代的西方旅行家，如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鲁布鲁克、拉班·扫马等等，他们的各种《游记》、《行记》太过有名，给人的印象似乎那时都是西方人周游世界，而中国本土却没有旅行家。但事实上，依托着发达的航海技术和航海文化，在元代，中国也有很多商人，乘桴浮于海，其中更有一位出身儒生的旅行家，一边经商一边旅行，环游当时的已知世界，甚至被认为，可能发现了澳大利亚。
他，就是汪大渊。
汪大渊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汪大渊的生年，史学界尚有争论，计有1308年、1309年、1310年、1311年几种说法，现在普遍采用1311年。这一年，也就是元武宗至大四年，汪大渊出生于江西南昌。因为他的生平事迹大多遗失，只能推测其家庭应是书香世第之家。他的字“焕章”，便是取自《论语》中的“焕乎其有文章”。可见其父亲是一位儒生。
元朝设立户计制度，职业都要编户，比如匠户、猎户、军户等等，儒生也被编户，称为“儒户”。各个户计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儒户的义务是“就学”，也就是在书院里教书学习，并且在国家遴选吏员的时候参与考试。而儒户的义务是就学备选，享有免除兵役、劳役以及领取奖学金性质的“廪金”的权利。
汪家是儒户，没有各种差役的烦扰，而且家中应该薄有资产。所以汪大渊童年是在平静安逸中度过，他饱读诗书，“少负奇气”，希望能如司马迁一样，周游天下。
二十岁时，汪大渊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城市福建泉州。泉州濒临东海和南海，又扼晋江下游，是个优良的港湾，南北朝时就已经是有规模的商港。南宋时，泉州迅速崛起，在元朝，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泉州和地中海商业城市亚历山大港进行比较，认为“假如有一艘胡椒船开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基督教国家,那就会有一百多艘船开到刺桐港”刺桐港就是泉州当时的名称，马可·波罗言下之意，泉州的贸易吞吐量堪比亚历山大港的百倍。而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时，看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没有之一。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
汪大渊来到泉州的目的，自然是如他自己所说，想从泉州出海“为司马子长之游”。
1330年（元至顺元年），汪大渊实现了自己童年的梦想，乘船出海，开始了第一次旅行。
这次航行，按照汪大渊的记录，船队从泉州出发，经海南岛，过占城，至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然后到达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之后又到达索马里，折向南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于1334年（元元统二年）夏秋返回泉州。
这一次航行，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汪大渊不仅饱览各地风土人情，通过经商积累的财富，而且“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而作为有着史笔情节的文士，汪大渊的游记十分严谨，记录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之事，“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第一次航海回国后，汪大渊修整了三年，一是要调理因为航海透支的身体，二则是将自己的游记整理。三年时间转瞬即过，已经养精蓄锐的汪大渊抑制不住再次航行的冲动，于1337年（元至元三年）冬再次从泉州出发，开始了第二次旅行。
这一次旅行，与第一次的航线相差不多。这是因为当时的航海还需要依靠信风，汪大渊不能随心所欲。所谓信风，是从副热带高压区吹向赤道低压区的风，北半球从东北吹来，南半球从东南吹来，在许多地方，信风极有规律，尤其在海上。元人航海，都是利用信风的这个特点，每年乘东北顺风下海远航，而航线也需要追随信风的。
第二次航行历时三年，1339年（元至元五年）夏秋，汪大渊再次回到泉州。
两次远航，前后八年之久，一介平民，凭一己之力，几乎航行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沿海地区，这在今天来看，实在算是了不起的传奇。但在汪大渊生活的年代，如他一样远航世界的中国人不知凡几，但因为都仅是为了经商谋生，而没有文字传下来，所以都泯灭无闻。
而汪大渊是个文士，对于自己的航行，他都详细付诸笔墨，详细予以记载。而在他回国之后，正赶上泉州路的达鲁花赤（监治官）偰玉立决定编写新版的泉州地方志，泉州是市舶司所在地，所以需要把有贸易往来的各个国家简介也编写进去，于是曾经周游海外，熟知“蕃情”的汪大渊，便被请来参与写作。有官方帮忙出版保存自己的著作，汪大渊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将自己的游记整理完成，名为《岛夷志略》，附于官方版的泉州地方志《清源续志》之后，于1349年（元至正九年）刊刻完毕。
《岛夷志略》是元代记载海外地理最详尽的汉文著作，全书共有一百个条目，记载二百多个地名。在《岛夷志略》之前，也有很多记录海外国家的著作，比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不过周、赵的著作，都是在听闻的基础上编撰，属于“采访”。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是自己的亲历，记载更为准确，少了很多道听途说。元代诗人张翥在为《岛夷志略》作序时写道:“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贵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
汪大渊第二次远航结束六十六年后，郑和开始了自己的远航，而远航的主要参考书便是《岛夷志略》。追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翻译官）马欢曾经读过《岛夷志略》，对书中描写的异域风貌大为惊叹，而当他亲自出海，见识了“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对了《岛夷志略》关于诸邦，天时、气候、地理、人物、有了“目击而身履”的体验，感叹道：“《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到了近代，《岛夷志略》历经沈曾植、藤田丰八、柔克义、夏德以及冯承钧、苏继廎等中外史学大家的研究，到1981年苏继廎《岛夷志略校释》出版，书中多数地名业已可以与现实地名对照无误。
不过，各家在研究《岛夷志略》时，也有很多争论。比如有学者提出汪大渊并未到达书中所记载的很多地方，其远航并非如书中所记的那么遥远。有的学者还认为，汪大渊最远只到达了斯里兰卡，至于波斯、埃及以及东非等地，只是汪大渊通过传闻记载下来的。
关于汪大渊和《岛夷志略》，最有意思的一个公案是：他是否到过澳大利亚。
在《岛夷志略》中，有“麻那里”、“罗婆斯”两条，被人认为便是今天的澳大利亚。“麻那里”中记载，其地“周围皆水”，便是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而“有壕如山立”，则是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其地有种“仙鹤”,“高六尺，以石为食，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容仪可观，亦异物也”，被认为这就是澳洲特产鸸鹋。“罗婆斯”一条记载，其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被认为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至于那里的人们“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更符合澳洲没开化的情况。
如此说来，汪大渊发现澳洲，比英国人库克船长早了近200年，这个说法确实让人兴奋。可是，如果仔细看看《岛夷志略》，便可发现这说法大有问题。且不说以上证据有些似是而非，就是“麻那里”一条中，有“地产骆驼，高九尺，土人以之负重”的记载，便可看出“麻那里”绝不可能是澳洲。因为澳洲本地没有骆驼，骆驼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引进的。汪大渊的时代即使真的到过澳洲，也是见不到骆驼的。至于巨大的“仙鹤”被认为是鸸鹋，其实被认为是鸵鸟亦无不可。
那么，有骆驼又有鸵鸟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呢？学者们的考证，“麻那里”应该是东非的马林迪，具体位置在今天索马里的布腊瓦和肯尼亚的蒙巴萨之间，今天肯尼亚境内。至于“罗婆斯”，则是尼科巴群岛，位于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的南部。
其实，汪大渊的航行是按照当时经商的路线，到达波斯、埃及乃至东非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走一条从没有走过的航线，去一个完全没开化的新大陆，这对于汪大渊来说，确实勉为其难了。在《岛夷志略》的后记中，汪大渊说过，自己的航海，是因为看到“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这才要亲身经历一番，真正感受一下“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感觉，这与日后西方开辟新航路的探险式航行，还是大有不同的。
完成两次航海，撰写出版了《岛夷志略》，汪大渊结束了自己的航海生涯，回到了故乡南昌。两次航海经商，让他积累的不菲的财富，于是买屋置产，购得宋末元初人王义山的东湖君子堂，从此安居下来。
完成夙愿，飘然隐居，汪大渊的人生算得完满。他后半生的经历史无可考，而在《岛夷志略》刊刻出版的1349年（元至正九年），元朝已经开始进入动乱，北方水灾泛滥，民变四起。仅三年后的1352年（至正十一年），红巾军风起云涌，大元皇朝再无宁日，而此时年仅四十岁出头的汪大渊，能够在自己的君子堂中安居吗？
如果汪大渊能够活到六十岁后，他会看到元明易代，会看到明朝的全面海禁。曾经畅游四海的他，听到“片板不许下海”的皇命，心中会有何等滋味？也许，他会怅然若失，感叹《岛夷志略》成为绝响吧。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44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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