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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 外交,是嗓门大就管用吗?

张宏杰 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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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在外交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中国风格和特色,总结起来一是好面子,轻里子;二是喜欢耍态度,喜欢慷慨激昂地讲大道理,但不善于有一说一地就事说事;三是不重契约精神,不愿意坚守条约,喜欢勾兑,迷信个人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条,好面子,轻里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在炮口下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是中外关系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按照各国的惯例,这样的条约签定后,应该下发天下各地,各级官员,特别是外交部门了解并且执行。但是我大清的做事方式别具一格,《南京条约》签定之后,条约原文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里,从来也没有送到北京,让皇帝亲看,也并未向下颁发。

因此,当时不光各地地方官不知道条约都写了些什么,就连很多外交官员也不了解条约的具体内容,“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因此很多人将另一个《通商章程》误认为是被称为“万国和约”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

为什么要秘而不宣呢?当然是因为这个条约太丢面子。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中国是唯一的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但是在《南京条约》中,清方不得不称“英夷”为“大英国”,称夷人头领为“大英国君主”,并且与中国皇帝并排书写。这在当时上上下下的中国人看来,绝对是奇耻大辱,所以地方官不敢给皇帝看。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就说,条约中“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担心“千秋万世何以善后”。所以朝廷就决定,条约内容不下发,尽量缩小知情人的范围。

除了《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朝廷也未下发。

这样做,虽然似乎保住了面子,却伤了里子。

西方人通过《北京条约》等好不容易强迫清政府同意外国人到中国各地游历传教,但是因为朝廷不对内公布,不但老百姓不知道这项约定,甚至很多地方官员也不知道,因此引发了很多激烈冲突。最有名的是马嘉理案。1874年,英国驻华使馆副领事马嘉理“游历”云南,岂料到云南不久,就丧命其地。根据深入调查,是被当地不知道条约内容的爱国士绅和基层官吏打死的。结果清朝不得不与英国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使国家、民族权益进一步受到严重损害的《烟台条约》。英国借题发挥,让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占有,使清王朝失去了又一个藩属。



至于在外国人面前耍态度,搞怨妇外交和泼妇外交,也是近代以来的一贯风格。

郭嵩焘曾经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外交说:“西方人智商不比中国差,而中国外交一味喜欢使诈,习惯勾兑。中国现在内部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西方国力强盛,我们应该理性节制,却一味耍野蛮,耍态度。西方本来有也弱点,也有不占理的地方,我们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但是我们一味愚蠢到底。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如果以柔克刚,情形还可以缓和。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一味使刚强,激怒对方,大祸恐怕很快会来。”(“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夷患至今已成,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日记》)

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就是骗子外交加泼妇外交:

总以洋人为外国,一句话都听不得。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不但不怕他,还有胜过他。一味大话,欺哄上司。洋人来商量的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曲直,也不问外国是非,一味推三阻四。

为什么会这样呢?

晚清以来的中国,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管国势强弱,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敢于在外交场合痛斥洋人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承认洋人国力比自己强的,几乎都会被骂为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嵩焘所评论:“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夷务的人,大多数都落不到好下场好名声。

林则徐其实就是一个代表。

林则徐像

近代以来对林则徐发起最严重指责的史学家之一是蒋廷黻。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林则徐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通过正面交锋,林则徐其实对中国和英国的军事差距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以清朝当时的武备是打不过英人的。但他没有像琦善那样公开讲出来,而是仍然坚决主战。这是因为林则徐深知中国朝野的心理,知道中国舆论一贯只推崇强硬派,如果他承认英国人厉害,那必然会挨全国人的骂。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林则徐选择了对全民族说谎。

他的主要证据,是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谪戍伊犁途中致书友人姚椿、王柏心的信。在信中林则徐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也就是说,英国的大炮射程比中国远,我们打不到他们,他们却打得到我们。而且他们放的是连环炮,一发接一发,我们放了一炮后,得重新操作老半天,才能放第二炮。如果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即使调来百万精兵也没用。而且更关键的敌人的舰队移动迅速,早上还在南方,晚上已到北方,我们的陆军怎么能防备?我们的军队虽然也不乏能征善战之人,但是以前打仗都是面对面刀对刀,像现在这样隔着十里八里看不到对方的样子就已经被对方大炮轰散了的,前所未闻。

从这封信看,林则徐确实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在武器和技术上比中国先进不止一个档次,也明白清朝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百万军队也抵挡不了外敌入侵。按理说,这一结论符合实际,也非常重要,如果能把这个道理对皇帝和同僚们讲清楚,中国也许可以避免很多对外战略上的失误。

然而在这封的结尾,林则徐加了这样一句:“余惟为道自重,不宣。” (《致姚椿王柏心函》,《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P3586-3587)请他的朋友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

蒋廷黻评论说:“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蒋廷黻总结说:“中国士大夫阶级 ( 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 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第三个特点就是不守信用。

确实如郭嵩焘所说,晚清外交的基本方式就是欺诈和耍蛮。中国文化中契约精神并不是特别强,晚清中国人对待条约,内心并不作数,总想着先签了,再钻空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然而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事羁縻”,以后时势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是这样计划。比如叶名琛就说“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

洋人是坏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爱国,在道义上似乎没什么不对的。

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夷人,也就是半人半兽,但智商似乎并不差,而且性格很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坚执。”老外的性格是非常较真儿,爱认死理。《南京条约》规定洋人以后可以进广州城住,但是广州官民一直坚持反对,拒不执行《南京条约》相关规定。这一节,加上其他因素,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天津条约》的过程,更是充分体现出清政府的“糊弄”外交风格。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当中公然对大臣们称,“自古要盟不信,(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也就是说,和鬼子们签约,只是退兵之法而已,别当回事。大臣们更是如此。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这样对皇帝说:

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天津条约签约图》,左起花沙纳、伊近利、桂良。

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约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但是洋人却感觉非常愤怒。后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指责中方外交人员总是进行欺诈外交:“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那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实据,和局就要裂了”。还指责中国“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

也许很多读者认为我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下签定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没有去侵略你们,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后果有点严重。咸丰皇帝撕毁天津条约的结果,是英法火烧圆明园,事后中国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了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整整70年近代中国史,丧权辱国之条约莫此为甚。

应该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凭借武力,一再侵略欺凌我国。因此中国人在外交中心怀义愤,是自然的。但问题是,既然要自林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应该以巨婴态度思考,因为巨婴式的一再埋怨、激愤和自我欺骗于事无补。而应该以成年人的心智来应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才是真的爱国。可惜,近代外交官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部分人过于颟顸,这些话对他们来讲是夏虫语冰,他们根本听不懂。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外交上“宁左勿右”,为了自己的官位,宁可损害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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