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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 戊戌六君子,官方排名第一的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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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说起“戊戌六君子”,打头的往往是谭嗣同。不过当时官方排名并非如此。据《清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八月十四日(9月29日)诏书历数康有为、梁启超等滔天罪过,随后称:“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阴图煽惑。……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须知中国政治,一向讲究座次、排名,谁坐上首,谁排第一,此中有深意存焉。在朝廷眼里,何以把康广仁排第一,杨深秀排第二,谭嗣同排第三或第五呢,这背后的故事,有待一一分解。

戊戌政变爆发于八月初六日(9月21日)。这一天,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请慈禧太后训政,同时,“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请注意,政变之初,朝廷要抓的只有康有为和康广仁,三天后才陆续逮捕谭嗣同等人,“谕军机大臣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拏解刑部治罪。”这中间,有一关键人物:袁世凯。慈禧发动政变之时,尚且不知康有为、谭嗣同针对她的围园杀后(即八月十四日诏书所云“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阴谋,待袁世凯向荣禄告密,荣禄再向她禀报,这才把六君子一网打尽。

戊戌六君子就义

当六君子尽数入狱,再说排名。康广仁排第一,其实不难解释:在慈禧看来,戊戌变法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康有为,康有为跑掉了,只好拿其弟康广仁顶罪,何况康广仁也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可为佐证的是,康广仁入狱之后,以头撞壁,痛哭失声道:“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此系看守六君子的狱卒刘一鸣告诉汪精卫,汪精卫转述于黄濬,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之“北京狱卒谈数十年来狱事”)他也明白,自己在扮演替罪羊的角色。话说康广仁的政见,本属维新派中渐进一系,与其兄的激进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论对戊戌变法的参与度,他的作用,好比打酱油。就此而言,六君子中,他是相对冤枉的一个。

康广仁

康广仁之后是杨深秀。置身于六君子中,杨深秀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他身前是康有为的弟弟,身后是光绪亲自提拔的军机四章京,那么他算什么呢,到底干了什么事,以致排名如此靠前?《清史稿·杨深秀传》云:“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大意是,当慈禧重出江湖,杨深秀上书请她隐退,把政权还给皇帝,由此触怒当道,惨遭杀头。这一说法,源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康有为《六哀诗》写杨深秀,有“抗章请撤帘,碧血飞喷薄”之句,梁启超《杨深秀传》云:“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伪命既下,党案已发,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君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遂就缚。”问题在于,孔祥吉翻遍清宫档案,并未找到杨深秀“请撤帘”的“抗章”,缺乏证据,只能存疑。

与谭嗣同一样,杨深秀也曾在狱中题诗于壁,其中云:“久拚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他认为自己被捕,源于“积毁”,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正如《清史稿》所云:“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唐烜日记也说,杨深秀“唯性情迂执,与朋友多落落寡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倘若他曾“抗章请撤帘”,可谓忠肝义胆,光明正大,自可入诗,何必归罪于“积毁”呢?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杨深秀。戊戌变法期间,其人官居山东道监察御史,论政见,属于维新派中激进一系,与康有为同志,平时往还甚密——张权致其父张之洞信中曾谈到杨深秀、宋伯鲁“与康最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1898年7月30日)。他激进到什么程度呢?试举一例。戊戌年春,文悌参劾康有为,提到杨深秀受康有为蛊惑,“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所谓“万不敢出口之言”,自然十分大逆不道。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杨深秀与文悌晚上值班,谈论宫中隐秘,慨然道:“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他以骆宾王自比,则视慈禧为武则天,呼吁八旗宗室中人效仿徐敬业举兵勤王,其反意昭然若揭。有人劝他韬光养晦,他则悍然答道:“本朝气数已一息奄奄待尽,尚能诛谏官乎?”另据张权书信,称“康又令杨向文言,令其觅一带兵之都统,借兵八千,围颐和园,劫两宫,要以变法”“在户部署中闻多人皆如此说”。又如《石遗先生年谱》(陈声暨、王真编,石遗是陈衍的号)记戊戌年事,有“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之语。这些说法,来源各异,并置一处,正可互证。

杨深秀

与此相应,政变前夜,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杨深秀上《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附《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其内容,《申报》归纳为“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于初八入内挖取”,判定“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也”,所谓逆谋,即围园杀后。今查附片,并未言及“三百人”云云,不过孔祥吉认为,此片由康有为代笔,结合康有为自编年谱云八月初四日夜“……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当知《申报》的推断并无问题,这一附片应是围园杀后之阴谋的要素之一。彼时彼刻,慈禧等人显然不知其原作者是康有为,只能降罪于杨深秀,从而导致他在六君子中排名第二。

杨深秀之后,再说谭嗣同。作为康党二号人物、围园杀后之阴谋的主使者,谭嗣同的排名本该第一或第二,何以位居杨深秀之后呢,甚至有一次被排到区区第五位?窃以为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注意。一是慈禧把军机四章京视作一体,不便将谭嗣同单独拎出来,二则关乎对六君子的“不审而诛”。何谓不审而诛?正如刑部司官出身的刘光第所质疑的那样:“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此举大违清朝律法,当时如王文韶、陈夔龙、唐烜等大小官员都感到错愕、疑讶。故而八月十四日诏书特地提及这一节,列出的原因是“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此处之中变,应有两说,一是担心列强干预(事实上,英国、日本已经出手干涉,致使“与康有为往来最密”的张荫桓被另案处理),这是慈禧的最大顾虑;二是担心康有为党羽闹事,据唐烜日记,荣禄“密奏宜速行正法,恐逆党众多,事有中变,贻祸不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898年10月4日)。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如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所云,“……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此处之尊者当指光绪;时在刑部供职的乔树枏也说:“……如果提审,许多事都牵涉到皇上”。为了保全光绪,使皇帝、太后之间的矛盾不至过分激化,这才快刀斩乱麻,速杀六君子。由于未经审讯,未曾穷究真相,谭嗣同的罪责不免被弱化,排名随之延后。不过,从八月十三日他排第五,十四日改作第三,还是能窥出一些端倪。

谭嗣同

最后要分辨一点,六君子尤其军机四章京并非一体。论政见,以及与康有为的关系,谭嗣同和林旭的确都是康党;基于兄弟亲缘,康广仁亦难摆脱康党之嫌,哪怕二人政见不同;杨深秀即便不在康党的决策圈,起码也是康有为最信任的干将之一。至于杨锐和刘光第,非但不是康党,反而对康有为不无成见或敌意。拿杨锐来说。从派系上讲,他是张之洞的人,张之洞与康有为一度合作,终而分道,在致梁鼎芬信中,直接以“贼”称康有为,足见厌恶之深。近朱者赤,作为张之洞得意弟子,他对康有为一向不满。譬如保国会开会,康有为演讲俄罗斯问题,他偏偏当众假寐,以示不屑。担任军机章京之后,他与谭嗣同、林旭屡起争执,在致其弟杨悦信中抱怨道:“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那边厢,在谭嗣同看来,杨锐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如此种种,可知杨锐与康有为的冲突之所在。基于此,政变爆发之后,张之洞四处发电,请王文韶等营救杨锐,电文云:“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这些固然都是实情,然而杨锐已经深陷政治漩涡,终免不了杀身之祸,与刘光第一道,沦为激变时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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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王西京《远去的足音》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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