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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什么时候称帝最有戏? |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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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生最大败笔,无疑是晚年复辟帝制。

袁世凯像

有人从这一结果出发,逆推他的皇帝梦早有萌芽,其帝王思想与野心早有端倪。这个“早”,甚至追溯到少年时期。

试看常见的一组证据: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云,袁世凯少时曾亲书春联,曰“大野龙方蜇,中原鹿正肥”,自比潜龙而志在逐鹿,慨然有问鼎天下之志。

唐绍仪说,青年袁世凯投奔李鸿章,曾受教于李氏心腹幕僚于式枚,于式枚见其“好邪辟,多丑行”,“然知其枭雄有为,能成大事”,遂作《袁皇帝起居注》,并在公开场合屡屡大呼“袁皇帝来了”(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袁克文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期间,常去天津城里与杭辛斋等人聚会,杭辛斋精通周易,善于鉴人,有一天对袁世凯说:“君他年富贵不可量,龙视虎行,帝王相也。”袁世凯笑答:“吾苟帝天下,必杀汝于戏。”(袁克文《三十年闻见行录》)

……

后两个故事多少有些玩笑性质,第一个故事常被拿来印证袁世凯皇帝梦的渊源,不过这虽然出自张伯驹之手(张伯驹之父张镇芳,系袁世凯大哥袁世昌之内弟,后追随袁世凯多年;张伯驹与袁克定、克文等素以表兄弟相称,对袁家非常熟悉),终究只是孤证,作为谈资尚可,作为实据还欠一些分量。

袁世凯何时做起了皇帝梦,殊难考证。毕竟他不曾像刘邦那样见到秦始皇而喟然太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或者像安重荣那样明确宣言:“天子宁有种焉?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欧阳修《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就我所见的史料而论,与袁世凯交往最久、交情最深的徐世昌之说最具参考价值。

徐世昌像

徐世昌认为,袁世凯在晚清,所争取的政治地位“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并无九五之尊的非分之想,因为君主专制之下,“稍萌异志,辄有杀身之祸。以项城之精明稳练,宁肯出此!”哪怕到了风起云涌的辛亥年1911年,其政治野心依然止于内阁总理,而非皇帝。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受命出山,企图在大清与革命党之间火中取栗,派唐绍仪等与南方谈判,所开出的底线即君主立宪。这是非常实际或者说性价值最高的政治设计。一方面,如徐世昌所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张国淦《北洋述闻》),所以要维护清室,作为招牌;另一方面,他欲执掌朝政,独揽权柄,所以主张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君主只是虚君,大权操于内阁。要言之,此时此刻,袁世凯的政治目标乃是虚君立宪制下的内阁总理。

时势弄人,君宪不敌共和,袁世凯的总理梦与大清王朝一同终结,好在其人与时俱进,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此后三年,他一直忙于集权,在中央挤兑内阁,分解国会,在地方清洗革命党一派势力。1914年底,《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通过,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无限连任,并且可指定三名总统候选人。至此袁世凯权力之大,不是皇帝,胜似皇帝,这也导致一些国人深深困惑于他的复辟帝制:本已大权在握,何必多此一举?

吊诡的是,袁世凯的皇帝梦,恰恰源自1914年。这一年,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到德国治疗骑马摔伤的大腿,曾拜谒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为了拉拢中国,遂以帝制为诱饵,劝服袁氏父子变民国为帝国,改总统为皇帝,口说无凭,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袁世凯对德国一向敬畏和亲近,见信而心动不已。这便是张一麐所言的“帝制创议,始于德……”的来龙去脉。

我好奇的不是袁世凯做起了皇帝梦的原由,而是时间。

以前我们介绍过一种观念:有些人并不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反对他在这个时间点称帝。譬如袁世凯的幕僚王锡彤,在筹安会兴起、帝制论甚嚣尘上之后表示:

明朝得天下,功在驱胡,“汉人蜷伏于异族者将百年,明太祖为伸其气,故人心倾向,遂有天下者几三百年”;清朝得天下,“则在永不加赋一诏,为足系汉人之心,而慰其明末重赋苛征之苦,故其有天下也,亦二百六十余年”相形之下,“今民国纪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债派钱,且一切新税正在议行者,尤不知凡几,民间纷然以为加赋。且与日本交涉失败,薄海志士罔不短气。当此时而铺张功德,谋称尊号,得毋非其时乎?”(王锡彤《抑斋自述》)

大意是,现在称帝,时机不对。这背后还隐藏一重意思:假如适逢其时,称帝未尝不可。

当时呼应王锡彤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位,你可能难以想象,竟是梁启超。梁启超的名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被誉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两大檄文之一,然而一旦细读,你会发现,其立场不无暧昧,远不如另一篇檄文——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其中明言复辟帝制“七不可”,态度坚决。

梁启超像

文章开头,梁启超摆出老腔调: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政体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或共和,无一不可;倘若政体不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或共和,无一而可——这一观点其实有些争议,过度贬低了国体的价值以及对政体的影响力。

基于此,梁启超非但不大抵触帝制,反而说“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他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规划了两种可能性:“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后者自然不可预期,至于前者,“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勉励袁世凯奋发图强,安邦定国,假以时日,必可称帝,甚至到时候你不称帝,老百姓都不答应,“亿兆敦迫”,逼你当皇帝呢。

这番话连拉带哄,实质则是纸上画饼,袁世凯这样的老狐狸岂会轻易上钩;而且梁启超忽略了一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之一即共和危机,假如在共和制下能够大国崛起,何必再开倒车?

同样认为当下不适合复辟帝制,还有一人。梁启超劝袁世凯向前看,未来大有可为,另一人则劝袁世凯向后看,因为称帝良机,稍纵即逝,早已被他错过了。此人即袁世凯素来敬重的严修。严修劝阻袁世凯称帝,除了“痛述帝王子孙朝亡祀绝杀戮之惨,愿世世勿生帝王家”,还提出时机论:“……民国改造,已经四稔,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大总统早愿为皇帝,不能于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失机一。又不能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践帝王,失机二。”第一个时机指辛亥革命,第二个时机即正史所言的二次革命。

窃以为后者未必是什么良机,至于前者,当时杨度、王锡彤、张一麐等人都曾游说袁世凯独树一帜,横扫南北,可惜他过于持重,顾虑太多,不肯从命,复盘历史,那的确是他称帝的最佳时机。这两次失机之后,帝制大势已去,共和大势已成——如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所云:“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馀地,然亦仅矣)。”所谓湖口乱事,即二次革命,自此以后,共和告成,不容动摇,请注意,梁启超谈到的这两个时间点,正是严修所言的两次失机——而后任何称帝之举,不论实力何其强悍,鼓吹何其凶猛,都属逆流,必将败亡。

袁世凯像

现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袁世凯什么时候可以当皇帝?严修之言,显然最适合作为参考答案。可叹的是,辛亥年底,袁世凯迎来了称帝之机,偏偏其时尚无称帝之心;三年后有了心思,机会已经不再。时不我与,逆流而上,结果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赔上了一世英名与半世国运。那么,如果按梁启超的建议,卧薪尝胆,潜伏爪牙,等待未来的机缘呢?我则想起了张一麐的感慨:“虽然,古人以成败利钝归诸运命,如洪宪之事,迟至民国六年必可不作,何也?德皇被逐矣,俄皇被杀矣,皇帝梦必不作矣!”(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说到最后,还是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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