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什么时候称帝最有戏？ |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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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生最大败笔，无疑是晚年复辟帝制。

袁世凯像

有人从这一结果出发，逆推他的皇帝梦早有萌芽，其帝王思想与野心早有端倪。这个“早”，甚至追溯到少年时期。

试看常见的一组证据：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云，袁世凯少时曾亲书春联，曰“大野龙方蜇，中原鹿正肥”，自比潜龙而志在逐鹿，慨然有问鼎天下之志。

唐绍仪说，青年袁世凯投奔李鸿章，曾受教于李氏心腹幕僚于式枚，于式枚见其“好邪辟，多丑行”，“然知其枭雄有为，能成大事”，遂作《袁皇帝起居注》，并在公开场合屡屡大呼“袁皇帝来了”（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袁克文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期间，常去天津城里与杭辛斋等人聚会，杭辛斋精通周易，善于鉴人，有一天对袁世凯说：“君他年富贵不可量，龙视虎行，帝王相也。”袁世凯笑答：“吾苟帝天下，必杀汝于戏。”（袁克文《三十年闻见行录》）

……

后两个故事多少有些玩笑性质，第一个故事常被拿来印证袁世凯皇帝梦的渊源，不过这虽然出自张伯驹之手（张伯驹之父张镇芳，系袁世凯大哥袁世昌之内弟，后追随袁世凯多年；张伯驹与袁克定、克文等素以表兄弟相称，对袁家非常熟悉），终究只是孤证，作为谈资尚可，作为实据还欠一些分量。

袁世凯何时做起了皇帝梦，殊难考证。毕竟他不曾像刘邦那样见到秦始皇而喟然太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或者像安重荣那样明确宣言：“天子宁有种焉？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欧阳修《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就我所见的史料而论，与袁世凯交往最久、交情最深的徐世昌之说最具参考价值。

徐世昌像

徐世昌认为，袁世凯在晚清，所争取的政治地位“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并无九五之尊的非分之想，因为君主专制之下，“稍萌异志，辄有杀身之祸。以项城之精明稳练，宁肯出此！”哪怕到了风起云涌的辛亥年（1911年），其政治野心依然止于内阁总理，而非皇帝。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受命出山，企图在大清与革命党之间火中取栗，派唐绍仪等与南方谈判，所开出的底线即君主立宪。这是非常实际或者说性价值最高的政治设计。一方面，如徐世昌所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张国淦《北洋述闻》），所以要维护清室，作为招牌；另一方面，他欲执掌朝政，独揽权柄，所以主张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君主只是虚君，大权操于内阁。要言之，此时此刻，袁世凯的政治目标乃是虚君立宪制下的内阁总理。

时势弄人，君宪不敌共和，袁世凯的总理梦与大清王朝一同终结，好在其人与时俱进，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此后三年，他一直忙于集权，在中央挤兑内阁，分解国会，在地方清洗革命党一派势力。1914年底，《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通过，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无限连任，并且可指定三名总统候选人。至此袁世凯权力之大，不是皇帝，胜似皇帝，这也导致一些国人深深困惑于他的复辟帝制：本已大权在握，何必多此一举？

吊诡的是，袁世凯的皇帝梦，恰恰源自1914年。这一年，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到德国治疗骑马摔伤的大腿，曾拜谒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为了拉拢中国，遂以帝制为诱饵，劝服袁氏父子变民国为帝国，改总统为皇帝，口说无凭，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袁世凯对德国一向敬畏和亲近，见信而心动不已。这便是张一麐所言的“帝制创议，始于德……”的来龙去脉。

我好奇的不是袁世凯做起了皇帝梦的原由，而是时间。

以前我们介绍过一种观念：有些人并不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反对他在这个时间点称帝。譬如袁世凯的幕僚王锡彤，在筹安会兴起、帝制论甚嚣尘上之后表示：

明朝得天下，功在驱胡，“汉人蜷伏于异族者将百年，明太祖为伸其气，故人心倾向，遂有天下者几三百年”；清朝得天下，“则在永不加赋一诏，为足系汉人之心，而慰其明末重赋苛征之苦，故其有天下也，亦二百六十余年”；相形之下，“今民国纪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债派钱，且一切新税正在议行者，尤不知凡几，民间纷然以为加赋。且与日本交涉失败，薄海志士罔不短气。当此时而铺张功德，谋称尊号，得毋非其时乎？”（王锡彤《抑斋自述》）

大意是，现在称帝，时机不对。这背后还隐藏一重意思：假如适逢其时，称帝未尝不可。

当时呼应王锡彤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位，你可能难以想象，竟是梁启超。梁启超的名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被誉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两大檄文之一，然而一旦细读，你会发现，其立场不无暧昧，远不如另一篇檄文——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其中明言复辟帝制“七不可”，态度坚决。

梁启超像

文章开头，梁启超摆出老腔调：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政体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或共和，无一不可；倘若政体不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或共和，无一而可——这一观点其实有些争议，过度贬低了国体的价值以及对政体的影响力。

基于此，梁启超非但不大抵触帝制，反而说“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他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规划了两种可能性：“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后者自然不可预期，至于前者，“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勉励袁世凯奋发图强，安邦定国，假以时日，必可称帝，甚至到时候你不称帝，老百姓都不答应，“亿兆敦迫”，逼你当皇帝呢。

这番话连拉带哄，实质则是纸上画饼，袁世凯这样的老狐狸岂会轻易上钩；而且梁启超忽略了一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之一即共和危机，假如在共和制下能够大国崛起，何必再开倒车？

同样认为当下不适合复辟帝制，还有一人。梁启超劝袁世凯向前看，未来大有可为，另一人则劝袁世凯向后看，因为称帝良机，稍纵即逝，早已被他错过了。此人即袁世凯素来敬重的严修。严修劝阻袁世凯称帝，除了“痛述帝王子孙朝亡祀绝杀戮之惨，愿世世勿生帝王家”，还提出时机论：“……民国改造，已经四稔，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大总统早愿为皇帝，不能于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失机一。又不能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践帝王，失机二。”第一个时机指辛亥革命，第二个时机即正史所言的二次革命。

窃以为后者未必是什么良机，至于前者，当时杨度、王锡彤、张一麐等人都曾游说袁世凯独树一帜，横扫南北，可惜他过于持重，顾虑太多，不肯从命，复盘历史，那的确是他称帝的最佳时机。这两次失机之后，帝制大势已去，共和大势已成——如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所云：“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馀地，然亦仅矣）。”所谓湖口乱事，即二次革命，自此以后，共和告成，不容动摇，请注意，梁启超谈到的这两个时间点，正是严修所言的两次失机——而后任何称帝之举，不论实力何其强悍，鼓吹何其凶猛，都属逆流，必将败亡。

袁世凯像

现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袁世凯什么时候可以当皇帝？严修之言，显然最适合作为参考答案。可叹的是，辛亥年底，袁世凯迎来了称帝之机，偏偏其时尚无称帝之心；三年后有了心思，机会已经不再。时不我与，逆流而上，结果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赔上了一世英名与半世国运。那么，如果按梁启超的建议，卧薪尝胆，潜伏爪牙，等待未来的机缘呢？我则想起了张一麐的感慨：“虽然，古人以成败利钝归诸运命，如洪宪之事，迟至民国六年必可不作，何也？德皇被逐矣，俄皇被杀矣，皇帝梦必不作矣！”（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说到最后，还是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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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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