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陈祖武研究员访谈录
陈祖武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9期，责任编辑守愚，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陈祖武，祖籍湖南茶陵，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等，主编《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杨园先生全集》《榕村全书》《清儒学案》等。本刊特委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刘晓满博士采访陈祖武研究员，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 刘晓满 陈先生好，您祖籍湖南茶陵，出生于贵州贵阳，请首先谈谈您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
■ 陈祖武 回顾我这七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最关键的就是少年时代。我成长于一个旧式大家庭，祖父和母亲对我影响很大。我祖父是贵州很有名的中医，家里有很多书，主要是《金匮要略》《伤寒论》《黄帝内经》等医书，也有一些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还有《四书集注》《论语》单行本等经书。祖父看病时，我常帮他磨墨，看他怎么写字，怎么开处方。有时他会给我讲《论语》，教育我要好好念书，好好做人，将两者融合起来。他经常给我讲要“爱人”，也就是友爱他人。我家门口有一块很大的黑底金字匾，镌刻着“是乃仁术”四个字。我看不懂，就问祖父是什么意思，他说：“像我这样为他人治病，就是‘仁术’，也就是‘仁爱之术’。”祖父十分体恤劳苦百姓，我亲眼见到，如果贫苦人家发生变故，死人后没钱下葬，会来找祖父，祖父开一个单子，在上面签名盖章，这家就可以到棺木店领一口棺材。我母亲知书达理，常给我讲做人要诚实，要讲廉耻。她常说：“人不要脸，百事可为。”说人要知道廉耻，如果不讲廉耻，就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这是很可怕的。
■ 刘晓满 您小学好像是在著名的正谊小学读的？
■ 陈祖武 是的。这所学校由陈寿轩先生主办，他的女公子陈德芳先生是我的班主任，二人都是教育家，陈寿轩先生尤其有名。小学时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谢志坚先生，他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记得谢老师穿长袍，戴金丝眼镜，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他不用什么教本，而是以故事的形式讲中国历史。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叫“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虽然当时听得不完全懂，但也感受到了中国历史的久远。还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和“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等故事，他都讲得非常生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从那时开始，我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整个小学时代，我都是班里的好学生，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教育。我的作文在学校被作为范文诵读。每年“六一”儿童节贵阳全市少年儿童和文艺界联欢，都让我去献花。从五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我一直担任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
■ 刘晓满 后来您的家庭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不过即使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您也没有放弃读书和学习，能否谈谈这段时期的经历？
■ 陈祖武 1953年，祖父过世，家道中落。尤其是1959年以后，因特定时局，家父入狱，直到1975年始获特赦。虽然高中时我依然是班上的好学生，但重大政治活动都不让我参加，也不允许我加入共青团，甚至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从那时起，我渐渐体会到了人世的艰难。1961年考大学时，如果不是因为成绩过得去，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后来考上了又读不起，因为当时家里已经没有经济来源，最后是成家的姐姐每个月给我五块钱，再加上学校给的助学金才勉强支撑。大学四年，我生活很苦，当时贵州大学在贵阳郊区的花溪，进城要十七公里，每个礼拜六吃完午饭我就走路回家，礼拜天又走路回学校，真是不堪回首。不过，生活上的艰难也激发了我的上进心和求知欲。我心无旁骛、分秒必争，除了上课、睡觉，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里读书。
我们毕业时由国家统一分配，当时云南接受安置的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大、清华、复旦、武大这样的名校。我的大学在其中并不起眼儿，上百号人中留在昆明的大概只有十五人，我竟是其中之一，被分在了昆明粮食学校。所以，我还是相信只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老天爷是不会辜负你的。然而，我只教了一年书，“文革”就开始了。我被清理出教师队伍，贵阳的家也被抄了，房子被没收充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被下放到昆明郊区的凉亭粮食转运站，扫仓库、扫车皮，和装卸工人一起劳动。不过，即使在下放期间，读书依然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刘晓满 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伊始，您就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真是顺时而动，一点儿也没耽搁啊！
■ 陈祖武 “文革”结束后，昆明市粮食局把我借调到揭批“四人帮”办公室。市委财贸政治部大概也知道我，又把我借调过去。虽说我已进入核心机关，但内心仍然向往读书。有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郑天挺先生写的呼吁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文章，就给郑老写了封信。老人家很快就回信了，鼓励我说现在还在筹备，具体什么时候恢复招生还不确定，让我好好准备功课。没过多久，报纸上就登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简章，导师有杨向奎先生，招的是清史。我去昆明时带了一本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近代卷》，在粮食局和市委工作期间又读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这一段很熟，于是我就报考了杨先生的研究生。社科院的准考证收到后不久，郑老也发来电报欢迎我报考南开大学，我赶紧回复说由于没见到南开的招生简章，已经报考了社科院。郑老又回信说，你跟着向奎同志也很好，且天津、北京相隔不远，欢迎你随时来南开。总之，我报考研究生是受了郑老的鼓励。我有前些年的读书功底，再加上粉碎“四人帮”后脱离了成天当工人的环境，又读了一些书，所以考试成绩并不差。
■ 刘晓满 您在历史所读书和工作期间，很多令人敬仰的老一辈史学家都还健在，您和他们有交往吧？
■ 陈祖武 历史所环境极好，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当时顾颉刚、侯外庐、尹达、杨向奎、王毓铨、谢国桢、张政烺、孙毓棠、胡厚宣等中国史学界第一流的专家都还健在。除了侯外庐和顾颉刚两位先生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能讲课外，其他人都给我们上过课。各位先生根据自己的所长给我们讲专题，如胡厚宣先生讲“甲骨文和商代史”，王毓铨先生讲“汉代民数和经济”，孙毓棠先生讲“中西交通和中国古代人口大迁徙”等等。历史所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镇，郭沫若、侯外庐、尹达、梁寒冰等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梁寒冰先生还和其他老先生一起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唯物史观这一部分尹达先生也讲授过。另一门课是历史文献学，由谢国桢、张政烺先生讲授，张先生上课时还带着自己的助教李学勤先生。此外，我们清史专业的三个学生还有自己的专业课，张政烺先生就给我们讲过《四库全书总目》专题。
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导师杨向奎先生。杨先生是个马列主义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山东大学调过来，他和侯外庐先生都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杨先生给我讲课时多次提到林甘泉同志，说在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方面，要好好向甘泉同志学习。在历史所学习工作四十年，甘泉同志一直是我的榜样，虽然我不是他的学生，早些年也没有机会单独见他，但他对我影响非常大。甘泉同志做人、做学问都是楷模，他不仅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从不伸手问国家要任何利益。在我当所长的十年间，甘泉同志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口要我照顾什么。他晚年身体不好，每次从皂君庙去协和医院看病，都是悄然而来，悄然而去。
陈祖武
■ 刘晓满 除了所里的先生，您还接触过哪些史学名家？
■ 陈祖武 一些所外的老先生如何兹全、白寿彝、唐长孺、傅衣凌、陈乐素、翁独健等先生的课，我也听过。他们有时来历史所做讲座，有时我也去他们学校听。我到北大听过商鸿逵先生的课。商先生过世后，北大历史系开追思会，邓广铭、周一良等很多老先生都讲话了，周先生讲得最感人。他回忆起当年为赛金花的问题批判商先生，自己说了很多对不住商先生的话，做了很多对不起商先生的事。这些如果周先生不讲，没有人知道，由此可见周先生人格之高尚，所以我很佩服周先生的为人。
郑天挺先生对我也一直很关心。1981年初，他来北京开人大会，专门把我叫到他的住处，给我讲了很多治史心得。他说历史学是一门讲究积累的学问，研究中要做到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还叮嘱我好好学历史辩证法，不要把历史问题简单化，要从广泛联系的角度去认识。听说我在做《顾炎武评传》的毕业论文，郑老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康熙七年顾亭林因受莱州黄培诗案牵连，从北京南下济南府投案，他投上去的状纸会署什么年？是署“康熙七年”，还是别的什么呢？我说我没思考过。回天津不久，郑老就去世了。这个问题一直遗留到90年代末。我担任历史所副所长后进入国家图书奖评委会，一次评奖过程中，我见到一套《颜氏家藏尺牍》，其中有一封顾亭林写给颜修来的信，信后就附着当时投到济南府的状纸，署的是“康熙七年”。我这才恍然大悟，郑老是在提醒我，在分析历史问题时，一定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不要片面拔高历史人物。虽然顾亭林是明遗民，不承认清朝正朔，但如果投到官府的状纸还用干支纪年，就要被杀头，他自然不会这么做。郑老是为我引路的大恩人，我在与郑老他们老一辈的接触中，学到了很多做人、做学问的宝贵道理。
■ 刘晓满 您留所工作时，学术界正处于“拨乱反正”阶段，当时历史所的氛围是怎样的？
■ 陈祖武 我留所时，所里学术氛围很好，刚刚改革开放，大家的精力都迸发出来了。当时所里有很多大的集体项目，入所之初，我先是参加杨向奎先生主持的“清儒学案新编”课题组，协助他处理学术事务，并承担其中“亭林学案”的撰写。随后，又奉调到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张捷夫诸位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和“清代人物传稿”课题组，董理清代前期学术，撰写相关学者传记，前后干了十余年。其间，还一度临时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历史大辞典》和《中国史稿》的撰稿任务。《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的参与者都是老一辈学术名家，按我的辈分根本轮不上，但杨向奎先生把分给他的近三十条辞目交给我，让我先写个样子给他看，结果我写的与清代学术有关的二十多条都被采用了。直到杨先生去世，他从未告诉过我他并没有署名的事。众多老一辈专家甘贫甘淡，就是这样提携晚辈的。在不同学术团队中的锤炼，使我不但丰富了学养、提高了识见，而且受到老一辈讲责任、重担当的精神熏陶。参与集体项目是老一辈带年轻人的好方式，也是历史所的一个优良传统。
■ 刘晓满 您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始于对清初学术的探索。清初学术承袭宋明，又对清代学术的整体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您是怎么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
■ 陈祖武 当时是因为做毕业论文，我才进入这个领域的。我的导师杨向奎先生擅长思想史，几次授课之后，他给我定的论文题目是写《顾炎武评传》，他说做清代学术史要从顾炎武做起。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充分掌握了老一辈研究顾亭林的成果，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再加上我已经是中年人了，认识相对深一些，知道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我当时还读了和顾炎武同时代的那些大家的书，如孙奇逢、黄宗羲、王夫之等等，还有后来的颜李学派，不仅知道了顾亭林在清代两百六十多年间的影响，对整个清代学术史也大体摸了一遍。我留所后好几年都在继续研究顾亭林，逐渐发现清初学术很关键，直接关系到对从宋明理学到清代学术整个演进过程的认识。
■ 刘晓满 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学术界争议很大，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杨向奎、任继愈等学术大家都有过论述，您认为他们对清初乃至整个清代学术认识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 陈祖武 章太炎先生认为清代学术的标志是经学、小学，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是“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梁任公先生认为从明末到清季，学术思想以经学考证为特征，“反理学”是其兴起的直接动因。而钱穆先生则主张从宋明到近代都是“理学时代”，认为“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他不认为清初有“反理学”思潮的存在。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说，主张从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去研究学术思想的变迁。侯外庐、杨向奎、任继愈等先生则试图把唯物史观引进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着眼，将学术思想的演变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变迁结合在一起考虑。
章太炎、梁任公他们的讲法，和我们新中国成立初解释历史问题时一度走过的弯路一样，单纯注意社会环境等外因，忽视了内因才是决定事物变化的根本因素。余英时先生提出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说可以纠正这种偏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内地学术史的研究。但余先生仅从“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化的内在理路来阐释清代学术，离开了历史和社会环境单纯讲学问，而且他把“尊德性”和“道问学”截然划开也不合适。在古代，这二者始终连为一体，这就是《中庸》讲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研究古代学术，不能偏离二者的结合而单独朝一个方向走，也不能仅仅关注内在理路。中国学术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环境去讲历史问题。学术发展既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又有自身的演进逻辑，而外在环境的影响往往通过其内在演进逻辑而发生作用，学术的最终走向通常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钱穆先生也讲过“学术流变与时消息”，这和唯物史观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学术变迁和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 刘晓满 那么，您是如何设定自己的研究思路的？
■ 陈祖武 学术创新首先要继承前辈成果，只有知道老一辈的得失在哪里才能将研究有所推进。我认为，要认识清代学术尤其是清初学术，关键问题是，在研究思路上，是走把历史问题简单化的强调外因的路，还是走“内在理路”的路，抑或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路。我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既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又重视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把两者结合起来去寻找宋明理学到底是怎样向清代学术转化的。我在这个关键环节用了很大工夫，很多认识是慢慢积累的，积累的过程中又会不断深化。我1978年由做顾亭林研究进入清初学术，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信奉其他知识体系的历史学家对清初学术认识的差异及其原因，是后来在研究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一直到1995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纪念钱穆先生一百周年冥诞学术会议，何兹全、刘家和、余英时、许倬云等先生都在场，我发表的论文是《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这可以说是我研究清初学术的一个具有个性的成果，经历了快二十年的积累、深化过程。
■ 刘晓满 您认为清初存在理学批判思潮吗？
■ 陈祖武 存在。理学发展过程中第一个集大成的高峰是朱子学。朱熹虽然在阐明自己的理论，但他依托的仍然是六经。到明代中叶以后，与朱子学足以后先辉映的阳明学继起。王阳明推进朱子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摆脱了六经和孔孟的束缚，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把是非标准定到了“吾心之良知”，主张“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无疑带有思想解放意味，对几千年来特别是朱子学确立统治地位以来，六经和孔孟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质疑。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最初是为了解决“一道德，同风俗”的问题，就是顺应国家需要去寻找一个最高意识形态来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朱熹找到的仍是讲“性与天道”的六经，只是他不像汉唐时代那样做章句训诂，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发挥。到了王阳明，把根本立足点放在“致吾心之良知”，但什么是“良知”又很难说。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去把握，就导致阳明后学越走越远，到泰州学派和李贽，甚至出现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状况。因此，王阳明及其后学发展到了一个极端，走向宋明理学的对立面去了。晚明江南的奢靡之风以及《金瓶梅》中反映的一些社会现实，某种程度上正是试图挣脱儒家礼教束缚的表现。当时的社会越来越没有规范，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本身又很落后，不可能允许一个社会没有主导的意识形态，即国家不能失去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也就不可能离开六经和孔孟。这就是17世纪中国的国情。阳明学在明末尤其是清初遭到很多人攻击乃至最终为清廷否定，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 刘晓满 入清以后，中国学术为什么没有沿着宋明理学的路子再往前推进，而是走上了经学复兴的道路?
■ 陈祖武 这是我研究清初学术想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到宋明理学，从哲学思辨、理论思维角度讲，达到了高峰，可以媲美先秦诸子百家，是中国11—16世纪客观历史环境所能出现的最高形态。中国从明朝灭亡到清代结束，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生产方式上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革，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依然在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演进当中慢慢地往前走。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学术还要往前走，势必难以超越理学的思辨形态。但是到了清初，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学术形态，它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虽然清朝两百多年间，理学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晚清，依然有曾国藩等理学名臣，但其成就丝毫不能和宋明时代相比。他们试图解决的学术问题，宋明时代早已解决了。清代理学家无非是在重述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封建伦理、道德教条，而这种伦理、道德学说恰好是中国社会进入清代以后客观社会环境所需要的。所以清代两百多年间，最高意识形态虽然还是理学，但实际上是已经失去发展生命力的理学。在这种局面下，学者期望摆脱宋明理学家随意解释经典的弊端，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貌，力图去准确地解释经典的原意，因此才会有文字学、音韵学的出现。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影响非常深远。能提出这种主张不是因为顾炎武是天才，而是他顺应了明末以来学术和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清初学者不可能具备比宋明理学更高的理论思维，只能在纠正宋明理学偏颇的基础上向经学回归，这就是“以经学济理学之穷”。沿着这条路走，后来就变成了经学的复兴，而这又和国家要维护长治久安的统治意志相吻合，所以最终形成了清代朴学的发展这样一个局面。
■ 刘晓满 您的《清初学术思辨录》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很大关注。该书考察清初学术思想，采用了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请就此谈一谈。
■ 陈祖武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前些年，我们只片面地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略了意识形态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就中国古代学术的演变来讲，一方面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又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理路，所以我们的研究要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往往只能把历史事实讲清楚，而无法提升到理论高度。这就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等。其次，还要打好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要好好读“前四史”，好好读《史通》《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著作。所谓“文化自信”，首先是要懂自己的东西，相信自己的东西。这个“自己”不是“小我”，而是中华文化的“大我”。不懂会让人牵着鼻子走，到头来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否定了。我最信奉八个字：“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 刘晓满 您是何时进行乾嘉学派研究的？
■ 陈祖武 在研究清初学术的同时，我承担了所里的很多集体项目，例如“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等等，这样，研究领域势必往后推。而且，以前我就读过《清史稿·儒林传》《明儒学案》《訄书》，梁任公和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对清代学术有了通盘了解，这样，才能做《顾炎武评传》之类的专题研究。在清初八十年学术史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我就关注清中叶学术了，之所以做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是因为承担了“清代全史”的研究任务，其中清代前期的学术史几乎都是由我撰写的。
■ 刘晓满 您很早就注意到并提出“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以此为契机，格外强调地域学术和学术世家间的彼此渗透和交互影响，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乾嘉学派发展的历史过程。请介绍一下您的创获。
■ 陈祖武 我读书时发现，在如何看待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上，章太炎、梁任公先生持吴、皖分派说，而侯外庐、杨向奎先生则主张将其看作一个历史过程来认识。20世纪50年代中期，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见解：第一，“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第二，“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也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应该说，侯外庐先生在以历史过程看待乾嘉学派方面开了先河。此后，杨向奎先生在《新建设》杂志1962年7月号发表《谈乾嘉学派》，文中写道：“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但杨先生没有展开去说。关注清中叶学术后，我有意识地沿着杨先生的思路往前走，遂发现吴派和皖派并不像宋明理学史上的程朱、陆王那样水火不容。吴派和皖派无非是治学风格、领域各有侧重，彼此间不存在交锋、贬低或攻击，反而是相互交流、互为补充的。我把这个想法写入“清代全史”，而且写成《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一文，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召开的第一届清代经学研讨会发表。我呼吁：“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我的发言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不久台湾“中央”研究院就设立了一个由林庆彰教授主持的“乾嘉经学”项目，从乾嘉做到整个清代，然后又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
■ 刘晓满 您为什么十分强调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
■ 陈祖武 自1992年参会之后，接下来十年间，我几乎每年都受邀去台湾。在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两岸在乾嘉学派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文献准备不足。前人怎么讲，大家就匆匆忙忙地跟着讲，而不是从文献入手，经过艰苦地爬梳，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与我们对乾嘉时期学术文献的整理滞后有很大关系。有清一代学术，乾隆、嘉庆迄于道光初叶的近百年，是一个发皇时期，其间杰出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但是我们对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远远跟不上研究的推进。所以，大概1995年前后我再访台湾回来，就提出要重视清代学术文献的整理，呼吁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施以新式标点出版。
此外，我还领着所里的年轻同志，一起写了《乾嘉学术编年》和《乾嘉学派研究》。这两部书以坚实的学术文献梳理为基础，系统阐述了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基本特征的主流学术特色和其得以形成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在注重揭示乾嘉时期地域学术与学术世家彼此渗透、相互影响状况的同时，我们在“过程”二字上下工夫，力求突破按地域区分学派的局限，从而落实并深化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新认识。
《乾嘉学派研究》书影
■ 刘晓满 历来谈乾嘉学派成因者，多归之于两个方面：一是清廷统治的趋于稳定，二是冤滥酷烈的文字狱，但这不过是外在原因罢了。如果从中国古代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考虑，您认为乾嘉学派出现的原因何在呢？
■ 陈祖武 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实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顺、康之际，伴随着理学的衰微，理论思维领域逐渐酝酿起同传统的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尽一致的新思潮。这一思潮发端自明末，一时学者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试图据此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从学术发展的源流着眼，因为明、清之际的这一思潮正是理学没落的产物，具有愈益鲜明的批判理学色彩，并最终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批判理学思潮”。
批判理学思潮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性；另一方面，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用以批判理学的武器，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之上的理论形态，而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这种法古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中的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主导，而经邦济世的宗旨则无人响应。迄于乾隆中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稳定，向经学回归的历史潮流和官方要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需求，把学术界引到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的路上去，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清代汉学，亦即乾嘉学派。
■ 刘晓满 为何到了道光中叶，以汉学考据为主要内容的乾嘉学术会逐渐走向衰落？它存在不久的状况与其自身的一些负面性质或特征有没有关系？
■ 陈祖武 乾嘉学派走向衰落有学术自身的原因，也与客观环境的变迁有很大关系。从客观环境来看，嘉庆中叶以后，农民起义越来越多，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义居然“直犯禁阙”，嘉庆、道光之间又有白莲教起义，还有湖南、贵州一带的苗民起义，国家政治、经济领域也是危机迭起。客观环境的恶化迫使学术界不得不去面对和思考这些现实问题，而不能一味再做那些考证文字、音韵的学问。从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乾嘉学派的学术主流是朴实考经证史，不是具有很高的理论思维和能够解决国家道德、信仰等实际问题的学问，而这些正是理学所擅长的。由于当时依然是小农经济，同样无法产生比宋明理学更高的思维形态，当时学术界又只能回归到朱子学中去，所以从嘉庆中叶以后，就有重新审视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诉求了。至道光初年，出现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考据学风提出尖锐批评，推尊程朱，表彰宋学，主张以宋学取代汉学，汉学内部如凌廷堪、焦循、王引之等对自家学派的积弊也提出很多质疑和反省。可见，当时既有客观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来回答，乾嘉学术自身发展也遇到很大困境，这都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到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曾国藩等人开始倡导朱子学复兴、理学中兴，但实际上是中兴不了的。当时的中国学术只能沿着汉、宋会通的方向，同时把西方传进来的先进学术化为我有，走汉学、宋学和西学相结合的道路。
■ 刘晓满 学案体是我国古代记载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特殊的编纂形式。您的《中国学案史》首次对中国学术史中与学案相关的问题做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一论题呢？
■ 陈祖武 我进入中国学术史这一领域，是从读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起步的。最先读的一部书，是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了读这部书，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我下工夫读的第二部大书，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正是在读《明儒学案》的过程中，我才下定决心去做学案史研究。《明儒学案》共六十二卷，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末刘宗周、孙奇逢，有明一代理学中人大体网罗其中。除个别学案外，各案皆是一个三段式的结构，即卷首冠以总论，继之则是案主传略，随后再接以案主学术资料选编。黄宗羲为什么要写《明儒学案》？这部史书何以不叫其他名字，而要以“学案”命名？它同康熙初问世的《理学宗传》、明朝万历间刊行的《圣学宗传》是什么关系？梁启超先生为什么要把它同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联系起来？陈垣先生又为什么把学案体史籍同禅宗灯录并称？所有这样一些问题，随着读书的深入，就如同泉水由地底涌出一般，不期而然，越积越多。治学术史必须从熟读文献入手，不从文献上下苦工夫，要想做出成绩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迈入学术史门槛的时候，先选一位大师的代表作，通读、熟读、精读，往往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中国学案史》书影
■ 刘晓满 那您是如何试着去解决这些疑问的呢？
■ 陈祖武 既然发现了这么多问题，要一个个地去解决它们，没有什么捷径，唯有刻苦读书。我通过读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和《夏峰先生集》，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南雷诗历》并观，逐渐梳理出一条明清学术演进的线索，若隐若现，似断似续。学问做到这样一个程度，既是最艰苦，也是最能锻炼人的时候。倘若畏葸不前，浅尝辄止，极有可能功亏一篑。反之，知难而进，矢志以往，纵然难免碰到这样那样的困惑，但终究会成功。
■ 刘晓满 您指出，《明儒学案》标志着学案体的最终确立，那在此之前学案体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呢？
■ 陈祖武 由《明儒学案》上溯，探寻产生这样一部史书的学术因缘，是我对学案史认识得以深化的关键一步。如何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去说明清初产生《明儒学案》的学术依据，是以往研究者很少涉足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又是一个难题。我意识到这个课题的学术价值，于是决意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摸索。
先前的学术积累指引我从《四库全书总目》和朱彝尊的《经义考》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经过文献爬梳，我发现刘汋辑、董玚订正的《刘蕺山先生年谱》记载，刘宗周生前曾将明代理学中人论学语录汇为一编，题作《皇明道统录》。此书编纂体例仿朱熹《名臣言行录》，作三段式，即第一段生平行履，第二段论学语录，第三段著者评论。录中所载诸儒，凡大儒皆各自成编，其余则以类相从。这些编纂体例都被《明儒学案》所继承。刘宗周又是黄宗羲的老师，可以说《明儒学案》直接脱胎于《皇明道统录》。
《诸儒学案》是《明儒学案》的又一个重要来源。著者刘元卿，籍贯江西安福，是明代隆庆、万历间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阳明学传人。《诸儒学案》各卷以小传、轶事、语录为序，依次辑录周敦颐以下宋、明理学大师廿六家的论学资料，卷末附以著者老师耿定向之说。刘元卿汇辑诸家语录为一编，特别是以“学案”作为书名，对黄宗羲影响亦非寻常。黄氏编过《明文案》《明文海》，谙熟一代文献，刘元卿的《诸儒学案》他应有所寓目。所以，《明儒学案》中才会著录刘元卿及其论学之语。明中叶以后，以“学案”为名著述，乃一时风气，但在编撰体例上与黄宗羲《明儒学案》关联最大的还是刘元卿的《诸儒学案》。
■ 刘晓满 学案体史籍虽定型于明、清之际，但若放眼中国学术史的长河，其滥觞是否还可以追溯得更早？
■ 陈祖武 在中国古代，董理学术史的风气形成得很早，先秦诸子述学已开其端倪，后来《儒林传》（或《儒学志》）与《艺文志》（或《经籍志》）相辅相成，成为历代官修史书记述各时代学术源流的编纂形式。说到结撰专门的学术史，应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始。朱子以人物传记汇编的形式叙述学派源流，显然源于《史记》《汉书》以《儒林传》述学的传统，但同时又博采佛家诸僧传之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从而使记行与记言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径。南宋理宗朝以后，在统治者的推尊下，朱子学高踞庙堂成为官方哲学，于是《伊洛渊源录》大行于世，迄于明清，影响历久不衰。元明以后，在传统的史籍编纂形式中，学案体史书之所以能别张一军，《伊洛渊源录》确有首倡之功。
■ 刘晓满 您认为，学案体的学术史书写方式，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编纂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章节体的论说方式。在章节体“一统天下”的今天，传统的学案体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或价值？
■ 陈祖武 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刘元卿、周汝登、孙其逢先后而起，分别以《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正式确立，学案体遂成为清代学术史书写的主流。乾隆初，全祖望承黄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撰成《宋元学案》一百卷。清朝灭亡以后，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成《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钱宾四先生也写过《清儒学案》，这部书稿在抗战胜利后落入长江，没有保存下来，但钱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清儒学案序录》，写于20世纪40年代，我认真读过，还全文抄录过，得益最深。梁启超做过墨子学案、黄宗羲学案、戴东原学案和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学案。民国政府下令编过四朝学案。这都是在沿着《明儒学案》的体裁走。
《清儒学案》书影
我之前认为，学案体作为一种中国传统史书体裁，到梁启超融会中西，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就最终翻过了学案体这一页。因为学案体史书只有一个一个孤立的学案，无法反映不同学者和不同学术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不少局限性，所以我们接受西方影响，走章节体的路子，这是历史趋势。但现在我认为，如果能把章节体和学案体的优长结合起来，岂不更好？比如，把章节体中涉及学者的生平和主张尽可能写得充实些，避免过去蜻蜓点水、轻描淡写的写法；而章节体便于反映不同学者、不同时代学术传承、影响关系和学术发展规律的优长，也能为学案体所吸纳。现在有些同志想做学案体，也未尝不可。
■ 刘晓满 您的清代学术史研究除着力于清初、乾嘉学派之外，还兼及晚清。您认为晚清学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 陈祖武 晚清上起道光二十年，下迄宣统三年，当时中国面临着几千年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重大变故，国门被西方强行打开，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国家该如何往前走，中国学术文化又该如何发展，就成了摆在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晚清学术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民国初年，王国维先生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将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概括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研究晚清学术，我主张在“新”上做文章。这个“新”，不仅有经世思潮复兴带来的新鲜气息，也有汉、宋会通所求之新，就是说两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互相补充，由此去寻求学术发展的新路。另外，晚清《春秋》公羊学以经议政，将学术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以谋求国家的富强。还有如何把西方传入的先进文化化为我有，变成中华民族自身的东西去创造。后来民国学术的走向，也与这些“新”的出现和发展有很大关系。
■ 刘晓满 为何明末清初和清朝末年都出现了经世致用思潮？
■ 陈祖武 古往今来，每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都会激起有识之士拯救危机的奋争与呐喊。明末清初和清朝末年都是如此，知识界起而抨击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力主讲求实务的经世实学。例如，乾嘉时代因为文字、训诂和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抹杀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直到道光初年，国家发生变故，西方列强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术界如果还按只讲文字、训诂而不管生民疾苦、国家安危的路走下去就很危险。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发掘顾炎武学问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所以才出现了《日知录集释》，才有北京大批官员在寺庙祭拜顾炎武的活动，因为时代又需要经世济民之学了。清末维新派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精神领袖，把这三人看作清代学术“三大家”是晚清以后的讲法，清中叶以前，清人讲的学术“三大家”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在中国学术史上，各种学术形态的盛衰和更迭，无不以儒学经世精神的显晦升沉为转移。一种学术形态，如果能够立足现实、贴近现实，有效地解答现实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它就能够获得发展，反之，则会失去生机。
■ 刘晓满 清初顾炎武首倡“经学即理学”，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复兴理学，也提出“礼学即理学”。每当社会出现危机时，为何学者们总是倾向于从更古老的学术文化（如经学或礼学）中寻找出路呢？
■ 陈祖武 在中国古代后期，学术精英受自身认识尤其是客观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只能提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或以礼学代替理学，而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提出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先进观念，所以他们通常只能回到中国传统学术中去。但我们要重视这些学术精英的判断和经验，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
■ 刘晓满 在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同时，您也做了很多清代学术文献的整理工作，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成果？
■ 陈祖武 我这几十年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梳理清代学术源流。我陆续写了《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乾嘉学派研究》《中国学案史》《清代学术源流》等几本书，大致实现了原先的设想。第二件是整理清代学者生平资料。我最早从事文献整理，是应中华书局约稿整理《颜元年谱》和《李塨年谱》，然后又给他们整理了《榕村语录续语录》和《杨园先生全集》。我还花了十几年时间把二百零八卷的《清儒学案》点校出版，后来又整理了李光地的《榕村全书》。此外，按照我的选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了两套书：一套是《清代名儒年谱》，包括《清初名儒年谱》《乾嘉名儒年谱》和《晚清名儒年谱》；另一套是《国家图书馆藏乾嘉抄稿本别集丛刊》。晚近成书的《清代学林举隅》，汇录了我近几十年写的清代学者传记，可以视为《清代学术源流》的姊妹篇。这本书刚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还要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清代学术源流》书影
■ 刘晓满 您近几年好像主要在整理《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和《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
■ 陈祖武 是的。《清代学者象传校补》第一集为叶衍兰先生所著，主要收录的是清代前期学人，每人各画像一帧、撰小传一篇，像传辉映，相得益彰，1928年由其孙叶恭绰先生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第二集所录学人补第一集之缺，但1953年叶恭绰先生自费出版的二百部中，有像无传，仅有江西画师杨鹏秋摹绘的各家画像。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第二集中所缺的各家传文补齐。我最赞成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在我所补传记的字里行间不仅能看出我的褒贬，还可以感受到我们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和清代学人的不同。比如，我补的第一篇传文是钱谦益，陈寅恪先生专门研究过钱谦益和柳如是在入清以后的复明运动，但旧史书没有讲，我就把陈先生的成果吸收进去了。《清史稿·儒林传》前三卷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我跟随杨向奎先生学习清代学术开始，就将其恭置于案头，作为入门史籍而随时检读，每有疑问，就记录于专用卡片之上。《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是把我这一辈子积累的读书札记整理成书了，约有千余条，已经交稿，待付梓后再请广大读者指教。
■ 刘晓满 您在清代学术史领域耕耘一生，可否对清代学术文化在中国古代整个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做一简单评说？
■ 陈祖武 这是我现在正在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指出“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往下就没有讲。为什么不讲清代呢？我想根源在于学术界自身没有解决清代学术文化的定义问题，不像之前那些时期的学术文化那样，早已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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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满 您觉得要解决这个定义问题，应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
■ 陈祖武 首先学术界要对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达成共识。目前对此争议较大，我讲最典型的两个观点：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学术是考证学，而钱穆先生则将其看作宋明理学的一部分。我认为，考证只是清代学术方法论的局部，清代学术的内涵比考证学要大得多、深得多。同时，也不能把清代学术看作宋明理学的延续，因为它和宋明理学走的是不同的路子。虽然理学在清代一直是国家提倡的意识形态，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它已失去发展生命力。
■ 刘晓满 那您认为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 陈祖武 我认为，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是对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总结、整理，只是不同时期总结、整理的特色不一样。我赞成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清初之学“大”，博大当中蕴含着经世致用的特质；中间一段是“精”，即朴实考经证史，从经、史又扩大到子、集，把四部都涉及了；到了晚清，是“新”，就是在总结、整理的路上去求新。清代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总结、整理不是空话。他们从经学典籍的整理入手，对史部、子部甚至集部的重要典籍也做了系统整理，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古籍该如何读的问题，基本上是清代学者解决的。比如高邮王氏父子把读古书的心得记录下来，从中提炼出读古书的方法，讲明了很多基本的文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我们读古书的障碍。后来俞樾先生的《古书疑义举例》就是沿着王氏父子的路子走。如果没有清代学者的总结、整理，我们读古书真不知要遇到多少困难啊！所以，我们只能站在清人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而不是脱离他们。
■ 刘晓满 如果学术界能就整个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达成共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能像定义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那样，给清代学术下一个学术定义或名称了？
■ 陈祖武 是的。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学者已做了不少探索。比如，从清初迄于嘉庆、道光这一段的学问，清代学人称为“汉学”，也有人叫“经学”。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完成后送给龚自珍看，龚自珍建议他不要叫“汉学”，不如叫“国朝经学师承记”。可见，龚自珍主张用“经学”来总结清朝前期的学问，应该是很有眼光的。比他们略早一点，钱大昕提到过“朴学”，只是钱先生还没有将其作为清代前期学术的冠名。后来到晚清，西方学问传进来了，加上有经世思潮和《春秋》公羊学的兴起，所以又有人叫“新学”。至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有个弟子支伟成，提出用“朴学”来概括清代学术，写过《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综合前人探讨，我是赞成用“朴学”来给清代学问冠名的。
■ 刘晓满 为什么？
■ 陈祖武 称“朴学”主要就其学术风格而言，因为清代学术很朴实，由考经证史入手，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和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本质上与夸夸其谈、空谈性理和天道的学风不同。用“朴学”冠名更能反映清代三百年学术的本质。清代朴学之风起自清初对理学的批判与反思，乾嘉时代最能体现朴学成就，至晚清朴学之风依然在延续，于是产生了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等等。把清代学术定义为朴学，应该离历史实际相去不远。给清代学术定义或冠名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恰当、科学的界定，大家就不怎么好去谈论清代学术了。 久而久之，越不谈就越生疏。所以借此机会，我建议有兴趣的同志不妨开展一些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我想，这应当是一个学术责任，切不可视之为寻常的争鸣。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刘晓满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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