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昊燕︱经典回归的策略与实践——评《四世同堂》两种回译本的得失

《四世同堂》（人文本）与《四世同堂》（东方本）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四世同堂》中文本为残本，浦爱德英文全译本的发现与东方出版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种回译成为老舍研究界的重要事件。东方出版中心译本的翻译运用“老舍词汇表”的复原策略，通过使用老舍原词重置的方法保持文本风格的一致，但这一策略产生了文学碎片化与结构简化的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本的翻译使用“扮演老舍”的体验策略，通过译者视域与老舍视域紧密结合的方式呈现出语言的京味儿，但译者对原作者的“扮演”往往并不完美。文化交汇中的《四世同堂》回译注定具有多样性，两个回译本作为经典作品回归的优秀实践，两种策略的结合可以拓展更趋完善的回译空间，为经典作品回译实践提供借鉴。

　　《四世同堂》是老舍20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遗憾的是，这部“以古都北平广大市民的亡国之痛为题材，饱含怒、愤、傲、烈之情抒写而成的被征服者的愤史”[1]，在老舍生前没有出版过完整本，且底稿不幸丢失。因此，《四世同堂》浦爱德英文全译本的发现与回译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英文全译本的回译不仅可以满足“老舍迷”对《四世同堂》结局的期待，还会影响老舍研究者对作家思想的剖析，甚至颠覆某些文学史“定论”。本文选取东方出版中心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两部回译本进行对比，就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从具体语境、遣词造句、文体风格等角度对两个译本的差异、得失进行分析，思考回译本重新进入本土文化与原有作品嵌合的可能性与最佳途径。

一、 《四世同堂》结局遗失与回译

　　按照老舍1945年4月在重庆所作《四世同堂》“序”里的计划，这部小说共分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2]。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第一部《惶惑》在重庆《扫荡报》连载，1946年先后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第二部《偷生》亦写于重庆，1945年5月至12月在《世界日报》连载，1946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推出单行本；第三部《饥荒》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在老舍旅美期间完成，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至第20段（总第87段）“停更”。

1945年老舍在北碚寓所院内

　　目前由老舍本人完成的中文本《饥荒》只有20段、约十三万字，比原计划少了13段、近二十万字。老舍1948年自纽约写给在日本的谢冰心夫妇的信中，罗列了第三部《饥荒》的提纲：“（一）‘大赤包死在狱中，她的西太后似的气焰至死也没改。’（二）‘冠晓荷被日本人活埋，但本性难移，始终把日本人称为朋友。’（三）‘瑞全回到北平，和高弟结婚。’（四）‘招弟当了日本特务，被瑞全杀死。’（五）‘钱默吟成为地下工作者的领袖，由于金三爷告密，被捕。’（六）‘瑞丰被蓝东阳害死。’（七）‘蓝东阳冻死在雪中。’（八）‘瑞宣活跃在地下工作者中。’”[3]据老舍家人回忆：“此提纲的详细内容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由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初次发表在《横滨大学论丛》上，后来收入波多野太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文集。”[4]

老舍1947年于美国写作照

　　老舍在1949年2月9日致楼适夷的信中说：“《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5]同年12月，《饥荒》手稿由老舍从美国带回中国，基本情况是：“并非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大十六开的厚厚的美国笔记本中，有很硬的黑纸面，字是用钢笔写的，很规整，本数很多，摞起来足有十几公分高，《小说》杂志的连载就是根据这份手稿印刷的。”[6]1951年10月，老舍在致《四世同堂》日译者铃木择郎和桑岛一的信中说：“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何时能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这实在对不起各位，但也无奈。”[7]“文革”中，《饥荒》手稿不幸失踪，《四世同堂》中文本就此成为残本。

《四世同堂》手稿

　　1982年，马小弥根据美国哈考特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节译本《黄色风暴》（The Yellow Storm），回译了该书最后13段，以《四世同堂（补篇）》为题，1983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百花本”），作者署名“老舍”，这个版本补足了残缺的故事，基本满足了很多读者对结局的期待。

《四世同堂》英文节译本The Yellow Storm

《四世同堂·补篇》

　　百花本内容与提纲相较，除蓝东阳死于原子弹爆炸与“蓝东阳冻死在雪中”不符外，其他内容大致相似。但是，《黄色风暴》的译者浦爱德在1977年2月22日写给费正清的信中说：“Harcourt Bre(a)ce出版社的编辑们做了某些删节，他们完整地删掉了一个角色，而他是我所特别喜欢的。”[8]同时，马小弥受时代与观念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做了部分改动。如第88段（《黄色风暴》第三部第15节），瑞全为了消灭汉奸招弟，假意带她去北海公园玩，“马小弥把一些表现瑞全思想斗争的心理描写删去了。英文保留了老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把握和描写。当瑞全面对昔日恋人、今日之敌时，在肌肤相触的一刹那，他有过一些微妙的心理活动”[9]。

　　考虑到《骆驼祥子》在英语世界被改为《一个洋车夫的罗曼史》的前车之鉴，哈考特版英译本《黄色风暴》也遭编辑大幅删改，丢失了很多丰富内容，马小弥的翻译亦在保留故事梗概的基础上有所改动，因此百花本已无法整体呈现《四世同堂》的叙事魅力与故事情节全貌。

　　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确认《四世同堂》英文全译本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之名，“打印在相当于A4纸张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纸上；文稿按先后顺序，每两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齐齐分组装于三十个乳黄色的文件夹内。译稿有三部分，即第一部（Book I）和第二部（Book II）的初译稿（编号1327至1345，均为三十二章），以及初译稿若干零页，稿面上有繁密的改动笔迹，字体潦草，难以辨认；第二部另有一份修订誊清稿，篇幅从三十二章，缩至三十一章（编号1346至1350）；以及第三部（Book III），也就是《饥荒》的译稿（编号1351至1356），共三十六章”[10]。赵武平同时还发现了与翻译和出版相关的通信、笔记、卡片和零稿。经过对读，他发现浦爱德英文全译本《饥荒》的原始内容比《黄色风暴》多出九章，故事梗概未有大的出入，但情节的丰富与语言的多彩使老舍的文学风格与思想脉络得到更完整的呈现。于是，英文全译本未发表部分的发掘与整理成为老舍研究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赵武平把《饥荒》未曾发表的第21—36段进行回译，共十万七千多字，在《收获》2017年第1期全文刊载。2017年9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署名“老舍著 赵武平译补”的《四世同堂》（以下简称“东方本”）。对此，很多媒体在报道中称“老舍先生‘归来’”，“《四世同堂》完璧”[11]。

　　2017年，作家、翻译家毕冰宾受人民文学出版社马爱农邀请，根据浦爱德《四世同堂》英文全译本对中文本缺失部分进回译，并于2018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人文本”），署名“老舍”，在第88段加脚注：“《饥荒》最后十六节原稿已经丢失，以下文字系我社聘请翻译家毕冰宾（笔名‘黑马’）据浦爱德与老舍合译的《四世同堂》英文底稿回译。”[12]该版本面世后，在作品语言信息传达的准确度、叙事风格以及老舍“京味儿”的还原度等方面，被评价为“较之前述已经面世的译本，黑马译本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13]。

艾达·浦爱德

　　作品是作家主观情感与观念的投射，作家生活经历与所处环境对作品有巨大影响。老舍在重庆、纽约两地完成《四世同堂》的创作，这段时间也是其创作方向发生转折的时期。《四世同堂》结局部分的结构及叙事方式与作家在纽约时期的人生观、战争观、艺术观息息相关，未公开出版的浦爱德英文全译本给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带来了遐想空间。对研究者而言，内容的补全丰富了老舍研究的文献，更好地呈现了作家思想发展的全貌，可进一步了解老舍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思想结构与文学创作观念；普通读者则始终对未完的情节感到遗憾，内容补全可以满足他们对《四世同堂》全本的期待。

　　《四世同堂》前87段已被经典化，回译部分必须与前文语言风格、思想内涵一脉相承，否则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四世同堂》的回译是在多种限定与期待下的翻译，自由度相对较小。译作与原作构成“似”的关系，要求“译者在开始翻译前，必须通读原文，领会原文的文本功能，然后根据翻译目的，制定翻译策略，明确翻译角度，把握好译文的文本功能，以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14]。东方本与人文本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译文的风格也各有千秋。不同的翻译风格和质量会直接影响研究者对老舍的分析与普通阅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对《四世同堂》回译本展开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二、 东方本的翻译策略、译文特点与得失

　　东方本的译者赵武平有首译之功。在回译过程中，他克服了识别英文全译本原稿中的错误、残缺以及字迹模糊等挑战。“从初译到定稿，前后修改四次。初稿的修订，重在保证译文准确、信实、通达顺畅；随后的修正，主要是用老舍的字汇和词汇，对字词进行替换，同时调整语句。”[15]赵武平关注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独特的表达艺术，使用了原词呈现的策略，利用电脑词汇分析的方法，整理出“老舍词汇表”，找出作家使用率较高的字词，以期还原老舍的语言风貌。这种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方式具有现代科技的优势，无论是文学词汇还是情节建构、人物刻画的特征，通过语料库检索、分析都能一目了然。基于此，东方本“以旧修旧”的特色很鲜明。

　　首先，东方本注意使用统一的人名与称呼。老舍在开篇这样介绍瑞宣的妻子：“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于是她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16]赵武平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的翻译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祁老人回过头，看着韵梅的背影。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跟上她。‘小顺儿的妈，你听见没有？日本投降了。小顺儿的妈，不要哭了。’”[17]在翻译“Mother of Little Precious”时，可以选择“韵梅”或“小顺儿的妈”，赵武平最终根据前文交代的口语习惯选择了后者，与前文保持一致，称呼转换适合人物身份、场景与叙事者的态度。

　　其次，老舍在成语、方言、俗谚、虚字和标点的运用上都有个人色彩，赵武平在翻译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语气词为例，在《四世同堂》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多用“呕”和“什吗”，如“‘谁？呕，他！’钱先生要往起立”[18]。“呕”作为语气词用法现在几乎消失，代之的是“哦”“噢”等，东方本则沿用了“呕”的用法：“丁约翰咀嚼着瑞宣的话，开始看见光明。‘呕，我现在明白了。’”[19]“她一下子认出他来，再自然不过的对着他笑了：‘呕，你呀，老三！’”[20]

　　再次，东方本还在人名、地名、专门机构、历史事件等专有名词、常用词以及标点等方面与前文保持一致性，回译中尽可能依循老舍的用词习惯，尽力运用原词复现的方式进行翻译，以期与前文融为一体。“老舍词汇表”的分析与运用，是读者鉴赏文学与译者从事翻译的新视角、新路径，可以快速总结老舍的语言特点，在复原老舍语言风格方面有极大优势。

　　但是，原词复现作为手段不能完全替代文学创作的本质，仅靠这一点很难全方位复原立体的老舍，甚至还会因为理解不到位出现偏差。如瑞宣在课堂上“看见学生脸上纵起了碎纹，他知道自己的话，打动了他们的心灵”[21]。使用“碎纹”翻译英文的“slight ripple”，属于原词复现。原文中曾有一句：高第面对钱家家破人亡（钱仲石牺牲、钱默吟被捕、钱孟石病死）的悲惨境况，“短鼻子上纵起许多带着感情的碎纹”[22]。可见，“纵起”的“碎纹”更适合表达悲伤、焦急等情绪，并不符合瑞宣的话打动学生心灵、带给学生希望的语境，此处成了老舍原词与句意表达之间不兼容的“硬嵌”。

　　东方本作为第一部回译本，译者对老舍的文笔与思想做了深入探讨，但是，译文中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翻译，相比之下，人文本更加准确。略举几例。

　　（一）“娘们”与“勺子”

　　她的嘴唇像肉铺里的娘们儿的一样，已经习惯于染上鲜血。（东方本）[23]

　　她的嘴唇涂得血红，看着就像肉铺里扌汇血的长把儿勺子。（人文本）[24]

　　Her lips looked like the ladles in butcher’s shops that are used to dip blood.[25]

单词“ladles”是“ladle”的复数，为长柄勺之意，而非“lady”的复数形式“ladies”，人文本的译法显然更恰切。这种恰切不仅源于对词汇更精准的识别，还来自对老舍作品的深度把握。老舍在作品中塑造了诸多善良、宽厚的店铺掌柜形象，“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26]，《正红旗下》中开肉铺的王老掌柜便是个典型的勤劳、耿直的生意人。因此，老舍怎么会把妖艳无耻的女特务与肉铺老板娘画上等号？再从老舍原词的角度分析，老舍写大赤包“唇上抹着有四两血似的口红”[27]、胖菊子“打了个极大的呵欠，嘴张得像一个红的勺”[28]，因此，作家用“血红”“勺子”这样的词汇来描绘女人的嘴唇是有先例的。

　　（二）“希望猪与狗也别吃”与“猪狗都不吃”

　　拒绝吃共和面的时候，她的小眼要喷出火来，似乎是对家人说，她的小生命有自己的尊严——她不吃，希望猪与狗也别吃。（东方本）[29]

　　她拒绝吃共和面时，那双小眼睛里喷着火，好像在对家里人说，她的小生命也有尊严，她不吃那个连猪狗都不吃的共和面。（人文本）[30]

　　When she refused to eat Republic flour the little eyes would spit fire as if to say to the family that she had the dignity of her little life-she would not eat that which the dogs and pigs would not eat.

在此，“which the dogs and pigs would not eat”与“that”构成的是修饰关系，并无“希望”与“别”这两个词。在第74—75段中，老舍笔下被日军占据的北平，共和面已经成为市民赖以生存的食物，并且60岁以上与6岁以下的市民没有领粮资格。及至韵梅冒着被鞭打的危险领到共和面，“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儿。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滓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单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31]。可见，共和面是猪狗都不乐意吃的食物，日本人通过共和面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践踏了中国人的尊严。而北平市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吃这种食物，老人与儿童甚至被剥夺了领共和面的资格，想吃而不得。因此，人文本译为“猪狗都不吃”更为妥帖。

　　（三）“心定”与“排泄”

　　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又关上门窗，这才在屋子里感觉到心定下来。（东方本）[32]

　　他挣扎着下了床，又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严实了，然后在屋里排泄一番。（人文本）[33]

　　He struggled out of bed and again shut all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 and then he relieved himself in the room.

在该句中，东方本译者把“relieve”与“relieve oneself”的用法混淆了，前者有使宽慰、放心之意，而后者则为解手、上厕所等意思。参考该句上下文，蓝东阳多日未消化，日本大夫给他吃了消化药，蓝东阳肠子轰隆作响，那么接下来自然要“排泄”，而非“心定”。显然，人文本的译法更为合适。

　　（四）“纸盒”与“橱子”

　　不管是熟肉，还是生肉，都切成小块，拿纸或荷叶包上，藏到纸盒子里。（东方本）[34]

　　不管是熟肉还是生肉，都切成小块儿，用纸或荷叶包起来藏在橱子里。（人文本）[35]

　　And-whether it was cooked or raw-chop it into little pieces and wrap it in paper or lotus leaves and hide it in the cupboard.

“cupboard”意为橱柜、壁橱、衣柜、食物柜等，而非东方本中的“纸盒子”。再联系上下文，“如今生肉也经常有人抢了”[36]，猪肉铺要把肉事先藏起来以保证安全。不仅如此，“卖烧饼与饺子的，还有卖其他吃食的小贩们，都用铁丝筐罩住了他们的篮子，还锁上了盖子”[37]。即使是“猪狗都不吃”的共和面，韵梅也担心会被抢走，需要用绳子和布条把篮子牢牢捆住。在这种饥荒年代，一个纸盒子怎么能抵挡得住疯狂抢粮的手呢？人文本译为“橱子”，显然更加准确。

　　（五）“危险”与“食槽”

　　他（丁约翰——引者注）感觉到，自己从一个危险，跳到另一个危险——有点儿“失节”，可是他并不以自己作洋奴的想法为耻。（东方本）[38]

　　他觉得自己从一个地方跳槽到另一个地方——从宽敞的英国府到三号院小日本这里，有点“失节”的意思，但他没觉得想当洋奴有什么可耻的。（人文本）[39]

　　He felt that in his own leap from one manger to another-from the grand English Palace to the little Japanese in house Number Three-there was some “loss of chastity，” but he felt no shame for his willingness to be a foreign slaves.

在这里，东方本译者应该是把“manger”（食槽、槽子）看成了“danger”（危险），并且漏掉了半句话“from the grand English Palace to the little Japanese in house Number Three”。于是，这个句子变得难以理解。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也能看出东方本的译法欠妥。丁约翰“一提到职业，他便声明自己是在英国府做洋事——他永远管使馆叫作‘府’，因为‘府’只比‘宫’次一等儿”[40]，与后文他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立刻回“英国府”打杂相对应，这样一个毫无羞耻感的洋奴，怎么可能认为英国府和三号院都是危险的地方呢？

　　（六）“喝每一个人的血”与“看穿”

　　好几双毒蛇眼，打量着所有的人，似乎要来认真的喝每一个人的血。然后，日本教员会点一个或者几个人的名字。点到名字的人，就会含着泪，浑身颤抖着走出来。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一句话也不敢说。教员和学生们不敢抗议。（东方本）[41]

　　几双毒蛇一样的眼睛会把人都盯一遍，似乎要把你看穿，之后那日本教员才会点一个或几个人的名。点到名的人含着眼泪打着哆嗦走出来，对老师和同学一声都不敢吭，师生们也没法子救他们。（人文本）[42]

　　Several pairs of poisonous snake eyes would look at all as though to drink in every detail of every person, then the Japanese teacher would call out one name or several names. Those whose names had been called, with tears in their eyes and trembling, would walk out. They would not dare to say a word to their teacher or their class mates. The teacher and the class mates had no way to protect them.

东方本译者应该是把“drink in”作为“drink”来译了，并勉强加上并不存在的“血”一词。“drink in”意为吸收、饱览、欣赏，而该句前文为日本教员和特务“眼盯着所有学生……打量着所有的人”[43]，后文为“宪兵带走被捕的人后，日本教员还会站在课堂上，观察教员和学生脸上的表情”[44]。由此可见，这几双“毒蛇眼”一直在观察着中国师生，译为“喝每一个人的血”是不合适的。另外，东方本译者把“protect”（保护）与“protest”（抗议）也混淆了，并且译句零散，本可以一气呵成的一句话，分割成了三句，句与句之间逻辑关系松散。

　　东方本的上述失误对于整个作品而言瑕不掩瑜，但还是会影响读者、研究者对原著的精确理解，尤其是对老舍修辞手法和创作思想的精准把握。另外，东方本的译者由于特别重视词汇，出现了很多逐字逐句的直译，如“她觉得自己既勇敢又聪明”[45]、“他假装受感动而低下脑袋，思索着所有这些既不一致又不舒服的问题”[46]等译文。这类直译虽然完整表达了语句的含义，但僵化的直译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并不符合老舍语言的艺术特色，与老舍的“京味儿”表达方式也不吻合，句式拖沓，充溢着欧式句风，牺牲了句子的流畅性，也破坏了老舍俗白浅易的语言之美。

三、 人文本的翻译策略、译文特点与得失

　　与赵武平采取的原词复现策略不同，人文本译者毕冰宾通过阅读老舍作品，尽量让自己代入原作者，以此把握翻译的尺度，使得译文的“京味儿”色彩浓厚。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也多要求翻译家把自己设想成是原作者，有研究者指出：“译者须了解原作者及其所处之社会文化背景，更须体验原作者的心理过程。这一经了解、领悟、体验而后重整组合的手续，便是翻译的过程。”[47]毕冰宾提出翻译应该“在译文准确无误的基础上，在英文本意思的框架内，译者要‘扮演老舍’，尽量用自己理解的老舍的口吻讲述故事，用自己熟悉的北京话传达各色人等的对话”[48]。在实际操作中，这两步融合在一起，成为翻译过程的两个标准，即“准确无误”和“老舍的口吻”。

　　为了界定好“老舍的口吻”，毕冰宾重读《四世同堂》，并重听老舍的相关录音。他发现老舍在伦敦大学教汉语时自编自读的汉语灵格风教材，用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语普通话”，而60年代老舍与外国记者谈话用的则是“非京腔的普通话”[49]。毕冰宾根据老舍语言的变化，认为《四世同堂》在重庆开始创作，处于五湖四海文化交流的语言环境中，“是给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的华人看的，要写出北京的风俗人情，但又不能在语言上成为北京方言的堆砌展览，那样会给外地广大的读者设置障碍，不利于作品的传播”[50]。

　　从老舍作品的发展脉络看，事实正是如此，老舍的语言并非固化的“京味儿”，而是处在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中。他在《我的“话”》一文中提到，“我的话就变成一种稍稍忘记过、矫正过的北平话了”[51]。以“姥姥”与“外婆”的使用为例，《老张的哲学》（1925）中的孙八说：“娶你八嫂的时候，我记得一共宰了三九二十七个大肥猪。我姥姥的外甥媳妇的干女儿还吃了我半个多月！”[52]《月牙儿》（1935）中的女儿为了生计去当铺：“这是妈妈出门子时，姥姥家给的一件首饰。”[53]而抗战期间，老舍的语言则发生了变化。他发表于1943年《半月文萃》第90期合刊上的《我的母亲》，同时出现了两种称谓：“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54]在《四世同堂》中，老舍统称马老太太为长顺的“外婆”。据此，毕冰宾认为老舍小说里的京腔京韵“基本上是我们熟悉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对各种行当器物的描述语是老北京用语”，并推测“老舍先生在这样的语境中自然会考虑到读者对作品的接受问题，从而自觉地对北京方言的使用有所克制”[55]。毕冰宾使用的翻译策略的步骤是：“看着英文，脑子里就往自己日常使用的北京口语上靠即可，不用太想各种叽里旮旯儿的各色北京方言，那样反倒不符合老舍作品的风格。但又绝不能只满足于把英文翻译为语法正确的四平八稳普通话，那自然也不是老舍。”[56]

　　于是，人文本不局限于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使用的词汇，呈现出对京腔京韵的灵活运用：一方面沿用老舍原有的表达方式，如“迎时当令”“电影园”“呜哝着鼻子”[57]等；另一方面，在找不到老舍原词时，也不会直接使用普通话，而是运用日常的北京话进行翻译，如“绿不叽的脸”“上下不停的‘打得得’”[58]等。人文本在运用口语方面生活气息更为醇厚，较之东方本中出现的瑞全给蓝东阳送去一颗“枪弹”[59]、方六找瑞宣解释报纸上的“新术语”[60]等书面化词语，人文本译为偏口语化的“子弹”[61]“新词”[62]，更符合原文本身俗白精致的特色。

　　在行文流畅方面，人文本比东方本显示出更大的优势。上文提及的几个东方本过于生硬的译例，人文本译为“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智勇双全”[63]，“他假装受到了感动，低下头去，他要理清头绪，想清楚这些令他难受的事儿”[64]，更接近老舍语言干净利落、鲜活纯熟的特点。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见下表。

　　在这些例子中，人文本译者没有直接复制老舍惯用的词汇，也没有逐字逐句直译，而是使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活泼、凝练的语言，流畅通达中透露出独特的“京味儿”，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比较之下，东方本固然通过“老舍原词”在部分内容上再现了语言大师的词汇魅力，但是不加凝练的过程也造成了部分句式欧化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人文本在信度方面虽错漏较少，但也存在翻译过程中词不达意及漏句等情况，下面举例说明，并与东方本进行对比。

　　第一，钱先生在狱中与孙子相遇，后者认为金三的话更好懂，因此金三更有学问，对此，钱先生有一段心理活动：

　　他心里说：“或许是因为照管孩子，金三爷变得比我还有学问了呢。”（人文本）[65]

　　他对自己说：“也许在照应孩子方面，金三是比我有学问。”（东方本）[66]

　　He said to himself, “Perhaps in caring for the child Wang the Third is more learned than I.”

无论从原文来看，还是根据人物形象的设定以及情节发展来看，东方本的翻译都令人信服，而人文本的译文则不够通顺。

　　第二， 瑞全杀了招弟后去找菊子算账时的对话：

　　她咽了几口唾沫才说：“老三呀老三，我跟招弟不是一伙儿的。她的事儿我不知道，不知道啊。”

　　“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人文本）[67]

　　她干咽了几口，然后才又开口。“老三，老三，我和招弟不是一伙的。我不晓得她的事情。我不晓得啊！”

　　“可是你晓得你做了什么。”

　　“我，我从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东方本）[68]

　　She swallowed several times before she could speak. “Old Three, Old Three, I am not of the same group with Meydee. I don’t know about her affairs, I don’t know.”

　　“But you know what you have done.”

　　“I, I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bad.”

在这里，人文本译者遗漏了“But you know what you have done”一句，虽然对语意理解没有太大影响，但显然不够准确。

　　另外，人文本在称呼、叹词、时代性用词等细节方面未做到东方本那样精细的还原状态。如在称呼方面，老舍称天佑的妻子为“天佑太太”，与之类似的还有“小崔太太”“刘太太”等，但人文本中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天佑媳妇”“刘棚匠媳妇”等称呼；老舍始终称马老太太为长顺的外婆，毕冰宾虽然发现了老舍这一用词的特点，但最终还是使用了北京话中的“姥姥”一词。人文本在这些方面与老舍原文不能完全一致，与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努力营造的“多文化融合”语言特色亦不能丝丝入扣的匹配。

四、 文化交汇中的回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以一种复杂的、多向度的方式进行渗透，回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成为“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69]。《四世同堂》的回译不仅仅是从英文到中文的单向性工作，无论是东方本还是人文本，都要充分尊重《四世同堂》原有的脉络，尽量“归化”英译本，使其与原有的作品进行语言与文化的杂合。

　　需要指出的是，两部回译本的出版并不等同于老舍《四世同堂》原文的重现。浦爱德说：“《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70]作者与译者合作翻译的模式，使前者把控后者的翻译，以保证译文对原作的忠诚；由后者来决定叙述的方式，则保证了译文的顺畅，并尊重译者的个人风格。因此，东方本与人文本是对浦爱德与老舍合作完成的英文全译本的中文回译。《四世同堂》中文原稿遗失的部分目前来看已不可复得，“史料的发掘、整理、重组，有点像文物的修复，成品虽然不是作品本来的样子，却能指向作品本来的样子，指向曾经被抛弃、亦有可能被永远遗忘的文学史的片断”[71]。对比经过重重删节的《黄色风暴》，目前发现的浦爱德英文全译本相对完整，和全译本手稿同时发现的与翻译、出版相关的通信、笔记、卡片和零稿也不应被人们轻易忽视，把这些资料与英文全译本对照阅读，可以复原某些鲜活的文学发生现场，从微观描述的角度研究老舍的心态史。

　　《四世同堂》的回译注定具有多样性。浦爱德《四世同堂》英文全译本与回译者的关系是动态可变的，翻译主体、翻译服务对象、翻译目的的变化都会影响译者的视野、态度、情感、价值标准，最终影响回译作品的样貌。在透过“译面”寻找和确定“译底”的过程中，《四世同堂》回译的考查维度是多向的，译者的翻译能力、文化背景、原文参照程度等都会影响到文本的形成，既要考量译者翻译的准确度、对前文的把握与衔接能力，也要考量译者对老舍精神世界的理解、掌握程度。《四世同堂》的回译本身是一个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东方本与人文本的译者都带着自身文化背景的烙印去理解要翻译的文本，译文也均或隐或显地带上了译者的个人色彩，不过，两部回译本都不失为经典回归的优秀实践。

　　两部回译本在封面上标注了“完整本”与“足本”，注定了回译的任务是对老舍残本的完成而非译者个人风格的体现。在回归源语的过程中，“忠实于原交际的翻译不是忠实于原交际中的某个元素而是全部”[72]。因此，两部回译本分别运用的“老舍词汇表”的原词复现策略与“扮演老舍”的代入体验策略，都是为了更好实现对老舍语言风格、思想内涵的理解，在回译内容中最大程度地进行语言与文化的杂合，显示本色的“老舍腔”。东方本力图通过使用老舍原词，“把输出的文化成分重新放回到它原来所处的位置”[73]，尽量保持文本词汇的一致性。“老舍词汇表”是以新的技术手段分析文本的第一步，加以完善将成为拓展老舍研究空间的新路。但是，词汇归纳法如不与文化杂合密切配合，容易产生文学碎片化与结构简化的问题，仅靠原词复现会淡化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简化构造作品的多重路径。因此，东方本的译文风格呈现为词汇还原与硬嵌的杂糅，这种回译下的语言杂合在多样化语境下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忠实原文风格的要求，僵化的直译还进一步冲淡了原文一以贯之的京腔京韵的圆润美感。

　　人文本力图使译者视域与老舍视域紧密结合，把语言融入活态的京腔京韵之中。因此，人文本在语言表达的准确度、流畅度与“京味儿”等方面做得更好，也弥补了东方本出现的硬嵌与僵化直译等问题。不过，这种结合也打开了回译的不确定性空间，即浦爱德英文全译本词义的确定性与人文本词义体验的不确定性，译者“扮演”原作者的策略往往不能完美实现。人文本最终呈现的是译者理解领域范围内的有限的老舍，对老舍了解把握越深入，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裂隙就越少，而前文指出的称呼不一致等细节瑕疵就是译文与原文不能完全契合的体现。当然，呈现地道的老舍语言是所有回译者的可能性目标，对源文化考察研究越充分，回译的基础越坚实。

　　有趣的是，东方本与人文本的优势与失误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鉴，除却因翻译时间紧张（出版方希望尽快出版）等因素导致的误读、错译外，东方本的原词复现策略有效弥补了人文本部分用词与前文不完全一致的断裂感，而人文本中活态“京味儿”语言的俗白和流畅的风格则校正了东方本中的欧化句式。因此，两个版本的译者在回译中若不拘泥于各自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忠实于源文化和忠实于作者的文化身份的基础上，彼此借鉴，可以产生更好的翻译效果。本文对两部回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与分析，指出其得失，亦希望为将来的经典作品回译实践提供借鉴。

注释

[1] 吴小美：《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2] 老舍：《序》，《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3][4][6][8][70] 胡絜青、舒乙：《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老舍：《四世同堂（补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第91页，第92页，第93页，第93页。

[5] 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

[7][10] 赵武平：《〈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饥荒〉的回译》，老舍著，赵武平译补：《四世同堂》，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077页，第1080页。

[9] 周绚隆：《关于〈四世同堂〉的英译与回译》，《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3日。

[11] 陆培法：《老舍先生“归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2月1日。

[12][16][18][22][24][26][27][28][30][31][33][35][39][40][42][58][61][62][63][64][65][67] 老舍：《四世同堂》，第953页，第5页，第24页，第152页，第955页，第60页，第300页，第444页，第1045页，第855页，第976页，第997页，第1022页，第83页，第953页，第980页，第964页，第1037页，第969页，第959页，第1078页，第963页。

[13] 周绚隆：《〈四世同堂〉的“足本”什么样——关于〈四世同堂〉的英译与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8年7月16日。

[14] 平洪：《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

[15][17][19][20][21][23][29][32][34][36][37][38][41][43][44][45][46][59][60][66][68] 老舍著，赵武平译补：《四世同堂》，第1092页，第1045页，第1006页，第942页，第957页，第939页，第1029页，第960—961页，第981页，第981页，第981—982页，第1005页，第937—938页，第937页，第938页，第954页，第944页，第949页，第1021页，第1062页，第948页。

[25] 本文所有英文原文均引自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藏浦爱德《四世同堂》英文全译本。

[47] 冯明惠：《翻译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意义》，《中外文学》1978年第12期。

[48][57] 毕冰宾：《关于〈四世同堂〉回译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11日。

[49][50][55][56] 黑马（毕冰宾）：《老舍小说里的北京话》，《南方周末》2018年9月11日。

[51] 老舍：《我的“话”》，《老舍散文》，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6页。

[52] 老舍：《老张的哲学》，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53] 老舍：《月牙儿》，《老舍小说经典》第2卷，九州图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54] 老舍：《我的母亲》，《我这一辈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页

[69] 谢天振：《论译学观念现代化》，《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

[71] 孙洁：《会说话的“出土文物”》，《人民日报》2017年4月28日。

[72] 王建国：《回译与翻译研究、英汉对比研究之间的关系》，《外语学刊》2005年第4期。

[73] 陈志杰、潘华凌：《回译——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处》，《上海翻译》2008年第3期。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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