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民初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审查

通俗教育研究会全体会员合影（《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1916年编）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10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民国初建，社会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下设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股，负责小说审查，而政治角力、租界文化管理权属等渗透其中。鲁迅首任主任，确立规章制度，分品奖惩；褒奖笔墨雅洁、宗旨正大、提倡美德、有益社会人心的自著小说和以“林译”为主的翻译小说，查禁有伤风化、贻害人心的淫秽小说。蔡元培发表演讲，洞察黑幕小说病根，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小说，产生广泛反响。在新旧文化转型的关口，这一系列奖优黜劣措施，促进了小说观念的变革，对现代小说的萌生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带有偶然性，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并非随着旧帝制的轰然倒下而相应地发生巨大的变革。特别是社会民众，如何从过去匍匐的臣子臣民转变为现代的国民，还需要一个过程。民国初期的政府和文化界已意识到民众教育的迫切性，重视对社会民众的教育，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设置就是其中一个举措。

一、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立

 

　　早在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因为国体变更，亟需进行社会教育，教育部就设立了社会教育司，专意提倡。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与社会教育司科长伍达协商，发起“通俗教育研究会”。不久，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迁往北京。北京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下设三科：第一科主办宗教礼俗，第二科主办科学美术，第三科主办通俗教育。原来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只在上海的江苏教育总会设立事务所，并没有开展多少实质性的活动，影响非常有限。

通俗教育研究会职员录（《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1916年编）

　　民国初年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担负着审查通俗书籍的责任。特别是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推行尊孔复古，格外重视对社会文化和舆论的审查和控制。1915年是查禁尤为严格的一年，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品遭到梁敦彦任总长的交通部十多次查禁[1]。小说也在查禁之列。1月7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查禁“乱党由海外所寄小说”等一切印刷文件[2]。民国之初，文化管理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小说旬报》《礼拜六》《小说大观》等小说杂志纷纷创办，其中的内容良莠不齐。受袁世凯控制的教育部于1915年1月22日发布了改良小说杂志的通告，通告阐明文教与国势的密切关系，指陈“吾国学衰文敝，非一日矣”，伤风败俗的小说杂志在推波助澜，应该对它们加以改良[3]，随即便咨请内务部查禁荒唐小说。教育部文告说：

　　惟近日坊间流行小说多种，或称新制，或号旧本，并专为诡诞，竞尚轻薄，叙记既甚鄙猥，主旨尤极乖剌。帷薄挑招，奸盗怪乱之事，连篇累纸。其情节之荒唐，言辞之秽媟，几令人不堪卒读。而又多于书中倡为狂恣之论，显诋人道，常目方正为迂拘，美放僻为识达……社会一般士女，喜读小说之人每占多数。今此类之书充斥市肆，一经涉目，皆为有害身心，设使时时习近，必至丧失志气，荒废本业，灭弃经常，败坏行检。其流风所被，渐染之深，或且使社会中奸僻滋兴，贞良销寂。吾国数千年所传淳朴贞固之民俗，将因以坏灭而不可振救，其流毒之巨，胡可胜道？[4]

这时鲁迅已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从文告的一些观点和措词来看，或许他参与了拟定，如其中所谓“唐宋而后，乃有虚构事迹”云云，正是鲁迅后来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观点[5]。这次查禁的小说共32种，其中有晚清之前的小说，如秦雪坞《红楼梦续编》；更多的则是最新出版的狭邪艳情小说，如《民国艳史》《最新女性现形记》等，而像《自由结婚》（一名《情天劫》）这样叙写反抗礼教、追求自由婚姻的小说也在查禁之列，则显示出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以行政力量对小说加以审查、干预和控制的保守嘴脸。

　　这种审查的行政制度化，是以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的。

　　附设于江苏教育总会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未开展多少实质性工作，于是民国政府教育部1915年7月18日在北京重新设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着力于改良小说、戏曲、讲演等与普通民众切近的事项。会员主要来自教育部职员，由教育总长指定，外加京师劝学所职员、警察厅职员、教育会会员等。该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其职务分为三项：（一）小说，（二）戏曲，（三）讲演。小说股所掌事项为新旧小说之调查、编辑改良、审核、撰译等事项”[6]。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教育部佥事周树人（鲁迅）受教育总长汤化龙之命，于1915年9月1日担任首届小说股主任，从此，审查小说的工作走上正轨。

鲁迅

教育部饬指定周树人等为本会各股主任文（《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1916年编）

　　鲁迅早于1912年8月6日因拗不过伍达的劝说而加入伍氏主事的那个在上海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但实际上未参与什么活动。当时，他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佥事，主要是在社会教育司负责科学美术科工作。自1915年9月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鲁迅才负责起审查小说工作。至1916年2月14日辞职，他召开过12次会议，主要是制定了数种规程，将小说股的工作制度建立起来，但并未从事实际的审核工作。

　　首先是在1915年9、10月召开的小说股第四、第五次会议上，确定了《审核小说标准草案》，按内容把小说分为关于教育者、政事者、哲学及宗教者、历史地理者、实质科学者、社会情况者、寓言及谐语、杂记等八类[7]。该标准后登载于当时的多种教育期刊，广为传播，影响甚众。小说股还将小说列为三等品第，建议对那些依照审核标准被列入下等的小说设法限制或禁止，对上等小说则应设法提倡。在1915年11月17、24日召开的小说股第八、第九次会议上，又通过了《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其中规定：“改良小说，专事查禁，仍恐非正本清源之法，拟一面行文劝导，令自行取缔，以理其本源。查禁之时，并通知各关卡认真搜检，以绝其来路。又书贾贩卖多不问书之内容，查禁时亦应将已禁书目通知各商人，使之自行戒慎。”[8]

小说股第七十八次股员会（《通俗教育丛刊》，1922年第16期)

　　当时确定的小说审查，重点在于提倡“良好小说”，所以又提出《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拟定了两条办法：“一、上等之小说于审核时应加具评语，以供社会之参考。一、上等之小说目录及评语除登载本会议事录外，应送登《教育公报》及各种新闻杂志。”[9]该决议于1916年2月2日得到批复。但是2月14日鲁迅辞去小说股主任之职，改由王章祜担任。同年10月初，鲁迅又被通俗教育研究会推定为小说股的审核干事，一直持续到1924年，实际上在继续参与小说股事务。

　　鲁迅辞去小说股主任一职的直接原因，现已难以确考，或认为与张一麐的训词有关。1915年张一麐受袁世凯委派，任教育总长，10月28日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大会讲话，论及小说时说：

　　小说，则近时新小说固多佳作，但上海有一种恶劣之习，大率无赖文人，不务正业，乃造作一二册小说，名为著作，而实则引诱良家子弟，遗祸社会习俗者，不知凡几。不正当之印刷局，又多唯利是图，发行各埠。四方之人取而读之，势必使青年子弟，入于邪途，流毒无穷，良可痛恨。前者本部亦尝指其恶劣者，咨行内务部，悬为厉禁矣。然此事绝非空文禁止所能扫除净尽，是宜多方调查，如书肆有秘密私售者，一经查出，必严其罚而焚其书，务使此种不良之小说，驱逐无遗。此消极一方面之办法也。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义，必文词情节，可泣可歌，在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喜阅有益之小说，而视不良之小说如毒药之不可复进，则社会必因之日良矣。[10]

所谓“寓忠孝节义”之意，正体现出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时的思想倒退。或是这一点引起鲁迅的反感，进而辞去小说股主任一职。孙瑛就说：“张一麐不外是再抓一个机会推销他的那一套反动方针，但鲁迅对他却是不肯买账的。”[11]

　　王章祜继鲁迅接任小说股主任后，随即于1916年2月下旬召开股员大会，研究小说之编辑法、小说之改良法、现在流行社会之小说其有关于人心风俗者应如何加以奖勉以示鼓励[12]；颁布了《奖励小说章程》，奖励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自撰之小说经本会审核认为有裨益于人心风俗者，得受领甲种褒状……迻译外国人旧著或新撰之著名小说，经本会审核认为可补助我国人之道德智识者，得受乙种褒状……采辑古今中外之杂事琐闻汇为一书，有类札记，经本会审核，认为有益于社会者，得受领丙种褒状。”[13]王章祜主持小说股工作后，基本延续了鲁迅定下的规矩进行小说审查工作。近代小说改良是从翻译国外小说起步的。1908年黄世仲既认识到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又预测：“自今而往，译本小说之盛，后必不如前；著作小说之盛，将来必逾于往者。”[14]而恽铁樵至1915年还主张“言情小说，撰不如译”[15]。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奖励措施显然是优先鼓励创作小说，希望促进国人的自撰小说提高质量。

指令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发给褒状条例（《教育公报》，1916年第3卷第10期）

　　1917年1月17日，王章祜调任内务部秘书，小说股主任由戴克让暂代。同年11月14日，王章祜简任直隶教育厅长，教育部令戴克让正式接任小说股主任[16]，工作持续到1921年，后由于经费不足，工作几乎停顿。到1927年曾重新恢复，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二、 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小说审查

 

　　如上文所言，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从1913至1915年上半年一直在进行小说审查。但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小说审查，则从1916年查禁《眉语》开始。

　　《眉语》是1914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一份妇女文学刊物，由许啸天夫人高剑华创办，任主笔和主编，以女子文学创作为主，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的阵地。1916年9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咨请内务部查禁该杂志，得到批复。教育部9月7日呈文曰：

　　窃惟不良小说，最为风俗之害。其传播之由，厥有三途：一编售新书，二翻印旧籍，三刊行杂志。本会成立以来对于新印及翻板之不良小说，已次第详加审核，择其尤甚者，呈请钧部咨行查禁在案。唯杂志一类，襞积成书，则内容复杂，继续出版，则篇帙繁重，调查审核尤宜详慎。近时坊间此种杂志日出不穷，经本会查得有《眉语》一种，其措辞命意，几若专以抉破道德藩篱、损害社会风纪为目的，在各种小说杂志中实为流弊最大。查是项杂志现正陆续出版，亟应设法查禁，理合检送原书呈送钧部，拟请咨行内务部转饬严禁发售，并令停止出版，似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因到部查《眉语》杂志所载小说图画各种，大率状态猥亵，意旨荒谬，几不知尊重人格为何事。此种风气之流布，其为害于社会道德，实非浅鲜。相应将原书十五册咨送贵部，请烦查照，转饬所属严禁再行印售，以正人心而维风教，实纫公谊。此咨内务部。[17]

9月25日得到内务部批复，训令京师和各地警察厅查禁《眉语》杂志[18]。鲁迅后来曾提及此事：“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19]

　　现在，通过查阅当时的《政府公报》和《教育公报》，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于1916年至1921年审核小说的情况，列表如下：

　　1916年，奖励小说14种，其中甲种褒状3种：《孤雏感遇记》《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乙种褒状11种：《块肉余生述》《冰雪因缘》《模范町村》《义黑》《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爱国二童子传》《孝女耐儿传》《穑者传》《冶工轶事》《黑奴吁天录》《秘密使者》。查禁小说13种：《绣榻野史》《浪史奇观》《国色天香》《瑶华传》《马屁世界》《野草花》《秽情小说龟生涯》《牛鬼蛇神之情场》《新鸳鸯谱》《官眷风流史》《姨太太之秘密》《玉楼春》《金屋梦》（即《隔帘花影》）。

《黑奴吁天录》

　　1917年，奖励小说15种，其中甲种褒状2种：《秦汉演义》《湘娥泪》；乙种褒状13种：《薰莸录正续编》《电影楼台》《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玑司刺虎记》《乡里善人》《风俗闲评》《苦儿流浪记》《弃儿正续编》《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二义同囚录》《鲁滨逊漂流记》《大荒归客记》《鹰梯小豪杰》。查禁小说5种：《龙凤配》《苦尽甘来》《艳史》《风流皇后》《株林野史》。

《秦汉演义》

　　1916与1917年情况较为接近。如果考虑到审查总量，那么1917年比1916年褒奖与查禁的比例都更小。

　　1918年是查禁最为严厉的一年。奖励小说只有1种，为受乙种褒状的《正续贤妮小传》。查禁小说14种：《绘图秘密女子》《鸳鸯梦》《帘外桃花记》《牡丹奇缘》《痴婆子传》《桃花庵鼓词》《和尚奇缘》《淫学》《武则天外史》《三国还魂记》《帘外桃花记（3—7册）》《留东外史》《小姊妹秘密史》《浓情快史》。

　　1919年奖励小说也只有1种，为受乙种褒状的《黑伟人》。查禁小说7种：《色欲世界》《中国家庭黑幕大观》《女学生之百面观》《兰因絮果录》《桂枝儿、夹竹桃》《乡姑娘》《隔墙红杏记》。

　　1920年奖励小说3种，甲种褒状2种：《双雏泪》《商人妇》；乙种褒状1种：《苦海双星》。查禁小说4种：《杏花天玉蒲团合刊》《痴婆子野鸳鸯合刊》《春艳写影》《世界未来观》。

　　1921年奖励小说1种，为受甲种褒状的《爱国英雄小史》。查禁小说1种：《三十二姊妹秘史》。

　　小说股审核小说，一般是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再于上、下等里分别选出给奖与禁止的书目。以1920年为例，审核130种：上等9种，其中3种给奖；中等70种；下等51种，其中4种查禁[20]。1921年，审核102种：上等4种，其中1种给奖；中等46种；下等52种，其中1种查禁[21]。

通俗教育硏究会小说股第六次审核小说一览表（1921年）

审查小说报告（1922年）

通俗教育研究会禁止小说书目表（《通俗教育丛刊》，1922 年第15期）

　　查禁小说均为国人自著，最基本的理由，一般是有伤风化、贻害人心。给予褒状的，乙种最多，均系翻译小说，这符合《教育部改良小说杂志之通告》提倡多译外国书的宗旨，其中又以“林译”占绝对多数；甲种为国人自著，不到10种。褒奖的理由一般是笔墨雅洁、宗旨正大、提倡美德、劝善惩恶、给予知识与经验、有益于社会人心。1916—1918年给予褒状的小说，都出具千字左右的审查报告。1919—1921年则上、中、下三等小说都出具简短的审查报告。兹举《黑伟人》的审查报告以见一斑：

　　是书为博嘉华盛顿自叙其一生之经历，由奴隶而为工人，为苦学生，为教师，为校长，终乃得美国各大学赠与博士之学位，称为黑人中第一教育家，其生平志愿，专在竭其心力，以为同种谋幸福，使其稍有畏难苟安之念，未有不遭失败者也。书中所抉发，皆至理名言，随在足以促国民之觉悟，不仅可作小说读也。译者能达其旨趣，且于书尾略述著者之历史与是书之来历，亦于读者有益，宜列上等给奖。[22]

这些审查报告本身就是重要的小说评论文献，应该受到重视。

　　尤其难得的是，小说股的会员还亲自示范，创作小说，刊载于《通俗教育研究丛刊》上，如昆山朱文熊、绍兴寿玺合编短篇小说《结交少年场》，寿玺发表长篇连载小说《前途》。此外，会员作品还有《担夫谈话会》《厂甸》《星期》等。实际上，鲁迅《狂人日记》等现代小说的创作，与他从事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审核工作就不无关系[23]。

三、 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两次劝告

 

　　鲁迅辞去主任之后，继续参与审核小说的工作，但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主任一职先后由王章祜、戴克让担任。这时的小说股发出过两次通告，影响力虽有大、小之不同，却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

　　一是1917年以研究会名义致函江苏省教育会，请筹划禁止不良小说，函曰：“查我国各种小说之出版所，大抵集于上海一隅。其地既为全国商务之总汇，而租界地方，或为本国官厅法令所不及。”[24]当时的查禁令对京师和其他地方多有法律约束力。但由江苏省管辖的上海是出版社和小说杂志的大本营，是当时许多不良小说的发源地，因为有租界的庇护，恰成文化管理的真空地带，因此通俗教育研究会特意致函，希望江苏省教育会拿出办法来查禁上海租界出版的不良小说。而江苏省教育会其实无权管辖租界内的出版机构，只能回函曰：

　　上海租界有此等小说发行，既为警权所不及，惟有由政府社会，各以正当之议论，劝导青年，俾知利害。至开单示禁，据敝会见闻所及，不惟无效，且不啻为射利者代登广告，似非适宜之办法。此后能提倡高尚之美感教育，庶社会思想，渐可改革。仍请酌裁为幸。[25]

事实上，江苏省教育会在查禁小说方面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当时上海成立了书业公所，但是对于出版《国色天香传》的国华书局、出版《男女大魔术》的新华书局等设在租界的出版机构，都鞭长莫及，只能采取吁请的方式加以倡导。上海书业公所于1920年曾登报通告取缔淫书[26]，1922年又组织“书业正心团”，集资收买淫书及底板一并销毁，并向全国同行发出销毁淫书的倡导，大呼“淫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27]，希望外埠同业者一起来销毁淫书。江苏教育厅也曾发布公文，禁止在上海租界内出版、销售淫秽小说[28]，但均收效甚微。这样的倡导只能以“果报昭彰”作警示，算是道义的感召，并无法律约束力。他们坦言：“敝所究系团体性质，只有劝导之力，而无强制之权；只有习惯可凭，而无法律可援，区区笔舌之功，殊难见效。”[29]影响力非常有限，只能说是对通俗教育研究会查禁小说的一种声援和支持。

　　二是1918年劝告小说家勿作黑幕小说。通俗教育研究会对黑幕小说的清算，可能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1916年底蔡元培自法国回国后，随即于12月27日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表演讲，认为小说与教育尤有密切的关系，读者往往寝馈其中而获得知识。他还扼要品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的主旨，并与西方自然派写实小说相对比。蔡元培以教育家的眼光审谛小说隐恶扬善的意义，指出唯小说家之笔墨，写君子难，而写小人易，小说纤悉逼真地描写社会非法的丑恶现象，容易感染读者的头脑。他说：

　　顾西国所谓自然派之小说，笔底虽写黑暗之状，而目光常注光明之点。我国之作者则不然，如近时所传之《官场现形记》等书，其描写黑暗情形，可谓淋漓尽致，然不能觅得其趋向光明之径线，则几何不牵帅读者，而使之沉溺于黑暗社会耶！[30]

蔡元培认为，与西方写实小说相比，当时中国的暴露小说“不能觅得其趋向光明之径线”，使读者沉溺于黑暗社会。这正是黑幕小说的病根。这篇演说对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小说审查当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918年通俗教育研究会不仅审查小说尤为严厉，而且还发函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发起了对黑幕小说的清算，反响强烈。函曰：

　　小说家言，能使粗知文字者，无不乐于观览，于通俗教育，最有关系。在小说之良者，提倡道德，辅助文艺，悉属有益于教育。即或援主文谲谏之义，成嬉笑怒骂之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识之士，亦所不讥。若乃意旨不正，体例未纯，暴扬社会之劣点，诱导国民之恶性，流弊所至，殊难测想。夫吾国教育，尚未普及，不乏程度幼稚之人，故良小说劝导社会之力，常不敌不良小说诱惑社会之力。本会成立以来，对于不良小说，迭经呈准教育部咨行内务部，通行查禁。惟是不检之行为，与其赖官厅之禁令，终不如国民自知以道德为重之为愈。近时黑幕一类之小说，此行彼效，日盛月增。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实写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畏人类如恶魔。且使觇国之人，谓吾国人民之程度，其卑劣至于如此，益将鄙夷轻蔑，以为与文明种族，不足比伦。

　　作者诸君，孰非国民？孰无子弟？自返良心，何忍出此！本会为此滋惧，用敢敬告今之小说家，尊重作者一己之名誉，保存吾国文学之价值，勿逞一时之兴会，勿贪微薄之赢利，将此日力，多著有益之小说，庶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31]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人“在‘夜梦迷惘’的状态，精神上蓄积着对于现状不满的气，而又正当社会里无事可做的时候”[32]，上海的《礼拜六》《半月》《星期》《时事新报》等杂志上充斥着大量小说，细腻甚至不乏生造地描写社会黑暗，暴露官场丑恶，写得有门有径，标榜为警世，实则是诲盗、诱人作恶。通俗教育研究会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不仅对小说家予以劝告，还查禁了《中国家庭黑幕大观》《女学生之百面观》《三十二姊妹秘史》等黑幕小说，在引导小说界的创作方向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中华教育界》第7卷第6期，1918年6月）

　　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周作人作《论“黑幕”》一文，进一步申述对黑幕小说的看法，认为社会上的黑幕当然应该披露，但不是像黑幕小说那样流于表面呈现，而是应该揭示背景，“用一副医学者看病的方法”，揭示“这中国民族在中国现在社会里，何以做出这类不长进的事来”，揭示“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33]。也就是说，小说的重心，不在于描写黑幕本身，而在于挖出国人的劣根性，揭示背后深层的社会问题。但也有人为黑幕小说辩护。一位叫杨亦曾的，自称黑幕小说的辩护士，作了一篇长文，认为黑幕小说是写实派小说，符合近世文学的潮流，黑幕小说是人生进化必经的阶段，并逐条批驳通俗教育研究会对黑幕小说的论断[34]。他不是站在文学的立场，而是从暴露社会黑暗与罪恶的角度肯定黑幕小说。周作人读了杨文，甚为不满，于是作了《再论“黑幕”》，对其观点一一批驳，提出黑幕小说不是写实小说，没有先进的理想，也没有触及人生问题，总括来说，“黑幕不是小说，在新文学上并无位置，无可改良，也不必改良”[35]。可见，当时人们在对黑幕小说的认识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周作人因为鲁迅的关系也参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审查，他们曾一同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写审查报告。鲁迅对黑幕小说也给予贬抑，其《中国小说史略》最后一句论谴责小说云：“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36]鲁迅、周作人对黑幕小说的抨击，正是通俗教育研究会对黑幕小说斗争的延伸。随着新文学家的“问题小说”“写实小说”的成长，特别是出现了像茅盾《子夜》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品，现代新小说才真正战胜了黑幕小说，取代其文坛地位。

周作人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商业化膨胀式发展的时期，小说数量多，自然良莠不齐。政治革命后，社会思想还没有同步跟进，甚至出现落后思想的复辟和倒退，传统旧小说没有新思想的灌注，自然容易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其中的淫秽小说和黑幕小说等“不良”小说予以查禁，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文化管理手段。时人指出，世界各国都对“秽恶书籍”采取相应的措施，尤以德国为最周密[37]。对于查禁“不良”小说，有良知的小说家是支持的，如报人兼小说家严独鹤发文说：

　　近两年来，不晓得是什么人造出来的风气，所有许多出版品，不是诲淫，就是捣鬼。论他的实际，无非是骗钱罢了。这些不良的出版品（不能认作小说），单靠官力查禁，是没有用的。应该由社会上有识的人想法子去遏制他。最好是多出些有实益的兼有趣味的书籍来，和他对敌，使这些怪书渐渐的无人顾问，等到销路一绝，自然也没有人肯发行了，也没有人肯著作了。[38]

此种认知态度，算是对通俗教育研究会那些“劝告”和“查禁”措施的积极回应。除前面提到的杨亦曾等极个别人物外，总体来看，知识界对当时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审查小说工作是予以肯定的。在新旧文化转型的关口，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一系列奖优黜劣措施，上承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下启现代小说的萌生，促进了小说观念的变革，对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交通部查禁中华革命党宣传品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

[2] 《奉申令查禁乱党小说一体遵照》，《江苏省公报》第405期，1915年1月。

[3] 《教育部改良小说杂志之通告》，《教育周报》第72期，1915年2月。

[4] 《教育部咨内务部查禁荒唐小说文》，《京师教育报》第18期，1915年7月。

[5][3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第292页。

[6] 《通俗教育研究会之组织法》，《兴华》第12卷第30期，1915年8月。

[7] 《审核小说标准草案》，《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11期，1915年11月。

[8]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京师教育报》第30期，1916年6月。

[9]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京师教育报》第27期，1916年3月。

[10]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大会张总长训词》，《教育公报》第2卷第8期，1915年11月。

[11] 孙瑛：《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12] 《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之大会》，《时报》1916年2月28日。

[13] 《通俗敎育硏究会议决议案三则·奖励小说章程草案》，《教育公报》第3卷第4期，1916年4月。

[14] 世（黄世仲）：《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第2卷第4期，1908年2月。

[15] 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6卷第7期，1915年7月。

[16] 陈漱渝：《鲁迅与通俗教育研究会》，《山东师院学报》1977年第5期。

[17] 《咨内务部据通俗教育研究会呈请咨禁〈眉语〉杂志请查照文》，《教育公报》第3卷第11期，1916年10月。

[18] 《训令：通俗教育研究会准内务部咨复〈眉语〉杂志已通行严禁文》，《教育公报》第3卷第11期，1916年10月。

[19] 鲁迅：《上海文艺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4页。

[20] 《通俗教育硏究会小说股第五次审核小说一览表》，《通俗教育丛刊》第10期，1921年10月。

[21] 据《审核小说报告》，《通俗教育丛刊》第11、12、13、14期，1921年5、8、11月，1922年1月。

[22] 教育部：《指令第一千九百二十七号（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教育公报》第7卷第1期，1920年1月。

[23] 参见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24]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请筹画禁止不良小说办法书》，《江苏省教育会月报》第5期，1917年5月。

[25] 《复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书》，《江苏省教育会月报》第5期，1917年5月。

[26] 《书业将集议取缔淫书》，《新闻报》1920年4月20日。

[27] 《上海书业正心团劝告外埠同业销毁淫书启》，《时报》1922年7月19日。

[28] 《租界内禁止淫秽小说之公文》，《时报》1922年11月10日。

[29] 《上海书业公所函复劝勿再编售不良小说一切障碍情形》，《通俗教育丛刊》第12期，1921年8月。

[30] 《蔡元培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之演说》，《时报》1917年2月19日。

[31]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中华教育界》第7卷第6期，1918年6月。

[32] 东：《黑幕派与恶魔派》，《民国日报·觉悟》第11卷第18期，1921年11月。

[33] 仲密（周作人）：《论“黑幕”》，《每周评论》第4期，1919年1月。

[34] 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年2月。

[35] 仲密（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年2月。

[37] 昧戆：《为书业公所取缔淫书进一解》，《出版界》第63期，1922年3月。

[38] 独鹤：《不良小说》，《新闻报》1921年2月23日。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传统诗学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批准号：16JJD750011）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新媒体编辑：陈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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