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词魂和月饮，此中自有赏心人——杨海明教授访谈录

杨海明教授近影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杨海明，1942年生，苏州人，1960—1964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1981年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后执教于苏州大学，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唐宋词研究。著有《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张炎词研究》《唐宋词史》《宋词三百首新注》《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杨海明词学文集》等。一些著作在海内外产生过较大影响，《唐宋词史》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首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两部专著被翻译成韩文，四部专著在台湾地区再版。2016年获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词学研究会颁发的“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本刊委托苏州大学文学院钱锡生教授专访杨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 词学清流属上游

 

　　钱锡生  杨老师好！我受《文艺研究》杂志委托，想对您做一次专访，请您谈谈治学经验，可以先介绍一下您早年的求学经历吗？

　　杨海明  我生在苏州，小学就读于苏州山塘街的半塘小学，初中就读于苏州市第五中学，过去叫萃英中学。那个时候不讲什么升学率，任由学生自由发展。我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语文改革，把语文改成两门课：一门叫文学，一门叫汉语。汉语讲语法，文学则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都教。通过文学课的学习，我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了个很粗浅但又很清晰的印象。

　　钱锡生  1960年，您考到了江苏师院中文系，大学时代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吗？

　　杨海明  江苏师院读书时，我念了好多书，特别是在三四年级时。钱仲联先生亲自给我们讲课。他到上海修《辞海》，请复旦大学的刘季高先生来给我们讲课。刘先生专门讲唐诗宋词，讲得很好，我们有空就到他那儿请教。还有一个历史系的老师，叫纪庸，大学者啊，那时候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我们中文系来，上工具书课，讲得真好，眉飞色舞。

　　钱仲联先生还把刘大杰、郭绍虞、夏承焘、马茂元等先生请来作报告。夏先生讲得好得很，所以后来我决定考他的硕士。他那时候不老，很英俊，美髯公一个。马茂元、刘大杰也讲得很好。对我最有帮助的书籍是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卷本。读了这套书，特别是第一卷，我最大的感触是，原来中国古代文论这么深刻、精辟！这为我考研究生以及后来从事词学研究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到了1963年，我想考研究生，就寄了两篇文章给夏承焘先生。但那时提倡又红又专啊，而我却是“白专”，当然录取不了。夏先生当时没有给我回信，但在日记里面记录了此事。

杨海明教授近影

　　钱锡生  您大学毕业后，一直做中学老师，后来是怎么考上研究生的呢？

　　杨海明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宁海中学，在那工作了七年。后来因为我爱人在无锡县工作，所以我就调了过去，在洛社中学教了六年书，一直教到1978年。那时开始恢复高考，我是高三副班主任，担任语文老师，辅导学生高考。这时研究生也招生考试了，我想这个机会不能丢掉，我要考研究生，但整天忙高考，学生都靠我帮他们复习，哪有工夫自己复习啊！只能靠以前的基础。当时，南京师范学院的唐圭璋先生招收宋词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因我以前想考的夏老也是研究宋词的，所以就报了名。报考唐老研究生的人很多，有些还是大学老师，有的考生老早就开始复习了。考试的时候出的什么题目呢？大都考作品，比如下边几首诗词：李白《将进酒》、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等，要求写评论。好多学生都背不出来，那怎么写啊？比如大家都知道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对《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却不一定熟，一题做不出来二十分就没了。这些诗词，我都能背，加上《中国历代文论选》看了不少。我既有对作品的分析，又引了古代文论中的相关评论，成绩当然好。这是初试，复试也是这样，唐老看重的就是基本功，这样我就考取了研究生。归根结底要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从此我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钱锡生  到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您的读研生活是怎么开始的呢？

　　杨海明  刚刚进去的时候，唐老与我们见了一次面。唐老是1901年出生的，1978年77岁，已经老态龙钟了，瘦弱得不得了。讲话轻声轻气的，跟我们谈了一次。他就讲，你们回去把《唐诗三百首》好好背背，把《宋词三百首》背背，再补补课，把《诗经》《楚辞》读读吧，就这么完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头一年基本上没有上课。后来唐老身体好了，开始带我们走上学术轨道。他跟孙望先生商量后，请名家给我们讲学，很多很多名家，一批批来讲。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听讲录，发现孙先生头一个讲，讲《诗经》。他治学严谨，很少写东西，但为了讲《诗经》，用蝇头小楷写了厚厚一本讲稿，讲得非常规范、严谨。接下来是宛敏灏先生，安徽师大的词学专家，研究过张孝祥，详细地讲了许多关于词的知识。然后是程千帆先生讲。程老讲课是另外一种风格，一边抽香烟，一边谈笑风生。程先生思想敏锐，看问题很犀利，讲的是唐代科举制度跟唐诗的关系，以史证诗，把行卷问题讲得特别好。休息的时候他让我们提问题，我就提了一个非常外行、幼稚的问题：“清朝以来这么多的专家研究宋词，都快研究完了。而你们这些前辈又是这么学殖深厚，你们都研究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程老一听笑了，他说：“问题是永远会有的，是无穷尽的，只要你们读书，就会发现问题。”后来还有卞孝萱、周勋初、杨明照、尤振中等先生来给我们讲课。

　　钱锡生  唐圭璋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词学大师，当时他给你们上课吗？他是如何指导你们开展学术研究的？

　　杨海明  宋词是唐先生自己讲的。他身体很差，讲话很轻，声若游丝。他在家里讲，床上叠两条厚被子，他就靠在被子上讲。听课的就我们六个研究生，后来走掉了一个。坐在前面的两个人听得到，后面三个听不清。我往往坐在最前面，认真记，回去再把讲稿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唐老从唐五代词讲起，讲北宋和南宋词，大概讲了七八次。他对老师非常尊重，每次提到他的老师吴梅，就称“吴梅师”，很动感情。后来我到苏州工作，唐老还专门关照我到苏州蒲林巷吴梅先生家里去看看，因为吴先生家里的房子在“文革”中给人家霸占了，不知有没有落实政策。

　　唐先生这个人真不简单，他除了学术以外，简直就没有其他兴趣。唐老的身世很凄凉！很小时父亲死了，后来母亲也死了，是外祖母把他养大的。到了二十几岁，结了婚，生了三个女儿。三十几岁的时候，爱人又过世了。抗战时，他逃难到重庆，他的三个孩子则由外祖母在乡下带大。后来总算辗转回乡，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个女儿又死了，只剩下一个小女儿。“文革”期间，外孙又插队到天南海北。唐老那个处境，真是常人难以承受啊！

授课中的唐圭璋先生

　　钱锡生  与唐老相处时，您在治学方面受了哪些影响呢？

　　杨海明  我去了南师以后，一面跟唐老学习，一面照顾他的生活。我的很多词学知识都是在照料他生活时闲谈学到的。我陪他散步，陪他理发，陪他看病。那时看病很可怜，唐老快八十岁了，身体一有毛病，我就找个破自行车，把他从剑阁路的家一直推到工人医院。后来我跟学校反映，怕自行车出问题，要求学校配车，讲了几次，终于批准了。

　　唐老平时整天跟我讲的都是宋词。他老人家非常谦虚，有件事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编的《全宋词》，解放以后发现有不少错误，想增补修订。可是他自己犯类风湿关节炎，动不了手，就向中华书局推荐王仲闻先生，也就是王国维的小儿子，请他做这个工作。他们以前就认识。王先生因为有历史问题，大概民国时期做过邮政局的什么工作，一直被打入另册，连工作也没有。因为唐老推荐，中华书局就把他请了去。王先生也是大学问家，非常厉害，发现问题就写信给唐老，唐老再回信，这些信件现在编成了一本《全宋词审稿笔记》。书修订完，重新出版时，唐老要求写上王仲闻的名字，或者他们两人合编，至少写明王仲闻校订。他写信给中华书局，写信给南师党委，要求把王先生的名字放上去，不能掠人之美。但有关部门不同意，因为王先生有历史问题。唐先生每次提到这个事情，都非常内疚，虽然责任并不在他。

　　唐老做学问非常严谨，又不避讳自己的错误。举一个例子，他为朱彊村编的《宋词三百首》做笺注，里面收有岳飞的《满江红》，后面附录了几条评语，其中有一条是宋朝的《藏一话腴》。但他不是直接引用，而是从沈雄的《古今词话》转录过来的。因为古代的文字没有标点，所以很容易把沈雄的话“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与《藏一话腴》的原文混淆在一起。夏承焘先生有个学生研究《满江红》的真伪，找遍宋代文献，没有发现提到《满江红》的，但唐老的《宋词三百首笺注》引录的《藏一话腴》却有这么一段话，就特地来请教唐老。唐老核查后说：“哎，错了，我是把沈雄的话也引过来了。”后来他跟我们反复讲：“做学问一定要查第一手资料，要引《藏一话腴》就引《藏一话腴》，不要在沈雄的《古今词话》里转引。”

唐圭璋先生（右二）与杨海明教授（右一）

　　钱锡生  除了唐老，您还遇到了哪些老师，他们对您的治学有什么影响或帮助？

　　杨海明  段熙仲老先生比唐老年龄大，但身体比较好。他给我们讲《楚辞》，讲完要求我们提问。结果我提了一个问题：“《诗经》的赋比兴和《楚辞》的比兴有什么不同？”“噢”，他说，“你这个问题提得有水平”。凭这个问题他就看中我了，对我特别好。段老学问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讲一个例子。我后来做毕业论文《张炎家世考》，光查张炎的材料就做了五本笔记，好不容易才考证出来：张炎的祖父叫张濡，曾祖父叫张镃，而张镃呢，是南宋初年的大将、杀害岳飞的张俊的长房长孙。答辩前，段先生碰到我，他问我查了多少书，我说查了一百多种啊。他就跟我讲：“你看了那么多书，很好！但是陆游的《渭南文集》有没有看过？”陆游与张镃是同时代人，关系很好。“哎”，我说，“看了这么多书，从南宋一直看到元代，偏偏陆游的书没有看”。他说：“赶紧回去补看，特别是文集第三十六卷。”我回去一看，里面恰好有陆游为张镃写的一篇序言，张家有一个德勋堂，陆游说它的主人张镃是张俊的长房长孙，一句话就将两人之间的关系给解决了。我对段老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再讲吴调公先生。吴先生的学问在南师大不是主流，因为他不搞考证，南师大都是考证名家，如唐老、孙老、段老等，而他是搞文艺理论的。他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文笔非常美。他比唐老稍微小一点，每天早上在校园里打太极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人非常好，你到他家里去，夏天他打着赤膊，坐在院子里，拿着一把大蒲扇，一边扇一边跟你聊。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曾向他请教：“中国古代的著作汗牛充栋，这样去读的话，读三年都读不完，那怎么写论文啊？我感到很迷茫，很困惑。”吴先生三言两语就授人以金针，他说：“读书要从源头上读起，但有的书只要一般地浏览一下，看是个什么样的书即可。譬如《毛诗正义》，读一首两首，看看什么味道，晓得中国的古籍是个什么样子。有的书要精读细读，反复推敲，反复思考，重要的是要有新的视野、新的观点。”吴先生那时候还没有招硕士生，我受他的教诲很多，所以我后来写的《唐宋词论稿》，就请他写序，现在看来，还很有水平和深度。

二、 自临钓石取深清

 

　　钱锡生  前辈学者博洽多闻、功底扎实，您在他们的引领和指导下，是怎样开始学术研究的呢？

　　杨海明  见识了这么多的名家、大家，我的视野得到了开拓。在他们的熏陶、教诲之下，我开始走上学术道路，但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譬如说，唐老讲了很多关于宋词的知识和看法，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指导，但它不能代替你自己的阅读，更不能代替你自己的思考。我主要是白天用功，晚上八点就要睡觉，但我起得早。放假了，其他研究生带了好多书回去，我想：“回去肯定看不了书，家里有小孩，要做家务，我就带两本《全宋词》吧。”就这样，我有空就看，一首首看下来，有印象的记下观感，没有印象的就翻过去。这样看下来，就对整个宋词的全貌有一个了解，慢慢产生了自己的一种观感。

　　钱锡生  那您认为唐宋词人中哪些词人比较重要呢？

　　杨海明  我认为唐宋词里有四个大人物要抓住：第一个是温庭筠，他是花间词的鼻祖，整个词的基本形态、风格都是他奠定的；第二个是柳永，他是小令变慢词的转折；第三个是苏轼；到了南宋呢，就是辛弃疾。我后来的兴趣就逐渐停留在这四家。那时候写了很多札记。我先把《全宋词》看过一遍，做了笔记，过了两年到苏州，又重新看了一遍，又做了笔记。然后把两个笔记对照，看前、后观感是不是相同？相同就说明我的观感是比较固定的；如果不同，就说明有所修正了，是以前不对，还是现在不对？这就产生了一种比较，是认识深化了，还是退化了？所以，读书以后产生观感是最要紧的，一定要自己读原著。不能把唐老的话当圣旨，唐老怎么讲我就怎么讲。不是说我不同意唐老的观点，我自己读下来，觉得，哦，唐老讲得对，这就加深了印象。但唐老讲的，我又不一定全部同意，比如说吴文英，唐老讲的我到现在还不是完全同意。这是允许的，学术嘛，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钱锡生  您在读研期间就开始投稿了，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您是怎么做到的？

　　杨海明  那时候投稿可以不贴邮票，只要信封上剪一个角就投出去了。如果没有录用退了回来，可以再投其他杂志。我写了《论“以诗为词”》，先投到江苏的《群众》，现在叫《江海学刊》，被退了回来。又投了几次，都没有录用。后来我就乱投，投到《文学评论》，过了十几天，就收到回信，说录用了。另外，我发现《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还有《宋六十名家词》，收有很多宋人词集的序跋。那时还没人注意，我就把这些序跋收集起来，做成卡片。我根据这些序跋，再加上《碧鸡漫志》《词源》等词话，写成《宋代词论鸟瞰》一文，寄到《文学遗产》。那时《文学遗产》已经要用我的《张炎家世考》了，但还是决定要用这一篇，打算放在增刊上面。

　　钱锡生  您硕士论文为什么要选择张炎词呢？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是怎么突破的？

　　杨海明  当时我想写苏轼，唐老否定了，他说：“苏轼这么个大家，写的人太多了，不要写。写没有人写过的，贺铸、张炎，你们两个人随便挑一个吧。”这样，钟振振写贺铸，我就写张炎。唐老跟我讲：“张炎的词、词论都有，你是中学语文老师，这个我相信你能写，写完我不看都不要紧。但张炎家世，他祖上到底什么情况，搞不清。张炎是张俊的第几代？你去考。”哎呀，这个我可不懂，但不懂就要搞懂啊，于是我就看人家是怎么搞考证的。我先把所有研究张炎的文章找出来，把专家的观点都罗列出来，再把张炎的词一首首读。后来怎么搞出来的呢？我找到了个窍门，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究古代文学的一定要看，它像个地图。我就根据这本书提供的线索，把张俊到张炎，也就是从南宋初期到元朝初期所有作家的文集开出目录来，一本一本读，把序跋都找出来，边读边做笔记，一共做了五本啊。后来，张俊跟张镃的关系是弄明白了。但张镃有个儿子张濡当时却找不到，最后是从宋人序跋里找到答案的。原来研究张炎，一般人都用《彊村丛书》本《山中白云词》。但有个关键的跋文，它却没有收，后来我从《榆园丛刻》本看到了。这篇跋文提到，宋代有本书，里面讲到张镃有个儿子叫张濡。这个胡适应该看过，但他看错了一个字：胡适《词选》讲张镃的儿子叫张含，实际上是张濡，字子含。这个时候，段熙仲先生告诉我，古人排行，往往按金水木火土五行相生的顺序，炎是火，濡是水，张俊以后应是按金水木火土排行的。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名字中带水的张濡。文章写好后交给唐老，他很高兴：“啊，这个搞出来了！”就推荐给《文学遗产》，发在了1981年第2期，那时我还没毕业。

杨海明教授与师弟钟振振

杨海明教授与师弟王兆鹏

　　钱锡生  南师毕业后，您回到了家乡苏州，来到苏州大学，接下来您的治学生涯是如何开始的呢？

　　杨海明  回苏州以后，基本上靠自己努力了，还是蛮用功的，整天躲在图书馆。唐老教诲我们，一定要从基础研究开始。文本研究就是基础研究，脱离了文本，头脑再好，写出的文章也是不扎实的。我写过王沂孙生卒年的考证文章。吴则虞、常国武、叶嘉莹等先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引用的材料都是周密的《志雅堂杂钞》。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去查核原书，而是抄了夏承焘先生的一个结论。夏先生《周草窗年谱》说，《志雅堂杂钞》记载，王中仙（也就是王沂孙）是什么时候死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孤证，夏先生也没有看原书，他是根据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转引的。因为我对周密很感兴趣，就把他的《志雅堂杂钞》拿来看，没有这个资料啊，查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样，慢慢地发现问题了。唐老教诲我们，治学一定要扎扎实实，重视基础材料，包括版本、目录、考证等，真是一生受用不尽啊。

杨海明教授与叶嘉莹先生合影

三、 缱绻词心丽如锦

 

　　钱锡生  后来您为什么没有继续做考证，而是转到评论性的研究道路上呢？

　　杨海明  原因有好几个。第一是我个人的兴趣。我对考证兴趣不是很浓，我喜欢搞评论性的、赏析性的研究。搞学术研究，第一个出发点和动力应该是兴趣。第二，每个人都有长处，也有短处，要扬长避短。我觉得考证是我的弱项，而感悟式的研究、评论相对来说是我的强项。第三，词学研究与其他古代文学研究一样，应该背靠遗产，面向现实，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我们要把古代文学的精华，如宋词里面有益于人的人生意蕴和艺术美感，传达给当代的读者，让其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帮助我们解脱，愉快的时候增加我们的快乐。另外，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文学财富，我们要把它传下去。搞考证，当然是必要的，没有考证，研究就架空了，但研究归根结底还是要古今接轨。

　　钱锡生  您后来一直在思考唐宋词里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忧患意识”“南国情味”等，您是如何发现这些问题的呢？

　　杨海明  开头完全是跌打滚爬地摸索，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看一篇文章或者看一本书，脑中都能跳出一个问题来，然后我就会抓住这个问题，放在脑海里酝酿酝酿，再看别的东西，一触发就可能出来一个题目。也就是说，在读书的基础上要思考，不思考即使读了再多书，也不过是“两脚书橱”而已。研究生毕业后，我就自由发挥了，感到有什么问题，就写一篇什么文章，那时候发了好多文章，其实就是有感而发罢了。

杨海明教授在看博士论文

　　钱锡生  您后来又开始写专著了，从论文到专著，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您的头一本专著是《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为什么从风格入手来研究唐宋词呢？

　　杨海明  开头写论文是摸索的，后来慢慢想写专著，因为单篇论文不能表达成熟的思考，以后就一边写论文，一边写比较系统的专著。头一本是《唐宋词风格论》。那时我看了很多词，发现苏轼是个转折点。苏轼以前，词的主体风格已经形成，是晚唐五代温庭筠所奠基的。到了北宋，柳永把词从以小令为主变为以长调、慢词为主，但词的主体风格没变。到了苏轼，词风才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对此，前人用婉约、豪放来归纳，我觉得大体可以。所以我以主体风格为主，辅之以变革性风格，写了《唐宋词风格论》。这本书投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位审稿专家是盛静霞老师，她是著名的女诗人，曾跟夏承焘先生一起编过《唐宋词选》，她认为很好。但这本书出得开本很小，目录也有问题，然而影响却很大，因为当时还没有人这样系统写过。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钱锡生  您《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文章，大都很有特色，在学界影响颇大，您是怎么思考写这些文章的呢？

　　杨海明  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比较重要的有论“以诗为词”、词的“南国情味”、词的忧患意识、词的趣味等等。我一是做微观研究，对作家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二是在做微观研究的同时，慢慢贯穿起来，进行宏观审视，往往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我发现唐宋词里，到处都是写水，写杨柳、桥啊的，于是就提出了词的“南国情味”这个话题。当然，汴京在北方、在中原，是北宋的词坛中心，但是词里的意境，却跟南方大有关联。比如温庭筠长期生活在南方，他写的“杨柳又如丝”之类的词，都是写江南。后来柳永写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等等，更与南方风土人情关系密切。我进一步发现，古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南北差异。比如《诗经》是北方文学，而《楚辞》里面的《湘君》《湘夫人》等，明显就是写南方。后来南、北朝民歌，一个歌颂骏马、秋风、塞北，一个描绘杏花、春雨、江南。就这样，我勾连起中国文学的源头，对词的南方文学特色做了分析。这类文章大都宏观跟微观相结合，从微观的很多作家、作品里面提升出一种宏观性的思考或命题来。后来，我把这些论文集中起来，出了一个集子，就是《唐宋词论稿》。先寄到河南，因为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嘛，但河南的出版社不热情。后来再寄到杭州的浙江古籍出版社，负责人吴战垒先生是夏承焘先生的学生，他一看很有兴趣，就请吴熊和先生审稿，吴调公先生作序。这本书里面的论文比较扎实，把宏观跟微观、文献学与文艺学研究相结合，我很看重。我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钱锡生  对，您的不少论点在后来的《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有所体现，《唐宋词论稿》可以说是《唐宋词史》的先期准备。《唐宋词史》是一个更大的研究工程，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又是怎么写的呢？

　　杨海明  先讲《唐宋词史》的写作缘起。起初，我从上海《文学报》上看到，马兴荣先生等准备编一个词史。我想这是个好题目，但没想到自己做。等了好久，没看见出书。后来我去上海开会，就问他们编得怎么样了？他们说根本没编。正好遇到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他说：“你那本《唐宋词风格论》给人家出了，还有什么书给我们出吗？”因为我当时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发了好几篇文章，他们很欣赏，就约我写一本《唐宋词简史》。我说可以，结果一动笔，脑子里平时的积累都涌出来了，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十个月，一下子写了四十多万字。我说这叫“简史”不合适嘛，他们说就叫“史”吧，放在“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丛书中。我这本书一炮打响，影响很大，有人买不到就复印，复印比买还要贵。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当时最看重的倒是《唐宋词论稿》。《唐宋词史》是有兴趣而发，写得很快。唐五代、北宋部分写得比较好，南宋部分有些薄弱，因为我不大感兴趣。我跟王国维看法比较接近，对南宋吴文英等词人都不大喜欢，但又不能不写。

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钱锡生  《唐宋词史》四十多万字，写了十个月，等于每天要写几千字啊。

　　杨海明  每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一天写的稿子修改一遍，然后再写。写完一章，再停下来，从头到尾修改一遍。有的地方写得比较顺利，因为以前写过单篇论文，可以信马奔驰。有的地方比较生疏，就要去看资料，想好了再写。

　　钱锡生  这本书后来得了不少奖。

　　杨海明  夏承焘词学奖是头一届评，很隆重，我的书获了一等奖。后来，还获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我没有报，是学校报的。这是“文革”结束后头一次评奖，那么多书，能得二等奖，很不容易。

　　钱锡生  写完《唐宋词史》，您又写了哪些著作呢？

　　杨海明  我利用写《唐宋词史》剩下来的“边角料”，写了《唐宋词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台湾版装帧很漂亮，换了个书名，叫“唐宋词主题探索”。这本书谈的一些问题很有趣，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明明知道这个赤壁不是三国赤壁，为什么要故弄玄虚，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云，惊涛裂岸”，也根本没有，只是一个小山坡而已。至于“小乔初嫁了”，实际上小乔已经嫁了好多年，恐怕小孩子都生了两三个，为什么苏轼要窜改年龄呢？这些，都比较有趣味。

　　钱锡生  您一直主张研究要背靠遗产，面向现在，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所以您后来治学的兴趣点转向了唐宋词与人生，您是怎么去挖掘唐宋词里的人生意蕴的呢？

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杨海明  这方面，我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产力》，是在《文学评论》杂志发表的。胡明老兄在“编后语”里专门做了评价，他写信给我说：“这篇文章越看越有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其实不光是唐宋词，所有古代诗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人生意蕴和艺术美感。这两者里面，人生意蕴是第一重要的。这篇文章我比较得意，但现在看起来还不是非常好，写得不是很充分、扎实。以后我就对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不断地进行挖掘，比如生老病死、归家意识等等，一篇篇写下来，后来出了本《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讲唐宋词人在人生当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等等，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以词人为纲，对一个一个的词人进行个案分析。如晏殊为什么老要感叹人生无常？“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他对人生每一寸光阴的流失都感到惋惜，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死了好几个亲人，都是年轻时死的，所以他对人生无常很有感触。其实每个词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后半部分则把唐宋词划分成几大块，享乐的、雅玩的、言情的、怨嗟的等等，以作品为中心，按照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内容进行分类研究。

四、 乐把金针度与人

 

　　钱锡生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您还培养了很多研究生，仅博士生就带了二十多位，这些人现在大多崭露头角，您是怎么培养他们的呢？

　　杨海明  我带研究生总的来讲，有三点要求。第一是读书。学生对哪个作家有兴趣，就要求认真看，以形成研究兴趣。第二是思考。把所有知识调动起来思考，要有自己的感悟。我要求学生一学期提出十个问题来，我看是不是有意思。这能说明有没有认真读，提不出来或者提得很空泛，说明没有认真读。这是跟段熙仲先生学的，我也这样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第三是要写。不停地写，不断地写。向前辈学习，闻一多、钱钟书、夏承焘……的文章都要读，看他们怎么定题目的，怎么起承转合的。我主张学术论文不要写得太艰深，尽量要用普通读者能够接受的视角和语言写成美文。

杨海明教授在上课

　　钱锡生  带了这么多博士生、硕士生，您觉得培养他们最关键的是什么？

　　杨海明  最难的是定题目，题目定好了，就成功了一半。我因材施教，量体裁衣，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商议和设计课题。像邓红梅，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聪明、细腻、敏锐、文笔漂亮。她一直对女性作家很感兴趣，研究过朱淑真、李清照，我建议她把女性词人连起来，写“女性词史”。曹辛华刻苦勤奋、学术潜力深厚，我要他敢于挑战，写“20世纪词学批评史”，其中的每个人物每个时期都可放大来做。他辛勤耕耘，果然收获丰硕，成为研究民国诗词的有影响的专家。再如李青，因其硕士研究的是楚辞，我设计了“唐宋词与楚辞”的题目。宋秋敏比较新潮，喜欢当代流行歌曲，我让她做“唐宋词与流行歌曲”。你长期从事过新闻传媒工作，所以设计了唐宋词传播的题目。罗燕萍是北方人，在她看来，苏州园林美如唐宋诗词，故我提示她注意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拟了“宋词与园林”的题目。

杨海明教授与门下弟子

　　钱锡生  要让学生把论文写到一定高度、深度，该怎么来指导呢？

　　杨海明  要提纲挈领地进行提示，像罗燕萍的论文《宋词与园林》，我提示二者都是休闲文化、精致文化、南方文化、高雅文化，这几点定了，她写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当然里面她自己的发明很多，如青苔、假山等写得非常细。

杨海明教授与门下弟子

　　钱锡生  杨老师，您写了这么多文章和专著，可以说是高产学者。2010年，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杨海明词学文集》，共八册十二卷，近四百万字。您是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的，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杨海明词学文集》（新版），江苏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杨海明  我有个习惯，晚上绝对不工作，八点多钟就要睡觉。为什么呢？我晚上要是思考问题，脑子就紧张，睡不了觉。因为睡得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那时天还黑着呢，我就动脑筋打腹稿，有时想到一个观点，就爬起来写几句。吃过早饭以后开始写，速度很快，写到十点多钟就不写了，到系里看看报纸什么的。我写文章没有草稿，写草稿要多少时间啊，还要重新誊一遍。我把稿纸剪成一条一条、一格一格的，哪里要修改，就贴上去重写，所以我基本上都是一稿到底。我的手稿不多，都交到出版社了。

杨海明教授手稿

　　钱锡生  现在研究词学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这个园地里耕耘，很多题目都做过了，缺少新意，于是不少人转到明清、近代，那么唐宋词这一块，怎么深挖细挖、搞出亮点呢？

　　杨海明  这个不容易。大家都在想办法，有的搞词调研究，有的搞接受史研究，有的搞结构研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我一直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抓住唐宋词与当代人的一种交接，看在这方面还能不能有所生发。为什么唐宋时代的词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它的生命力在哪里？值得好好挖掘。

　　词学研究该怎么突破？恐怕要一段时间的沉积之后，才能再爆发。学术研究不可能一直往上，就像我自己，一段时间写完了，就没有东西可写了，感到有点苦闷，找不到新的题目，过了些时候，又得到一个灵感、一个启发，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研究高潮。整个词学界可能也是这么一种状况。现在大家都涌到了清词、民国词里去研究，因为作家作品多，有很多领域还没有开拓啊。唐宋词研究的人太多了，翻来翻去不容易找到新题目，但总归还是有的。

　　钱锡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在研究中有什么遗憾？或者是自己还不满意的地方？

　　杨海明  这个肯定是有的。我也有四平八稳、应景的文章。像《论秦少游词》，最早投到《扬州师院学报》，因为秦少游是扬州高邮人，结果被退稿了。这篇文章开始写得确实不好，后来我用心改了，投到《文学遗产》，很快就发了，所以退稿也是个好事。

杨海明教授2016年获中国韵文学会和中国词学研究会颁发的“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钱锡生  那篇文章是怎么改好的呢？

　　杨海明  后来，我把秦观词放在词风的一个转折点来考察。我开玩笑说，如果投票的话，秦观就是当时的最佳词人。柳永、苏轼的词，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唯独秦观的词，众口交誉。为什么呢？我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用了个小标题“他成了当时的最佳词人”，然后再讲是什么原因。原来唐宋词的主体风格至此经历了一个变化，从小令到慢词，柳永达到了高峰。但柳永的词太散、太俗，而秦少游正好是从这两方面扬弃柳永的。他把小令和慢词的长处结合起来，以短济长，以雅济俗。他的词，既不完全雅，也不是太俗。太雅了，普通读者不喜欢，太俗了，像柳永那样也不行。秦观把雅与俗结合起来了。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写，虽然是一篇微观的文章，却反映了宏观的变化，这样，文章就有深度了。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钱锡生与杨海明教授合影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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