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费振刚教授访谈录

费振刚先生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3年第1期，责任编辑山木，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编者按 费振刚先生，1935年生于辽宁鞍山。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至2000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61年，作为青年教师代表，与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一起主编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汉代文学，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编委会委员、秦汉魏晋南北朝分支编写组副主编。另外，有《全汉赋》、《汉赋辞典》、《全汉赋校注》等著作多种。

　　费振刚先生于2021年3月22日仙逝，特刊发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与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编审就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文学史》及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的有关学术问题对费振刚先生的访谈（《文艺研究》2013年第1期），以表达文艺研究杂志社同仁的悼念之情。

一史封皮三易色 此中甘苦费君探

——费振刚教授访谈录

一、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

 

　　方铭  费先生，您好！我们受《文艺研究》杂志的委托，想就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文学史》及游国恩先生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的有关学术问题求教于您。在2010年10月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您出版了《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一书，其中很大篇幅涉及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及教材编写的问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您参与了几部《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纂，尤其是您和游国恩等先生一起主编的文学史，影响最为深远。“一史封皮三易色”，是对您这段学术经历的最好概括。作为亲历者，可以说，现在没有第二个人比您更了解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这段历史了，您能否谈谈这几部文学史的情况及其渊源关系？

费振刚：《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费振刚  “一史封皮三易色”，出自廖仲安教授《北大朗润园怀旧绝句八首》之七。诗是这样说的：“壮岁已知世事艰，知新温故两兼难。一史封皮三易色，此中甘苦费君探。”（诗载仲安先生大著《反刍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廖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也参加过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后长期在北京师范学院即今首都师范大学任教。所谓“一史封皮三易色”，指的是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封面先后变换过三种颜色。实际上，这三种不同颜色代表了我参加写作的三种不同年代的版本。

　　首先是195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文学史，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这部《中国文学史》动议编写，是在1958年暑假的时候，用的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写出来的。1958年有“大跃进”运动，科研工作也要“大跃进”，暑假开始的时候，学校号召“大跃进”，搞集体科研。学校虽然放假了，但是我们年级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回家，所以我们就组织起来，决定用集体著作的方式来写《中国文学史》。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有一场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那时我们认为，1957年以前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大量明显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再继续用过去资产阶级的教材，是不能适应教学需要的。因此，我们决心要写出一部“红色”的文学史、“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红旗插在中国文学史的领域中。我们用集体的力量，只用了三十几天的时间，就写成了77万字的书稿，书稿完成时，已经是9月份了。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希望他们能迅速地出版这部著作，我们要向国庆献礼，要“回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人民文学出版社答应了，他们说：“你们大跃进，我们也大跃进。拿来书稿，我们保证国庆以前出书。”那时候排版跟现在不一样，用铅字排版，当时出版社的编辑和印刷厂的工人是昼夜苦干，只用二十多天的时间，书就完成了排版、校对，这真是“大跃进”的速度。这本书终于在国庆以前印出来了。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内封里还印上了“献给亲爱的党和伟大的祖国”的字样。

1958年出版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

　　方铭  1958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学生应该只学了两学年中国文学史课程，你们怎么想起要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呢？

　　费振刚  我们1955年入学，1956年游国恩先生给我们上先秦两汉文学，一共是一学年时间。到了1958年暑假我们编文学史的时候，也刚刚上完了林庚先生的课，所以，我们学的内容，也就是从先秦两汉到唐，宋代文学还没有开始学习。

　　1957年由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公布了，当时的教学计划基本没有选修课，都是基础课。这是学习苏联的做法，意在厚基础。教学大纲规范了当时的教学，比如这门课一共多少课时，每一章几个课时，每一节多少课时，它都给你规定了。

　　当时高教部曾经委托一些专家集中到青岛去写文学史，北京大学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都参加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没有编出一套新的文学史来。那时，个人出版的，如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只有上册。中山大学詹安泰的《中国文学史》，也只有先秦两汉部分。北京师范大学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是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只写了先秦两汉。北京师范大学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也没有完成。复旦大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上册出版于1941年，下册出版于1949年。到了1958年，作者正在进行修改，出版后也比较通行。但是刘大杰到了“文革”之后又修改，受到大家的诟病。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先生是从延安来的，抗战胜利后他和张松如（即公木，著名的《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从西北到了东北，他的《中国文学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也是只有先秦部分。

　　到了1958年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完成计划，于是理直气壮地批判“资产阶级教授”拿着国家的钱不干事。这就变成了我们1958年写文学史的直接因素和动力。大家的想法是“你们都写不完，我们给你写完”。

　　方铭  1958年的时候，1955级学生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在短期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学术质量有无保证？

　　费振刚  这部书的编写工作，中文系的老师也是参与其中的，如季镇淮、冯钟芸和陈贻焮先生都参加了。大家都说北大中文系学生为什么能够写出《中国文学史》，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好，老师给他们讲得好，这个说法有道理，我们实际上是把老师的成果反映出来了，这部文学史本身就包含着我们老师的教学成果。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就持这种看法。另外，尽管当时的高考不像现在这么过滤，但是集中在北大中文系的还是全国比较优秀的学生。比较好的老师教出来的比较好的学生，把老师的成果加以转化，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学史》。

　　马庆洲  这部《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有哪些反响？

　　费振刚  这部书，由于它的编著者、出版速度等原因，一出版就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全国其他院校的学生也都纷纷效仿。季镇淮先生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奇迹》的文章，发表在1958年9月27日《光明日报》上。1959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也为此刊登社论《乘胜前进开展科学研究》，给此书以高度评价。这一下就把我们推向了一个现在叫做“社会热点问题”上，大家都很关注。

　　马庆洲   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在1959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对它进行修订的直接动因是什么？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费振刚  我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有的大学校长就说，它证明了科学研究也可以“大搞群众运动”，认为“不能让一个专家长时间独占一个实验室，独占一个课题，光花钱不出成果”。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本书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指出书中有很多明显的错误。

　　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也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宣部就指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讨论会，以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中国文学史》为主要讨论内容。会议由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轮流主持，地点在中国文联礼堂。过去的文联礼堂就在现在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很多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教师发言，何其芳作总结发言，他认为我们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有些瑕疵，但方向是正确的，希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再修改。我想这也是传达上面领导的意思。

　　根据何其芳的意见，1959年上半年，我们又搞了一个学期，这时候就不仅是1958年暑假留校的那些人了，而是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全体同学都参加了，共同来修改文学史。那时候不上课了，就是以修改为中心。中文系党总支和学校党委也要求古代文学老师参加进来，帮助学生来写文学史。当时文学史教研室的古代文学老师基本上都参加了，如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冯钟芸、彭兰、吴同宝（小如）、陈贻焮、沈天佑、吕乃岩、周强等老师。为了修改好教材，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编委会，由部分老师和部分学生参加。老师主要是审看同学们的稿子，给同学提意见，也参加了部分章节的写作。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大概到了1959年的七八月份，修改稿就完成了，到了九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本，赶上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1959年出版的“黄皮本”《中国文学史》

　　方铭  1959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和1958年版的相比较，有哪些新变化？

　　费振刚  1959年出版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是在1958年《中国文学史》基础上完成的，写作更加规范了，规模也由原来的77余万字，增加到120万字。在装帧上也有变化，1958年版封面是红皮的，1959年版封面是黄皮的。原来是两卷本，到了黄皮的就是四卷本。廖仲安先生说的“一史封皮三易色”，这就是两色了。

　　马庆洲  红色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象征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为什么要将封面由红皮改为黄色，当时有什么意味吗？

　　费振刚  这在当时是怎么回事，一点也没有印象了。后来游国恩先生主编了《中国文学史》教材，我也在其中担任主编，这本教材封皮的颜色是蓝色的，廖仲安先生的诗“一史封皮三易色”就是从这儿来的。

游国恩等主编的“蓝皮本”《中国文学史》

　　我想，在上世纪50年代，封皮实际上并没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但是，“文革”开始后，有人找出它的意义了。那个时候称高等学校是“资产阶级大染缸”，说工农兵子弟到了大学受了资产阶级影响都和平演变了。有人也从《中国文学史》的封面演变看出了问题，认为编写1958年的《中国文学史》的都是革命青年，革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命，是很好的，但是到了1959年，需要继续革命，这里面就有分歧了，因为有“资产阶级教授”参加了，所以1959年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的颜色就从红色变成黄色了。到了1961年，费振刚参加了游国恩先生等人主编的文学史，不仅被“和平演变”了，而且被拉上了贼船，颜色就变成蓝的了。现在看来，这只能算那个荒唐年代我个人因为这部文学史而受到的一种“不虞”之毁吧！

　　方铭  两种《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修订，时间都很短，现在看其速度都有点难以置信。我们感兴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虽然已经有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文学史，如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先秦文学部分，但是，大部分文学史还是有个人的理解。你们在编《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怎么和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划清界限？用什么原则和方法与所谓“资产阶级”的中国文学史分割开来？

　　费振刚  1949年以后出版了一些中国文学史教材，总体的特点是，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影响，作者都愿意跟着时代走，改变过去那个思路，强调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这些教材都没有写完全。1958年我们中文系55级学生编文学史，有两个动力：一个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另一个就是要写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我们提出了两个文学发展的规律：一个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正宗，任何文学都是从民间来；再一个规律就是，文学发展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当时认为浪漫主义有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是属于现实主义这个潮流的，消极浪漫主义是属于反现实主义潮流的。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的发明，早在解放前，郑振铎就写了民间文学史，茅盾在我们之前已著文论及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还理出了一个线索，如《诗经》是现实主义的，《离骚》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也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史记》是现实主义的，《汉书》就是反现实主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是反现实主义的，到了唐代就变成现实主义的了；杜甫是现实主义，比李白高明，李白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王维就是消极浪漫主义；到了元明清，关汉卿是现实主义的，四大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和积极浪漫主义的。这样一条线，1958年和以后修订的文学史都是这么写的。

　　季镇淮先生特别强调说，过去的文学史一直讲不全，谁都没写完过，我们的文学史一定要全的。季先生主要是讲近代文学的，北大55级文学史就一直写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学，这一段，过去的文学史谁也没写。季先生帮我们出了主意，具体指导了应该怎么写，并列了提纲。后来季先生在评价1955级学生编的教材的时候，也特别强调1955级文学史教材的贡献就在这部分。

　　195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每一编第一章都是民间文学，先秦文学中《诗经》特别强调《国风》，因为它是民歌，唐代文学先谈民歌，先谈变文，然后再谈别的。到了1959年修改的时候呢，这些都有所改变，接受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批评，做了很多修订。另外，1958年的文学史，每一章都有一节，专门写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如批判资产阶级对李白的污蔑，写林庚先生怎么抽掉了李白的反抗精神，当时把“大批判”的东西都放里头了。但到1959年修订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去掉了，虽然也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但是不点名，不立专节了。总体来说，1959年版的《中国文学史》较之1958年版的，更为平实、客观了些。也正因如此，它也才能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成为1962年编写《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的基础。另外，由于老师们的参加，能够指出错误，帮助我们改正了很多硬伤。我写的《诗经》，其中有一条严重的问题，就是引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的一段话，当时我把一个标点点错了，句子就读不通了。修订本我们作了改正。

　　方铭  1959年的时候，1955级学生已经到了四年级，1960年你们就该毕业了。这两部文学史的编写，对您个人和1955级学生的学术之路有什么影响？

　　费振刚  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的，因为我们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教材，所以，我们被命名为“先进集体”。1955级同学毕业时，有十二人留校，古典文学是我和孙静、黄衍伯，文艺理论有张少康、刘恒，现代汉语有侯学超、陆俭明和马真，现代文学有黄修己，当代文学有谢冕，校机关有吴同瑞、古平。孙玉石当时留校作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留校读研究生的还有他的夫人张菊玲以及陈铁民、孙钦善等。

　　1958年暑假以后，我成为中文系1955年级的党支部书记，由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我也就成了这个集体的代表。从1958年开始，我出席了若干个表彰大会，从学校到北京再到全国。其中最大的是“第二届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这是1959年上半年的事情。另外我也以北大55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60年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大学毕业以后，我担任了游国恩先生的助教。我一直很感激游先生，我并不是游先生的最好的学生，但是游先生接纳了我。从1957年到1958年，再到1960年，北京大学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学生运动，现在看来，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文革”的一个前奏。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时中文系的办公室在文史楼，文史楼走廊贴满了大字报，全是所谓“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炮”的文章。游国恩先生是被批判的主要靶子，系里叫他来看大字报，游先生当时身体不太好，拄着拐杖，看到批判他的大字报，很是生气，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的学术成就，我的学术价值，不是你们这几张大字报就可以打倒的，是要后世来论定的。”这是大意，不是原话，非我亲历，但在当时系里广泛流传。游先生并不记恨他的学生。我毕业时候，系里征求游先生意见，让我留校做他的助教，搞文学史，游先生毫无芥蒂地接纳了我，而且很认真地培养我。从此，我才真正走上了研究古典文学的道路。这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游先生对我的恩情。

　　马庆洲  后来游国恩先生等和您一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这部教材的编写大背景是什么？

　　费振刚  1961年秋天，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召开了一个“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这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开始是在北京饭店，后来改在民族饭店，分成文、史、哲、外语几个组。在中文组里，全国各个大学的许多著名教授都来了，北大当时是游先生、王力先生参加会议。复旦大学是朱东润先生和刘大杰先生。我作为北大年轻教师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参加这样大的一个会议，又是在北京当时最有名的饭店，除了系内老师，我不认识什么人，一时摸不着头脑，真有点发懵。不过，参加会议的有一些年轻人，都是在1958年涌现出的编写了各种各样教材的年轻代表。1958年和1959年，老师被批得一塌糊涂，没有积极性了，也不敢说话了，一说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权威”，他们当时有意见不敢说，所以在这个会上，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发泄了许多不满。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代表很不高兴，认为他们净说一些反动的话。有些人跃跃欲试，就想在会上再跟这些老师干一场。这时中宣部的负责人周扬就找了这些年轻人说，你们现在不要这样了，老师现在都不敢上课了，不敢讲话了，你们还要批人家，你不让人说话行吗？这使我们明白了，这个会实际上也是让老专家出气的会。这个会的主题，是集中力量编出一套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你们在“文革”以后所能看到的教材里头，不少都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会议上把这套教材称为“部颁教材”。《中国文学史》当时定了三套，游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其中一套，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正在修改中，待完成之后，也被确定成为部颁教材。另外，会议还确定《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古代汉语》、《文艺理论》、《现代汉语》、《欧洲文学史》及《现代文学》等教材的主编人选。在定主编的时候，老先生也都出完气了，周扬就做总结，说我们这次编教材，仍然可以继续1958年那种集体编著的方式，也可以个人编著。但是集体编著要有原则，写可以集体写，但是最后主编要负责。“为了保证高质量，必须实行主编制。既要大家讨论，又要个人负责。每一部分都有主编，全书也需要一个人的总负责，或者由各部分的主编共同负责。”（《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编写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卷四第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个观点，周扬在“文革”前确实多次提到。

　　从1961年开始，1963年《中国文学史》出版，明年是这部文学史出版五十周年，其他教材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像《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在1963年前后完成了。

　　马庆洲  游国恩先生等和您一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这部《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集中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学者，您当时还非常年轻，留校不久，为什么会选择您担任高教部统编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呢？

　　费振刚  在讨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时，上面有关领导定了一个调，说北京大学1955级编的《中国文学史》很成功，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所以编写新的《中国文学史》要在此基础上再提高，就是吸取成功经验来改正它的不足，如新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上古至五四时期的文学史”，以及分期问题，都是按照1955级的分法。

　　根据周扬的指示，主编由专家组成，但是也要老中青相结合。游国恩先生担任第一主编是周扬敲定的。游先生又提出请王季思先生、萧涤非先生、季镇淮先生做主编。周扬说：“费振刚是1955级的，参加过编写的全过程，他可以作为青年代表参加做主编。”于是，我就作为青年的代表，担任了新编《中国文学史》的主编。

　　我做主编是周扬提议的，就实际情况我当时根本没有资格当主编，这几个老先生是名满全国的专家，而我是刚刚毕业一年的年轻教师。说是主编，我实际上是协助游先生做一些学术运作的工作。可是到了“文革”的时候，关于“和平演变”的说法就出现了，有人说我不但被和平演变了，而且被演变过去了，变成资产阶级代言人了。北京大学工宣队的迟群还组织人写了大批判文章，批判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代言人，说“和平演变，文学史从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有一个人，本来是红皮的代表人物，却变成了蓝皮的主编”。虽然没点我的名字，但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指的就是我。1955级的学生除了我以外，留校的孙静，以及读研究生的孙玉石、张菊玲、陈铁民都参加了《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1977级、1978级入学了，但那时候没有新教材，所以还是要用过去的教材。中国文学史教材通行的是游国恩先生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据说有的学校学生到图书馆借教材，图书管理员问：“你借哪套教材？”学生回答说：“五教授文学史。”其实当时我哪里是教授，我是助教。我担任助教，一直到1979年才成为讲师。

　　“文革”结束以后，我参加学术活动，很多人不认识我，不知道费振刚是什么人。有些人说我比他们年纪还小呢，怎么就参加文学史编写，觉得莫名其妙。觉得前四位先生，真的是前辈学者，都以为我至少得跟他们差不离儿才行。其实那差着辈分呢。游国恩先生1899年出生，我1935年出生，差36岁，实际上就是两代人。“四人帮”刚粉碎的时候，我的前辈老师还在。如季镇淮先生，你们入学时候他已经不当系主任了，但当时是他当系主任，我当副系主任，实际上我是陪着他到全国各地走走，参加一些会议。名义上我是他的副手，实际上是他的助手，主要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从季先生的言行中学到了许多为人、为学的道理，这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我跟文学史结缘就是这样开始的，也因此对文学史的教学情况和教材编写情况，我有自己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二、 北京大学的文学史教学传统

 

　　方铭  你们发愿编写《中国文学史》，我想肯定与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教学传统有关。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学，中国文学史教学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您能谈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课程设置的历史吗？

　　费振刚  2010年是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实际上中国文学史的课程设置比建系还要早。康、梁变法以后，废科举，京师大学堂成立，就已经有一个大学设置章程，有一个科目就是“中国文学史”，并提出了教学大纲，教学指导书也说要仿照日本学者写的《支那文学史》来讲中国文学流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就出版了，这是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从那个时候开始，不仅北京大学，其他学校都仿照这个体例设置了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最早我们看到的，南边有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北边就是林传甲的。

　　从1904年《中国文学史》出版，到中文系真正建立以后，中国文学史一直是中文系的主要课程。全国的高等学校，甚至是中学都开这个课，所以就有很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陈玉堂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列得比较详细，各种各样的都有。

　　1949年前北京大学使用的文学史，还有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略》、吴梅的《中国文学史》。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讲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他就转到了历史系，做历史系教授，也是很有名的历史系教授。吴梅当然更有名了，后来他到南方去了，王季思先生就是他的学生。

　　抗日战争以前的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情况，可以从以上三本讲义中看出来。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清华大学联合起来了，教材、教学情况，清华大学和北大应该差不多。要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史教学情况，可以看季镇淮先生写的《闻一多先生年谱》，里面很详细地记载了每一年闻先生讲的课程目录。他是以古代文学为主的，他的文学史没有写出来，但是像《歌与诗》这个题目就明确标明它是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一章，你可以看出它的规模。我觉得，作为教材，解放前出版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就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个文学史1949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过。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一个我认为有特色的，就是林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到了厦门大学以后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47年。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方铭  您在大学毕业后担任游国恩教授的助教，我想您一定有机会了解1949年前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学的情况，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费振刚  北京大学当年的文学史课程，根据游国恩先生和季镇淮先生的回忆，首要的特点是没有计划的、很自由的授课。比如，你这学期讲，叫中国文学概论也好，中国文学史也好，一学期或者一学年，你就讲吧，你乐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所以你是自由的，就是任自己的兴趣，可以只讲先秦，也可以只讲楚辞，也可以只讲屈原，甚至把《离骚》前两句讲三周、五周也没人管。所以这是一个无计划、随心所欲的教学，但是却能极大地发挥教师的研究特长。其次，中国文学史从来没有讲完过。一个老师讲到哪，学期结束了，这个课程就结束了。所以大体上讲完唐宋就了不得了；宋元，特别是戏剧小说，大约很少有人把它作为文学史讲，所以索性扔下来，将来高年级时候选修课再讲。鲁迅先生作为外聘讲师讲中国小说史略，也就是选修课。当时大学教师的职称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外聘的任何人来只能是讲师。所以鲁迅不是北大的教授，而是北大的外聘讲师，主讲小说史课程。

　　游国恩先生是20年代毕业的，季镇淮先生等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读完的，他们都是这个印象，说明从20年代到40年代，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的教学风格是一贯的。游国恩先生和季镇淮先生都说，他们同学当时把文学史叫作“录鬼簿”，钟嗣成的《录鬼簿》写元代剧作家的情况，中国文学史教材主要介绍作家的名号，他有什么书，以及史传里的一些材料，然后再有几句诗话、词话评论，这就是教材。你们现在看的这三本教材可能都有这种情况。

　　马庆洲  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教学是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费振刚  1949年以后的教学，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或者说整个中国教育是学习苏联。学制、教学安排按照苏联的办法来办。北京大学以莫斯科大学为仿照的模式，一切向莫斯科大学学习，整个的教学都重新设计。中国文学史讲授，1949年前为一学期或者一学年。从我们这个年级起，学制也学习苏联，改成五年，中国文学讲授就变成了三年半、七个学期，而且每学期的课程是每周6节课。我们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上游先生的课，那个时候，褚斌杰先生大学毕业不久，给游国恩先生担任助教，给我们上文学作品课程和中国文学史的辅导课。

三、 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方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到强化，这对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的学者来说，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您个人怎么看？

　　费振刚  应该说，1949年以后，一些老先生学习马列主义，还是有热情的。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学习马列主义，对他们学术思路的开拓也是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和庸俗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试图把文学史研究建立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和辩证唯物的思想方法上面，我觉得这后者是个大的进步。游国恩先生作为知识分子是很小心谨慎的，不愿意涉入政治。1949年以后，游国恩先生参加了华北革命大学的学习班，学习认真积极，还被当作积极分子受到表扬。当时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发展史，用的教材有周扬在延安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尽管这本书现在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它提醒把文学研究和社会联系起来，把文学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对于像游国恩先生这样的传统学者来说，也许是有新鲜内容的，所以，游先生很看重这本书。

　　马庆洲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您如何评价？

　　费振刚  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他自己的创作不受任何的约束，没有任何功利性，仅是他自己心灵的反映。实际上，任何人的写作不受社会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老一辈学者有扎实的学术根基，中国也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学了马列主义以后，对问题的看法，会有一个新思路，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强调它的思想意义，那么我觉得也是应当强调的。游先生后来也还一直这样看。游先生强调了文学是从人民那儿来的，最后要还给人民，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也是对的。鲁迅的《门外文谈》，游先生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也引用了。

　　1949年以后，开始了文学普及工作，其初衷就是文学来自人民，最后要归还人民。如钱钟书先生，花了很多时间，编写了《宋诗选注》。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等，都是大学者做普及学术的文章。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过去了解的人是很少的，但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努力，今天几乎无人不知了。1949年以后的文学普及工作，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培养了许多古典文学的爱好者，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我觉得我们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1949年后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研究文学的意义。现在有些人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就好像很落后、很保守，我认为，在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在当时整个世界最为流行并被广泛地接受，它不仅造就了“十月革命”，也造就了学术领域整个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当说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当然也不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至少关于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论述是正确的。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他预测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这情有可原。列宁说帝国主义最终要灭亡，也是一样。而苏联后来搞的那一套，以及中国过去极左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关系不大，恰恰是没能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所致。

　　我认为，我们不要简单抽象地去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还是应该继承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一直觉得，“五四”运动，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影响还是巨大的。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等著作里的看法，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虽然其中也有可以商榷的观点，但是他开拓了中国的文化、历史研究领域。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这点不能忘却，而且是基本的。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来了以后，流行了几年，就又过去了，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在的。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还是可以本着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从外部来讲。从内部来讲，我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阅读和理解，对年轻一代来讲，还是关键。我们当年写文学史的时候可能有简单粗略的地方，甚至可能有不深入阅读的地方，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大家都觉得只要电脑上有我就有了，而且不去认真读书，不去认真研究文本，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后做文学史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研究文学史要研究文学本身的东西，要真正认真去读作品，也要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当然，首先要研究文学本身，就是研究文本本身，你研究楚辞，首先要读懂。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或者说研究楚辞的人，没有读懂游国恩先生的《离骚纂义》，那你就不要研究了，因为游先生建造了一个平台，他已经把前人的研究给你做了总结，你应当掌握。你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再看今人是怎么研究的，然后才能做出你的研究。

四、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的方法

　　方铭  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您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您认为这种集体研究的经历，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费振刚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集体科研扼杀个性，甚至认为游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道“没有特色的汤”，但在我看来，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既可以以个人为主，也可以进行集体研究，不能说就一定要集体研究，也不能说一定不能集体研究。以当今而论，我们这代人不说了，当今五六十岁的人，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有谁敢挑大梁，说我能从先秦文学一直写到近代文学？大的项目，不妨采用集体写作、主编负责的做法，这样可以有速度、有质量，但是个人研究也应当提倡和支持，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它突出的个性和特色，特别是人文科学研究，不能用集体来抹煞个人研究的个性。

　　具体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写1958年、1959年这两套《中国文学史》的集体方式，我现在认为不值得提倡。因为，几十年后回过头去看，我们当时是一群没有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训练、没有多少学术素养的在校大学生，仅凭一腔热忱，我们当时的做法只能是一种比较莽撞的行动。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集体编写，但那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老师提出框架，我们一些年轻人写作，如北京大学有我和孙静、沈天佑，北京师范大学有李修生、邓魁英，人民大学有吴文治，北京师范学院有廖仲安，中山大学有裘汉康，以及在北京大学等学校读研究生的张菊玲、孙玉石、孙文光、李银珠、李灵年、李有德、陈铁民等。年轻教师在老师的指导下执笔写作，最后由老师修改。

　　原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1956年划拨到科学院，是今天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他们编的那部《中国文学史》，与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文研所这部文学史是把不同的人写的合并在一起，并没有做很多的具体修改、统一和润色。它的章节很不整齐，有些章节写得很长很大，有些章节写得很短很小。似乎你乐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统一要求。游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个问题，规定你写多少就写多少，你不能随便乱写，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你差个二三百字可以，但是太多不行。每一章都是万八千字，很整齐，很适合教学。这是主编发挥了作用。另外，主编之间有讨论，如果争执不下，最后游先生有仲裁权。游先生仲裁的原则是谁写的，以他的意见为主，因为别人未必是此段的专家。

　　在纪念萧涤非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里，我曾经介绍过游先生主编文学史的经验（参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载《山东大学报》2006年11月28日）。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同时，又是体例整齐、结构完整、前后统一的。我觉得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集体写作有集体写作的好处，不能一概否定。

游国恩先生

　　马庆洲  你们当时应该是脱产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吧？像您这样的年轻学者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集体中，和几位名满天下的学术前辈一起生活、工作，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了。

　　费振刚  我们当时是脱产的，而且集体住在北京大学专家招待所，位置在北京大学镜春园。这个招待所原来住苏联专家，1958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就很少有人在那里住了。1961年，我们开始编《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游国恩先生、王季思先生、萧涤非先生和我们都住在那里，而且还管饭，并且都是无偿的。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多。如果是现在，要编一套《中国文学史》，这么多人长住宾馆，并且管吃管住，怎么可能？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还给我们提供特殊供应，如游先生、萧先生抽烟，国家给他们发烟票，每个月还给我们多拨点粮食、油、肉，那时我们的伙食相当好。“文革”期间批判我们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在困难时期吃“特批”。这个集体科研，对我们年轻人绝对是有好处的，那时我们集体住在一起，老师平常吃饭，在饭桌上，在散步的时候，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对我们真是耳提面命，天天给你挑毛病，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你改。

　　在山东大学纪念萧涤非先生的会上，我说我不是山东大学的学生，我不在籍，但是我受萧涤非先生的教育，比任何一个山大的研究生受到的教育都多。我和萧先生在一起前后至少一年半的时间，他的稿子给我们看，我们的稿子他给看，然后他给我们提意见。这种方式现在不可能再现，现在有的所谓集体科研，不过是每个人分个题目，自己去做，如果主编能够把大家的稿子看一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马庆洲  您提到当年编写文学史的时候，游先生他们几位主编也会发生争执，您能不能给我们作点介绍？

　　费振刚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史教学在各个高等学校普遍开展，但北大是龙头，先秦两汉有游国恩先生，唐代有林庚先生，宋元明以后有吴组缃先生和浦江清先生。季镇淮先生原来研究唐代，后来才搞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有王瑶先生。游国恩先生特别看重王起先生的戏曲研究，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王起先生曾经专门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来为我们开戏曲专题课，游国恩先生在选择主编的时候，选择了王起先生和萧涤非先生。萧先生和游先生都是江西临川人，他们在西南联大时期，游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萧先生是当时的师范学院教授，两人有很多交往。游先生在北大找了年轻一点的季镇淮先生，他是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

　　我感觉到当时王季思先生、萧涤非先生和季先生都尊重游先生，但是学术上仍然会有争论。当时王季思先生有点“海派”风格，这个“海派”是学术上的“海派”，就是学术思想比较开放、活跃，而游先生和萧先生在学术上比较稳重、老成，所以他们之间常常有些争论，如关于汉乐府《东门行》中“行吾去为迟”的断句问题，王先生认为萧先生不对，萧先生是一个重视师传的人，他认为他的老师黄节先生的意见是不能改的，两个人争执不下。游先生支持萧先生的意见，不接受王先生的意见，他私下跟我谈过理由。游先生说，萧先生是汉乐府研究的专家，他的老师是黄节先生，他的意见是有根据的，而且作为学生不能轻易去改变自己的师说，这是个原则。而王先生在这方面不是专家，如果在戏曲方面有争论的话，王先生的意见是应该听取的。王先生也表示能够接受游先生的仲裁。1978年，游先生已经故去了，又修订《中国文学史》，当时住在中山大学，有萧涤非、季镇淮和我，以及沈天佑、廖仲安、李修生。因为游先生去世了，北京去了季先生、廖仲安、李修生和我，我们住在中山大学的黑石头宾馆，王先生又提出这个问题，说当年那个意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还是对的，大家看可不可以这次修改把它改变一下。因为萧先生的标点是按照黄节标点来的，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的两部文学史就不是这个标点，余冠英先生也不是这个标点，他说这个还是应该修改的，他认为萧先生太固执，所以底下对我和季先生提出来。后来季先生和我商量，认为这个还是不能改，因为萧先生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游先生已经做了结论，还是按照萧先生的意见。所以，到现在我们的文学史还是萧先生的意见，但是王先生也没有坚决反对。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两位先生又分别讨论过一次，这也是文学史的一个小插曲。这说明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是游先生有仲裁权，仲裁原则是尊重专家，尊重执笔人，在这个原则下，尽管有些不同意见，但也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这样就平息了很多争论。

　　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后，成立了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由中宣部、教育部双重领导，下设几个编写组，如中文编写组、历史编写组、外文编写组等，我们属于中文编写组。中文组教材编写组组长是冯至先生，冯先生是老北大，当时虽然已调到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他和游先生不仅同是北大校友，又同住在北大东园，互相很熟悉，冯先生常常来视察，来和几位老先生讨论问题。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尽管我们当时很年轻，还不太能够懂，但是回想起来，我们在那里耳濡目染的东西太多了。老先生之间，学术上互相尊重，互相探讨，那种气氛，让我非常感动。像萧先生和王先生的争论是一个很小的争论，但是两个人很认真，又绝不伤和气。周扬也不时召开一些小型的会议，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气氛也较随便。这氛围，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当然，那个时候，与政治有点关系的话题，也是不能涉及的，如游国恩先生和萧涤非先生都与胡适有些联系，受到过胡适的影响，但他们都避而不谈和胡适的关系。实际上，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这些人，至少我感觉到我没有从老师那里得到一点胡适的正面信息，老实说，那时我们一直认为胡适就是像有关宣传的那样，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学问并不大。

　　方铭  1949年前，大家一般都把胡适看作导师。而台湾地区，无论是搞什么学科的人，如傅斯年这样了不起的学者，都把胡适看作是人格高不可攀的、像圣人一样的人。显然，对胡适的负面评价，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费振刚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也是我们的学术偏颇。“文革”前，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我们对其他了解不多，这是时代的问题。从1949年开始，一些老先生对马列主义热爱，但是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以后，他们对政治很有恐惧感，所以他们不谈政治。因此，在学问方面，也有偏激的一面。对传统文化，有过激的认识，忽视艺术，强调思想，强调人民性，都与此有关。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我们这代人，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社会逐渐开放、思想领域的禁区也一步步打破后，认识上才有所改变的，我们对过去的学术史，对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开始有所了解和领悟，视野逐步开阔，研究上也不再拘于一种模式。

　　方铭  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到目前为止，仍是比较好的一部，虽然这些年出版了不少新教材，但是，还没有哪一部教材能和游先生的教材相提并论，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本教材肯定还是有缺陷的。我认为，缺陷主要体现在以西方19世纪以来的文学概念来讨论中国固有的文学，因此，没有完整地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特点完整地体现出来，导致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的取舍和对文学的价值判断也缺少客观性和历史性；其次，受苏联文学史观的影响，对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有教条主义倾向。当然，这部教材结构设计合理，内容完整，观点相对来说比较稳妥，适合于大学课堂教学使用。

　　费振刚  这部文学史，应当说是总结了从1904年林传甲的文学史到1949年以后的高等学校教材的优点。游先生组织的写作队伍，集中了各个大学的力量，又特别强调体现教学规律，比如大作家要用五个小时，小作家用一个小时，这个在我们教材上都体现得很清楚。既符合高教部教学大纲的要求，同时也符合文学史实际。文学史到了游先生这儿，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的一个集大成，也是1949年后文学史教学成果的一个汇总，纠正了1955级教材的那些偏颇的、偏激的言论，而显得比较平实。所以游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从1963年出版，有了1978年和2002年的两次修订，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现在，这部文学史虽然不是教育部的推荐教材，但每年还是以五千到一万册的数量加印，这也部分说明它的学术价值。

　　方铭、马庆洲  谢谢费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附注：费先生现在国外，得知本文即将刊发，特来信说明，此访谈稿中对于1958年“大跃进”、“学术批判”的描述和认识，不一定客观；同时指出，新时期以来，我们对于新中国成立迄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认真全面的总结，成绩经验、错误教训都说得很笼统，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希望本文能成为引玉之砖，引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注意。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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