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怀宇︱鉴赏家话语权之争与交易中间人身份之关系——以詹景凤的书画鉴赏活动为例
赵孟頫《行书千字文》中的“詹景凤题跋” 明 卷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明代嘉万年间，文徵明之后的吴门鉴赏家文彭、文嘉、王世贞、周天球、王穉登等人，虽然依旧声名显赫，但都没能成为新的书画鉴赏权威。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嘉兴、松江、徽州等地的鉴赏家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开始挑战吴门鉴赏家的权威地位。以往研究者常将这种现象与地域文化竞争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作文化主张或鉴赏观念的冲突。但通过对鉴赏家詹景凤身份和鉴赏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此时的鉴赏家不仅提出了新的鉴赏观念，而且还直接参与书画交易活动。这实则直接影响了鉴赏家之间的话语权之争。换言之，谁能成为新一代的鉴赏权威，谁就会在书画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鉴赏界中地位的高低，可能直接影响到鉴赏家的经济收入。
至迟在元代，吴门地区便形成了喜好书画收藏和鉴赏的浓厚氛围。明初，吴地文人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包括书画收藏、鉴赏在内的文化发展。因此，明初的书画鉴赏家主要以朱元璋、朱标、朱棡、朱棣、朱瞻基、刘基、宋濂、姚广孝、解缙、曾棨、胡广、胡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帝王、宗室和文人士大夫为代表[1]。至明代中期，吴门书画收藏极为繁盛，出现了“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2]的现象。晚明的张应文所列举的明代鉴赏家名录[3]，显示出吴人在书画鉴赏圈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但在吴门鉴赏权威文徵明去世后，后继者都没能成为新的权威，吴门鉴赏家的影响力则开始逐渐走向衰落[4]。
吴门鉴赏权威的式微与“非吴门鉴赏家”的崛起，无疑是明代中晚期书画鉴藏史中的重要现象。这不仅反映出了当时书画收藏、鉴赏活动的繁荣，鉴赏家、收藏家和书画交易中间人的高度活跃，更显示出鉴赏趣味所发生的流变。北京的韩世能[5]、刘守有、郭衢阶等人凭借在京为官的便利，获得了很多内府收藏，形成了推崇晋唐墨迹和唐宋绘画的鉴赏趣味，与吴门鉴赏家推崇元代和“本乡”书画艺术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立[6]。嘉兴的项元汴依仗雄厚的财力和文彭、文嘉的帮助，成为了重要的鉴藏家，其宏富的收藏令世人瞩目。虽然他的考辨能力略显薄弱[7]，但也提出了许多明确的鉴赏主张，并开始试图挑战吴门鉴赏界的新一代核心——王世贞、王世懋兄弟[8]（图1）。此地的李日华亦富收藏，与当时的许多书画商交往紧密。他记载了自己寓目书画的概况和与吴门鉴赏家观点的异同，表明了自己不囿于吴门趣味的主张[9]。徽州籍收藏家汪砢玉寄籍嘉兴，在从事收藏鉴赏活动的同时还搜罗整理了当时的书画题跋并汇集成书，体现了鉴赏家业已开始注意总结和归纳鉴赏活动中的经验成果。可以说，嘉兴的书画鉴藏虽然直接受到吴门鉴赏趣味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其最直接的挑战者。松江的何良俊、顾汝和、顾汝修等人主要因循吴门鉴赏家的脚步，其推崇元人与本朝画家的观点与吴门可谓一脉相承。但莫是龙、陈继儒和董其昌等人则逐渐开始形成了新的鉴赏观，即在时代上推崇唐宋名迹，在身份上强调业余性。众所周知的“南北宗论”正是这一鉴赏观的系统呈现。松江鉴赏家的这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效果上看，也的确取代了吴门鉴赏家的权威地位[10]。徽州以汪道昆、汪道会、汪道贯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一批以官员、商贾收藏家和“好事者”为主要参与者的收藏集团（鉴赏家参与其中）。他们同样受到吴门鉴赏趣味的直接影响，但是在追求唐宋名迹方面，也直接形成了对吴门的挑战。詹景凤的部分主张，体现出了这一群体的鉴赏观[11]。同时，徽州还出现了以吴廷、吴治、吴新宇、王越石、吴其贞等人为代表的极具鉴赏力的古董商。他们不仅主导了当时的书画市场，使得南北方甚至内府和民间的书画收藏，能够不断地进行流动，同时在商业活动中亦与周天球、王穉登、詹景凤、董其昌等人交往密切，极大地丰富了鉴赏家们的寓目经验。可以说，他们不仅仅是交易活动中的商人[12]，还与鉴赏家、收藏家们在观念上相互影响，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整个鉴赏界的趣味选择。
图1 怀素《苦笋帖》中的“项元汴题跋” 明 卷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
总之，北京、嘉兴、松江和徽州的书画鉴赏群体之间，虽然在鉴赏趣味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皆试图突破吴门鉴赏观的框架，开始提出各自的鉴赏主张。在这种情况下，鉴赏家之间的话语权争夺在所难免。
一、鉴赏家詹景凤的崛起
詹景凤（1528—1602）正是嘉万年间出现的重要非吴门鉴赏家之一[13]，在当时的书画鉴赏界颇有影响。徽州歙县与休宁丰富的书画收藏，为詹景凤提供了基本的视觉知识。在40岁中举之后，他游历两京，又在湖北麻城、江西南丰有过宦游经历，与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王世贞、王世懋、姚叙卿、朱框南、朱多炡、嵇文甫、邢侗、韩世能、郭衢阶、谈思重、刘守有等收藏家交往密切，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寓目书画作品的经验[14]，具备了成为鉴赏家的基本条件。以此为基础，他逐渐形成了善于从风格传承和笔墨特征等方面展开书画鉴赏的方法，这正与吴门鉴赏家一脉相承。吴宽题李公麟《女孝经图》：
初不知作于何人，独其上有乔氏半印可辨。启南得之，定以为李龙眠笔。及观元周公瑾《志雅堂杂钞》云：“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机访乔仲山运判观画，而列其目有伯时《女孝经》，且曰伯时自书不全，则知为龙眠无疑”。启南真知画者哉。[15]
文徵明题张旭《兰馨帖》：
予验笔意，疑为张长史书。山谷云：“颠工于肥，素工于瘦，而奔轶绝尘则同”。此书肥劲古雅，非长史不能。又予尝见公所书《濯烟》《宛陵》《春草》等帖，结体虽不甚同，而其妙处，则与此实出一关钮也。[16]
可见，沈周能够根据作品的风格，判断出无款画作的作者。文徵明则长于梳理总结书家的风格特征。这皆表明，吴门鉴赏家善于直接从作品的笔墨风格入手，得出鉴赏结论[17]。詹景凤同样擅长从这方面鉴赏书画作品，并以此获得了收藏家的青睐。他曾与收藏家郭衢阶同观一件苏轼的《归去来兮辞》：
东坡《归去来辞》一卷……余一开卷阅两行，曰：“是坡公惠州时书。”亨之惊曰：“何以知之？”曰：“惠州无兔毫，但以鸡毛为笔，故使转不能一一如志意，于风骨稍劣耳，然用笔法却精工。”亨之大服。[18]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无论詹景凤的鉴定意见是否正确，他从笔墨特征的角度进行书画鉴赏的方法，无疑得到了收藏家的极大认可。因此，詹景凤对自己的鉴赏能力颇为自信。他在题赵孟頫《行书千字文》时说：
赵承旨此卷《千文》盖学沈馨元《魏受禅碑》。沈书世人罕见，余固表而出之。假令承旨有灵，当必筦尔而笑，且服詹生知公源委于三百年后也。此卷笔法高古，圆润峻秀，为承旨得意之作。[19]
显然，詹景凤认为自己是赵孟頫三百年后的知音人，洞悉了赵氏书学的渊源。也正是凭借这一特点，他获得了当时鉴赏界的普遍认可，与很多高级官员、鉴赏家、书画家、收藏家交往密切，表明他业已跻身于此时一流鉴赏家的行列，部分取代了吴门鉴赏家的原有位置。
詹景凤在中举之后得以结识徽州籍的高官、文坛领袖汪道昆，并在书画鉴赏方面为汪道昆提供帮助。汪氏家藏一卷《山水图》，原本以为是一件无款之作。詹景凤初次展看作品，即从笔墨特征的角度定其为南宋夏圭所作。之后他又将此画置于阳光下观看，发现了在焦墨树叶上以浓墨书有夏圭款识，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看法[20]。显然詹景凤凭借自己对画作风格的准确判断，发现了隐匿的作者，充分证明了自己的鉴赏水准，这恐怕不能不令汪道昆对其有所倚重，而以往帮助徽人鉴赏书画的往往都是吴门鉴赏家。因此，詹景凤与汪道昆之间虽然也常有诗文唱和等文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但由于二人身份的巨大差距，詹景凤与之交往并能获得极高的礼遇，更多的还是基于他鉴赏家的身份。
通过与汪道昆的友谊，詹景凤极大拓展了自己的交往圈。汪氏与吴门鉴藏家王世贞为同榜，詹景凤与王世贞的定交很可能是由于汪道昆的引荐。詹景凤对王世贞的书画收藏特别从风格角度提出的鉴赏主张，往往能为王世贞所采纳。王世贞曾以一篇墓志铭换得《晋国公子重耳出亡图卷》，并对其颇为珍爱。吴门鉴赏家王穉登认为此作是北宋李公麟真迹。之后王世贞又请詹景凤过眼，詹景凤则指出，此卷笔法虽精到，但是骨气不足，李公麟作画表面虽不刻意，但却是无半笔潦草之处，其作品中所显现的不经意之处，正是李公麟最为关注的地方。此卷表面虽与李公麟作品相似，但实际上却是宋人临本，仔细观察便能分辨。况且其树木、石头的画法也与平时所见的李公麟作品不同[21]。显然，詹景凤还是从作画方法和用笔特征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作品的明确意见。而二人一同鉴定《升元阁图》的记载，历来多被视作徽州与吴门两地在文化活动中互相争斗的例证。詹景凤说：
万历戊子夏……寺僧拓一石刻《升元阁图》来观……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却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已而弇山公记臆曰：“升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曰：“曩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耶？”弇山公默然。[22]
在这一鉴赏过程中，詹景凤在对作品风格特征的认识方面较为准确。王世贞则凭借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在作品内容的判断和典故的考据方面显现出优势，可谓各有所长。因此，即便是王世贞这样颇具鉴赏能力的鉴藏家，也不能不对詹景凤青睐有加。詹景凤的鉴赏水准还得到了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邢侗的认可。詹氏题邢侗藏《澄清堂帖》（故宫博物院藏）：
逸少用笔之妙在波发，挽近世诸刻直如土梗，匪硬则软，殊未得具逸气。顾论刻本则以宋为佳，谓其世于逸少差近耳，然惟太清楼佹得之。自《太清》《淳化》《潭》《绛》诸本外见有《二王法帖》，独未见有专刻逸少者，是本称《澄清堂》而专刻逸少，其波发纤悉逸态横生，右军心手具见而帖又视诸本特备。[23]
书写题跋是收藏家借以增加藏品价值的重要手段。詹景凤能够为邢侗的藏品书写题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鉴赏界的地位绝非泛泛之流。
此外，詹景凤还与一批大收藏家交往紧密，并为其收藏活动提供顾问，更明确证明了詹氏一流鉴赏家的身份。比如，曾有人持收藏家韩世能所藏苏轼《春帖词》中所缺的七段意欲出售。詹景凤指出这虽是宋人所作，却非苏轼真迹，但对于补全《春帖词》残卷亦有一定价值。因此，建议韩世能可以将此七段宋人所书的部分，裱在《春帖词》全卷之后。这样既能得其全璧，又不会让后来的观者误将增补的部分当作苏轼的原作。韩世能采纳了他的建议[24]。詹景凤还以通信的方式来与收藏家交流鉴赏观点，在给收藏家郭衢阶的信中说：
周文矩《婴戏图》真迹，有徽庙题，舜举题跋大可欣赏。况五代画传今绝希，而被俗工加描其上，遂成废弃，真可恨也。但花石板刻，似无长才，唯人物意态却尽，以此得名亦能品尔。较足下所藏《璇玑图》《琉璃堂》《神骏》三图天壤。[25]
詹景凤认为自己见到的一件五代周文矩《婴戏图》，虽然不能与郭衢阶所藏三件作品相媲美，但也算得上能品之作。
作为新一代的鉴赏家，詹景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吴门鉴赏家的方法，但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鉴赏圈，成为更具影响力的鉴赏顾问，他又必然会将吴门鉴赏家视作最为直接的挑战对象。试图更多地获得鉴赏界中的话语权，就必须要尽量削弱之前这一权威群体的影响力。
二、挑战吴门鉴赏家之权威
当然，话语权的更迭并非一蹴而就。在詹景凤等非吴门鉴赏家逐渐崛起的时代，吴门鉴赏家依旧在鉴赏界占有相当的地位。詹景凤曾言：
予同时称赏识，则首推文休承、黄志淳、何元朗，次则顾汝修、汝和、王伯穀、莫廷韩、沈宜谦。[26]
显然，他依旧不能完全忽视吴门鉴赏家的存在，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要对其有所依仗。詹景凤原本藏有一件在当时鉴赏界颇为有名的《定武兰亭》，他邀请了郭弟、王世贞、文嘉、程应魁、黎民表、顾养谦、汪道贯、乔懋敬、王世懋、邢侗、周天球（图2）、朱多烓、莫云卿、沈明臣、汪道昆、乔懋、黄䣭吉、孙
图2 《宋拓定武兰亭序》中的“周天球题跋” 明 册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以詹景凤为代表的非吴门鉴赏家，若想在鉴赏界中取得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大话语权，就势必要挑战之前的权威，而最为直接的方式是提出与之不同的鉴赏趣味——首先是直接反对吴门鉴赏家推崇元代绘画的主张，转而追求唐宋绘画的“古意”。王世贞的感叹体现出了部分吴门鉴赏家的这种偏好。他说：
近来吴子辈争先觅胜国赵承旨、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画，几令宋人无处生活，余甚为扼腕。”[27]
这表明推崇元画的主张，在当时的吴门鉴赏界中颇为流行。詹景凤针对这一观点说道：
沈宜谦尝与予品论古人画谓：“元不如南宋，南宋不如北宋，北宋不如五代，五代不如唐。”予谓：“书翰亦然，盖笔法千古不易，所谓定体也。”[28]
显然，詹景凤认为唐宋绘画是远远超出元画的。因此，他时常在鉴赏作品的时候彰显出自己的这一偏好。他在提到麻城董氏收藏的文同《竹图》元人临本时指出，元代的吴镇与明代的詹仲和、夏昶皆从文同画法中来，但吴镇和詹仲和失以潦草，而夏昶则过于严谨。也就是说，三人虽然都是元明时期的画竹大家，但却都难以达到宋代文同的水平[29]。在见到王世贞收集的《宋人山水册》二十八页和《宋人花鸟册》二十四页时，詹景凤对册中的山水画家皆了然于胸，并能够详细讲述各家画法的特点，但对其中部分花鸟家不甚了解。因此，他指出《宋人花鸟册》中的一些画家技艺极高，作品极为精彩，但拥有如此高超画艺的画家却未能见载于画史，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进而他更认为本朝能与这一册页中画家勉强比肩的也仅有吕纪一人而已[30]。这都明确体现出了詹景凤与吴门鉴赏家迥异的崇古观。时人高濂也谈到：
今之评画者，以宋人为院画，不以重，独尚元画，以宋巧太过而神不足也。然而，宋人之画亦非后人可造堂室，而元人之画敢为并驾驰驱？且元之黄大痴岂非夏李源流，而王叔明亦用董范家法，钱舜举乃黄筌之变色，盛子昭乃刘松年之遗派……[31]
这一论述同样表明了对吴门鉴赏家过分推崇元代绘画的不认可。稍晚的松江鉴赏家董其昌在因袭元四家脚步的同时，亦明确对晋唐五代和两宋名迹推崇备至，表现出绝不囿于吴门趣味束缚的态度。可见，对吴门鉴赏观的颠覆和挑战，是后继鉴赏家们的一种共同选择，目的皆在试图获得其所掌握的鉴赏话语权。而王世贞、韩世能、郭衢阶等收藏家则以实际的购藏活动，体现出了詹景凤、高濂和董其昌等非吴门鉴赏家的主张，在当时的确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32]。
其次，詹景凤还明确反对吴门鉴赏家推重其时本乡书画家的偏好：
然戴画之高亦在苍古而雅，不落俗工脚手。吴中乃专尚沈石田，而弃文进不道，则吴人好画之癖，非通方之论，亦其习见然也。[33]（图3）
图3 戴进 春酣图 明 轴 绢本设色 291.3×171.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实际上，詹景凤对于明代吴门书画家的不屑一顾，甚至尖锐批评，明显是与其崇古鉴赏观念一脉相承的。吴门鉴赏家推崇元人，而吴门画家也多师法元人。詹景凤推崇唐宋画家，必然对承袭院体画风的“当代”浙派画家有所关照。再者，元明时期正是文人画取得大发展的时代，吴门鉴赏家更是对文人画风格的作品极为推崇。但在詹景凤看来，身份不应作为判断画家高下的决定性因素。他所寓目的书画作品，见于记载的有近千件，其中院体职业画家的作品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他时常对这类作品赞赏有加：
朱都督箑庵存日，以径二尺长画卷，集为二大册，册册两宋人，无不完好精佳。今一在嵇职方，一在吾歙殷二公子。予并得细阅焉，奇宝也。每部十八册，殷册中马远数册绝佳。嵇册独有夏珪，则缺马远。[34]（图4）
图4 马远 梅石溪凫图 南宋 册 绢本设色 26.7×28.6cm 故宫博物院藏
詹景凤强调职业画家能够在精工的同时，达到文人画家所追求的雅致，文人业余画也完全可能因为潦草而形成粗浅之作。成功画作完全能够同时借鉴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的优点并加以融合，形成“行而兼戾”或“戾而兼行”面貌[35]。因此，在詹景凤看来，过于片面追求文人画风的吴门鉴赏观缺乏对画史的全面了解。总之，詹景凤在这三个方面的主张皆表现出刻意与吴门鉴赏观拉开距离的愿望。
当然，鉴赏趣味的差异实难有高下之分，亦似乎太容易受到主观好恶的影响。因而，非吴门鉴赏家挑战吴门权威的另一种主要方式，是抨击其鉴赏水准。詹景凤说：
昔之鉴赏如宋徽庙、元赵承旨、国朝文待诏讵不精诣。然予见徽庙题柳诚悬赝本佛经为真迹，承旨、待诏题右军《思想帖》响拓为真迹，益知鉴赏难也。[36]
詹景凤在见到王羲之《思想帖》时，作品上还有赵孟頫的题跋，记载了在元大德二年（1298），赵孟頫、邓文原、郭天锡等人聚会观赏此作，并称其为神物。之后还有文徵明的题跋，对此作亦倍加赞赏。然而面对前辈的观点，詹景凤却将此作断为下真迹一等的“唐人双钩廓填之本”[37]，由此感叹赏识书画辨别真伪的不易，明确否定了文徵明的鉴赏水准。更为直接的是，他在给浙江鉴赏家孙鑛的信中说：
文氏父子虽擅书名，然见其题写古墨迹，真赝多谬，即赵承旨亦有差者常见之，乃知鉴赏难矣。[38]
显然，詹景凤对于文徵明的鉴赏水准表示出了担忧。而对于文徵明的后辈鉴赏家，他更是不吝奚落之词：
文太史仿吴仲圭《渔乐图》一卷……其孙与豫章喻邦相，同官东越，以此相赠，又属其司教叔父题识，以明其真。而吴中过客，则往往疑为子朗代作。余经武林，邦相出示，且笑吴客不能辨，而从余鉴定，将以证诸疑者……此卷游戏三味，非工而工，非匀而匀，笔纵意闲，往往得之像外，其为真迹何疑。[39]
这表明詹景凤对文徵明之后的鉴赏家，竟然不能区分朱朗的代笔与文徵明真迹之间的差异而感到十分惊讶，继而对文嘉等人的鉴赏水准也颇有微词：
颜鲁公黄绢书《朱巨川告身》，文休承以为佳品，予五次阅，乃不奕奕动人。[40]
詹景凤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判断吴门鉴赏家鉴赏水准的方式或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与文徵明交往更为密切的鉴赏家何良俊，却指出文氏在为他人鉴定时常受困于人情：
衡山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凡吴中收藏书画之家，有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者，虽赝物，先生必曰：“此真迹也。”人问其故，先生曰：“凡买书画者必有余之家，此人贫而卖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举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时有假先生之画，求先生题款者。先生即随手书与之，略无难色。则先生虽不假位势，而吴人赖以全活者甚众。[41]
按照何良俊的说法，文徵明明知所要鉴定的作品并非真迹，却依然给予了持来鉴定者以肯定的结论，是其不愿揭露作伪者的一种善意行为。郭伟其在讨论文徵明的多种“双胞本”作品时，也明确指出文徵明的弟子完全可以“将文家山水运用自如，而并不需要依靠特定的粉本”，文氏对这种代笔的作伪行为也“并不采取抵制的态度”[42]。可见，文徵明的鉴定意见可能存在很多疏漏甚至错误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或许我们可以说，伴随着文徵明鉴赏权威地位的稳固，前来寻求他题跋、鉴定、品评、鉴赏书画者必然不少，而文徵明或碍于情面，或确实没能识别出赝品，其出具的鉴赏意见有可能并不正确。而求其鉴定之人越多，他不严谨甚至是错误的鉴定意见，必然就会散布的越发迅速，影响也自然越大。从这一点来看，詹景凤对于吴门鉴赏家的质疑应该有所依据。沈德符的例证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詹景凤的观点：
弇州伯仲方购宋拓，不惜重价。有吴人卢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画，用极薄旧纸蝉翼搨之，装以法锦，伪印朱忠僖家收藏印，以啖次公敬美。初阅之喜甚，不能决，质之周公暇，击节赞叹，以为有目所仅见。周故忠僖家客，竟不能辨其真赝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后卢生与同事者争阿堵事露，次公与公瑕俱赧甚，不复出以示人。[43]
沈德符一方面直接指出了有人投王世贞兄弟所好伪造名迹的现象，一方面也指出文徵明之后的吴门鉴赏家周天球的眼力颇为不济，不能辨别经过精心伪造的赝品。而詹景凤与项元汴的一段对话，更直接体现了非吴门鉴赏家对吴门鉴赏水准的否定：
项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则瞎汉，顾氏二汝眇视者尔，唯文徵仲具双眼，则死已久。”今天下谁具双眼者，意在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洲如此广，天下人如彼众，走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余笑曰：“卿眼自佳，乃走则不忍谓己独有双眼，亦不敢谓人尽无双眼。”[44]
万历四年（1576），詹景凤在赴京应仕的途中，顺路观摩了项元汴在嘉兴的收藏。这段对话极有可能发生在二人的这次交往中。可以说，无论这段对话是否真实存在，也不究二人是否是真正的具眼者，这段对话都可以被视作非吴门鉴赏家试图挑战吴门权威的直接例证。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的这一记载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同样，浙江鉴赏家孙鑛的《书画跋跋》，更是直接针对吴门鉴赏家王世贞的鉴赏观点所撰写的著作。孙氏的跋语或是进一步回应王世贞的观点，或是指出其疏漏之处，抑或是提出完全与其相左的鉴赏观点，明显就是要与之一争高下。王世贞是文徵明之后的吴门鉴赏界领袖，此番责难亦表明其权威性可能只限于吴门地区。可以说，对吴门鉴赏水准发起挑战，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了。
而在另一方面，指出吴门鉴赏家直接参与书画伪作的交易，则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在鉴赏界中的权威地位[45]。詹景凤曾记载，文徵明家藏有一件怀素《自叙帖》广为人知。歙县人罗文龙，因在严嵩家作幕僚，便试图买到这件名迹献给严嵩，遂即请吴县人黄姬水和长洲人许元复鉴定并估价，两人定此物价值千金。在成交后，作为掌眼之人的黄、许二人也从卖家处得到了百金作为报酬。后来詹景凤至吴中欲借观这件《自叙帖》，但早已不知去向。十几年后，詹氏与长洲画家沈硕偶然谈到此事，沈硕指出此乃“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看”，是一桩典型的伪作欺诈事件[46]。沈硕本人善于临摹，高居翰甚至认为他正是一位伪作的制造者[47]。由于他活跃在吴门作伪圈中，因此对此类事件当较为了解，这一叙述或许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嘉兴的李日华则记载了颇具鉴定能力的文徵明学生王雅宾直接参与书画作伪：
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从王羽士雅宾游，因得盘桓书画间。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48]
沈德符也曾明确指出吴门鉴赏家王穉登、张凤翼直接参与书画伪作的交易[49]。这皆表明吴门鉴定家、书画家和古董商在书画作伪牟利的商业活动中有着一种共谋关系。由此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并不是非吴门鉴赏家一种无中生有的污蔑。加之李日华所说的“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悉伪恶物”[50]，姜绍书所说的“吴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51]，似乎都可以说明吴门鉴赏家参与甚至主导书画伪作的交易活动，几乎成为当时的共识。在此种舆论环境之下，所谓的鉴赏权威地位必然难以为继。
三、鉴赏家的交易中间人身份
非吴门鉴赏家对吴门书画鉴赏家所发起的挑战，历来多被认为主要是由地域文化竞争所导致。但实际上新崛起的非吴门鉴赏家之间以及其与吴门鉴赏家之间互有往来，关系错综复杂，鉴赏观也多有部分相似之处，并不能够简单以地域为标尺加以简单区分归类。也就是说，明代嘉万年间的鉴赏家之间之所以存在激烈的争论，绝非仅仅是观念之争。通过对詹景凤身份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话语权之争实则与书画藏品在明代中晚期的高度商品化有着直接关系。
明初内府继承了大批元内府、宗室和官员的书画收藏，成为此时书画鉴藏的中心，皇室、高级文武官员甚至内监是此时书画鉴赏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从事书画鉴赏活动，主要关心的是作品的宣教意义和象征性内涵，目前还未见到这一群体参与书画交易的例证。而到了明代中期，除吴宽、陆完、都穆这样的文人士大夫鉴赏家之外，吴门的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等文人书画家逐渐掌握了鉴赏界的话语权，并直接介入书画交易，鉴赏家与书画市场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谢时臣在《省中帖》中就已经开始为他人的书画购藏活动提供参考意见，不仅涉及作品的艺术水准方面，还提到了交易的善价：
承付来石田大障。入目烂然。其笔法俱学董源与僧巨然。景奇意古。但题款之处。为俗士刊去。是亦可恶。其画为此破损。价在五两以下可买。如要更多。不必成此。[52]
文徵明在给名为“世村”的信中，不仅同样对书画作品的优劣给予了评价，同时亦提出了价格方面的建议：
承示三画并佳，而《雪雁》尤妙，仲穆《教子图》亦可观，当以善价购之。昨示马文璧《云山》，价可一两之上，二两之间，过此不必收也。[53]
至嘉万年间，鉴赏家们已经不满足于提供咨询，而是开始直接参与书画交易。前文提到的文彭、黄姬水、许元复、张凤翼、王穉登等吴门鉴赏家皆参与其中。而更多像詹景凤这样既并不富有收藏、也不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鉴赏家，只能凭借其所掌握的鉴赏话语权和对书画市场情况的熟知，以中间人的身份来介入书画交易。比如詹景凤与沈纯甫同游北京灯市，见到唐伯虎细绢小幅《山水图》、吴镇小幅《墨菜》。詹景凤帮沈氏购得了这两件作品[54]。另有一次，詹景凤为韩世能提供了市场中出现的重要信息，促成了一桩交易的完成：
张长史《宛陵帖》真迹……原为毗陵华东沙物。华死朱箑庵令人购来。万历十三年正月，予在都下于灯市闻之，与韩祭酒言。韩立使人索至，予力助祭酒，下金鱼典子钱家，损二十金得之。[55]
显然，除了鉴赏水准被收藏家所认可之外，较早获知市场中的货源信息是詹景凤得以作为交易中间人的重要条件。检阅文献，不难发现詹景凤对于书画市场的情况高度关注。他熟悉场肆中书画的经营情况，寓目了大量作品：在灯市中见到了唐人《马图》，赵千里《梅妃图》，郭熙《雪景溪山册》，马远《山水》《竹鹤纨扇》《莲湖放舟》，马麟《桂花纨扇》等作品；在“燕市”见到了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等作品；在北京城隍庙市场见到钱选《美人剖瓜图》等作品。有研究认为在晚明灯市之类的交易场所中，所出售的书画作品大都层次不高，买家也不会在这些地方进行大宗消费[56]。但明初的王祎就曾谈到友人徐叔让曾在金陵市中购得《重屏图》的事情[57]。明代中期文徵明也提到过自己旅居北京时，在灯市倾囊购得了王羲之《七月帖》，帖后有赵孟頫、仇远、乔篑成、柳贯、周密、班惟志、倪瓒、祝允明、沈周等人题跋。文徵明后将此作携归吴门，一时鉴赏名家皆对其称赞有加[58]。由此足见城隍庙、灯市等场肆在明代一直是书画碑帖等古物的重要交易场所，市中售卖的书画作品，品质并不低，场肆也正是书画交易中间人获得交易信息的重要场所。同时，詹景凤对于寓目作品的收藏之处（不只是知名的收藏家）多有详细记载：
孙太古《沙上卧龙图》……韩侍郎藏。[59]
赵承旨《水村图》一卷，澄心堂纸……王奉常藏。[60]
麻城门生周弘佑元申藏宋拓越州石氏本《黄庭》殊佳，纸墨皆古雅，笔法精妙处多不失，亦奇物也。[61]
在《东图玄览编》中，绝大多数都注有诸如“皆刘子大家藏”“在歙吴氏”“今归吴水部”“今为沈宗伯得之”“在歙县卖古董吴氏处”“燕都贵人家”“吾郡余参将”“以上皆韩敬老家藏”“京口靳氏物”这样的信息，并且他对听闻的此类消息也多加以记载：
嵇职方古画册二十片，足与韩所藏匹。西蜀郭亨之亦有二十余册，备两宋、五代及唐，其中精佳者八九册耳。许公子伯尚云，毗陵秦都谏有二十册，亦片片结绿，予恨未见也。[62]
这表明他掌握有相当多的货源信息，能够为自己参与书画交易活动提供帮助。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有机会更多地获得收藏者出售作品的交易信息，这显然是作为交易中间人所不可或缺的。他曾提到一件张僧繇《罗汉卷》，在“武林”一缙绅家，正因“其欲卖得见”[63]。另有一卷王右丞《辋川雪景》也正因收藏者胡编修的家人“欲售”，自己才能“始获见之”[64]。詹景凤只是稍有收藏，且购买的作品价格皆极为低廉，可以说他购藏书画的经济实力是不强的，甚至时常因小费而举债。这些高古作品价格不菲，至少也在数十金左右，绝非詹景凤能够承受。收藏者请其观看正欲出售的藏品，或许是希望通过他找到买主。正如詹景凤曾见到一件赵佶《白鹰图》，自己虽欲得之，却苦于囊中羞涩。此后不久，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收藏家郭衢阶，后者以六金得到了这件作品[65]。此外，作为交易的参与者，詹景凤对书画作品的流传经过也颇为关注：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一长卷……予尝见国朝杜瑾、唐寅并有是图……唐本旧为同邑吴伯生藏，后以赠闽客。杜本为同年汪比部瞻之世藏，后以赠燕客。顾本今在嵇职方文甫。[66]
刘宫保子大张僧繇绢画《观碑图》……原出朱成国，成国出严分宜，分宜则不知得之何自。[67]
张颠真迹三卷……原云间顾氏物，今在项元汴处。[68]
显然，詹景凤对收藏家的藏品来源与去向都有所掌握。了解作品的流传经过，不仅是参与书画中介活动的基础，而且对于佐证作品的真伪更是意义非凡。来源清晰、出自重要收藏家处的作品显然更为可靠。因此，为了给作品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詹景凤还常参照、引用《宣和画谱》《云烟过眼录》《天水冰山录》等这样的著录书籍，来证明某件作品的流传有序，为自己的鉴赏意见提供支持。更进一步的是，为了准确把握书画作品的价格，詹景凤还不厌其烦地记载作品的交易价格：
《十八学士》一卷……其人持来典韩祭酒敬堂三十金，予因得竟日观。[69]
赵承旨用纸仿唐《人马》一小幅……亨之以十金买之。[70]
王蒙《竹石图》二……顷归吾同邑汪子固，至索价三十六金。[71]
吴道子《观音七十二化身》卷……原陆文裕公家物，严氏当国时归严氏，严氏败入成国弟朱箑庵，朱死家奴窃出，售顾汝和九十金。[72]
松雪书《归去来辞》……又《真草千文》一卷……书《归田赋》……又书《心经》……与旧搨《黄庭》墨迹、《黄庭》小画一纸轴同购，共捐七十五金。[73]
吾歙杨尚书家旧藏墨迹一卷，前一右军帖，次杜子美行书，次蔡君谟、苏子瞻，次解缙绅，解缙绅几两千余字，皆真迹。唯右军帖为双勾廓填。今在潜口汪太学七千家，转卖与溪南吴中翰希元，一百八十金。[74]
甚至，詹景凤还会详细记载由于趣味的变化所导致的市场行情的浮动：
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踰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埒悬黎矣。[75]
在明代嘉万年间，像詹景凤这样如此具体记载书画作品流通情况和交易金额的鉴赏家还有文嘉、张丑和吴廷等人。而他们除了精于鉴赏外，都同样具有书画交易中间人的身份[76]。前文提到，詹景凤曾记载歙县人罗文龙购买怀素《自叙帖》献给严嵩之事，吴门鉴赏家黄姬水、许元复在这一交易活动中获得百金，说明具有影响力的鉴赏家参与书画交易时，能够凭借自身的鉴赏影响力获得经济报酬。由于普遍的轻视商贾行为的观念，此类记载在文献中极为罕见，以至为人所忽视。显然，鉴赏家们自己更希望突出的是文人或鉴赏家的形象。
余论
有研究指出，在明代中晚期参与书画交易的中间人，除了职业古董商外，主要是装裱匠和牙人[77]。但实际上，以詹景凤为代表的鉴赏家，在书画交易活动中似乎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中介作用。前者只是容易获得收藏家与藏品的信息，至多能够为收藏家提供一些装裱之类的服务。虽然也有相关文献记载，对他们的鉴赏能力给予了不低的评价，但终究还是难与鉴赏家等量齐观。詹景凤这类鉴赏家，不仅同样对上述交易信息了如指掌，更会凭借自己在鉴赏界中所获得的话语权，进一步影响到收藏家的购藏和趣味的选择。因此，明确鉴赏家兼具交易中间人身份，甚至从中获利的现象，就更容易理解他们为何不遗余力地抨击之前的鉴赏权威。这不仅仅基于地域或鉴赏观的差异，更直接牵扯到经济利益。获得鉴赏界的话语权，无疑会极大提高自己在书画交易中所起到的作用，观念之争实则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左右。
注释
[1] 明初的吴门鉴赏家在很小的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永乐年间，待诏滕用亨就是吴人，他工书擅画，且能鉴赏，已经能够为皇帝提供鉴定方面的意见，但这并非主流现象。参见徐沁：《明画录》，于安澜主编：《画史丛书》四，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2页。
[2] 顾炎武：《肇域志》卷八，清抄本。
[3] “今举古今鉴赏家识于此，俾嵇古者知所考焉……周宪王、宁献王、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都穆、祝允明、陆完、史鉴、黄琳、王鏊、王延喆、马愈、陈鉴、朱存理、陆深、文徵明、文彭、文嘉、徐祯卿、王宠、陈淳、顾定芳、王延陵、黄姬水、王世贞、王世懋、项元汴、陆会一。”（张应文：《清秘藏》，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初集第八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28页）
[4] 关于吴门画派和鉴赏趣味衰落的分析，参见黄朋：《吴门具眼：明代苏州书画鉴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273页；蔡春旭：《吴门画派之衰？——关于隆万以来一种论调的讨论》，《艺术工作》2019年第6期。
[5] 韩世能虽是苏州人，但其书画鉴藏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
[6] 关于吴门鉴赏特征的研究，参见《吴门具眼：明代苏州书画鉴藏》，第358—363页。
[7] 项元汴在冯承素《神龙本兰亭序》（故宫博物院藏）后题跋中，将冯承素误定为唐中宗时人；在跋《苦笋帖》（上海博物馆藏）时误将书法家怀素字藏真，与另一位僧人怀素字列宾，混为一人，并进一步误将书家怀素当作玄奘的弟子。这皆表明他在对书家身份的考辨方面并不严谨，缺乏相关知识。
[8] 关于项元汴书画鉴藏情况的研究，参见封治国：《与古为徒：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郑银淑：《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沈红梅：《项元汴书画典籍与收藏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
[9] 关于李日华书画鉴藏活动的研究，参见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0] 关于董其昌和松江书画收藏的研究，参见颜晓军：《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安莉：《1537—1610，南北宗论的形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11] 关于詹景凤鉴赏观的研究，参见郭怀宇：《何为具眼——詹景凤的书画鉴赏活动及其观念》，中央美术学院2018届博士论文。
[12] 关于明代嘉万年间的徽州书画收藏群体的趣味问题，参见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郭怀宇：《何为具眼——詹景凤的书画鉴赏活动及其观念》。
[13] 詹景凤，字东图，号白岳山人、中岳山人、大龙客、天隐生、天隐子。斋名“醉茶轩”。生于嘉靖七年（1528）5月12日，卒于万历三十年9月22日，终年75岁。徽州府休宁县流塘村人。隆庆元年（1567）中举人。历任江西南丰教谕、湖北麻城教谕、南京翰林院孔目、南京吏部司务、四川保宁教谕、广西平乐府通判，以疾病卒于任上。
[14] 关于詹景凤书画寓目经历的叙述，参见郭怀宇：《詹景凤对董其昌之影响探析——兼论明代中晚期的书画鉴赏观》，《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11期。
[15] 吴宽：《家藏集》卷四八，《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447页。
[16] 郁逢庆纂辑，赵阳阳点校：《书画题跋记》卷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第65页。
[17] 文徵明也擅长从典章制度考订的方面鉴赏书画作品，这是对前人方法的继承。
[18][20][21][22][24][29][30][33][34][37][39][40][44][46][54][55][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 詹景凤著，刘九庵标点，刘凯整理：《东图玄览、詹氏性理小辨（书画部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第103页，第170页，第161页，第135页，第85页，第168页，第107页，第29页，第19页，第223页，第198页，第231页，第24—25页，第66页，第31、32页，第153页，第132页，第73页，第29页，第124页，第113页，第147、148页，第25、26页，第44、45页，第94页，第27页，第91页，第51页，第98页，第59、60页，第84页，第223页。
[19] 故宫博物院编：《赵孟頫书画全集》卷二，安徽美术出版社、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23] 故宫博物院编：《宋拓澄清堂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页。
[25] 詹景凤：《与郭衢阶》，《留都集》卷九，明抄本。
[26][36] 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四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2册，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75页，第573—574页。
[27]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关于吴门鉴赏家推崇元代绘画的研究，参见《吴门具眼：明代苏州书画鉴藏》，第360—362页。
[28] 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2册，第552页。
[31] 高濂：《燕闲清赏笺》，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三集第十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186页。
[32] 关于詹景凤崇古鉴赏观念的影响，参见《詹景凤对董其昌之影响探析——兼论明代中晚期的书画鉴赏观》。
[35] 郭怀宇：《詹景凤对董其昌之影响探析——兼论明代中晚期的书画鉴赏观》。
[38] 詹景凤：《与孙鑛》，《留都集》卷四，明抄本。
[41]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5—96页。
[42] 郭伟其：《停云楷模：关于文徵明与十六世纪吴门风格规范的一种假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43][4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6页，第655页。
[45] 詹景凤也还曾指出，松江鉴赏家董其昌以五十金的价格将伪本王蒙《花溪渔隐图》卖给黄开先，同样也是在抨击董其昌作为鉴赏家的公信力，但詹景凤当时所面对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吴门鉴赏家，因此这一挑战主要是针对吴门鉴赏家展开的（《东图玄览、詹氏性理小辨（书画部分）》，第219页）。
[47] 高居翰：《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夏春梅等初译，王静霏等修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2—274页。
[48][50]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7页，第1230页。
[51] 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七，清康熙观妙轩刻本。
[52]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3，故宫博物院编：《徐邦达集》七，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2页。
[53] 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0页。
[56][77] 叶康宁：《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2页，第103—114页。
[57] 王祎：《跋重屏图》，《王文忠文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吴升：《大观录》，《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76] 项元汴、李日华、顾从德虽然也在藏品中记载购入的价格，但根据目前的研究他们主要还是收藏家的身份，极少出售藏品，更极少关注他人购买书画作品的价格，这表明他们似乎都不具有交易中间人的身份。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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