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岳静，等 | 多尺度视角下的印度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在中国和印度共同崛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印度的地缘竞争日益激烈。加强对印度地缘环境解构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识别地缘风险和制定有效的地缘策略。本文从地理环境、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地缘关系环境三个方面，从全球、区域和国家内部三个尺度来解构印度的地缘环境，并论证了印度如何在其地缘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本国的地缘战略：（1）在全球尺度上，凭借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印度建构了以印度洋为基础的全球地缘战略，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2）在区域尺度上，印度凭借地理结构、体量、权力和影响力的优势，构建了邻国优先和防止域外大国干涉的区域战略，谋求南亚领导地位；（3）在国家内部尺度上，印度的国家实力被内部的多样性（包括种姓制度、宗教矛盾、地方主义、党派斗争等）所肢解，如何加强统一的国家认同是印度面临的极大挑战。根据印度地缘环境的特点和中印的权力对比情况，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中国作为权力弱势方，应该加强与印度的利益共同体建构、加强区域内合作、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内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在中印边境区，中国作为权力的强势方，应该加强边境管理、防止域外势力干涉。
关键词：尺度; 印度; 地缘环境; 尺度政治; 地缘政治想象
第一作者：
葛岳静（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geyj@bnu.edu.cn。通讯作者：
黄宇（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与边境安全，E-mail：yhuang@itpcas. ac. cn。0 引言
比邻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各方面发展的前列，两国间的友好往来渊源已久（自公元前已有记载），又在相互同情与支持中共同走过18世纪开始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侵略，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两国相继获得独立之后却由于边界等问题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21世纪是中国和印度共同崛起的世纪，两国都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作为奋斗目标，作为同处亚洲互为邻邦的发展中大国，探讨中印关系对于中印两国、地区和全球都具有切实意义。在双边和地区层面上，受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和安全困境的影响，两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相互对抗，通过相互的包围和同盟/代理人在对方邻近及周边地区扩展影响以限制对方，在中亚、南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进行空间竞争（例如印度“东向政策”），对地区安全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双方在地区影响力上的竞争更加凸显。但中印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诉求，例如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如何平衡中印关系间的竞争与合作、分歧与协调是关乎两国和平发展的重大课题。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从政治学、外交学、历史学等视角，从具体的事件（例如洞朗事件等）、关系要素（例如边界、水资源、经济、安全、科技、社会舆论、域外大国等）或者区域战略入手，对中印关系的历史渊源、主要特征、面临困境和未来走向等进行了大量探讨。但仍有不少研究的空白：一方面，少有研究关注印度的地缘环境解析，缺少从地理视角对印度地缘环境特征的整体性把握，从而难以对印度的地缘意图进行合理的预估；另一方面，已有的地缘环境研究大多关注客观地理现实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缺少对印度在不同区域展开地缘实践时的身份建构与合法性分析，例如印度在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印度洋等不同区域的战略目标建构与认同。而这些研究不足的根本都在于以往研究中对地缘环境概念把握的客观化，即强调地缘环境作为客观现实的存在，忽略印度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地缘环境认知和建构过程（即地缘政治想象，例如印度的“大国”想象）以及地缘关系对于国家地缘环境的重要性。本研究以印度为主体，结合印度的地理环境、地缘政治想象和地缘关系环境，从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国家内部尺度解构当前背景下印度的地缘环境。对印度地缘环境的多尺度解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印度的地缘战略，并通过对比中印两国在不同尺度上的地缘优劣势，从尺度政治视角为中国对印度关系提供建议。
1 地缘环境与尺度政治
国家的地缘环境是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地理位置及其所附属的地理要素的时空结构和地缘关系。国家的地缘策略和地缘实践都适应于本国的地缘环境，追求最大化其地缘环境的优势并规避其劣势。地缘环境首先关注地理环境，强调空间区位和附着于空间的要素特征（如资源、人口、经济、民族、宗教等）对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其次强调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国际形势和国家特征的主观判断和认知，进而对自身的地缘环境进行的主观建构过程，即地缘政治想象，例如海洋对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而言是殖民者侵略的险境，而对于开放的新时代中国而言则是对外交往的海上通道；最后，国家的各种地缘政治实践被其他国家认同和接受的程度也是地缘环境的重要组成，即强调地缘关系环境，例如印度在南海的活动得到美国的支持，但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却受到美国的掣肘，美国对不同国家在南海存在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南海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其中，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来源于国家对各种地理环境、关系环境的认知）直接影响国家地缘战略制定和地缘实践，通过地缘行为体的地缘实践进而影响国家与他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并重塑地缘关系环境。而国际形势则是拥有不同地缘政治想象的地缘行为体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构成的具有时空结构特征的综合体，即各个行为体地缘关系环境的集合，亦会对整个结构中的各个地缘行为体的想象和实践产生影响，成为一个相互耦合的复杂系统。
在关注地理环境基础上，结合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和国家的地缘关系环境，分析国家的地缘环境对于理解国家地缘战略和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而多尺度分析则提供了一个充分理解国家结合自身情况、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认知或建构的地缘环境的重要视角。多尺度视角下的地缘环境解析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其理论建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是强调通过尺度转换，解读国家在各个尺度视角上的地缘环境，理解国家在各个尺度上地缘策略的差异及其本质；其二是强调地缘环境的主观建构过程，即各个地缘行为体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在各个行为尺度上，对自身和他者的身份、合法性进行建构，进而形成了地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地缘关系环境。本文通过多尺度视角解构印度的地缘环境，对比各个尺度印度和中国的地缘环境优劣势，为不同尺度上中国对印度关系中的尺度政治策略提供建议（
图1 多尺度视角下地缘环境解构框架
Fig.1 Geo-setting deconstruction framework from multi-scale perspective
尺度是衡量事物性质、特征、度量的标准、规范。从哲学层面来看，尺度是“质”与“量”的统一，在质的范围内产生的量变即为质的尺度。尺度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自然地理研究中，尺度被用于概括地理事物内在功能统一性的空间范围。而遥感多将尺度应用于确定观测的维数，即从天空测量地球的空间量度范围（有效分辨率单元）和时间量度间隔（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在人文地理领域，尺度最早的应用是在于概括人文社会现象的发生规模和范围，例如流行病的分布范围、民族的分布范围、国家的空间范围、社会组织的规模大小等（仍将尺度作为客观存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社会理论的流行，尤其是受Lefevre“空间生产”思想的影响，尺度开始被赋予主观性和相对化，被认为是“社会生产的过程”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尺度的选择被认为是可操控和灵活变化的，尺度的不同表述、解释和转化被不同行为主体加以利用，以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即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
尺度政治的内在机制是各行为主体通过自身或外部力量来控制事件的尺度，以此获得最有利的尺度，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是尺度政治中的尺度争夺——既包括权力强弱对比关系，也包括权力合法性。其具体的实践形式包括“对移动性工具的使用”“对表征（Representation）手段的运用”和“对管制政治的运用”，分别强调空间移动能力、表征与舆论控制能力，以及联盟和管制能力对于超越尺度限制的重要性。而由于尺度层级往往与权力大小对应——层级越高权力越大、合法性越强，因此，在某一尺度的利益争夺中，强势方通过边界限定和管制等手段来压制弱势方的利益表达（尺度下推），而弱势方往往通过加强空间移动、表征与舆论、寻求联盟和第三方支持等手段来突破强势方的尺度限制（尺度上推）。在当今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全球媒体网络成为民众观看和体验全球政治的主要方式，不同尺度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使得对外动员的成功率日渐增加，弱势方通过表征和舆论将尺度上推，借助第三方的支持来改变权力对比和合法性的方式被越来越多地加以运用。因此，尺度政治日益关注政治话语的作用，认为话语是行动者获得权力的关键，即通过再尺度化叙事使行动者获得合法性，因此，相对于尺度本身的建构和重组，尺度政治的研究更加侧重于行动者的政治话语和实践。
2 当代印度地缘环境解构
印度对自身地缘环境的认知是印度对外政治制定的前提。印度的外交战略被概括为“三环外交”：在直接邻国（immediate neighborhood）一环中，印度谋求在南亚地区的首要地位；在第二环延伸邻国（extended neighborhood），即所谓的印太地区，印度谋求多极力量的平衡；在第三环的全球舞台上，印度必须作为一个关键玩家，谋求大国地位。通过“三环外交”，巩固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向周边扩展影响力并最终实现控制印度洋的核心战略目标以及向太平洋延伸的远景战略目标。因此，对印度地缘环境的解构应该包含全球、区域尺度，同时需结合印度国家内部的特征进行分析。
2.1 全球尺度：印度洋与印度的全球地缘战略
“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印度的地缘政治想象长期存在对印度“有声有色大国”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有声有色大国”不仅仅要人口多、体量大、实力强，更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大。这种地缘政治想象中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建构源自于印度精英阶层对古代和英国殖民时期战略传统的继承，其地理基础在于印度位于印度洋航线的中心，依托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并以此建构了印度的全球地缘战略。21世纪的印度洋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海域。印度洋独特的地缘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印度洋具有独特的战略航运价值，承担着近50％的世界集装箱运输和70％的海上石油运输，有“海上生命线”之称；第二，印度洋航线上咽喉要地众多，是大国地缘博弈的重要战略支点，如扼守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等；第三，印度洋北岸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的中心，蕴藏有世界半数以上的石油和35％的天然气，以及其他丰富的战略矿物资源，是世界主要大国的重要能源资源来源地。
印度位于印度洋航线枢纽位置，且三面环海，战略优势十分明显。早在1965年，潘尼迦在其所著的《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印度的地理位置很理想，堪为海权国而无愧”，并强调“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民族的利益在于印度洋，印度来日的伟大也在于印度洋”。因此，追求“有声有色大国”地位的印度将控制印度洋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首先，印度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增强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作为印度洋地区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印度采取“海域控制”“海上威慑”“远洋进取”的战略，不仅在印度洋的关键海域控制部署，包括亚丁湾、波斯湾、马六甲西口等，以实现印度对整个印度洋和周边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更是通过联合军演（例如印度、美国和日本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印度与东盟国家在南海的联合军演等）和“东向”战略意欲在太平洋扩大印度海军的影响力；其次，印度通过塑造“印度的印度洋”想象和话语，来增强对印度洋的话语权控制，即印度对印度洋控制的合法性。例如强调2017年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救援行动是中印联合行动、对美国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的强烈反对等，都旨在塑造印度参与印度洋事务的合法性，并反对大国在印度洋的单边行为和介入；最后，依托印度洋的强大地缘优势，印度在外交中左右逢源，获得了美国、俄罗斯、欧洲和亚太等多数国家的支持，为印度的发展谋取了宽松的地缘环境。例如印度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俄罗斯、法国为印度提供高技术武器装备，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的军事合作和油气开发合作等等。
印度依托印度洋的地理环境优势，构建了“有声有色大国”的地缘政治想象，将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全球领导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积极进行地区和全球地缘政治实践，旨在对印度洋乃至全球地缘格局产生影响。然而跳出印度的自身建构，从更全面的视角来分析印度洋则会发现，印度洋还具有两点不可忽视的特征：其一是印度洋由于战略支点众多和人文环境复杂而难以独占，使得各大国在印度洋都有活动空间；其二是印度洋北部是安全形势复杂敏感的“动荡之弧”，饱受战争、恐怖主义、海盗等安全威胁，也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复杂且动荡的印度洋也正是当前印度成为“有声有色大国”路上的严峻挑战。
2.2 区域尺度：南亚地缘中心性与地缘制约力
印度将自己想象为南亚的“地区核心”，积极塑造自己作为南亚领导者的形象，并以此来合法化印度的南亚地缘战略。这种地缘政治想象中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建构来源于在南亚次大陆的独立地缘政治单元中，印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是南亚毫无疑问的首位国家和某种程度上的地区霸主。首先，从南亚的地理结构来看，受南亚地区北部高大山脉和南部海洋的阻隔，南亚成为地理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其中印度处于南亚地区的中心位置，是南亚其他国家之间陆路交流的唯一通道；其次，从南亚各国的体量对比来看，印度是南亚毫无疑问的首位国家，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印度国土面积占南亚地区总面积的72.65%，人口占南亚总人口的84.04%，国民生产总值占南亚地区的85.38%；最后，从南亚各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来看，凭借地理中心性和体量优势，印度是南亚地区的权力中心，主导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对南亚其他国家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南亚其他国家都将印度作为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国，且随着印度的崛起和地区霸权扩张战略，南亚地区权力结构“印度中心”特征会不断加强。
追求南亚领导者地位的印度将南亚地区作为自己的优先外交方向。首先，印度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加强对南亚地区的实际影响。一方面孤立和打击巴基斯坦，另一方面采取“邻国优先”的外交政策，通过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如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建设等）拉拢其他邻国和确保印度的影响力；其次，印度通过塑造自己作为地区领导者的形象，为控制南亚其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寻找合法性依据。例如向斯里兰卡派驻“维和部队”、对马尔代夫进行军事干预等；最后，依托于自身在南亚地区地缘独立性和在南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印度积极营造南亚的“门罗主义”话语权，阻止其他大国（主要是美国、中国）染指南亚，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曾表示“印度不会干涉该地区内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除非被要求这么做，也不容忍外来大国干涉该地区的事务；如果需要外部援助来应付内部危机，也应该首先在本地区内部寻求援助”。
虽然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地理中心和权力中心都毫无疑问，但南亚地区突出的安全和发展困境，成为印度塑造自身南亚领导者形象的最大挑战。首先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安全困境，使得巴基斯坦不断借助域外势力来平衡印度的安全威胁，对印度的大国地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其次是南亚其他小国（不丹除外）在依附印度的同时，对印度崛起会给区域发展带来好处的论断持怀疑态度，并与印度在划界、过境、水源、移民、贸易、政治等方面存在冲突，挑战印度作为南亚领导者的合法性，甚至印度也认为南亚区域合作（例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是南亚地区小国企图联合起来对抗印度的一种表现；最后是南亚很多地区目前仍深陷混乱和贫穷之中，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仍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这都是印度作为地区领导者面临的挑战。
2.3 国家内部尺度：国家认同建构与碎化的地缘结构肢解国力
国家认同建构是人口数量庞大、极具多样性的印度统一稳定繁荣的前提，也是印度“有声有色大国”和南亚“地区核心”身份建构的基础。印度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成立于1947年，是“印巴分治”方案实施的结果。印度的国家认同建构主要源自于四个方面：其一是印度将自身建构为印度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印度的国家认同源自于印度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明，强调印度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例如印度精英阶层对“两个民族”理论和印巴分治的反对，认为印度的分裂损害了印度的悠久文明和历史整合性。又如印度历届领导人都将南亚作为印度的势力范围，甚至试图构建一个“大印度联邦”，除了空间上的邻近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南亚地区在文化上的共同认同，即同属“大印度文化圈”；其二，印度将自己建构为古代王朝和英国殖民统治下领土主权和各种特权的继承者，对众多邻国地区提出主权声索和特权要求，以扩大印度的影响空间和利益，并以此造成了印度与其众多邻国之间的边界、资源等纠纷，而对外部“敌人”（如巴基斯坦、中国等）的共同想象也加强了印度国家内部的认同建构；其三是利用宗教的精神力量来塑造印度的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对于印度而言，宗教是影响社会的最重要因素，是印度民族历史的依托和人民互相接近和同情的重要手段，英国殖民统治之前的印度虽然存在历代王朝，但都未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政权，维系印度社会的是贯穿整个印度历史的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脱离出来也是由于印度“非暴力不合作”的宗教精神在全印度各宗教教徒中的响应，进而培育了印度人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最后是印度精英阶层利用政党政治来加强印度的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建构。印度精英阶层是一个对印度整体走向和对外关系都拥有绝对话语权和支配作用的群体，其崛起源自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英式教育政策。由于英语作为公共语言的出现使得印度各地的精英可以方便地交流和处理公共事务，更少地受制于种性、宗教、语言和地域因素，从而产生更强烈的团结意识，并且通过成立政党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引导。例如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成为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聚合点，聚集了大量的印度精英。
印度在印度传统文化、以往统治政权的延续、宗教精神力量的整合以及精英阶层政党政治的引导下，力图构建一个具有统一国家认同的现代国家，但仍存在多方面的挑战：第一也是最严重的挑战是印度的种姓矛盾。印度教是印度社会的粘合剂，超过80%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但印度教严酷的种姓制度及其带来的种姓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种姓之间的暴力事件不断上演，极大地破坏了印度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也使得印度面临严重的人权问题和发展不均问题；同时种姓制度削弱了印度民族同一性的认识和国家凝聚力，多数印度教徒只承认自己的种姓属性，缺少对印度斯坦民族的同一性意识；第二是印度的宗教矛盾，主要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锡克教之间的矛盾。历史上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迫使受压迫的大量低种姓印度教徒加入其他宗教，从而导致了宗教间的矛盾，历代统治者利用宗教或者宗教间的矛盾加强对民众的统治和压迫，再加上独立之后印度政府“世俗主义”国策执行不力（例如未能及时改善解决非印度教徒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对非印度教组织提出的某些政治要求采取强硬的高压政策等），更激化了印度宗教间的矛盾，促使印度伊斯兰教和锡克教激进派组织在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日益增长，极大地挑战了印度的国家统一和认同；第三，地方主义、地区分离主义也是印度国家统一和认同建构的重要挑战，例如印度东北部的那伽人、米佐人、阿萨姆人的种族分离主义及叛乱组织活动对印度政治稳定造成了极大影响，印度西北部锡克人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亦有强烈的分离倾向。第四，印度的党派数量众多，斗争激烈，并且教派政治现象严重，各党派为了自身利益，明争暗斗，政府频繁更迭，无法在全印度形成统一团结的力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印度的种姓矛盾、宗教矛盾、地区矛盾，不利于印度的国家认同建构；此外，语言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团结，据统计，印度语言总数多达1652种，使得官方语言的推广工作阻力颇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印度的国家整体认同。贫富差异、歧视妇女等问题的长期存在，亦对印度的国家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3 中国对印度关系中的尺度政治
当今背景下中印关系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印边界冲突的解决与地区安全稳定、印太地区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前景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共同体建构与国际体系的调整都具有重大影响。但由于空间邻近、体量近似、定位相似而产生的中印两国影响力重叠，以及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等的存在，中印关系尤为复杂而敏感。从权力对比来看，在全球（印度洋）尺度和区域（南亚）尺度上，相对于中国，居于印度洋航线枢纽位置和南亚中心位置的印度拥有更明显的影响力，是权力的强势方；而在中印双边（尤其是边境区）尺度上，印度碎化的地缘结构再加上中国明显的体量优势（201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印度的5倍）和位势优势（尤其是青藏高原的相对高度带来的战略优势），使得中国成为权力的强势方。因此，在对印度的关系中，中国在印度洋和南亚地区应该采取尺度上推策略，通过寻找区域合作者来拓宽活动空间；而在双边尺度则要尺度下推，将中印之间的矛盾（例如边界冲突）控制在中印两国之间，防止其他国家干涉而使问题复杂化。
具体来说，在全球尺度上，印度洋的资源能源储备和战略航运价值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至关重要，同时，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中国东部的太平洋地区目前正面临较大的海洋纠纷和战略压力，通过“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地区拓展地缘空间已提升至中国国家战略的高度。但结合印度的地缘环境分析可知，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扩展地缘空间势必与印度的地缘战略空间相重叠。中国作为权力弱势方，应该寻求建立中印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挖掘中印合作的潜力，在民众交流、贸易往来、海上通道安全、非传统安全、区域合作等方面寻求更多的合作。同时，积极塑造中国走向印度洋的舆论环境以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并寻求第三方的支持，从保障中国合法权益和互利共赢的视角表明中国走向印度洋的立场和动机，从而消除隔阂、减少误解，提升中国的大国形象。
在区域尺度上，中印关系决定了区域关系的基础，中国与南亚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都绕不开中印关系。作为南亚地区的权力弱势方，除了寻求中印合作之外，中国在南亚地区寻找发展空间应该采取尺度上升的策略：第一，通过在南亚地区寻求合作和支持以突破印度的权力压制。例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项目合作等，都试图通过与区域内国家的合作来取得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发展空间；第二，通过加强区域的互联互通建设来加强中国在南亚地区活动的权力和合法性，同时利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帮助区域内国家改善所急需的通达性和发展基础条件；第三，要正确预估和积极防范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地区实践活动的不利影响，包括印度的压力带来的项目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因为项目实施带来的中印之间的地缘安全风险。
中印边界矛盾长期以来是影响中印关系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在中印双边（尤其是边境区）关系中，中国处于权力的强势方，应该通过尺度下推的方式加强对边境区的管制来强化自身的权力优势，具体来说：首先，应该严格地将中印边界问题限定在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防止第三方势力干涉使问题复杂化；其次，应该加强与印度协商完善双边务实对话和管控机制，稳定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第三，应该加强建设中国边境、边界管理，确保对实际控制范围内的安全有效管理，同时注意防范边境活动引发安全冲突；最后，应该采取措施提高中国边境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增强边境区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和国土安全意识。
4 结论和讨论
多尺度视角为解读国家的地缘环境提供了一种策略，以充分理解结合地理环境、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地缘关系环境三个方面的国家地缘环境。通过印度的案例解读，我们论证了国家如何在地缘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国家的地缘战略。在全球尺度上，印度凭借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建构了以印度洋为基础的全球地缘战略，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在南亚区域尺度上，印度凭借自身在地理结构、体量、权力和影响力的中心性地位，构建了邻国优先和防止域外大国干涉的区域战略，谋求南亚领导者的地位；在国家内部尺度上，印度的国家认同面临种姓制度、宗教矛盾、地方主义、党派斗争等方面的挑战。对中国而言，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缘优势，寻求区域内的合作、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以及增强中国在区域内的话语权和合法性是扩展中国在该地区地缘空间的重要策略；而在中印双边关系中，尤其是边境区尺度上，中国作为优势方则应该将重点放在加强边境区管理、防止域外势力干涉方面。
虽然我们从多尺度视角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印度的地缘环境和中国对印度关系中的尺度政治策略，但由于本文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印度，因此对中国的地缘环境分析不够，尤其是缺少关注印度“东向政策”推动下在中国南海、东南亚地区的活动，这是今后研究中应该加强的部分；更加细致的研究可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具体项目进行，分析中印地缘环境及其地缘策略对某具体项目实施的影响；或者聚焦于中印边界问题，分析中印地缘策略实施背景下，中印边境现状及发展趋势。总之，尺度政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结合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背景，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引文信息：
葛岳静,计晶韵,黄宇.多尺度视角下的印度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21,30(2):223-233.
［GE Yuejing,JI Jingyun,HUANG Yu.A multi-scale analysis of India’s geo-setting and enlightenment to China.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1,30(2):22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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