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西南地区面临着因缅甸内战和毒品经济产生的跨国影响而形成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通过文本分析法，本文聚焦缅甸内战和毒品经济，在分析缅甸内战历史和现实致因、缅甸毒品经济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从地缘政治学视角，揭示了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缅甸内战状态下的毒品经济为何在缅甸蔓延？毒品经济又如何加深缅甸内战并阻碍内战的终结？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相互纠缠，即缅甸内战不是由毒品经济利益所触发，但缅甸内战刺激了鸦片种植和催生了畸形的毒品经济，而毒品经济重塑了缅甸联邦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等各方利益，从而为缅甸内战解决蒙上了阴影。
关键词：缅甸内战; 毒品经济; 地缘政治学; 中国西南地区
闫晓燕，山西晋中人，博士，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致力于地缘经济与区域经济规划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级重大课题等项目七项，发表高水平论文十余篇。
0 引言
资源与内战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和经济学致力于探索的重要问题，而在不同的资源与内战之间的关系中，毒品相关的冲突各方之间的关系十分突出和特别。典型的毒品冲突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和哥伦比亚，以这三个国家为核心分别形成了“金新月”“金三角”和“银三角”等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地。本文以缅甸为研究对象，一是缅甸作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缅油气管道、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黄金四角”跨流域合作与治理等重要节点国家，缅甸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国推进建设中缅命运共同体和以云南为核心的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国家战略至关重要；二是缅甸内战（缅北冲突）直接影响到中国西南地区地缘安全，并直接关系到云南边境地区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三是中国正面临着以缅甸为核心的“金三角”毒品走私与泛滥而形成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从境外毒品来源方向看，“金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合成毒品的主要来源地。对缅甸而言，长期内战造成缅甸经济极大衰退的同时，催生了畸形的毒品经济，使其成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和全球第二大鸦片生产国；而毒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地武”）势力，强化了缅甸的主权破碎，弱化了缅甸联邦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
缅甸长期内战与毒品经济盛行既给缅甸的国家建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又严重危害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地缘安全、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公民人身安全，也促使地理学者深入研究揭示缅甸长期内战与毒品经济盛行背后的经济社会、地缘政治因素和影响。例如，胡志丁等认为缅甸国内冲突已经超越单纯的民族问题，大国地缘战略博弈挟裹缅甸、缅甸自身地理特征和“民地武”的地缘关系成就了当前和未来的冲突和缅甸国内局势走向；熊理然等通过文本分析，指出利益诉求各异的政治性民意集团的借力博弈是缅甸国内长期冲突的主要原因；苏晓波等认为缅甸毒品经济盛行的主要致因是缅甸联邦政府与“民地武”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导致民族和解没有足够的基础，致使全面禁毒缺乏有利的政治条件。为了弱化缅甸内战和毒品经济在缅北的影响与跨国危害，改善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地缘环境，除了缅甸联邦政府与“民地武”之间的民族和解和中缅两国地缘合作外，中国相关部门需要制定相应预案应对缅北冲突随时发生的重大变局及其影响，对鸦片种植和毒品经济盛行采取武装打击与替代种植，并进一步加强中缅边境管控。
综上，当前学界在缅甸内战、毒品经济及其管控对策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分析基础。但是，既有成果鲜见将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结合起来分析，仅有的研究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两者间的关联，还未有从地缘政治学视角探讨两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地缘政治学是以国家及其相关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无论是缅甸毒品经济产生的原因，还是毒品经济的影响都与地缘政治格局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探究缅甸长期内战与毒品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由此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缅甸内战状态下的毒品经济为何在缅甸蔓延？毒品经济又如何加深缅甸内战并阻碍内战的终结？本文将按以下思路进行分析：首先回顾和分析缅甸长期内战的原因，然后解析缅甸的鸦片种植和毒品经济的发展与现状，最后探析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的相互作用关联。
1 缅甸内战的历史与现实致因
缅甸内战的实质是缅甸联邦政府与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对立问题。对前者而言，内战问题是完成祖国统一的问题；对后者而言，内战是争取族群独立和自治的问题。缅甸内战长期存在的根源，既在于英国殖民者“分治”政策埋下的冲突隐患，又在于独立后政治安排未被遵守形成的利益分化。
1.1 英国殖民者的“分治”政策
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雍籍牙王朝于1758年统一缅甸后，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缅甸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从未真正统一过，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南部地区的缅族、克伦族，北部山区的掸族、克钦族、钦族等主要大民族都拥有各自独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认同上存在巨大裂痕。这也成为后来英国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分化统治缅甸的重要历史根源。1817—1819年，英国殖民者先后统治印度和马来半岛大部分地区后，开始觊觎缅甸，其地缘政治目的在于，巩固英属印度，把其在东方的殖民地连成一片，以此打开中国的大门。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发动三次战争，对缅甸进行殖民侵略，由南（下缅甸）向北（上缅甸）逐步吞并了缅甸。
英国吞并缅甸后，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缅族居住的地区实行直接统治，而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培植亲英势力，实行间接统治，基本上完全保留各民族原来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经济体制。例如，为了贯彻“分治”政策，早在1922年，英国总督就设立了新的缅甸边疆署（Burma Frontier Service），专门管辖克钦邦、钦邦以及掸邦，从少数民族而非缅族中招募士兵培植武装力量，导致包括广大的边境山区在内的上缅甸，行政上以及经济上同下缅甸分开，强化了上、下缅甸的裂痕，为随后缅甸国内的地缘冲突埋下了种子。1937 年印缅分治后，缅甸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但各山区少数民族事务仍由驻缅英国总督而不是由缅甸官员组成的殖民地政府负责，人为地制造了地区性的分裂，致使缅族居住地区和北部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英国殖民者采取“分治”政策在缅甸推行的殖民统治和建立的殖民统治制度，不仅加剧了缅族与北部山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而且还使得克钦族、钦族、掸族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积累了一定的历史经验，使其有能力组建和领导本族武装，进而使得独立之后的缅甸陷入无休止的内战冲突困境之中。
1.2 独立后的缅甸政府未能遵守《彬龙协议》之政治安排
1947年，昂山将军代表缅族精英，同掸邦、克钦邦、钦邦等少数民族代表签署《彬龙协议》，该协议确定独立后的缅甸实行联邦制。1948年1月，缅甸正式独立。但是，独立后的缅甸历届政府长期未能遵守《彬龙协议》规定和“1947年宪法”框定的精神，而使各少数民族邦成为缅族的附庸邦”，严重违背了“少数民族地区享有自治权”的规定，导致大量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出现和存在。自此，缅甸旷日持久的内战局面形成。
在随后的军人执政时期，缅甸联邦政府的治权破碎化日益加深。到20世纪70年代末，缅甸20%~30% 的领土受控于不同的少数民族武装。如2009 年缅甸政府军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军事冲突，2011 年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在克钦的军事冲突，以及2014年底以来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果敢同盟军等“民地武”的军事冲突。这一时期的军事冲突出现了过去30年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民地武”主动出击政府军、冲突点转移到缅甸政府控制区、少数民族武装组成“缅北联合阵线”共同行动等。随时间推移，缅北冲突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根据ACLED（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数据显示，2015年缅北冲突达到最高峰值（587次），2015年之后，冲突规模和次数不断下降，但基本保持在每年200次以上的频率（图1）。
缅甸政府长期无视《彬龙协议》赋予边境地区各少数民族充分自治和自决权力的政治承诺，因而造成少数民族以武装力量长期对抗缅族人控制的缅甸政府。由此就不难理解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政府倡导并召开“21 世纪彬龙会议”的目的所在；更为严重的是，缅甸长期内战催生了畸形的毒品经济。
2 缅甸的毒品经济缘起与发展
缅甸的毒品经济主要来源于以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为主的非法经济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英国殖民者将鸦片移植到缅甸北部山区后，毒品贸易和毒品经济就逐渐盛行。英国殖民统治缅甸时期，英国政府一方面公开宣布毒品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保持对毒品生产的垄断，实际上英国政府严格控制着缅甸的鸦片种植、运输和贸易。1948年缅甸独立后，缅北的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逐年增长。为服务于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中情局在缅北地区培育和支持军事-毒品相结合的组织，纵容毒品生产和走私，而败退在缅北的国民党残军“以武护毒、以毒养武”，也积极参与毒品走私，这对缅北毒品贸易和毒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随着缅北地区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的蔓延，出现了KKY（Ka Kwe Ye）、罗星汉、坤沙、糯康等臭名昭著的毒品集团或组织，进一步加快了缅北毒品经济的发展。直至今天，缅甸已成为继阿富汗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鸦片生产国（图2）。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公布的数据，缅甸的鸦片种植从1993年的16.58万公顷下降到2006年2.15万公顷，呈现出十多年的下降趋势。但是，2006 年后鸦片种植规模又有所反弹， 2017年为4.1万公顷（图2a），同时这一时期鸦片生产规模从315 吨上升至550 吨（图2b）。目前缅甸鸦片种植的面积和产量均维持较稳定的数量。
缅甸的鸦片种植主要集中在缅北的掸邦和克钦邦的山区（表1），这里居住着大范围的少数民族群体和盘踞着相应的“民地武”势力。缅甸生产的毒品主要包括海洛因和冰毒片剂等。根据UNODC公布的调查数据，缅甸的鸦片产品，主要包括未加工的生鸦片（raw opium）和经过加工提炼后的海洛因（heroin）等，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是出口到世界各地（图3）。对这些与世隔绝并深受战争影响的缅北山区来说，与传统水稻作物相比，鸦片是主要的理想作物，它能制成价值高的鸦片产品，优于难以变现的传统作物。根据UNODC公布的调查数据，缅北山区的民众种植鸦片主要原因是获取日常生活经济来源、山区交通不便影响其他经济活动以及鸦片种植的普遍性和易得性等（图4）。相应地，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对于分散在缅甸北部山区的“民地武”有着巨大的经济诱惑和维持动机。
地理上，由于缅甸北部山区既是缅甸联邦政府管制治理能力难以投射的偏远地方，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及其武装重点控制的区域，这给毒品和少数民族武装的组合提供了“机会”。那么，在缅甸，冲突与毒品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呢？下面将从地缘政治学视角对此进行解读。
3 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地缘政治学解析
地缘政治学在考察国家行为时，通常是把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资源、社会文化特性等因素作为背景材料。因此，从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有3个方面：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
3.1 地理环境
缅北山区地理环境有利于鸦片种植。缅甸国土的地形结构呈马蹄状，地势北高南低，高山、平原、高原相间分布。东部、西部均为高山和高原，中部为伊洛瓦底江和锡唐河冲积而成的平原，高山和高原地区交通闭塞、土壤贫瘠，而鸦片种植对土壤、技术、管理和肥料等没有特别要求，导致缅北山区多数民族唯有依赖鸦片种植来获取生存之资。根据政治地理学理论关于国家主权的论述，国家主权的有效行使所指的是国家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对公民、组织等政治团体实施最终和绝对权力的状况。缅北山区少数民族混居，导致地方少数民族精英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以上种种原因说明缅甸联邦政府军难以真正消除少数民族武装力量。
在国家治理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主权的边缘区在地理空间上与国家主权的核心区的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权力赋予其地缘作用的大小。缅甸联邦政府虽然难以有效削弱或消除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但缅北少数民族武装要想有效组织力量反抗缅甸联邦政府军，最根本的保障是获得相应的经济来源和支持。对于缅北山区的少数民族武装而言，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就是经济来源和支持。在克钦邦和掸邦，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武装都依靠鸦片获得收入，收入渠道包括：鸦片产品生产与走私、向农民征收鸦片税、提供毒品的武装运输服务、为海洛因和冰毒实验室提供保护、在毒品对外贸易路线上设立关卡等。因此，对于这片缅甸联邦政府无法有效管控的缅北山区，各少数民族武装积极参与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获得了大量利润，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从而有效对抗缅甸政府军的进攻。
3.2 地缘关系
缅甸自独立以来，因长期以来的历史积怨，以缅族为代表的缅甸联邦政府与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及“民地武”之间的族际冲突层出不穷，加之军人政府长期执政下的民族问题愈发突出等，使本来复杂的缅甸各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更加紧张，导致地缘关系更加纷繁错杂（表2）。缅甸联邦政府与“民地武”之间的地缘关系受制于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兴起与缅甸联邦政府的强制同化与分化政策。
吴努政府的爽约《彬龙协议》规定和“修宪”之举未能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导致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进入缅甸北部山区，并寻求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缅甸共产党崛起，并在缅北山区建立大范围根据地，其政治理念也得到了当地人民和少数民族武装的支持，因而一些少数民族武装加入缅甸共产党，共同对抗缅甸联邦政府。为了更为有效地打击缅甸共产党和少数民族武装，从1963年开始，缅甸联邦政府调整对缅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如奈温政府时期，实施切断少数民族武装的一切供给来源的“四切断战略”，即切断叛军的粮食供应、资金来源、与人民的联系等以达到迫使其投降的目的。然而，“四切断战略”是在“一个声音、一个血缘、一个民族”框架下的民族“强制同化”政策。结果是加剧了缅北少数民族与缅甸政府的矛盾，少数民族武装继续掌控缅北的毒品经济。
推行打击“民地武”和遏制毒品经济的“分化”政策，即缅甸联邦政府通过与缅北部分少数民族武装（地方民团）合作的分权方式打击少数民族反叛军。作为回报，缅甸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向招安的少数民族武装特许了在当地保持军事力量、管辖权力、鸦片种植、毒品经济等好处。如觉敏（Kyaw Myint）领导的“民地武”就长期与缅甸联邦政府合作打击掸邦军，而缅甸联邦政府给予觉敏的回报是可以在掸邦种植鸦片和从事毒品贸易。如此，缅甸政府军可以指控那些不接受招安的“民地武”进行“非法的”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以禁毒的名义打击这些“民地武”。而受打击的“民地武”为了生存，必须快速获得财源来购买武器对抗缅甸政府军，其中参与毒品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手段。
缅甸联邦政府与“民地武”这种既联系又分离的地缘关系与缅甸联邦政府利用毒品经济来离间缅北“民地武”紧密相关，这既加深了缅甸联邦政府与“民地武”之间的冲突，也变相推动了缅甸毒品经济的发展。在与缅甸联邦政府合作打击缅共的过程中，KKY、罗星汉、坤沙、彭家声等毒品集团和地方武装势力在缅甸政府的分化政策中不断壮大，其中“坤沙时代”的1990年代初期的缅北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随着缅共的解体和分化政策的推行，许多已经做大做强的缅北少数民族武装领导人不愿就范，转而纷纷自立门户，如创立缅甸民族联合军（佤联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果敢同盟军）、克钦新民主军、缅甸掸东同盟军（掸东同盟军）和掸北勐古民族自卫军等，继续发展武装势力和从事毒品经济活动。
随着缅北地区新旧“民地武”力量纷纷崛起，并打造众多的国中之国和控制缅北的毒品经济，减弱了缅甸联邦政府对于缅北的控制。缅甸联邦政府被动地与“民地武”分享管制缅北的治权，而毒品贸易又成为缅甸政府军打击“民地武”的借口，同时也是“民地武”发展壮大的手段，其结果是毒品经济加剧了缅甸联邦政府和“民地武”之间的矛盾。直到今天，盘踞在缅北的“民地武”仍然在不断强化缅北领土分割和参与毒品经济活动，缅甸内战陷入拉锯困境。
3.3 地缘结构
地缘政治学的结构观在现实主义强调物质结构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结构的基础上，还强调空间结构。这三种结构影响着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地缘结构的物质结构常常集中在结构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上。缅甸独立之后，以缅族为代表的缅甸联邦政府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所有主要的国家政治机构包括军队；而在地方上，少数民族领袖被排挤出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特别是缅北地区，长期内战和毒品经济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动荡和毒品经济发展。为解决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和鸦片种植，缅甸联邦政府采取了两项重大政策：一是与“民地武”签署停火协议，二是边境警卫部队（Border Guard Force， BGF）改编。
停火协议的目的在于利用经济一体化，实现国家治理与管控的一体化。对此，缅甸联邦政府先后在北部边境地区建立了13个特区，并有计划地对其进行国家管制、经济扶持和鸦片替代种植，并寻求国际支持与合作等，以此来削弱毒品经济影响和“民地武”依赖的毒品经济。1989—1995年间，签署停火协议的“民地武”数量达到了近30个。BGF就是通过“以压促变”来分化瓦解“民地武”，即压缩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和解组织的生存空间，同时高压迫使实力相对弱小的“民地武”交出武装，最终消除因“民地武”长期存在而形成的“国中有国、一国多军”的缅甸联邦政府治权破碎现象。但是，停火协议和BGF并没有消除“民地武”“拥兵自重、占地自管”对缅甸国家建构造成的威胁，因内战和毒品经济交互影响形成的恶劣地缘环境大大制约了缅甸禁毒实践的效力（图5）。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如2009年以来的持续冲突就是例子。此外，这两项政策虽然使得缅北鸦片种植逐渐下降，但随着2004年后鸦片的国际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刺激了缅北鸦片种植回升，毒品经济重燃。为了生存与发展，“民地武”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对抗缅甸联邦政府的分化政策，也刺激了他们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
缅甸国内的观念结构主要表现在主体民族缅族的缅化政策与少数民族追求民族自治权和自决权之间的关系。建构主义认为，任何社会体系的结构都包涵三个因素：物质条件、利益和观念，进而指出，没有观念就没有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具有意义的物质条件。缅族在缅甸联邦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起着主导作用，在“大缅主义”意识主导下，不断地强加国家观念的建构，在少数民族中造成了持续的疏离感。各少数民族遭受意识形态排挤的共同经历，增强了他们被联邦政府歧视的感觉，并认为联邦政府不支持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文化和语言的发展（表2）。缅甸的地缘结构中的观念结构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对手关系，这也可以从缅甸联邦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或和谈或冲突、边打边谈的关系进程中得以佐证。缅甸联邦政府也无法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就困扰缅甸联邦政府完成国家建构任务的毒品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缅甸政府也被迫将禁绝毒品的期限由原先的2014 年延迟到了2019 年以后。毒品经济继续“滋养”着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
地缘结构中的空间结构是指由地缘体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空间结构。根据索尔·科恩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国家尺度的地缘政治空间结构从功能和规模上可归纳为：核心区、有效领土和有效地区领土、空旷地区、边界和非主流部门等。缅甸的核心区与有效领土和有效地区领土大致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沿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和曼德勒-仰光大道南向的通道走廊经济带及其腹地区域，以及一个正在形成的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沿海经济开发地带。这些地区是缅甸联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集聚度最高的地区。
相反，西部、北部、东部的高原和山地地区，地形极度崎岖，交通不便，目前没有大规模吸引经济要素集聚的希望，视为空旷区，其中缅甸联邦政府管控薄弱的北部山区，长期的“民地武”割据和毒品泛滥，还被视为非主流部门。对此，有学者将缅甸联邦政府在北部山区的控制分为三个区域：完全控制、灰色地带以及权力缺失地带。“民地武”在这些灰色地带和权力缺失地带可以进行“自主的军事、经济和贸易活动”。由于缅甸联邦政府对北部山区投射力量薄弱，而盘踞在此的地方武装则采取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方式，造成缅甸内战长期拉锯和毒品经济难以铲除，因此成为缅甸联邦政府完成基于领土控制的国家建构的顽疾。
4 结论与讨论
追根溯源，英国殖民者对缅甸的“分而治之”造成族群间的隔阂以及自从19世纪70年代将鸦片移植缅北后，缅甸的国家建构以及缅北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就同族群冲突、毒品经济联系起来。通过分析缅甸内战和毒品经济，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梳理了缅甸1948年建国以来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紧密相关，损害缅甸的国家主权以及缅甸联邦政府对于缅北山区的领土控制。种种的历史地理原因，导致上下缅甸的不均衡发展和族群冲突；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缅甸联邦政府管控力量投射薄弱以及经济落后的缅北山区广袤的腹地，为少数民族武装发展和毒品经济盛行创造了先决条件。缅甸联邦政府利用毒品经济来分割、离间缅北“民地武”形成的缅甸联邦政府与“民地武”既联系又分离的地缘关系，不仅加深了缅甸联邦政府与“民地武”之间的冲突，还变相推动了缅甸毒品经济的发展。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深刻地改变了缅甸的地缘结构，反之，地缘结构又塑造着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缅甸内战并不是由毒品经济利益所触发，但内战一旦爆发，缅甸联邦政府管控薄弱的边境山区就极易滋生毒品经济。因此，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相互纠缠，即内战催生了畸形的毒品经济，而毒品经济重塑了各方利益，从而为内战解决蒙上了阴影。直至今天，缅甸内战和毒品经济还在继续影响缅甸的国家建构进程和产生跨国影响，同时也为近域和域外大国或组织介入缅甸提供了空间，这可能会影响中缅关系和区域地缘关系等。紧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水准，将是缅甸联邦政府解决毒品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也正是本研究下一步要拓展和深化的方向。
引文信息：
闫晓燕，武友德，曹洪华.基于地缘政治学视角的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相互关系解析.世界地理研究，2021，30（4）：721-731.
［YAN Xiaoyan，WU Youde， CAO Honghua.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anmar's civil war and drug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1，30（4）：72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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