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正常的事吗？

数据：杨凯文 葛书润 余婉遥 张瑞 周琪瑾 申屠泥

可视化：申屠泥 张瑞

文案：葛书润

美编：周琪瑾 余婉遥

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一桩“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腾讯新闻旗下的谷雨实验室一篇名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自述引起波澜：农民工陈直在十几年间，几乎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放在研究哲学问题、翻译哲学著作上。

作为哲学爱好者的译稿质量、作为高校之外退学者的学术参与、作为工人的发展空间、作为“底层”的生存境况、作为丈夫与父亲的照护责任……陈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多个问题面向，为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和情绪。

然而，这篇文章的标题却似乎和它的发表本身二律背反：既然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又为何要用一篇近万字体量的特稿来报道“正常”？

“跨越阶层的文化碰撞”这一叙事在近年来多次制造了爆款。农民工时常成为一块火石，负责与文学、诗歌、数学、哲学等“阳春白雪”相撞。通过这些报道，我们有机会一窥农民工群体的精神生活。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报道范式在媒介环境中的声量占比几何、是否主流？这种并置是在打破还是加固关于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而在新闻消费这一端，当这样的叙事总是能成功引起关注，又反应了什么样的社会症候？

将问题置于实然与应然、新闻生产与消费的坐标，报道“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正常的吗？

一、城乡交锋，话语争夺：

谁在定义农民工？

“农民”和“工人”两个词结合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早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但直到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起草将“农民工”正式写入中央文件，指出他们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此之前，这一群体没有特定的提法，曾被称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1957）”“盲目外流的农村人口（1957）”“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1984）”或“进城务工的农民（2003）”。
通过公开文件中“农民工”一词定义的变迁可见，“户籍”在2006年以后成为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户籍仍在农村的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无论进城与否，都可以称为“农民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1980年为界，农民工被分为了“老一代”和“新生代”。而总量占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被认为“以异地就业为主”（2019、2011），可见“农民工”逐渐与“进城”产生了更强的关联。

将几版文件中对农民工群体的描述进行比较，从“盲流”，到产业工人的“主体”“重要组成部分”，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城市建设的脊梁”“家庭重要的顶梁柱”，明显的情感转向，反映出农民工逐渐受到政府的正视、重视，在官方语境中的地位不断抬升。

除了官方政策性和导向性的定义，在广泛的话语空间里，“农民工”有着更为复杂的意涵。

改革开放带来的工业化、城镇化之下，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让人们从村庄流向城市、从田野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从熟人社会进入原子化社会。这一流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移，更牵涉着进城群体适应城市、自我陌生化农村、继续自我社会化等一系列复杂过程[1]，而市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也因为农民工的涌入经历着深刻转变[2]。

新奇、窘迫、担忧、排斥、认可、焦虑……融合不是线性的过程，冲突与和解发生于时时处处。对农民工的基本定义较为稳定，但其背后包含的细微转折和时代情绪都紧密相关。从图中搜狗百科“农民工”这一词条的编辑情况来看，2011、2012年前后定义变更最为频繁，且修改者表达了明确地价值判断：之前的定义没有“深入了解农民工兄弟”，没有对他们展现应有的“尊敬”。

关于“农民工”一词是否含歧视性一直存在争论。多次有人大代表、律师、学者提请变更该称呼。虽无明文规定，“农民工”的词义也正在官方口径被逐渐改写和弃用。今年九月，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更在一封答复函中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3]。

北京语言大学施春宏曾在其2012年文章《农民工，该拿什么来称呼您》中指出，“‘农民工’一词本身并没有必然的歧视性色彩。但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农民’问题成了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到城里发展的‘农民工’同样也就成了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4]

但这个词在民间的使用却并没有减少，而是“漂移”到其他的行业之中，指称那些本与农民工相去甚远的职业和人：码农、学术民工、土木老哥……在这种挪用和戏谑中，农民工们工作繁重单调、生活困窘疲惫的形象被一次次深描。

因此《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一文标题中“古早味”的提法不禁让人恍惚：他们所说的“农民工”，竟然真的指农民工。

当农民工群体被报道，这些报道指向何处？

二、报道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并不寻常

通过慧科搜索可知，报刊中标题包含“农民工”一词的报道自2012年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注：因检索条件的设置，这一结果不能等同于报道该群体的新闻减少）。

把农民工作为新闻报道或媒介建构的客体，研究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媒介形象或报道偏见，是新闻传播学科以农民工主题的研究中最常见的取向之一[5]。媒介化时代里，媒介权力以各种方式呈现，对农民工而言，这种权力体现在对这一群体的凝视之中[6]。

自2015年至今，媒体报道中的农民工议题主要有权益保障和社会融合两大主题。

主题为“权益保障”的报道中，绝大多数为劳动纠纷，如欠薪讨薪、工伤赔偿、工地安全缺乏保障等，以及国家为保障其权益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在进城后必然遭遇到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种种现实问题表明，他们身份的转换往往滞后于职业和地域的转换[7]。因此社会融合也是媒体长期聚焦的议题。在这一类目下，主要关涉工作机会、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的“生存状态”往往最受媒体关注。

进一步分析将“生存状态”作为主题的报道，除了被不断援引的政策之外，“收入”“工作”“就业”“企业”“工资”等就业相关的词出现频率最高。找一份工作，是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会融合的先决条件。

在物质层面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一文所关注的“精神文化生活”自然难以分得足够的注意力，在历年样本中的占比都偏低。

但随着农民工生存境况的改善，也受到“民工文学”立足底层、向内反思传统的影响，近年来反应农民工群体精神世界的报道虽然占比不高，却不时有出圈之作涌现。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有尊严生活的向往和追寻，自我全面发展的渴望、道德体系的修复与重建……成为这类书写的内涵和特质。

三、借他们的故事，

完成自己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

在很长时间内，农民工被城市管理者建构为一个管理中的“问题”，而他们的心理、精神层面的震动则被简单归于“心理健康”。媒体的议程因为很大程度受这种思路的影响，往往忽略了对于“问题”之外议题的开掘。所幸近年来，依旧有一些报道触碰了这些“问题”的社会根源，对“不是问题的问题”进行书写，开拓了新的报道空间。

为什么这类“精神世界“的报道往往能获得广泛关注？

首先，这类稿件往往更含文学的意味，没有“狗咬人”也没有“人咬狗”，而是能在细微处、平淡处、内心深处见惊雷。例如王安忆在《乡关处处》中对一位去城市做钟点工的女性的心理描写：“终于完事，出来大楼，已经八点钟光景，再赶公司写字间。季节转换，气温上升，五、六两个月最好，到下半年，就是十月十一月好。冷暧适宜，风和雨细，身子是轻的，自己都想不到的灵活，在车阵中穿行，好像一条鱼。心里得意，得意在这城市里不陌生不胆怯。别看高楼林立，吓不怕她的。” 看似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但某种松动、转换、融合却已悄然发生。

根据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像《海德格尔》这样的选题在被书写前往往缺乏显见的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甚至趣味性，十分依赖记者的发掘和意义建构。在我们所选取的样本中，“农民工在墙上泼墨写《祭侄稿》”“农民工播音腔朗诵”“农民工的图书馆留言”“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虽不乏奇观化的处理，但也为窥见被报道者心灵的幽微和曲折撕开了小口。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农民工”一词日积月累的小农、愚昧、落后、不进步、笨拙等刻板印象。

此外，正是对这些“小众”追求的书写，折射出大众难以察觉的匮乏。精神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撑，在对英国工人阅读史的研究中，学者就指出除了书籍难以获得，闲暇时间、照明设备和交流的社群对他们来说更为奢侈[8]。通过不得不离开东莞图书馆的吴桂春，我们能看到文化类基础设施的不足和地域分布不均；通过皮村的写作小组，我们能看到民间的趣缘组群对人的提升之大；通过陈直求学、出版中遭遇的重重困难，我们看到了建制化的学院愈发森严的壁垒。通过他们的跋涉，“透明的高墙”得以显形，甚至因此有机会进入管理者、研究者的视野。

最后，即便此类报道具有一定进步性，但也不得不承认，对一小部分人的突出和赞赏，来源于对“农民工阶层”的想象——他们没有满足于他们“需要”的实用型知识，而是伸手去够了“不属于他们”的非实用型知识。如此叙事，也许会加固对“不这样做”的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 Edgar Wideman）曾言：“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9]在“我”身上是正常事，在农民工的“他者”身上就值得大书特书，这样的选择难免带有一定精英主义色彩。

但总体而言，我们仍乐见这类“草根逆袭”的故事。他们展现了一种社会突破的可能性，一如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中的剖白：“我对马克思和萨特感兴趣，并想象自己是如何比父母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出那个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10]同时，知识和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也对普通人持续提供了某种神秘感召，它们也许无法直接成为我们生命的“passion”，但并不妨碍我们对拥有此种“passion”的人心生歆羡和想往。

四、结语

从陈真的海德格尔，溯回到吴桂春的图书馆，沈巍的流浪哲学，范雨素的自述，陈年喜的诗篇……一轮又一轮文化品味与社会身份的匹配与被匹配之间，继续争论“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否正常”并不那么重要。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某些过度反应，反思基础设施的不足之处，让高雅文化、高雅艺术进一步向大众开放，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某些故作惊讶，检视自身的傲慢，认识到每一个心灵——不论它的主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包蕴浩瀚宇宙，拥有高贵的可能。不计功利的痴迷、不求回报的爱好不再会被视为“异常”。

图书馆爱好者吴桂春曾如此评价媒体的曝光给他带来的影响：“我变成网红，就像是把一身黄袍给农民穿，穿了两天，黄袍一脱，还是农民。如果我把心放在黄袍上，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就完了。无论如何，我始终还是一个农民，我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农民或工人可以只是一种职业，哲学也可以只是一种爱好或生活。这些才是重要的事。

参考文献

[1]李红艳, & 牛畅. (2021). 仪式,压缩,断裂与永恒:农民工的媒介时间特征研究. (2019-2), 45-50.

[2]翟志远. (2014). 媒介时间的文化偏向与社会反思.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1(1), 5.

[3]澎湃新闻：人大代表建议倡导媒体不使用“农民工”等语言，深圳人社局回应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524566229587112&wfr=spider&for=pc

[4]施春宏：农民工，该拿什么来称呼您.

https://faculty.blcu.edu.cn/sch1/zh_CN/article/217049/content/1323.htm,最后访问：2021年11月28日

[5]郑欣.(2021).走出内眷化：基于学科影响、边界与范式的反思和探索——以农民工议题的传播学研究为例. 新闻与传播研究(08),22-0+126.oi:CNKI:SUN:YANJ.0.2021-08-00[6]李红艳. (2016). 观看与被看 凝视与权力:改革开放以来媒介与农民工关系研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7]方艳. (2015).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 新闻大学(2), 5.[8]马丁·莱瑟姆, 王喆源译. (2021). 自由的阶梯:美国文明札记. 东方出版社.（转引自澎湃私家历史.一个19世纪的英国矿工阅读希腊哲学到凌晨3点:https://mp.weixin.qq.com/s/nv4OsaAww4Qx64VBa2Xt5g，最后访问：2021年11月28日）[9]Wideman, J. E. (2020). Brothers and keepers: A memoir. Scribner.[10]迪迪埃·埃里蓬，王献译.(2020). 回归故里. 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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