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往事】风度——民国银行史事札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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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1869年5月5日）生。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1894年中甲午科进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1907年梁士诒向邮传部尚书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该行成立后任帮理及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1912年5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此时交通银行取得代理公库和发行兑换券之权利。1918年6月被选为交通银行董事长。1921年12月，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1922年任新华储蓄银行董事、五族商业银行董事长。1925年再任交通银行总理。
梁士诒
梁士诒去世后，交通银行有同人如此评价他：“先生的态度，绝不是布衣式的学者，也不是纱帽式的官僚，有新时代的思想，而没有新学派的色彩。”
每当岁朝团拜，或是举行集会时，同人总看见他紫袍红鞋、扶杖逍遥的神情，确是不同凡俗。“据说广东的风俗，凡是父母健在的人，服饰尚红。前清翰院中人，崇尚紫袍。先生出身翰林，当清廷宫禁未开的时候，金鳌玉蝀的背上，原来常有他的踪迹。加以高堂白发，梁太公时尚健在，所以遇到太公，或自己的县弧令诞，就不单是穿那踏上四合灵芝的红鞋，还要换上金线交织的大红锦袍。这尤可见得先生的笃于天性，随时显现他终身孺慕、綵衣侍养的真诚。”
梁士诒的“精力弥满、体气充强”，同样给同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处理事务，尤能不怕繁剧。天天案牍盈尺，固然待他批阅，还有那自朝至暮的满座宾朋，也无一不要亲自接见，商决要务。因此同人散值，每晚必在八时以后，大家都觉疲倦，他却总是精神抖擞，未尝稍露倦容。有时终夜不能归寢，翌日仍照常办事。”有一次，梁士诒偕同三位年轻人，因为出席某处会议，三天三夜未暇假寐片刻。同去的三人，到第三天上，不觉在后座瞌睡，梁先生那时还是目光炯然，将三人的座位改列前席，“谓壮年人不宜示弱如此”。
1936年7月出版的交通银行内刊《交行通信》，刊登了该行旧档案中所存梁士诒先生的两封信函，一为“复包生”，一为“复宋黎卿”。细读之下，亦可窥见梁先生的另一侧面。
《交行通信》
第一封信函，具体时间不详，估计在1925年左右，是梁先生对包生求职自荐信的回复。从信函内容分析，“包生”应该是一位姓包的先生，时年18岁。
梁士诒在此函的开头，即毫不客气地指出：“阅来书，志气甚好，但嫌太自夸耳。”为什么这样说？他认为，“足下年只十八，所学能几何，乃贸贸然自诩天资之敏，学问之优，何自足若是也？”梁士诒引用了《礼记》上的一句话“学，然后知不足”；并指出，“读书以来，所见名师益友，曾有如是自足之言乎？”因此，“应亦哑然失笑矣。”
接着，他告诫包生：“学无穷境”，并提出应具备两种必要的学习态度。
第一，当虚心。他告诉包生，“盖心不虚则气浮，气浮则力不果。”学习中最常见的情况是，“所见闻至陋，而自以为精；所心得至少，而自以为多。”因此，“沾沾自喜，而学必无成”。他强调，“大易言，君子以虚受人，诚至训也”。
第二，当知难。“古今人一艺之精，不知经几多之岁月，费几多之心力，然后出而问世，乃能博通人之一顾。”因此，“若自恃聪明，易视一切，势必浅尝而止，而学亦无成。”
关于处理学习的难易问题，梁先生称，“大易损卦，言先难而后易。”他引用了《春秋外传》中的一个典故：“晋郭偃谓文公曰，君子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矣。”他同时指出，“虽其言为修身治国而发，要其理则可通于学。”
至于求学有何用处，梁士诒如此表述：“夫求学云何，亦曰期为世用而已。用之道，小则一乡一邑，大而至于一国，其绪万端，不能殚述；姑以政府之分部言，内务也，外交也，海陆军也，财政也，司法也，教育也，农商也，交通也。语其一端，不必其重且大，自断非不学之人所能担当。”而且，他特别强调：“即云学矣，今日毕业于学校，明日挟所业以试用于乡邑与国，遂谓为能担当之，吾不敢信也。特学之时，不可无此志耳。”他还举了不少例证：“昔宋世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志之谓也。及其任之之时，固是持其志以用其所学，要此中究有事功在。夫岂徒张大其词，所能得千秋之钦仰耶？汉申公有言，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
最后，梁士诒特别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吾以为立志向学，亦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他特别提醒包生：“足下之志则美，吾甚为足下喜，足下之言则夸，窃虑不能成所学，而卒无以达所志，又甚为足下忧。”从此函的内容分析，此前包生的来函中应该表达了“愿闻善言之思”，因此他殷切期望包生，对自己的这番忠告，“幸勿视为老生常谈也”。
当年身为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其公务繁忙自然可想而知，而他却不惜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和心思，对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提出如此具体而直率的告诫，实在是相当不容易。梁士诒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所争议的人物，但就这封信函而言，却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银行家的社会责任心。
再看第二封信，此信也是在同一时间段写的，收信的对象则是黎元洪。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故称“黎黄陂”，曾两次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三次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等。此时应已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封信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宋公总统座右：展诵教言，敬谂动定曼福，为颂以忻。交行本年改选总理，复以士诒承乏，群情所属，义不容辞，旧地重来，亟思勉竭薄棉，以副各股东期望整理之意。行内员司概未更动，良以银行事业本与政界不同，而在职之人多系当年旧识，固属易于指挥。且年度开支，预算有定，不能随意增加。承荐刘君，委难如命，伏乞鉴原。财政善后委员会行将组织，如有位置，当代为谋，以报雅令。士诒猥以辁材，忝膺重寄，诸祈时赐箴言，藉匡不逮，实深企幸。肃复，敬颂道安，不备。
从此信函内容看，黎元洪此前曾专门致函梁士诒，希望在交通银行内部安排一位刘君。梁士诒的这封信函，即对于此事的正式回复。梁士诒在此信函中明确表示，交通银行无法安排刘君。他说了两点具体理由，一是银行系统有特殊要求，自己刚刚到任，“行内员司概未更动，良以银行事业本与政界不同，而在职之人多系当年旧识，固属易于指挥。”二是不能随意改变用人计划，“且年度开支，预算有定，不能随意增加。”当然，他还是相当通情达理的，关上了一扇门，又开启了一扇窗；银行内不能安排，别的地方也是可以另想办法的。他建议，“财政善后委员会行将组织，如有位置，当代为谋，以报雅令。”
在刊出梁士诒的这两封信函时，曾附有简短的按语：“右件系民国十四年三水再任交行总理时之函稿，前函覆自荐者，后函谢荐人者，措词互异，而皆可以见昔人之风度。旧档所存三水谢荐人书，指不胜屈，兹录其一，以见一斑。”
如果说，能够对年轻的自荐者直言忠告，反映出梁士诒的直率和良心；那么，对黎元洪这位曾经的大总统，也能够明白地说“不”，则更多折射出一个银行家的风骨与坦荡。所谓“昔人之风度”，所指的或许就是这种不卑不亢的气度与涵养吧。
作者：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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