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翔|加强矫正小组建设 构建社会动员体系 ——浙江社区矫正的“专精特新”

2018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贡太雷副教授成立了司法人权研究中心，邀请小编成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一起共同研究社区矫正领域中罪犯权利保障和救济相关问题。年初，和宣传网纪主编商议，把目光转向以“专精特新”闻名的浙江省。在行程后感慨颇深，可用一句诗来形容：“相视有景余杭,回首似闻花香。”

对小编而言，此次浙江行，主要还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台州队建制改革和嘉兴市先锋助矫工作的特点比较。

两者在思路上存在差异：

队建制改革强调执法重心上移，权力和工作集中到县级执法队，力图通过政府机构内部的资源整合，强化执法管控能力，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精细化；

先锋助矫工作的特色，则是工作重心继续下移，通过强化矫正小组建设，注重贴近社区，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生活的密切观察，着力发挥矫正小组成员中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实施“一对一”矫正。通过党员这一特定社会群体，发挥自身群体特殊优势，以为社区矫正人员做特定的工作的方式来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精细化。

两者相比，小编认为嘉兴市先锋助矫工作的制度价值意义更大。这一做法的背后，体现了嘉兴市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对如何加强矫正小组建设、构建社会动员体系，找到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即通过动员特定社会精英群体来参与社区矫正，形成模范作用。社区精英一般而言又可以细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是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名誉和公信力的群体，能对社区居民的认知和行为能产生积极影响，而共产党员又恰好作为社会中的精英群体，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让社区矫正人员这一“落后群体”可以直接看到先进人物如何生活的方式，比起传统式的课堂式教育，甚者互动式教育，多暗含一层了“见贤思齐”的中国文化传统，因此更有影响力和震撼力。小编认为，对社区矫正对象而言，这种做法不仅是打开了一扇窗，更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门，也是正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像”。

离开浙江后，我跟贡太雷副教授谈了下感想，教授认为现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弱化，虚化矫正小组的现象或者倾向，这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真正能够对社区矫正对象发挥积极作用的就是社区矫正小组，只有通过科学合理配置矫正小组成员，才能够为罪犯重建家庭社会支持系统，为他们在走上正常社会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精神资源，才能真正消除犯罪的深层次原因，相反夸大社区矫正对象威胁程度，力图单纯通过强化政府管控，效果是有限的。

有感于此，当前矫正小组建设的困境，其实是构建社会动员体系的技术方式问题，嘉兴与台州之间差异也是这一问题的体现，有幸嘉兴“先锋助矫”则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

小编认为嘉兴“先锋助矫”工作中，社区矫正小组的作用或者功能，就在于把原子式的党员和社区矫正对象犹如珍珠链一般串联起来，通过发挥彼此的特定作用，能让处在中间的社区矫正对象产生“化学作用”，学会如何养成自律，处理人生当中面对的危机和挑战，重视家庭和社会责任。

小编在和鲁兰博士交流时，博士笑道如果其他地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可以去嘉兴交流学习下，这里的所长们眉开眼笑。博士这句话，让今年考上海浦东新区司法局失利而心情有所沮丧的我，都感到了欢乐，心情都舒畅了不少。

5月23日，离开浙江前，浙江省司法厅在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举行“智慧矫正”联合实验室启动仪式，是全国首家“产学研用”实验室，这也是浙江社区矫正走“专精特新”路线的又一重大举措。在现场参观后，在警校，郑艳副教授跟小编交流，谈到了浙江的社区矫正项目发展思路很有“自下而上创新”的特点，由下面的市、区、县互相创新，相互赶超，做好了才上报。

小编认为，这种思路优势在于各自因地制宜，做精做细项目，再由上级来总结提炼共性特点，最终提炼出来的东西就是具有普适性的行刑规律。

“专精特新”本身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造就了一批经济界的“隐形冠军”。此次浙江之行，我深有感触，若浙江能继续坚持社区矫正领域的“专精特新”发展思路，今后也定能造就一大批刑事执行工作中的“隐形冠军”。

往期经典回顾

供稿：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司法人权中心研究员  敖翔

排版：油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