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分析：知识过程与增长跨越

［摘要］对于转型经济而言，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不仅是服务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关键，也是培育可持续增长潜力和实现增长跨越的关键。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有着根本不同于工业化的典型特征，知识过程和服务业要素化趋势的关联日益紧密。基于知识过程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消费能力和资本深化能力的提升，以及经济效率模式重塑。为了达成这种目标，改善公共品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状况，是政策着力点。

［关键词］服务业；要素化；知识过程；网络化；城市化

［作者简介］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ZD084) 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性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AJL006）的研究成果。

引言

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什么样的服务业发展对于增长跨越至关重要？在中国工业化向城市化快速转型的调整时期，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国际经验对比表明，长期增长过程中城市化阶段对工业化阶段的替换，是效率模式的重新塑造，这种替换一方面体现为服务业比重的扩大，更重要的体现为服务业结构升级。从生产率改进角度看，服务业比重多少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真正重要的在于服务业是否具备促进自身及整体经济效率改进的结构和机制。

　　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即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经济和生产率持续改进的经验表明，以消费、人力资本和公共品提供为支撑的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知识生产配置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人—人”相互交流、联合认知为特征的知识网络化，在不断更新优化服务业结构的同时，促进服务业要素化趋势的形成：教育、研发、知识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等服务行业，不断强化“以知识生产知识”的功能，也正是这种知识要素的再生产循环，使得经济结构服务化时代具有了与传统工业化阶段根本不同的效率模式。

　　首先，正是因为以知识过程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的存在，使得服务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对中国这样正在经历城市化转型的国家而言，重视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是实现经济跨越的根本所在。其次，知识过程的建设，是培育消费能力和资本深化能力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协同进而培育增长潜力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对于中国工业化之后生产消费脱节问题的分析，具有针对性。再次，中国的问题不是投资多少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实现资本深化能力、挖掘投资潜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借助于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一、 传统理论中的服务业定位与城市化阶段服务业特性的再认识

强调产出增长和相应就业增长，是传统理论的主线①，关键在于，什么样的生产结构才能保证这个目标的达成。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本国特定创新要素的“内生过程”，进而甄别出来教育和研发对于持续增长的本质重要性②，但是在适应性——即本国生产结构能否以及怎样产生创新内生性过程的问题上，还有很多环节值得探讨。

　　在生产结构的观察上，本文倾向于这样两个互补视角：第一，增长理论中关于三次产业结构演替的长期规律的认识，即伴随着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的演替，增长动力经历工业部门主导向服务业部门主导的转换。第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③，这里特别指出发达经济阶段（或发达国家城市化阶段）的新结构问题，主要是以消费结构升级和公共品提供为依托的知识生产供给的增长。本文从理解“服务对象是什么（即传统理论中服务业的分类依据）”和“服务业是什么（即本文中服务业的分类依据）”这两个问题着手，揭示服务业与“内生过程”的一些深层次关联。

（一）服务对象是什么：传统理论中的服务业分类方法和服务业定位

关于服务业的特性和在经济增长中的定位，传统增长理论倾向于认为服务业部门是发展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前提条件。④这种认识在工业化阶段得到加强，甚至在经济服务化和大众消费阶段，也没有很好地得到扭转，其暗含的假设是：第一，从整体上来看，服务业作为一个部门从属于工业部门，服务业是物质品产出的引致需求；第二，作为服务业部门中的一类，知识生产是工业和其他服务业产出的引致需求，且知识生产有利于其他部门的效率补偿；第三，服务业部门整体效率低下，低效率产生于服务业作为就业贮水池调节经济周期，如零售餐饮和其他个人消费服务等，或者产生于公共部门的扩张。

　　与强调产业或部门生产性的认识方法相一致，传统理论中服务业部门分类普遍采用“二分法”，尽管在表述上有时存在语词上的细微差别。如表1所示，根据服务对象是企业还是非企业（或消费者），服务业部门被划分为生产服务业与消费服务业，或者划分为中间服务业和最终消费需求；分销、生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和个人服务的四部门分类实质上是二分法的变种。另一种二分法是现代服务业和非现代服务业的区分，其侧重点是强调银行业、保险业、公共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性。

　　上述分类方法过分强调生产环节的内生过程，把效率改进的源泉置于生产供给主导的背景下，消费的潜在或隐含的效率特性被忽视了。与传统理论相一致，Petit⑤曾把最终消费的扩大定义为自主的增长，按照这种定位，包括科教文卫在内的家庭和政府消费被视为外生于生产过程。这种外生性隐含着两个有局限的传统认识：第一，静态的成本—效率思维。单纯依赖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上的科目分析服务业，把服务业增长的很大部分归结为成本支出的扩大，且这种支出导致结构服务化下的鲍莫尔成本病。⑥ 因此，与服务业成本病相联系的服务业增长悖论，是静态思维框架下的产物，有必要慎重对待。第二，引致需求思维。按照工业部门成本/效率计算方式来衡量服务业效率，这是将服务业作为工业分工结果的传统理论认识的产物。

　　对传统理论的一些有限的修正认为，服务业的重要性远远超出生产率的范畴，很多情况下，服务业不是增长的结果，而是前提条件⑦，如有效率的银行系统、运输部门、保险业、通信业和公共管理，是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或者像Nusbaumer⑧认识的那样，服务业具有互补性和满足特定生产需求诱致的作用。其局限在于过分强调服务业的生产服务功能，忽视了最终消费与服务业的密切联系。鉴于传统理论的一系列问题和局限，有必要对服务业如何定位的替代性认识进行探讨。

（二）服务业是什么

这里从“服务业是什么”的角度，提供一种替代分析。首先定义“服务”，与有形物质商品不同，无形的服务表现为“特性”，即劳动服务中包含的技能和知识，商品再生产（包括物品和服务）的过程，可以看作服务特性以各种方式被物化的过程。直观上容易理解，如特定制造品是特定劳动服务业物化于特定物质资本的过程。

　　按照这种定义，“服务业是什么”可以转换为两种具体的物化过程：一种是与工业生产过程类似，特定劳动服务物化于特定物质资本形成某种服务商品。区别在于这种物化过程不是指向直接的消费对象，而是指向一种间接的消费对象。例如，交通运输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虽然作为物质资本的交通工具必不可少，但是人们消费的目标不是这些交通工具，而是以此为载体，到达某一个地点。另一种与工业过程根本不同，而是物化于“人—人”的交往交流过程中，即特定劳动服务物化于其他特定劳动服务形成某种服务商品。例如，知识传播，传播者一方提供演说等服务，接收者一方提供听的服务。根据技能和知识的物化状况，就可以甄别出什么是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和高知识密集度的劳动服务的物化过程，可以直观归入现代服务业这一类。

　　基于 “服务业是什么”的分类，两种具体的物化过程包含着服务品提供方式或服务业分类的谱系：以知识技能物化于物质资本为一端，以劳动服务物化于“人—人”交往交流过程为一端，服务业以其知识技能物化程度显示出自己的不同种类。表2提供了服务特性（H）和物质资本（K）结合所产生的四种服务业类型：i、ii、iii、iv类是依据服务特性的物化程度所呈现出来的行业分布状态，i~iv的顺序排列暗含了服务业结构高端化的趋势，其中，分布在科教文卫领域中的技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本文的这种分类中受到特殊重视和对待。当然，由于本文目的不是单纯的服务业分类探讨，而是想对服务业怎样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给出说明，因此这样的四分法已经能够突出一些重要认识。

（三）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的关键环节

　　回顾传统理论中基于服务对象的服务业分类法，可以发现：第一，一体化于生产过程的“生产性服务业”或“中间服务业”，由于它们作为工业化过程分工结果存在，且在传统认识中是工业生产的引致需求，这类（i~iii类）服务业可以看作是传统（生产）服务的网络化。第二，自主增长的服务业类，它们的特性及其作用在传统理论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类服务业被囊括在知识网络化之中，目的是生产各种服务“特性”。本文第三部分对此给出细致观察（尤其是iv类）。生产结构演替过程中服务业主导地位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引致需求和自主增长的）服务业份额的增加，而且意味着服务业结构升级和生产消费迂回的增加。长期增长演进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包括科教文卫在内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作用日益突出。特别是公共部门，尽管它的扩张招致了不少批评和争论，但是公共品提供却必不可少——伴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和效率持续改进的要求，知识技能的生产配置比一般商品生产分配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二、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

（一）知识过程与人力资本     

按照马克卢普{14}的定义，知识具有双重含义：已知的知识和作为认知状态的知识。知识分为五类：实用知识；理智性知识，包括普通教育、人文主义、科学学习等；闲谈和消遣知识；心灵知识，即宗教信仰知识；认知者兴趣之外的偶得知识。知识产生于两种路径：一是通过交谈、写作和阅读把已知知识传递给知识接受者；二是个体通过发明、发现等活动获得新知识，并传递给其他人。因此，知识生产过程是一种基于个体交往互动的知识结构的重构过程，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个体通过相互启发引发知识创新，知识多样性有利于更加具有创新性的知识过程。{15} 在马克卢普那里，知识分配被定义为知识在经济部门或行业中的配置，特定的知识配置方式决定特定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生产与知识分配相互交织，在不致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本文把具体经济部门或行业的知识生产分配过程简单称为知识过程。

　　在本文第一部分，体现于劳动服务上的知识技能被看作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具有各种特性和用途的要素。{16} 根据人力资本的作用不同，有必要把知识过程进行分类：理智性知识过程，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只在人的头脑中进行，包括普通教育、人文主义、科学研究等过程。生产性知识过程，即知识技能在商品生产过程的使用和再生产，主要指职业和商业方面的实用知识。消费性知识过程，即知识技能在消费过程的使用和再生产，包括马克卢普实用知识分类下的家庭知识和其他知识，以及闲谈和消遣知识的一部分。

（二）知识过程赋予经济结构服务化新特征

作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生产的源头，理智性知识过程的发生和作用，使得服务业主导之下的经济增长有着根本上不同于工业化时期的特征，其差别可以归结为价值循环的性质不同。要解释清楚知识过程如何赋予服务业新的特征，需要从经济循环和反馈的角度入手：大规模工业化处于物质资本主导之下，利润获取和产出（尤其是物质产出）扩大是生产主要目的；不同的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处于知识过程的主导之下，以知识技能为标志的劳动力再生产是主要目的。 

1.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是资本—商品循环，消费和劳动再生产处于从属地位

作为向发达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大规模工业化过程的主要动力是储蓄和资本形成，这种供给面的特征，尤其是物质品产出规模的扩大，在传统理论中受到重视。假定消费能够为生产提供足够的市场需求，一个完整的资本—商品循环是：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使用→物质品和服务品产出扩大→消费→企业利润和家庭储蓄→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使用。

这个循环有以下含义：物质资本积累主导工业化过程，消费居于从属地位，其作用是满足工业化规模扩张所需要的初级劳动力再生产（半熟练劳动力）；工业化主导整体经济增长，服务业作为分工结果存在，交通运输等引致服务部门作为中间品促进工业发展，自主增长的服务业也是围绕着降低工业成本展开。

2.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基础，是以人力资本增进为核心的劳动力再生产

城市化、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消费和人力资本与服务业增长联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直接。以人力资本增进为核心的劳动力再生产循环是：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使用→物质品和服务品产出扩大→消费。

　　这个循环包含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消费不是简单再生产劳动力，这是不同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重要方面。{17} 消费作为这个循环的起点，其更加重要的经济意义表现为：消费结构升级直接与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相联系，并与经济效率的改进挂钩。二是作为良好城市化绩效重要支撑，大众消费在这个阶段将直接与服务业效率关联，如休闲娱乐等服务业。

3.知识过程作为嵌入的循环

　　上述两个循环包含着知识过程，尤其是第二个循环本质上作为知识过程的原动力存在着，根据再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性质的不同，可以区分知识过程的一些特征。这个子过程的形式是：教育→知识传播和创造→各层次人力资本→教育。{18}

　　按照马克卢普的分类，理智性知识过程的功能是生产具有各层次基础性知识的人力资本，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梯次，这些人力资本配置到国民经济各个环节，推动生产性知识过程和消费性知识过程，并形成和积累各种实用性的人力资本。理智性知识过程可以看作是自主增长的：第一，从直观上讲，生产性知识过程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结合时发生的，具有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Y=F(K，L)。这种生产函数的工业生产特征：一是人力资本作为引致需求服务于商品生产；二是服务业作为引致需求服务于工业生产，如交通运输，这种认识在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论述。第二，消费性知识过程在服务业中比较显著地存在着，尤其是经济发达阶段更是如此。典型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分享，知识消费直接促进服务业的分工，形成文化娱乐这个现代必不可少而且份额较大的产业，这部分服务业可以看成“人与人”之间相互引致的消费需求。

4.知识和人力资本配置的重心不断向服务业转移：高级知识和研发

上述三类知识过程都与服务业有关，而且，随着工业化向服务化阶段的演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的配置中心不断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第一，高端人力资本生产配置能力提升。从效率持续改进的经济结构演进角度看，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工业引致的服务业发展以传统的成本型服务为主；更高级的城市化阶段，知识过程的发展使得高端人力资本生产配置能力提升，并一改以往以物质产出为中心的生产函数，人力资本增进的劳动力再生产成为新的生产函数。形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产出—知识技能—产出的反馈循环。第二，工业部门份额下降导致的效率损失，不断由现代高端服务业弥补。按照机会成本和边际收益原则，在保持总体经济效率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工业部门的萎缩和服务业部门份额的扩大，要求服务业具有至少不低于工业的效率增进能力，即要求服务业部门自身分工具有效率。就封闭经济情景而言，这就要求服务业部门在静态分工和动态趋势上具有效率，显然上述知识过程的作用必不可少。第三，服务业可贸易性与效率补偿。当国内市场不能满足高端服务品需求，进而限制知识生产配置，就需要通过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把知识资源配置到国际市场，并再平衡由于工业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潜在贸易失衡。就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趋势越来越强。第四，知识过程使得高端服务业具有绝对优势。与资本要素比较起来，由于劳动力要素在国家间难以大规模流动，因此知识过程，尤其是高端知识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绝对优势和垄断性。并且，由于知识网络的建立比传统工业部门建设具有更大的复杂性，这种困难也将强化已有知识过程。实际上，知识差距正在逐渐成为发达与欠发达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障碍。

（三）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

服务业的这些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要素化趋势的发生。典型如教育、研发、信息、产权等行业，这些行业要么为其他行业提供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要么直接生产人力资本，从发达国家的经济服务化趋势看，这些与知识过程有关的服务业份额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关键。

1.服务业要素化的特征

实际上，知识过程在赋予服务业新特征的时候，也模糊了要素与产品的传统界限。原因是知识过程发生在“人—人”之间，人与人的互动和交流所产生的知识成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知识技能“产品”始终存在于人力资本之中，这种情景之下的要素和产品是一体的。从需求角度观察，教育、研发、信息等行业部门要么是提供人力资本要素，要么是提供知识技术要素以加入企业生产函数，满足生产需要。从价格角度观察，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知识产权等的价格由全社会的需求决定，属于使用价格的范畴。也正是因为这些特征的作用，随着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以下现象也变得突出：即物质资本越来越难以替代知识过程，此时人力资本成为物质资本的互补要素或者短板，成为经济扩张边界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现实例子是，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在现阶段正面临转轨压力，如果物质资本投资能够替代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在这种假设下就没有转型必要了。问题恰恰是，未来一定时期的知识过程建设能力，决定了经济规模和效率能否持续。

2.服务业分类的回溯与分析

物质与服务的替代问题（物品替代服务，物质资本替代人力资本），如果与服务业分类联系起来分析，一些新的认识可以揭示出来。上文表2依据“服务业是什么”的分类，进一步可以概括为知识过程的物化和人化程度。物化：即生产性知识过程与物质资本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合过程中，把特定知识技能物化为特定产出。属于这种情况的服务业行业，按照人与物（或物质资本）的结合方式分，包括交通通信、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个人服务等。人化：即知识过程发生在人与人的交往之间，包括理智性知识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生产与知识创造（如教育、研发），以及消费性知识过程中观念的更新和思想创造（如文化产业）。正如前文所述，知识人化的主要表现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的可替代性。服务的可替代性包括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存在于物化过程中的替代，表现为物质品或物质资本对服务的替代。这种替代以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物质品特性升级为支撑，物质品内含的知识密集度提高，从而增强了对服务的替代能力，如洗衣机的使用、ATM的使用等，高级形式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人工的替代。第二，服务对服务的替代，也与物化过程密切相关，如出行乘坐公交还是私人交通工具。通常由物品和物质资本所替代的，是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是物品中的知识技能特性替代了部分人力资本。但是，对于理智性知识过程和消费性知识过程的高端部分，人力资本和服务的可替代性将越来越小。

　　人力资本要素和服务的专用性。随着服务业要素化趋势的增强，居于高端的教育、研发、信息技术和文化娱乐等服务行业的人力资本生产配置，越来越表现出专用性和垄断性，知识生产与分配主导经济增长的格局越来越显著。服务业增长的要素化趋势，服务特性因其专有性、垄断性，使得服务业具有不同于工业的特征。因此，高端服务业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以其知识密集性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原因是高端知识的替代品较少。这种专用性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决定着关键高级知识过程的发生和影响，如高等教育专业人力资本的培育，从而决定着研发和创新过程的发生和传播。无论是理智性知识过程，还是生产性、消费性知识过程，高端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缺失，就会导致创新网络的局部甚至全局的阻隔。因此，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决定了一国的创新边界和效率扩张边界。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由于知识过程的建立更加困难和复杂，经济追赶的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一旦落后，就会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知识网络控制，对增长实现跨越造成困难。

3.要素化和非标准性

与高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相一致，知识密集服务业要素化趋势，也使得这些服务业具有非标准性特征。这种非标性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要素化倾向的服务业具有不同于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生产函数。工业和作为工业引致需求的传统服务业，生产函数表现为一般形式的Y=F(K，H)。对于工业而言，Y代表特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合下的物质产出；对于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甚至个人服务而言，Y表现为可见的服务产出。但是，对于知识密集服务业而言，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已经变成发生在“人—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向人力资本的映射。第二，规模经济弱化，知识流作用突出。相关经济文献已经表明，服务业不存在制造业那样的规模经济运作方式。如Petit{19}就认为，服务业不存在像制造业那样的现象，即生产率的增加是以价格递减的方式传递的，服务业企业采用新技术于内部管理，价格与生产率无关。当然，这种观点更加适合于本文中要素化趋势比较显著的服务业行业。因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不是以成本载体传递生产率的，而是以知识流为载体传递生产率，生产率的改进直接体现在作为知识流的载体的人力资本的溢价上（而非传统理论认为，体现在一个具有价格的服务产品上），或许这是服务业要素化最为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三，非标准性和网络化。工业规模化大生产以必需品满足的生产提供为主，产业联系是建立在标准和规范的技术联系之上，生活与消费的市场联系，也是建立在相对较少的标准化产品之上，工业化时期的经济网络及相应生产消费方式以物质基础设施为载体，围绕这些基础网络建立起来。经济服务化时期，网络主要建立在“人—人”之间的联系上，知识信息网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复杂。“人—人”交流的网络直接促进着知识生产和传播，这种网络的局部化、个性化、多样化，使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联系建立起来。

（四）知识过程与内部化：迂回与网络   

根据吉登斯{20}对社会再生产的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化，即运用规则、资源整合社会经济的活动，在经济转型时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根据前文分析，鉴于经济结构服务业化具有与以往增长不同的新特征，规则和资源的整合方式及其绩效也要求与以往不同。可以这样认为，在知识过程的作用下，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时代，将具有更复杂的网络化和迂回特征，其功能就是捕捉知识要素的溢价和垄断报酬。

1.知识的网络化

以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为参照和追赶目标，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过程中，结构调整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工业化时期的网络化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发展理论中所谓的产业前后向（物质技术）联系。二是交通运输等经济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总体看来，工业化时期的经济网络具有较强的满足物质品生产和需求的倾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网络的特性沿着两个方向发生新变化：一是有利于消费和生活；二是有利于知识生产分配。此时，在原有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更新的基础上，知识网络发展壮大，且逐渐成为主导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因素。     

　　知识网络化建立在“人—人”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上，这个过程产生的知识信息共享和联合认知，主要作用在于增进个人能力，并发展出新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工业化的规模经济机制是依托企业家（或政府）进行要素组合和产出最大化，通过标准化和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受大规模生产的制约，劳动力再生产也呈现通用性、规模化特征{21}，在这种生产主导的经济中，消费者不需要太高的认知水平，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拿给你使用”。

　　消费者个体认知能力的提高——高水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专用性专业化，是经济服务化有效率运转的基础。随着工业化规模扩张基础的消失，服务业行业的非标准化和知识密集性，突显了消费者个体的认知水平的重要性，“你想消费什么”成为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条件。“人—人”网络中，个体间的依赖性增强（工业化时期排他性、独立性的消费者角色褪色）：消费者的相互分享使得每个人都最终受益；消费市场细分突出，特定服务行业满足特定消费者，知识生产者与消费者彼此分享、相互依赖维持运转。消费者主动性在联合认知网络构建阶段的作用显现，知识网络化成为消费者发动的经济过程。

知识过程中消费的迂回性，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闲暇为消费提供机会，消费表现为一个时间过程具有生产性和效率。这一点不像工业化时期，闲暇只是作为劳动的替代，劳动者只是简单地退出生产过程（如轮班）。第二，空间的利用，知识过程扩展了消费空间，不仅是有形物质空间，而且是图形化空间。实践证明，正是后者支撑未来新的知识密集服务业（典型如互联网，以及图形化空间对现实物质空间的虚拟化——文体节目的国外电视转播）。

2.默认知识显性化

与生产主导、标准化和显性知识主导的工业化比较起来，城市化时期服务业对工业的替换尤其是知识过程的发展，使得默认知识快速增加。知识的网络化一方面加强了“人—人”联系和联合认知，由此创造出大量生产性、消费性、理智性的默认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促进默认知识显性化。可以说，服务业新业态的出现，就是为了提取联合认知中的默认知识，使之显性化转化为生产率。

　　结合前文的服务业分类，也可以这样理解：随着知识物化、人化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人化的知识过程及相关服务业行业具有相对更大的隐性知识，物化产品自然是显性知识的载体，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本质上是默认知识积累的推进器。这种认识也可以为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扩大的假设提供补充性的分析佐证。

3.网络化的功能：溢价和垄断报酬

知识过程强化了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不仅表现为服务业业态种类日益趋向于知识要素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培育，与知识过程相关的服务业的定价也通常表现出倾向于知识溢价的定价方式，而非传统部门产品定价的收益成本方式，这一点在前文已有涉及。

特定人力资本溢价的本质，是对新奇和知识创新的补偿。知识创新在时间上表现为知识流的脉冲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知识网络的扩展——知识流沿着“人—人”联合认知网络扩散，直至溢价消失和新一轮的知识流发生。例如，相对于生活必需品的衣食住行来说，消费者对文化娱乐新奇性的追求似乎更强烈——激烈的体育比赛可以带来更多的与新奇有关的预期，观众也愿意支付更多的钱；高级经理有更强的能力管理公司、消除潜在风险和损失，降低股东焦虑，因此这些经理人理应得到更多的回报；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信息咨询、演唱会、大学教育、研发等知识密集行业。知识流的发生，对应的不是边际报酬，而是人力资本的（脉冲式或跳跃式）溢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与这种溢价有关。

工业化规模大生产的边际定价方式，与消费者偏好单一性有关。大生产的标准化和产品的标准化以生活基本品的满足为主，产品生产的每一次技术革新和边际增加，都有利于成本降低并进入消费者组合。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甚至已经得到很好满足的条件下，倾向于个性化和多样性的心理需求以新奇消费为主，消费者创新以及生产消费结构协调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通信技术和网络以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具有了更加强大的连接分散的消费者和提取消费者偏好的能力。品位差异性蕴含的创新机会受到重视，大规模报酬递增的机会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针对易变的风尚的生产消费，知识的专用性、垄断性因此取得了溢价的权利，一个通过网络化捕捉报酬机会的服务经济形成。

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颁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在生产和产出的方面做出了很大调整。2008核算体系一改原有体系中将研发作为中间消耗的做法，把研发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将所有在一年以上的有效期内储存数据的数据库确认为固定资产， 而 1993 年核算体系只把“大型”数据库确认为资产。{22} 这一改动隐含着经济服务化时期的认识突破，对知识生产和配置的作用进行了强调。作为连接消费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环节，知识生产配置——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在经济过程的累积，是决定产出扩展的杠杆，并促进消费能力提升、资本深化能力提升和整体经济效率持续改进的循环。

三、理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

中国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是经济效率模式的重新塑造，以消费、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提供为动力的城市化阶段的增长，关键是应该争取在较短时期里实现人力资本的追赶。知识生产和配置的潜力的挖掘，是提高消费能力和资本深化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避免陷入抽租模式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过程的建设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力资本壅塞”问题，实现增长的门槛跨越

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表明，经济追赶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追赶。劳动力中高等教育（包括熟练技术工人）比重的提高，从根本上决定了转型成功。第一，日本韩国成功经验和拉美国家教训的对比表明，大规模工业化行将结束到创新驱动增长基本形成的时间间隔，一般是15—20年，时间拉得过长就有可能陷入长期调整风险。第二，鉴于后发国家工业化历程普遍较短，工业化底蕴或默认知识不足，补充这个短板的有效快捷途径是高等教育（包括熟练技术教育培训），这也是日本韩国极其重视高等教育普及的原因。相比起来，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中等教育为主，半熟练技能、初等中等人力资本壅塞是阻碍转型的重要问题。中国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前文所述，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以知识过程支撑经济结构服务化。

（二）知识过程的建设有助于中国新时期的效率模式重塑

中国城市化时期新的效率模式的建设，核心是提高两个能力：消费能力和资本深化能力。这两个能力相互联系，既可以表现为生产消费一体化及由此向发达经济阶段的成功演化，也可能表现为生产消费脱节并由此触发增长停滞风险。中国经济现阶段转型的重任，主要是知识过程的建设和高层次人力资本（高等教育、高技能）比重的提高。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消费性知识过程和生产性知识过程，直接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在服务业要素化趋势的作用下，消费能力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个经济逻辑而非相反的逻辑主导着城市化时期的增长。

（三）知识过程的建设将有助于中国避免抽租模式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过程的建设将有助于消除鲍莫尔成本病和避免抽租模式发生。对于像中国这样转型经济体而言，在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过程中，由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的供给不足或供给滞后，容易发生有效率的增长模式向无效率租金抽取模式退化的风险。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增长震荡情景和徘徊属于这一类，这是活生生的抽租模式的案例。这种问题的发生机制在于，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服务业比重扩大是以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为主，城市成为初级劳动力人口漂移的场所，服务业成为低素质劳动力贮水池；服务业的发展根本不是以效率提升为动力，而是以初级劳动力转移吸纳为导向。这种问题也可以归纳在传统服务业发展的成本病这个范畴之下，不仅拉美国家的上述问题可以用成本病解释，甚至服务业成本过高问题在发达国家也经常受到诟病。但是，在看待这些问题的立场上，本文强调服务业在知识创造上的重要性。发达国家尽管存在成本病问题，但是知识过程的创建还要归功于服务业。鉴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要求，服务业的发展应该适当向教育、研发等有助于要素质量提升的方向调整。

（四）两大政策措施

本文用了较大的篇幅分析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和知识过程，目的在于说明服务业为什么要发展和发展什么样的服务业的问题。归结为两大认识：第一，公共品提供为什么更加重要，因为它从根本上有助于要素质量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第二，公平收入分配在城市化阶段为什么更加重要，因为它提供直接消费需求，公平收入分配从根本上有助于熟练技能和高等人力资本比重提升。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显示，拉美国家陷入长期停滞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受阻，从而导致长期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源头堵塞。近年来，尽管一些拉美国家开始重视创新和教育，但是受制于国内不公平的产权和分配制度，很难指望短期内在高端人力资本普及方面有重大突破。

　　公共品提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来说，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和知识过程建设的紧迫性，一方面要求政府职能从生产转向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于提高公共部门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支持力度。作为知识要素的生产的特殊组织，国家教育、科研体系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教育体系的完善在理智性知识培育上的作用就不用多说了，就研发而言，知识信息经济时代的每一项创新，通常都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前期成本，不仅要求政府与企业的分担协调，很多情况下甚至需要政府独立承担基础性知识的生产。而对于一些成本高昂的企业研发，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还需要进行保护。因此，中国要想在较短的时期里实现经济转型成功，公共品提供保障体系的科学设计必不可少。

注释：

①这里的传统理论主要指新古典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理论。

②Cypher, J. M. and J. L. Dietz.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Routledge,2009: 434.

③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出现服务业主导经济的现象，典型如拉美国家。

④⑦{10}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cretariat. Serv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85: vi, 12.

⑤{12}{19}P. Petit. Slow Growth and the Service Economy[M].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6: 122,187-188,187-188.

⑥T. T. Raa and R. Schettkat. 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ch1.

⑧J.Nusbaumer.The Service Economy: Lever to Growth[M].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7: 3, 71.

⑨Greenfield, H. T. 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22, 74-75.

{11}Browning, H. C. and J. Single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Labour Force[J]. Policies and Society 1978, 8 (7-4).

{13}N. Gemmell.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 89-90.

{14}[美]弗里茨·马克卢普著，孙耀君译.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二章.

{15}谢志刚.“共享经济”的知识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5(12).

{16}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对广义人力资本给出了说明，限于本文研究目的，这里只就知识技能特性的人力资本给出分析。

{17}本文这里的假定是，长期增长过程包括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的次序演进，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必由路径。

{18}为分析方便起见，本文把政府科教文卫支出看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作为家庭消费支出的一部分看待。

{20}[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10.

{21}典型如现阶段中国主要储蓄者中，初等教育水平劳动力比重达到60%~70%的极高水平。袁富华、张平、陆明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模式[J].经济学动态，2015(5).

{22}SNA 的修订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课题组.SNA 的修订及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启示[J].统计研究，2012(6).

责任编辑：陈艳华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