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zgtsshzy816 Intro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是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1995年创刊，现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摘要］绿色发展是中国根据国内发展要求与国际发展形势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近达成的巴黎协议中，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不仅极具诚意而且极富挑战，将导致国内单位碳排放成本持续上升，经济增速放缓，并且还对未来的碳排放总量设定了上限。面对上述挑战，中国需要解决好碳约束条件下的碳配置问题，以深化结构调整作为主要方式，采取优化能源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碳减排合作等策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关键词］绿色低碳发展；碳减排；碳配置；结构调整；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乔晓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分工体系重塑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编号：14BJL048）和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巴黎协议与中日韩碳减排合作研究”（项目编号：AS1620）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能源被大量消耗，环境破坏与生态恶化形势日益严峻，进而使得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者已经达到了上限，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一两百年中逐渐暴露出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则以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的方式集中显现。这就进一步凸显了推动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从世界碳排放总量来看，1850年为197.86百万吨、1900年为1956.58百万吨、1950年为5891.71百万吨、2000年为24758.12百万吨，2012年已近升至33843.05百万吨。{1} 由此可见，世界碳排放总量展现出明显的加速上升趋势，进而使得全球生态危机的风险持续加剧。大量研究显示，如果放任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包括气候移民、粮食减产、灾害频发、瘟疫流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的一系列负面影响。{2}这就要求生活在“地球村”的世界各国必须做出必要的应对，进而减缓以及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各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议。该协议明确各缔约国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性应对，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摄氏度以内。2016年4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最终175个国家正式签署巴黎协议。这充分说明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而建立在巴黎协议基础上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也将成为与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同样重要的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维度。 　　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为推动世界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而且也要主动转型，变革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适应引领新的绿色发展趋势，构筑起新的低碳竞争优势，为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前规划、扎实工作，进而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围绕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结合中国在新近达成的巴黎协议中提出的碳减排目标，尝试运用相关的经济学理念，分析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核心问题，进而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设定的碳减排目标及其带来的挑战 （一）中国设定的碳减排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方面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本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国曾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COP15）期间向国际社会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为此，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出台并积极实施《“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本国的碳减排进程。 　　2014年APEC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作为上一年度世界碳排放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就在巴黎气候会议（COP21）达成新的协议取得了共识。由于新协议的生效需要满足“双55”条件，即至少55个缔约国批约，且这些缔约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至少达到55％，而中美两国的排放总量约为全球总排放量的40%，所以至此巴黎协议的最终通过才真正具备了条件与基础。 　　2015年巴黎会议上，中国根据自身国情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提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进一步展现出大国的国际责任与担当，同时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定了碳排放的约束条件。 　　（二）兑现碳减排承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在巴黎协议中提出的碳减排目标不仅极具诚意，而且极富挑战。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中国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将持续大幅上升。如果中国按照“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3%”设定碳排放约束，并且平均安排每一年的减排压力，则到2020年、2025年以及2030年，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将分别达到38.81美元、65.60美元以及97.90美元。{3}印度在针对巴黎协议的自主贡献中提出：“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3%至35%。”如果印度也兑现自主贡献中的减排承诺，其到2020年、2025年以及2030年，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将分别为6.78美元、11.00美元以及15.94美元。对比可知，中印两国同为人口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兑现减排承诺所面临的难度以及给本国产品增加的成本显然要比印度高得多。 　　第二，中国因碳减排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较之于其他国家要更高。如果以2012年作为基期，测算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兑现各自减排承诺的基础上到2025年累积GDP的损失，可以得到以下结果，中国损失6.51%、美国损失2.10%、日本损失4.29%、欧盟损失2.32%、加拿大损失2.21%、巴西损失1.96%、印度损失2.10%、俄罗斯损失1.00%。{4}由此不难发现，中国虽然提出的是碳强度减排目标，但是中国为了推动减排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却是最大的，6.51%的损失在经济新常态下大体相当于一年的GDP增幅。 　　第三，碳排放峰值的设定构筑起中国未来排放的天花板，并且将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限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要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从更长的时期来看，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上限将被锁定。众所周知，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历史也一再证明工业化才是一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蒸汽动力，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快速发展的电力和石油产业，都与化石能源消费所导致的碳排放密不可分。当前世界之所以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其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有先有后。那些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曾经大量消费化石能源，并在历史中累积更多的碳排放，进而使其能够成为今日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滞后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制约其技术追赶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其历史累积碳排放量并不高。如果进一步考虑不同国家人口数量的影响，那么通常可以使用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的变化来考察一个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根据测算，以2012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口作为基准，2012年，中国、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分别为111.13、1166.53、651.46以及399.84吨二氧化碳/人。假设各国均可兑现本国提交的自主贡献，并且依然以当前人口作为测算基础，则根据模拟可得到在2030年上述国家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将分别达到332.91、1356.62、772.79以及560.69吨二氧化碳/人。{5}将2030年的情况与2012年进行对比，从中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虽然与发达国家的差额有小幅的缩减，但是其绝对水平依然具有较大的差距。考虑到中国长期的人口变化趋势，即人口不具备短期急剧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也将长期维持在与发达国家相比的较低水平。 二、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问题与主要方式 （一）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碳约束条件下优化碳配置 　　当一国加入巴黎协议，并在自主贡献中设定了本国的碳减排目标，也就意味着该国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添加了一个关于碳排放的约束。由于当前化石能源依然在全部能源消费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带有约束的碳排放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如何配置好有限的碳排放资源，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就构成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问题。 　　为了满足上述排放约束，理论上一种可行的方式是依然消费具有等量热能值且碳排放又符合约束条件的能源。这就要求调整不同类型能源的消费比例，即降低高碳的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例，同时提高低碳的天然气抑或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但问题在于调整不同类型能源的消费比例除了要考虑碳排放之外，还必须兼顾其成本，即经济性的考量。结合现有的技术水平以及不同类型能源的相对价格体系，显然低碳或者清洁能源的成本更为昂贵。并且，一旦巴黎协议实施，如果各国都转向低碳以及清洁能源的消费，又势必会因需求结构的变动而进一步拉大不同类型能源之间的相对价格。这又将加大能源消费向低碳化转型的成本压力，进而受此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也将发生一定程度的收缩。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对碳排放约束下能源消费总量的再配置。至少上述再配置的优化可以体现在供给和需求两侧。例如电力消费，一方面电费将作为生产企业的成本对供给侧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电费也是居民生活消费中的一项必要支出。如果将有限的能源消费更多地配置于供给侧将有利于降低产品的成本，但却有可能抑制最终消费需求；反之，则会提高产品成本，并扩大消费需求。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上述影响还必须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一并进行考察，进而综合评估并确定一个最有利于提高本国居民福利水平，或者最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能源配置结构。如果从生产侧深入考察，还可以发现不同产业单位产值对应的能源消费量或高或低，并且生产过程中直接导致的碳排放也存在着差异，这又将进一步影响供给侧产业结构的调整。当然，以上分析均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展开的，如果低碳技术或者节能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那么也将对上述影响产生反向作用。 （二）以深化结构调整作为主要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如果以C表示碳排放总量、E表示能源消费总量、Y表示GDP总量、P表示人口总量，则根据著名的Kaya等式可以获得如下逻辑关系，即C=(C/E)*(E/Y)*(Y/P)*P。该等式说明一国的碳排放总量主要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是P，即人口总量的变化，显然人口越多那么需要消耗的各种能源与产品就越多，进而可能导致的碳排放总量也就越多。其二是Y/P，即人均GDP，这说明在给定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关技术的条件下，从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越高则碳排放总量就越多。其三是E/Y，即单位GDP能耗，该指标显然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与产业结构相关。如果高能耗的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非常高，则单位GDP能耗必然更大。其四是C/E，即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受到能源结构的影响。如果高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偏高，则该指标必然较大。 　　基于以上分析架构，可以对中国的碳排放的特点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这里的思路是首先针对中国自身的情况进行纵向的时间维度比较，以便发现带动中国碳排放总量提升的主要原因，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横向的跨国比较，从而发现差距，并找到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突破口。 　　从1990年至2012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从11.43亿增长至13.54亿，增长了18.46%；GDP总量从1.88万亿元增长至53.41万亿元，增长了27.41倍；能源消费总量从953.84百万吨标准煤增长至3410.94百万吨标准煤，增长了2.58倍；碳排放总量从2349.50百万吨增长至9312.53百万吨，增长了2.96倍。{6} 基于以上数据，可以进一步计算出Y/P、E/Y以及C/E。1990年和2012年，Y/P分别为1645元和39446元，E/Y分别为5.07吨标准煤/万元和0.64吨标准煤/万元，C/E分别为2.46吨二氧化碳/吨标准煤和2.73吨二氧化碳/吨标准煤。观察以上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碳排放总量之所以持续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尤其是人均GDP的提高对于碳排放总量的拉升作用最为突出。并且，中国单位GDP的能耗长期来看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总量的增长。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略有上升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结构近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依然以煤炭等高碳能源为主。{7} 　　在进行纵向的时间维度比较之后还可以进行横向的跨国比较。首先是考察单位GDP的能耗。2011中国的单位GDP电耗为1.06千瓦小时/美元，而同期世界平均的单位GDP电耗则分别为0.39千瓦小时/美元。{8} 这说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之于世界平均水平依然偏低。这种状况主要与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关。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产业结构中一些高能耗的产业部门占比偏高，从而提升了单位GDP的能耗水平。其次是考察能源结构与节能技术。以火电为例，2010年中国火电电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为94.3%、石油占比为0.5%、天然气占比为2.3%。同期，日本火电的电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为42.6%、石油占比为14.0%、天然气占比为43.4%。2010年中国火电厂发电煤耗为312克标准煤/千瓦小时，而日本则为294克标准煤/千瓦小时。这说明无论是能源结构还是节能技术，中国较之于日本等发达国家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通过以上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可以获得以下结论。第一，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经济即使进入新常态，也需要保持一个中高水平的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以过度压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来实现碳减排。第二，由于中国单位能源导致的碳排放水平较高，所以未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式来降低碳排放总量将具有非常大的潜力。第三，虽然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单位GDP的能耗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基于横向比较的情况来看，通过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式来降低碳排放总量也还依然具有较大的空间。 三、推动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策略 （一）建立清洁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 中国为了兑现巴黎协议中自主贡献的承诺，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首先需要从调整能源结构入手。目的是在确保经济增长，甚至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满足碳排放约束条件。2012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如下：煤炭占66.03%、石油占17.51%、天然气占5.62%、核能占0.96%、水电占8.10%、可再生能源占1.79%。而同期的世界能源结构如下：煤炭占30.03%、石油占32.57%、天然气占23.71%、核能占4.44%、水电占6.80%、可再生能源占2.45%。{9}对比上述数据，可以发现：第一，在化石能源消费中，中国的煤炭消费占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降低煤炭消费将在推动中国的碳减排进程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而为了替代煤炭消费应该持续增加更加低碳清洁的天然气消费。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需要重视的一个趋势是“页岩气革命”的兴起，美国也因此成为与俄罗斯类似的天然气生产大国，并且具备了改变世界天然气供给格局的能力。所以，鉴于中国的页岩气储量，我们也应该密切关注并跟踪页岩气开采技术的进展。第二，在非化石能源消费中，中国的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水电消费占比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的核能以及以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提升潜力较大，而这些能源就碳排放而言都属于清洁能源，因而有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核能的利用应该摆在整体能源战略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基于测算，中国在兑现碳减排承诺的前提下，到2030年对于经济增长最优的能源消费结构为煤炭占59.49%、石油占17.38%、天然气占6.00%、非化石能源占17.14%。这一测算结果与中国提出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大体接近。 　　（二）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除了建立绿色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之外，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也是推进碳减排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各种环境问题的出现，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未来环境成本也必然会不断提高。其中，在巴黎协议的影响下，碳排放成本的提高幅度就非常明显。由于不同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存在着明显差异，进而排放成本提高将导致产业结构逐步调整。根据测算，在中国兑现碳减排承诺的条件下，以2012年为基期，至2030年，农业、采掘业、高端制造业、其他工业以及服务业的累积增幅分别为257.67%、233.02%、266.05%、306.38%以及309.40%。由此可见，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包括机械设备、电气和光学设备、运输设备、化学品及化学产品）获得的增幅最大，而采掘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同时其他工业受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于以上模拟结果，本文做出三点补充说明：第一，虽然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小，但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依然是资本品工业化。这样的策略选择并不意味着要排斥甚至限制服务业的发展，反而是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允许服务业占比提升，但是就产业层级的攀升而言，逐步缩小与德国、日本等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差距，发展资本品工业，依然是中国未来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二，只有依靠提升技术水平，延长生产链条，发展由专有技术支撑的高端工业化生产环节才能支撑起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否则必将陷入“环境成本悖论”的怪圈。所谓的“环境成本悖论”是指后发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可以通过承接海外产业转移，学习技术，积累资本，进而实现全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一部分资本品积累，并且凭借着低廉的环境成本，形成产品竞争优势获得经济增长。然而，此后如果不能对高技术生产环节实现攻关突破，则会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提高环境成本将丧失产品竞争优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放任污染排放，本国的环境将持续恶化且变得不可承受。而解决上述悖论的关键就在于坚持走资本品工业化道路，跨越高端工业制造环节的技术壁垒。这意味着一国经济的绿色发展，重要的是要找到新的竞争优势。第三，在实现上述跨越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关键是在做实环境监管的条件下硬化环境约束，让污染企业必须内化环境成本，同时注意调节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利润结构，引导资源在市场机制下流向技术创新与实体领域，避免经济泡沫与虚拟化。 （三）积极参与国际碳减排合作 早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简称ET）与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等国际碳减排合作的制度安排就已经被提出。在随后的实践中，不仅上述机制取得了诸多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建立起本地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其中，中国就是CDM中世界上最大的卖家，同时中国目前已经在7个地区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并且将于2017构建起全国范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近期国际上诸如双边信用机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简称JCM）与产业信用机制（Sectoral Crediting Mechanism，简称SCM）等新型交易制度也被提出，进一步创新了国际碳减排合作的机制。此次，巴黎协议的第六条也再次重申了自愿交易的重要作用。根据测算，如果中国参与到全球碳排放交易中，由于中国的碳排放成本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所以中国将成为最大的配额出售国，其市场份额将占到全球总交易量的40%至55%，并且将使得国际配额价格实现14%的降幅。这意味着中国能够在未来的全球碳排放交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定价能力。具体而言，如果世界各国都独自推进碳减排进程，那么中国从2012年至2025年的GDP总量、居民消费、投资、政府消费、出口以及进口的累积变化分别为－6.51%、－13.69%、－16.47%、55.53%、－18.77%以及－17.29%。如果世界各国都参与碳排放交易，则中国的上述各项累积变化分别为－6.39%、－14.52%、－13.34%、64.00%、－25.05%以及－15.61%。对比两种情境下的模拟结果可以发现，中国作为碳排放配额的卖家参与到全球碳排放交易中，必须更多地减少能源消费，削减碳排放，进而会导致国内碳排放成本进一步提高，由此将遏制出口，但同时也能够减少进口，并促进投资与政府消费，当然还能获取出售配额所得到的收益，进而使得经济整体累积降幅更低。因此，积极参与国际碳减排合作不仅有利于改善本国经济，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影响力。此外，中国的碳排放削减，除了减缓气候变化之外，对其他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外溢效应。例如，减少煤炭消费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还可以降低二氧化硫以及悬浮颗粒物的排放。中国如果可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中的目标，那么雾霾的污染则可以降低42%。⑩假设将上述碳减排的外溢效应一并进行考虑，可能参与国际碳减排合作的潜在收益还会更高。 （感谢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有村俊秀教授的有益评论，感谢艾小羽同学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⑥参见CAIT-WRI's Climate Data Explorer. ②Stern 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以2012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下同。 ④乔晓楠.巴黎协议对世界经济影响的评估研究[J].工作论文, 2016(7). 此后关于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模拟测算亦参考此篇论文。 ⑤乔晓楠、何自力. 理解《巴黎协议》——一个产业变迁与碳排放的双层分析框架[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3). ⑦乔晓楠.我国产业转型背景下的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与碳金融创新[R].天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报告,2015(8). ⑧单位中的美元为2005年不变价格。 ⑨参见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⑩引自国务院新闻办于2015年12月23日召开的“巴黎归来谈气变”中外媒体见面会。 责任编辑：周青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6年第6期） Learn about writing a valuable comment Author requires users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 before leaving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Loading Most upvoted comments above Learn about writing a valuable comment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