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

［摘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是以习近平为同志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阐明了以坚持政治领导为核心的党内生活的根本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历史使命与实践规律的有机统一；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范畴下的理念、方向与关系；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方针和实践特色。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要创新体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实践载体，要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作者简介］刘汉峰，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诠释，其内在的价值与逻辑值得深入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在2016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对于如何发挥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三大作用的问题上，习近平早在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的要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这次讲话中，他把时代性注入了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内涵之中，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具有全面性特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党内规定的形式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内涵。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是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建设理论，特别是在党内生活理论上形成了科学化、系统化的创新思想和构架。

二、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内涵及特征

注重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特色，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独特优势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保障。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探索，是对民主革命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正确认识。在新形势下，认识和把握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成为实践党内政治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而言，首先就要从了解和认识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内涵开始，这是目前党内学习的一项重要任务。

　　1. 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阐明了以坚持政治领导为核心的党内生活的根本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基本理论与原则指导下党内关系的集中表现。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党内政治生活状况对于党的建设水平具有标尺性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是与党的诞生同步而成的，对于党内政治生活重要价值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大都集中在组织基层工农革命运动上。不用说党的生活，就是党的组织机构建设也并不健全。在党的组织建制这一点上，还没有健全起来，党的各级组织建设总体上看是处于一个初始的状态。陈独秀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1} 这段时期，党内并不是没有人关注党的内部生活问题。蔡和森在1926年上半年作的一个报告中，就曾阐述过“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的概念，对党的生活进行了初步思考研究。但是，这种思考在当时仅限于蔡和森对党的组织的发展的观察和思考，并没有成为党内的一种共识，从而上升到政策层面。大革命之后的一个时期，党的组织虽得以发展，但组织性、政治性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时任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贺昌在1928年7月巡视湖南各地的报告中指出，在湖南“党的组织是比较脆弱，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2}。1928年10月，贺昌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巡视广东的情况，他发现“省委组织异常散漫，不能集中地讨论工作与分配工作”{3}。党的组织机构建设的这种不健全、不完善，特别是政治要求不高的状况，使得党无法形成团结统一、有凝聚力的内部建设，这种状态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列宁明确指出了党是有组织的部队，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集中统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强调组织上的集中统一，就必须要加强和完善党的政治领导，这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同样这也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特点和组织优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组织建设并没有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这一点，以至于在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前，党的组织建设十分薄弱。组织建设的脆弱，必然导致思想上的松散，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当时红军组织问题作了如下评价：“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大。”{4}对于这样的状况，他在给林彪的信中就已经谈到了，已经考虑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归纳了红四军党组织内部存在的十四个问题，其中居于核心的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方针。中央“九月来信”之后，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的决议案中，毛泽东提出了“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观点，并系统阐述了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策略措施，如“少数服从多数”“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等成为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决议案还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在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的内涵解读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价值很高的分析起点，这对于我们理解认识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内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就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而言，在对党的历史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运行机制，是一种政党政治思想下的实践模式，其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的政治领导是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的第一要义和根本要求，可以说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党的政治领导要体现在党内领导核心基础上形成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上。这个制度的正确运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正确道路方向上不断发展完善的保证。中国共产党真正能够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在于党内政治生活逐渐走向成熟，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上的成熟，这样才促使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也正是在日益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才逐步形成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强调党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主体在于党员，党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就高；反之则低。党员政治素养的集中体现就是守纪律、讲规矩。党章、党纪、国法、党的传统都是党的纪律和规矩，守纪律、讲规矩就要坚守政治理想和信念，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自觉树立“四个意识”，始终保持与党中央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三是政治文化。风行于上，俗化于下。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真正落实和形成还是要扎根在基层，在于整个政治环境中。党内政治文化就是党的政治特色下形成的传统和氛围，这种氛围一旦形成文化形态，就会具有常态化表现，才能真正融入政治主体的思想意识和具体行动中去。

　　2. 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历史使命与实践规律的有机统一

　　党内政治生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具体实践形式，同样也面临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如同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样，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同样具有时代性特点和要求。当然，这种实践要求是与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一个根本性视角。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时代观，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列宁把掌握时代特征作为革命实践的重要前提条件来看待。他曾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5} 李大钊也曾指出，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6} 刘少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解决现代中国各种问题时提到，“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7}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战斗的武器”。

　　不同历史时代需要解决和回答不同时代的历史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持续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时代进步是理论发展的导引因素。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党的建设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时代性这一重要特点，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更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得以诠释。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是对其政治性的历史延伸，也是对其政治性的逻辑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所蕴含的根本的内在的要求是在社会发展总规律之下，阶段性实践规律与历史使命的统一，这是建立在对历史潮流、历史任务、历史方位、历史经验正确认识、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统一，这个统一既具有客观规律性，也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就提出了担负起中国的两大使命问题，即“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8}。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觉担负起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两大历史使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人民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新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基础更加坚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针。国家的繁荣富强使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更加坚定，也不断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二是党执政下的政治基础更加坚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大大加强了党执政下的政治基础。三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更加坚实。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物质财富的积累迅速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四是党领导下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增强社会基础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增强社会基础的有力措施，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问题的解决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也是面对群众、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的基本要求。党对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的全覆盖，大大增强了党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力，成为夯实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成效。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使命，没有一个思想统一、组织坚固、行动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党的建设视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法宝，就是因为加强党的建设可以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党这项工作被毛泽东定义为“伟大的工程”。建设“伟大的工程”是我们党实现基本路线、不断开拓创新的根本保障。在新的历史使命面前，党内仍然存在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加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显得日益迫切，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对党面临的时代要求作出的回应。

　　3.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范畴下的理念、方向与关系

　　党内政治生活是特定政治组织内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其特有的组织文化特性决定了对于它的认识必须在明确其基本范畴的情况下才能够继续展开。因此，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范畴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的一般性条件。党的建设历史发展体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初步形成并逐步固定下了党内生活基本范畴，即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准则。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颁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进一步明确突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完善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集中统一与纪律、党性、党内民主、党内外监督等范畴在内的12条基本准则。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在阐述1980年准则基础上扩大了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范畴，强调了坚定理想信念、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两部准则一道构建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范畴。

　　在基本范畴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首先体现出了纲领性特点。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个特点决定了鲜明的纲领性是首要的原则。纲领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前进的引导力量，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航标。也就是说，纲领所代表的原则性以简练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成为实践中的旗帜。从一定意义上说，纲领的内容是具有认识论、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境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必须体现出具有鲜明的政治态度这样一个基本要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文章中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9}。后来列宁在谈及原则问题时也曾指出，“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10}。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体现了党的章程要求的基本规范，是无产阶级政党基本路线和行动实践的指南。正像对纲领的表达是通过理论简述的方式那样，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不是以具体的条文、规定表现的，而是以理论性、旗帜性的政策形态表现出来的。

　　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还体现了方向性的特点。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代表了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党内政治文化的方向。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向是要始终坚持的，当然也要在坚持中得以脚踏实地地落实。周恩来在总结毛泽东对把握原则的经验时指出，“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11}。周恩来这里提到的坚持方向、实现方向，就是讲的原则所具有的方向性特点。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党的建设的行动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并不一定是以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多以理性认识表现出来。在认识真理、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因此在坚持原则的方向性的同时，还要做到实现方向，也就是通过制定正确的方针、策略来实现原则，符合方向。这种方向性特点对于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重要意义，周恩来也提到了，他说“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12}。这里所提及的方向性特点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的内涵，也是对原则实现途径和方式作出的合乎道理的解释。

　　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还体现在了基本范畴与要素范畴之间的关系上。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要求涉及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基本范畴和要素范畴之间也体现出了层次性特点。党的理想信念、基本路线、党中央权威、党的政治纪律、党与群众关系、根本组织原则、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是理论内涵和政策应用相统一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的基本范畴，而其他要素范畴则是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的体现。对于政策理论性较强的基本范畴与政策执行性要素范畴的整体结构和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也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内涵的应有之义。

　　4. 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方针和实践特色

　　体现出党内政治生活是否具有“辣”味的是其战斗性特点。所谓战斗性，是指在克服党内各种矛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巩固发展党的力量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状态、方式和特征。这个过程即是在党内基本原则指导下，通过在组织认定的、正常范围内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敢于直面问题、敢于直接交锋、敢于批评对方和自身缺点的实践方式和作风。

　　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是由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错误所决定的。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13}。刘少奇也指出，“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14}。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用上。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从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发，认为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15}。他还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张闻天也强调，“自我批评是改善工作的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警觉性，可以在错误中教育干部，可以使党内生气勃发，而不是暮气沉沉”{16}。

　　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言，要做到批评者敢于直面问题，敢于直接批评；被批评者也要勇于面对错误，积极省察是否有错误，并正确认识和对待错误。敢于坚持真理与勇于纠正错误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要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胸怀，是需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的共产党人的品格。

　　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体现了原则性与斗争性的统一。无论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其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始终要坚持原则性与斗争性的统一。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体现的是对于思想上、原则上的问题进行富有战斗精神的交流与交锋，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原则的理性说服，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与斗争性相统一的体现方式。这样的方式是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进行的，也就是要在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之内进行，是讲求原则性的斗争。这样做既强调辨明思想、明确原则，又强调体现战斗性是“红红脸、出出汗”，是提醒、把关、纠正错误，体现了原则精神与斗争精神的统一。

　　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也体现了斗争与团结的统一。澄清思想、严明纪律，积极开展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模式的党内政治生活，是确保党的肌体健康有力的重要方法。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既要求每一位党员在坚持原则、捍卫原则要求下表现出敢于斗争的精神与品格，同时也要求党员具有善于斗争的素养和能力。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表现的不是无原则的斗争，而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毛泽东讲过，“正确的意见如果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17}。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用讨论、批评、说理的方法发展正确的意见。刘少奇也指出，“同志的错误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并且具体地分析错误的根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18}。毛泽东、刘少奇这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体现了党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模式，这就是斗争与团结的统一。

　　党内政治生活的这种原则性与斗争性、团结与斗争统一于发挥其“熔炉”作用之中。“熔炉”是培养、锻造共产主义者的园地，是坚定理想信念、养成共产党员品格的园地。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的报告中就曾指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19}。党所强调的熔炉作用，是正确运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和党的纪律，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作用的表现。

三、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需要深化认识的几个问题

1.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政党。从党的发展历史上看，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历史阶段检验后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是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维护党中央权威。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和基本要求。这个规律既是历史的、逻辑的，又是具体的、客观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之所以在发展中能够不断壮大、不断成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障。没有党中央的权威，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党员干部政治自觉性与坚定性有机统一的衡量标准。作为党的建设中的一项重大原则，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衡量所有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一项重要标准，也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基本准则。坚定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每一位党员的基本职责。在这个职责面前，要求党员干部首先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用“四个意识”审视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同时要坚持做到“四个服从”，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约束力与执行力。“四个服从”是党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一项基本规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保障。“四个服从”不仅是党的组织原则，更是党员干部的行动原则，是体现落实中央精神、维护中央权威的执行力的主要表现。

　　2.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需要创新体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实践载体

　　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既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政治要求的体现，也是具有独特优势的政党治理模式。这个模式之所以能够发挥独特优势，原因就在于它是党的政治属性与党内生活的文化属性的统一体。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是对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认识的新认识、新提高，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但是，现在的课题是怎样以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可以肯定地说，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为实践创新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总目标来看，这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具体目标也是明确的，即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手段和内容上看也是丰富多样的，有党中央集体领导和基本路线作为根本方向上的保障，有信念的引领、纪律的约束、权力的监督、党员意识的强化，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和被称为“党内的群众路线”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有党内民主制度、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生活制度等。现在在目标和手段均已清晰化之后，需要重点解决的就应该放在实现目标的功能化上来了。党内政治生活目标、手段的功能化，是将理论政策转换为实践成果的关键，这是一个前瞻性课题，也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实践过程。这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载体，使实践载体能够体现和承载党中央提出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样一个科学理念。 

　　3.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实践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一个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包括诸多要素，其中包括思想意识、制度、规矩、纪律等，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无一不受到党的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而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要从党的政治文化建设方面进行检验。党内政治生活对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必须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治标和治本的关系。纪律、制度、规范是治理的第一个层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初级阶段的治理方略；第二个层级，是对于党员干部主观意识方面改造的全面推进阶段，也就是要做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主动形成和自觉实践，这个阶段是形成全面从严、根本治理的关键；第三个层级，是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价值追求、品格操守、实践运用、作风再造等方面形成成熟健康的党的政治文化阶段，激活党员干部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全面净化党的政治生态的根本目标。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46.

{2}{3}贺昌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67，171.

{4}毛泽东文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4.

{5}列宁全集: 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3.

{6}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51.

{7}{14}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336，180.

{8}五四运动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24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426.

{1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70.（马克思的信指《给威廉·白拉克的信》）

{11}{12}周恩来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335，335.

{13}{17}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230，232.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1096.

{16}{19}张闻天文集：第2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97，41.

{1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9.

责任编辑：李瑞山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