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
［摘要］发展是以经济为龙头联动社会各方面因素协调发展的过程，它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制度发展等多个层面。对发展观意义与内涵的理解，既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考虑到特殊时期的特殊规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以及国际先进经验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思想。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发展观；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者简介］杨生平，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系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与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实践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6ZDAL01）阶段性成果。
社会经济快速持久与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有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还需要有合理的发展理念。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理念只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实际上它也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连。对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理念意义的考察必须上升到社会发展的层面，才可能得到透彻的理解。
一、经济发展的实质和发展观的层次性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对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工具等诸要素的合理运用以其关系的合理配置，以达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社会诸方面的进步与发展。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运行方式。它通过“经济人”的设定，以肯定个人合理利益追求的永恒性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自然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达到提高社会效率的目的。经过若干年理论与实践的验证、丰富与发展，西方国家已形成了包括市场秩序和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较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与理论。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尽管利益追逐和利益最大化原则可以使市场供求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但若这种平衡是一种“非现实”的平衡，即需求达不成以一定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有效需求”，那么，有效的经济发展不仅得不到实现，还可能诱发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瘫痪。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说明，发展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以经济为龙头的整个社会多方面因素联动作用的过程与结果；资本主义要克服其经济危机，就必须彻底改变其根本社会制度并实施计划经济。当然，马克思这一思想在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有一定生命力的前提下是不可能为西方社会所采纳的。这不仅因为根本社会制度的改变会影响当今西方社会主流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地位，还因为关于市场与计划对于效率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布罗姆利在比较亚当·斯密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作用时所说：“对斯密来说，他发现了激励的秘密所在，即激励因素引发了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强调的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卡尔·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通过对英国的考察，马克思对产业革命的不良后果（斯密之后的大约100年）深恶痛绝。他一直告诫我们，无视财富的极端分配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革命。尽管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重要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似乎对生产的激励甚不关心。”①尽管马克思经济学思想没有被当今西方社会所采纳，但其关于经济危机等核心思想还是得到了当代西方重要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并在正视中加以吸收与借鉴。正是因为正视经济危机问题，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才提出了“有效需要不足”和国家干预等理论，并经后来经济学家通过对社会福利与累进税收等政策建议，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应用不仅在某种程度了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资本主义国家带入了长达三四十年的发展黄金时期。尽管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理论因严重的财政赤字与效率不足而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在实践中渐渐削弱了影响，但“宏观调控”与“公平正义”等社会领域中的关键词毫无疑问已经进入经济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在考察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发展问题理论的同时，西方社会关于发展的其他理论与进展也应该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里有两条线索值得研究与分析：一是西方社会关于发展内涵拓展的理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并提出了“零增长”的观点，资源、环境与能源等问题首次引发人们讨论并进入经济发展领域。尽管人们不能接受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零增长”观点，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由此提上日程。经过多年的争论，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并在报告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下了一个大家彼此都能接受的概念，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资源、环境等问题进入发展领域的同时，“人的问题”也随后进入发展领域。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新发展观》中以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为例，明确批评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认为新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注重经济、社会、人、自然全面协调共进以及依靠自身力量与资源的整体、综合与内生发展。他说：“发展同作为主体与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②二是全球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和发展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发展问题，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美国一批社会学家创立了发展社会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社会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化发展不单单是纯粹经济发展问题，更是政治、文化、社会与之相协调发展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式发展，就必须学习与借鉴西方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模式，即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尽管这种理论认识到了发展的社会本质，但一味强调“西化”过程自然会受到发展中国家反对。果然，随后产生的依附理论对它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们认为“社会现代化理论”只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析它们的不发达问题，没有看到其不发达从根本上是因为发达国家对其剥削、控制带来的结果，从而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依靠自己，与西方国家“脱钩”。显然，依附理论既不会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也不会得到发展中国家认同。随后，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对两者进行了超越与融合，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与文化三项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其中经济体起着重要作用，它对政治体与文化体起着决定作用；“不平等”与“一体化”共同组成当今世界经济体的两个主要特征，但这种不平等的秩序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中心—半边缘—边缘之间处于流动状态，中心国家可以滑向半边缘甚至边缘，边缘国家也可能走向半边缘甚至中心。
以上考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发展观是有层次的。发展问题虽然主要是经济问题，但它其实涉及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是多方联动协调发展。这里既有国内问题，也有国际问题。第二，发展观是需要规避风险的。发展观重点强调的自然是经济发展，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发展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带来的。这里既有因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考量（如环境污染问题等），也有社会其他方面因素合理设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如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分析等），当然也有增长—发展—进步方面的考虑。但有一点必须要认识到，那就是国家在追求发展协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等之间关系时更多的考虑不是经济发展如何协调政治、文化，而是政治、文化如何适应经济发展。当然不少国家也在努力采取措施防止因发展带来生态平衡破坏与贫富差距拉大，强调绿色发展与公平正义发展，但这些并不能彻底制止追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经济人假设”是以承认追求私利为前提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也是合理的，但一味追求私利甚至把这一标准带入社会评价体系之中，不仅可能强化像当代西方社会那样工具理性表现有余、价值理性彰显不足的人的片面发展的局面，还可能把社会带进永无止境的追逐财富、追逐增长的发展战车之中。对此，美国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对发展主义批判是发人深省的。他说：“我采用的术语是‘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以区别于‘发展’一词，并强调，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导向，其特征是对发展的拜物教。或者说，这是崇拜某种自然（甚至可以说是‘神圣’力量）发展的拜物教；但凡有人要抵抗或质疑这种拜物教，就会被贬为鼓吹社会停滞或贫困。……过去一百年间，尤其是自二战以来，在不同的政治面貌下，‘发展’这一意识形态已成为驱动全球社会的根本力量之一，并且还展开了新的维度。过去三十年间，它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的诸多立论，以至于到今天，‘全球化’和‘发展’这两个词几乎成了同一历史进程的称谓。全球化进程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当下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新矛盾。”③其实，要真正解决像发展主义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轨道上。不少人只是把马克思所主张的计划经济当成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其实它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调节方式。只有以这种方式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发展与自然、社会协调，并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发展观更深层的含义应该是社会制度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应该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社会主义的胜利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联合胜利。但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灭亡，还通过把马克思提出的“平等”换成“公平”的方式保证了其发展效率。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在一些国家发生并取得了胜利，但这些都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确保其胜利果实并取得比资本主义国家优越性的发展？二是世界历史最终走向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若是，其具体过程又应如何？
对于第一个问题，最早给予回答的自然是列宁。因为他亲自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他自然意识到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条件到方式都与马克思主张的不同，因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也会跟马克思主张的不一样。对他而言，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在确保革命胜利果实的同时如何取得经济建设的发展。列宁自然清楚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水平上的论断，因此面对落后的俄国，在经历短暂的实践探索后他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想法。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内搞商品经济，通过推行一定程度自由贸易的方式刺激国家经济发展；二是对外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做生意的方式，学习、借鉴与引进他们的高科技，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的贸易自由；第二，无产阶级国家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运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④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既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丰富了国内需求产品。但由于列宁很快去世以及其他历史原因，新经济政策未能长期推行下去，斯大林执政后苏联走向了另一条经济建设的道路。由此，一条专门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也就几乎中断。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后，这一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邓小平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认为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条比较好的建设思路。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⑤邓小平沿着列宁新经济政策思路并深化与发展了这一思路，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路不同，邓小平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向世人宣告历史有客观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需要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一般发展道路，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式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一理论仅从发展的角度看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和确立的发展方式、发展任务和发展战略是不同的；第二，仅就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其根本发展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第三，若因发展影响甚至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那就不是好的发展；第四，社会主义最终发展任务与发展目标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发展，而是资源、环境与社会等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思想昭示我们在理解与处理发展问题时，应把发展的目的性与阶段性、发展的代价性与进步性统一起来。既然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发展的最终目的，那就应该科学确定不同时期的发展目的，把发展最终目的与不同时期的实际结合起来；既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面达到历史的进步，那就以最小的代价渐渐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发展往往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过程，在此期间付出必要的历史价值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可以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式促进社会发展。不过，在确立效率优先的同时不能忽视公平，甚至在特定时间内要重点解决公平问题。因为公平问题不仅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更是能进一步促进效率的保障。没有一定程度公平形式与公平内容的实现，既无法解决凯恩斯所说阻碍市场有序发展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还可能因过分贫富悬殊拉大带来社会动荡，从而摧毁社会已有发展。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期间，在恰当解决公平问题时，必须把效率一直确定为此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与目标。
如果说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目前已有较好回答，那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至今没有深入的探讨，更不用说有清晰的答案。也许人们认为探讨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或条件还不具备。但若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自然会影响对第一个问题的有效解决。目前西方学者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中国发展可持久性与合理性的质疑就是明显例证。德里克曾明确批评说：“中国人民享受着过去二十年高速发展的果实。不过，我们的喜悦之情同时伴随着愈发剧烈的焦虑——发展开始失控，似乎摧毁了它所创造的成果，并对未来造成了同等深刻的不确定性。……虽然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有着独特性，但它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脱颖而出，其自身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轮轴、一座‘发展’的灯塔（‘中国模式’的流行便是一个例子）以及发展主义的支柱。”⑥尽管他与沃勒斯坦一样对发展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希望，但对于它的实现似乎又不抱乐观的希望。佩鲁倒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认为文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希望，并坚信通过不同国家内生文化的逐步渗透及其对发展观的影响，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他说：“在文化因素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⑦，即使在所有权等方面，“经济同样服从于文化价值”⑧。当然，佩鲁所说的方法不能排除其价值，但想通过文化价值根本改变发展主义方向恐怕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也许通过西方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或者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尖锐，他们有可能扭转发展方向，走向健康、持久与合理的发展轨道上，但这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对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必须回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来。社会主义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光靠其理论上的优越性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其世界影响力与吸引力。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足够影响世界，只有到高级阶段，才能真正影响并改变世界。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就不单单是重点追求经济发展的发展观，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⑨。而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与综合实力的发展，也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与综合实力的发展。只有当中国经济与综合实力明显超越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时，中国才有影响并改变世界发展方向的能力与实力，而且一定能够把它变成现实。这从目前中国治理环境污染与打响扶贫攻坚战的决心与实绩就可见一斑。所以，明确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基本内涵对今天和相当一段时间未来发展观的构建与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只有以未来走向为指导的发展观，才是真正科学、合理的发展观；否则，今天的发展就不是持久的发展，甚至还给未来的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三、 “五大发展”理念的时代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发展观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与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是稳中有变，变中有稳。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其相对稳定性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由初级阶段基本矛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心任务，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近些年来，有人对这一基本矛盾是否还有效提出疑问，认为今天的中国生产力水平已明显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尖锐。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且不说当今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即使从都市社会来看，虽然人们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了较广程度的满足，但从深度与质量上看还是明显不够的，许多产品特别是文化产品还需要大量进口。所以，看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否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需要从国内比较看，还需要从国际比较看，要有超越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水平。二是由时代特征与国际发展格局决定。尽管目前国际社会仍存在明显的冲突与战争，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主题。尽管当前有不少国家对全球化带来本国利益产生质疑，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不可改变。从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来看，中国仍然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观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排除其变化性，这种变化性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一是不同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困难与矛盾不同。这就要求人们根据不同时期问题、困难与矛盾的不同，适时改变与调整发展方式。现在看来20世纪末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对的，它造成了只追求GDP增长而不顾人的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局限，但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谈上发展。当然，笔者这里没有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辩护的意思，只是说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过，在适当时候转换发展方式还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实施是发展观的一次重大飞跃。二是不同时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不同。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这个特殊条件下建立的，其发展方式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社会制度上就是要调整生产关系，让它适合生产力现状。调整生产关系并不是改变生产关系，因此，当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后至少要在分配层面上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关系。所以，“五大发展”理念提出了“共享”，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他们有获得感。当然，共享并不是平均分享，还是应该有差别分享。因为，这是由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根本任务决定的。要发展就得讲效率，要效率就必须承认差别，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严重制约效率的提高。
“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以及国际先进经验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契合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我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它有以下特殊意义：第一，它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过程与阶段，但其本身也会区分若干不同过程与阶段。如何区分这些过程与阶段，自然要看其特殊矛盾性质。从当前现状看，我国在国内与国外两方面都出现了新情况与新特点。就国内而言，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落实都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只有一部分人让利，才可能使另一部分人得利。用国际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术语表示，当前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就国外而言，随着中国的崛起，有的国家以防范的心态对待中国。这里存在另一个国际社会所谓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面对当前中国国内与国际状况，提出一般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发展观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确定科学的核心发展理念，并以特殊方法协调各方面关系。也就是说，这时发展观还是强调协调发展，但已不是一种单纯重视形式的协调发展，而是更注重内容的协调发展。此时更需要的是大智慧、大思想以及系统的治国理政方略。第二，它标志中国已真正进入从外延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可以靠建立合理市场秩序来实现，也可以靠丰富、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来实现。近些年来，我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而推动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少，我国经济的发展渐渐走向主要依靠创新来实现。把“创新”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说明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第三，它标志着中国渐渐从引进来的开放走向走出去的开放时期。开放有两种，一是以引进来为主的开放，二是以走出去为主的开放。如果仔细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形式的话，还是以前者为主。虽然我国也向国外出口产品，但大多是廉价的劳动力与一般产品，而引进来的却是资金、技术、科学思想和话语理念。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壮大，以走出去为主的开放迫切提上日程。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真正影响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
总之，发展是以经济为龙头联动社会各方面因素协调发展的过程，对发展观内涵与意义的理解既要联系到经济发展层面，也要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层面，更要涉及根本制度层面。“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思想。
注释：
①[美]丹尼尔·布罗姆利著，陈郁等译.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
②{7}{8}[法]弗朗索瓦·佩鲁著，丰子义等译.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166，169.
③{6}[美]阿里夫·德里克.发展主义批判论[J].王晓明等主编.热风学术，2013(7).
④列宁全集索引: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44.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责任编辑：李瑞山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