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进路

［摘要］在马克思视野里，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为拐点，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演进过程的分析蕴含了其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深刻论述，包括生产力的极大飞跃、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推动带来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应用、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以及形成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起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逻辑进路表现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进主线，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凸显矛盾运动中的阶段性演化，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实现递进式发展，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构成内生运行过程，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多元复合目标，重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世界市场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既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演进的理论内涵，又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逻辑进路

［作者简介］何爱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清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JZD005）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模式又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新道路，其成功之处在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了马克思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在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逻辑进路。本文总结了马克思视野下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特征，并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进路。

一、马克思视野下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特征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帕森斯的发展社会学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现代化理论按照“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原则，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定义为由传统非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和民主化是西方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西方国家为范本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不都是成功的，反而陷入依附困境中。发展中国家要走出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从自身国情和社会历史特征出发，更需要以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线索。

马克思视野下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角来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进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考察了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包括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殖民地的开拓、市场扩大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等，认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实际上，在马克思视野里，人类社会形态在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为拐点，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分析蕴含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一般特征的深刻论述，包括生产力的极大飞跃、生产关系的变革、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应用、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以及形成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即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构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产品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人的全面发展等等。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可以称为现代化的高级阶段，这一时期同样遵循着以上规律，只不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不同，生产力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到更高的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生产关系将会完全消灭和替代旧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将会进一步发展为产品经济，人的能力将会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一）生产力突飞猛进带来财富的迅速积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首先也表现为生产力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时代之所以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开端，是因为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应用引致生产力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这种生产力的现代化表现为财富积累的量的巨大增加和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与积累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资本家通过“圈地运动”、掠夺殖民地、贩卖黑人等方式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因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价值等方式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使得增加的财富为资本家所占有而与直接生产者无关；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资本积累表现为资本量的扩大，其实质不过是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进而生产出更多剩余价值。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减少了可变资本比例，但增加了产业后备军，从而为新一轮资本扩张提供储备劳动，原有生产部门和因为资本扩张新产生的生产部门都倾向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5}。于是，新的产业后备军增加，资本的扩张变成一个源源不断的过程。生产力越发达，资本有机构成越高，资本增殖的规模效应越大，财富积累的乘数效应越明显，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与工人阶级的贫困积累一同增长，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但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并不是无限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的永恒形态，当生产力水平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剥夺者将会被剥夺，人类社会将会逐步进入由更高生产力所决定的现代化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形态。

（二）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与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现代化发展呈现动态演化性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伴随的必然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6}。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根据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使得人类社会现代化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

马克思考察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过程，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7}，他认为判断一个时代的变革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延续多久都只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存在生产过程的对抗，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对抗导致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对抗导致资本主义面临更严峻的生态危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对抗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9} 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危机，马克思进行了深刻批判和思考，并对东方社会的亚细亚模式的现代化提出了不同发展道路，即是否可以通过公社的形式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跳出社会生产的对抗形式，避免资本主义的阵痛。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未来发展趋向，马克思认为，在这些社会对抗与矛盾到达爆发的临界值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会消失，“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因此，人类社会之所以还停留在现代化初级阶段是因为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质变的水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内部不断调整保持着各种对抗关系的相对平衡。他指出：“这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1} 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的生产力能创造出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时，人类社会才能从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中走出来，才能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三）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力

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转型。马克思指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12}。他认为，科技变革本身就是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内容，“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13}。

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飞跃式发展是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因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 {14}。从铁犁牛耕到蒸汽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机器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机器的力量代替了自然力和人力。“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首先通过机器的专门化扩大了社会内部分工，更多独立的生产领域被剥离出来，生产的精细化和简捷化提高了生产领域和生产环节的效率。与此同时，随着技术不断创新，机器的改良让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可能，分工协作方式发生进一步改变。“正如机器体系消灭或改变了发展为分工的协作一样，它在许多场合下也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16}工业大机器通过发挥对人力的替代和对自然力更强大的支配作用使得不同生产部门的协作方式更加适应生产和分工方式的改变。人们从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提高就表现为：“同等人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样商品变便宜了，因而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短了。”{17}随着工人的生活资料价值的不断降低，剩余价值增加得越来越多，社会财富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与生产力提升相对应的是技术的使用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剧，机器替代人力使得工人的劳动变得毫无内容并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18} 机器的应用还大大延长了工人劳动时间，“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19}。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机器生产进一步加深了资本对补充劳动力妇女儿童的占有、对工人身体精神的摧残和劳动强度的增加等，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使用、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成为了排挤工人、剥削工人的手段，进一步加深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20}可见，科学技术在机器大工业上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包含了使其消亡的因素，随着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形态前进，生产关系也将得到重新建构。

（四）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世界市场形成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随着分工的产生与深化，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带来了贸易发展，形成商品经济的最初形态——小商品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追求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不同部门间的交易往来越发频繁，商品交易规模、范围日益扩大，由村落扩展到区域、国家直至形成世界市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1}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商品经济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于是市场的国际化进一步繁荣了商品经济。“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22}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对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发，对美洲和非洲的殖民贸易加速了世界市场建立，也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

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逐步形成的过程也使市场经济体系更趋于繁荣和成熟，正是这种对外贸易的扩张加速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成为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和铁路的扩张，成为了世界市场体系建立的外部原因。虽然世界市场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关联，但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并不会无限制地支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模扩大，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过程是不公平的、掠夺式的、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基础上的，最终必将招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毁灭。当生产力和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3}。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4}，即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基础上实现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5}。所以，尽管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关系会消亡，但这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及由此形成的普遍联系的世界市场是人类社会的必经之路。

（五）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替分为三大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阶段。第三种形态，即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阶段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这三大形态既揭示了以人的主体性为对象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也蕴含了人类社会逐渐凸显的现代性。

人是现代化过程的核心所在，是主要生产力。劳动创造了人，而人又利用劳动改变和改良自然界。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6}。人的依赖关系在传统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既表现为对共同体的依赖也表现为对自然的依赖，即便生产力有所发展，封建社会的生产和劳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自然的附属，而共同体之间的依赖表现为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从属关系。第二种社会形态“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7}，这一社会形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人对物的依赖不再全然是对自然的依赖，而是对自己所生产的物的依赖，这正是资本主义所异化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8}。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不仅表现为商品生产者对自己所生产的产物——商品、货币、资本的崇拜，即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拜物教，更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对资本的不断加深的隶属关系。只有当直接生产者拥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他才能获得独立的发展能力，人的独立性开始彰显就意味着人的生产能力逐渐突破了自然的限制，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由发展的能力得到实现，这也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根本目的。第二种社会形态为第三种社会形态创造了条件，第三种社会形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9}，这正是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雇佣劳动制度和私有制也被消灭。人摆脱了对物和人的双重依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将被消除，人的自由意志得到释放，也就完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终极目标。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起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已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现代化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现代化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实践是渐进的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压迫，中国面临实现民族独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奠定经济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摆脱小农经济向工业社会过渡。1945年，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救国为核心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开辟了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纪元。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工业化为中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并在实践中逐步将工业化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拓展为“四个现代化”。1953年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党认识到只有在生产力全面提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全面实现。为进一步全面提升我国的物质生产力，建立起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1957年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国防现代化。至此，“四个现代化”提法初具雏形。同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7年党的十一大再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并将其写入总纲，实现“四个现代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四个现代化”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内涵，逐步形成了重点性与全局性兼顾的现代化战略布局。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体制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决定。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目标作出了更深入的阐释，并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目标。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0} “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31}党的十三大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党的基本路线。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党又制定了更加详细的从达到温饱水平到实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展望了进入新世纪的现代化，提出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时间节点的现代化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渐进目标。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新要求，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中。党的十八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全面深化改革、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宏伟目标，并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生产方式转变都是为着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服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现代化也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表现为社会发展目标同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第四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指出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新时代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回应。人口规模巨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目前我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求我们在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生产力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更要持续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增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把握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32} 所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结果，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一条迥异于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具有独创性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回答了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问题，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主线推进、动态演化、递进式发展、内生过程运行、多元目标并行和世界格局重塑的逻辑进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进主线

中国的现代化致力于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这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建立在不平等的剥削和压迫关系上，而是为了反对剥削和压迫，实现一种均衡的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打破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作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都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社会变革来彻底推翻和消灭封建生产关系，为解放生产力提供条件。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转变体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要求，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3}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领导人民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整体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阶段有了进一步认识，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35}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推动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更需要立足于人民利益，促进惠及全体人民的高水平生产力的均衡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凸显矛盾运动中的阶段性演化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动态演化展开的逻辑起点，其阶段性特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直接表现出来。我们党正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通过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新民主主义时期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党通过开拓创新，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矛盾恰恰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容的表现。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以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到党的八大时，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八大对主要矛盾的转变作出了准确判断，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我国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建设遭遇了重大挫折，但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条件下依然实现了深刻又伟大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得到相应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党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探索出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有力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新发展阶段下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进一步通过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三）中国式现代化依靠科技创新实现递进式发展

如果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那么科技创新就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式现代化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进入信息社会的递进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科学的力量，在新文化运动中倡议用科学和民主破除封建思想和落后观念并积极开展科学文化的传播。随着革命战争的深入，自然科学的力量逐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在1942年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36}朱德提出：“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37}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晋察冀等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根据地开展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将自然科学当作争取自由和进行社会革命的武器，加快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精神文化给养，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开辟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为技术革命的前提，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38} 同时，技术革命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技术革命加快了我国建设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步伐，促成了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等国防尖端技术成果的突破，让我国的现代化基础更加稳固。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得到具体阐明，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39}。1995年我国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随着我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迈进，党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在同年进一步提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破解发展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强调要坚持创新发展，注重培育发展动力。党的十九大更加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促进创新增长和数字经济发展，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意义。

（四）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构成其内生运行过程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的一系列发展悖论不同，中国式的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生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推动了中国现代化阶段性的不断突破与进步，实现了对“卡夫丁峡谷”的成功跨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认识到要经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要允许市场关系和商品经济的存在。在走“节制资本”道路的同时，鼓励中小私营工商业发展，通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我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创造物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我国的商品生产还很不发达，我们必须要利用和发展商品生产来服务社会主义。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40}。但这一时期由于党对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够全面，我国逐步建立起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党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持续深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彻底打破了对“计划”和“市场”的错误认知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束缚，阐明了“计划”和“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内在地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结合，形成了对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进入新时代以来，党深入探索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效地结合，如何更好发挥多种经济所有制的优势，走出了与西方市场经济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有效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从更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

（五）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多元并行的终极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本逻辑从始至终都蕴含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中，这决定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不单是工业化和民主化，而是围绕人的主体性所展开的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方并举的现代化，是能够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避免了资本对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扭曲。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以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为历史使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解放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党就是为了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41}只有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诉求，我们才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满足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将“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三个标准之一，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物质利益需求为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2} 党的十九大以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党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的公平公正共享，将实现人的多层次全面发展目标作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要义。

（六）中国式现代化重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世界市场新格局

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同世界的交往，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扩大与世界交往的范围，走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对外侵略与扩张完全不同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取得革命胜利，党通过接受国际援助，允许一定外资进入来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在1936年指出：“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4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加之后来与苏联关系走向破裂，中国与世界市场的交往被割裂，使得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脱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的建交，中国的对外封锁才逐渐解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深刻意识到要想摆脱贫困得到发展，就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由此开始进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创造了前提，我国进入全面开放时期，相继在东南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并从沿海到内陆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与资本主义掠夺式的、不公平的、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基础上的对外扩张不同，我国的对外开放始终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要“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44}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现代化进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以新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要求，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十四五”规划对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行了部署，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港的建立等使我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并成为影响世界市场格局的重要力量。针对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潮流兴起，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规则的挑战，倡导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彰显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上升到全人类解放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用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的、存在压迫和剥削的国际从属关系，走出了一条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注释：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EB/OL].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11/30/c_1128110981.htm.

{2}{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680.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4}{5}{11}{15}{19}{20}{2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1，732，97，444，463，487，87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4.

{7}{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32—33，33，3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0.

{13}{14}{16}{17}{18}{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188，300，280，187，88.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4.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

{26}{27}{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104，103—104，104.

{30}{3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86.

{31}{34}{4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63，57.

{32}{35}{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67，92，4.

{33}{40}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39.

{3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9.

{37}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6.

{38}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6.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

{43}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4. 

责任编辑：李瑞山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