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
叶圣陶与开明书店
王久安
一提起叶圣陶的名字，人们都会把他和开明书店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开明书店工作长达近二十年，更因为他对开明书店事业的发展和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
叶圣陶先生1931年进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近二十年。忠实执行夏丏尊先生为《中学生》制定的办刊方针，团结和帮助一大批新老作者，把刊物办得很有特色，使千百万青少年读者得到身心的健康成长。
《中学生》杂志是1930年创办的。夏先生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辞》，他认为数十万青年“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而无人关心，是一件“怪事和憾事”，宣称“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这就是开明书店为什么要创办《中学生》的缘起和办刊方针。创刊号一出版，果然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读者纷纷前往开明书店订阅，发行量竟达到两万份，成为当年的大刊之一。夏先生因还兼着编译所长之职，工作实在太忙，就请章锡琛先生从商务印书馆把老同事叶圣陶聘来，协助夏先生主编《中学生》杂志，同时担任各类丛书的编审工作。
叶先生接编《中学生》之后，坚持既定的办刊方针。他撰写的每期《卷头言》，对读者的处世态度、学习态度、是非标准，都加以详细指导，尤为学校和家长称颂；对于各门文化课的辅导文章，更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受到学生的欢迎。他还和夏先生一起写了一系列辅导学生学习语文的文章，每期一篇，从不间断。后来汇编成书，由开明出版，如《文心》、《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等都是。关于时事政治方面，他约请有关专家执笔，引导学生关心时政和国家前途。刊物还开辟专栏，刊登学生习作，叶先生总是亲自为他们修改，帮助他们提高写作能力，凡是够得上水准的，就给以发表。后来不少青年如胡绳、丁玲、秦牧、彭子冈、徐盈等，都是在叶先生的指引下，走上文学创作或革命的道路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开明大本营遭到日寇炮弹袭击，损失惨重，同仁们不得不撤退到内地去寻找生路以求发展。留下夏丏尊、王伯祥、徐调孚、顾均正等少数编辑，在沪继续编书出版。《中学生》杂志被迫于1937年9月停刊。叶先生带着家眷去到内地，后来辗转到了重庆、乐山，在武汉大学执教。直到1939年5月，在胡愈之、傅彬然、宋云彬、丰子恺等一批老朋友的推动下，《中学生》在战时文化城桂林复了刊，改名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由傅彬然先生担任主编，请在重庆的叶先生当社长。叶先生欣然应允，继续负责《中学生》的编审工作。复刊后的《中学生》杂志，除了继续坚持原来的方针，还加强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宣传抗日救国，加强战争形势分析，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变本加厉，挑动内战，反对进步，对进步书刊实行法西斯专政。叶圣陶和傅彬然走出编辑室，主动投入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去，积极为争取民主进步而奋斗。1945年，傅先生代表开明书店与张志让、杨卫玉共同起草《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中学生》与《宪政》、《东方杂志》、《中华论坛》等十大刊物一起签署，于8月17日正式发表，宣布自1946年1月起，刊物稿件不再送审，拉开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抗的序幕。1946年7月，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开明书店立即决定接受出版《闻一多全集》四卷本的任务，由叶圣陶、朱自清、吴晗、郭沫若四人合编。这个四卷本全集于闻先生被害两周年之际出版。这又是叶先生和开明同仁争取民主进步、反对独裁倒退，向国民党反动当局抗议的一次实际行动。
叶先生主编《中学生》近二十年，中间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伟大斗争，物质上的艰难自不待说，战争环境下经常受到日寇炮火的袭击和飞机狂轰滥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尤其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要胁和迫害。当时反动派主管报刊的头子潘公展曾威胁叶先生，认为《中学生》谈政治过多，要求少登社会科学文字。为了开明书店的生存，周恩来同志在1946年通过胡绳转达给叶先生重要指示：“请圣老尽力维持开明书店，维持《中学生》，在国民党统治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中学生》多登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文章，还是可以在青年中起促使他们进步的作用。”后来叶先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中学生》一直维持到上海解放。
1949年1月，叶圣陶、傅彬然等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中学生》就由张明养先生接办。
二
开明书店在初创阶段，出书比较杂乱，虽质量很高，但读者对象并不明确，基本上是来什么稿就出什么书。自从办了《中学生》和出了《开明活叶文选》之后，章锡琛、夏丏尊和叶圣陶一起商量，认为应当有个明确的出书方针，确定读者对象，才能系统地为读者服务。三人不谋而合，认为应当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读者为开明的主要对象，才能符合他们的志趣和实力。叶先生回忆当年确定这一方针时的想法，他说：“办书店原有多种做法。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是一种做法；规定范围，不出限度，是一种做法；漫无标的，唯利是图，又是一种做法。前一种做法需要大力量，不但财力要大，知力也要大，我们担当不了。后一种呢，与我们意趣不相容，当然不取。与我们相宜的只有中间一种，就是规定范围的做法。我们把我们的读者群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出版一些书刊，绝大部分是存心奉献给他们的。这与我们的学识修养和教育见解都有关系。我们自问并无专家之学，不过有些够得上水准的常识，编选些普通书刊，似乎能胜任愉快。”
开明书店定了上述方针以后，在二十多年中，出版了一大批课外补充读物和文学作品，又系统地编印了一批教材。由于编辑态度严肃认真，书籍质量优秀，在读者中声誉甚高，实力也不断加强，挤入了当年的大出版社行列。
开明出版的青年读物，是很有系统的。许多读物都列入丛书之中。比如它出版的“开明青年丛书”，先后出了50种，凡是青年应当了解的知识都包含在丛书之内；“苏联青年科学丛书”出了20种，把当代世界上的先进科技一一介绍给我国青年，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进对新科技的了解；“开明文学新刊”110种，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等，都列入其中，这里有茅盾的《子夜》、《蚀》，丁玲的《在黑暗中》，巴金的《灭亡》、《新生》、《家》、《春》、《秋》，周作人的《谈龙集》、《看云集》，朱自清的《背影》、《欧游杂记》，夏丏尊的《平屋杂文》，叶圣陶的《倪焕之》、《未厌居习作》，冰心的《关于女人》，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沈从文的《边城》，钱锺书的《人·兽·鬼》等等，还有“中学生杂志丛书”20种，“世界少年文学丛书”64种。这些作品，内容新，质量高，非常适合青年人的阅读兴趣，真正做到了叶先生所说的“绝大部分是存心奉献给他们的”。
三
开明编印教材，始于出版《开明活叶文选》，因为在开明的编辑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当过中学教师的，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就一起商量，决定利用这一优势，请林语堂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周为群编写《开明算术教本》，王伯祥编写《开明国文课本》。接着又约了丰子恺、顾均正、贾祖璋、钱君匋、章克标、刘薰宇、周予同、傅彬然等分别编写数理化、音体美、史地生等各科教材。叶先生还在繁重的编刊工作中，抽出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国语课本》十二册。这部课本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取材范围也逐步拓展。他自己曾回忆当年编写情况，说这部课本共有四百多篇课文，“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又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的”叶至善：《老开明国语课本始末》，《北京青年报》2005年4月21日。随后，叶先生又根据教学需要，另外编了一套《幼童国语读本》和《少年国语读本》。1948年间，叶先生又和郭绍虞、宋云彬、覃必陶一起合编了一套《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六册，乙种三册，并出了注释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叶圣陶又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了一套《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可以说，从幼童到高中，叶先生已把语文教材编全了。
开明出版的教材，在当年出版界中声誉很高，影响很大，特别是语文教材，由于叶先生等人的威望，教育界都特别盼望开明来担当这门功课的教材出版重任，而叶先生不负众望，倾其心力，为教育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
叶先生除了认真对待每部书稿的编辑工作以外，在为人处世上，处处以身作则，为同仁作出榜样。他一生以当编辑为荣，曾对人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确实，他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时间长得多。但他当编辑的时候，却又不忘教员的职责。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搞出版，“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开明书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和少年，因而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老师的工作，我们跟老师一样，待人接物都得以身作则，我们要诚恳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读者，给他们必要的条件，让他们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我们当时的确是用这样的准则来勉励我们自己的。”
叶先生一贯以平和态度待人，无论是经理、练习生或工友，他都一视同仁，从无架子。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练习生或工友，他还要每周抽出一定的业余时间来，为他们的文化补习班讲课。老同仁金云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战前他当练习生的时候，叶先生等前辈常为他们讲课。这个补习班一直坚持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也曾多次听过王伯祥、周振甫等前辈为我们的补习班讲课，至今印象很深。在叶先生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开明书店一直重视对青年员工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前，开明内部有一个同仁组织叫“明社”。据说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环境下，在桂林总办事处成立的。那时一大批去内地的同仁背乡离井，艰苦工作，战事又不很顺利，一部分人看不到光明，产生了离店情绪。这时一些中层人员发起组织这个同仁组织，以民主方式，选举干事会，为大家服务。通过明社的各项活动，使全体同仁精神上振作起来，生活上有所照顾，大大加强了凝聚力。叶先生一直支持明社的工作。明社进修组组织的国际形势报告会，他请人讲课；举办的文化补习班，他亲自讲课。抗战胜利后，总店迁回上海，明社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叶先生还带领大家去上海联华电影制片厂集体参观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摄制过程；支持康乐组成立京剧组、昆曲组，在业余时间演出。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明社福利组就为大家办实物(以纸价为准)储蓄和实物贷款，保证职工不受货币贬值影响而降低生活水平。如有职工遇到生病和遭受不幸事件，明社便向大家募捐，加以救助。明社还有一份内部刊物，叫《明社消息》，定期出版，报道书店经营状况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对沟通同仁之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起到很好的作用。正是由于叶先生等人的支持，明社的各项活动都开展得很红火，受到大家欢迎，使得大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946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叶先生特地撰写了纪念碑辞，内有“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篑”。这些词句，既是对开明20年来工作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全体同仁的鼓励，要求大家再接再厉，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叶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2年4期，略有删节）
《民主》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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