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纸堆里寻摸老北京的影子
了解北京，有两种方式：要么是实地考察，要么是阅读史料。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偏爱后者。
现实中的北京，总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历朝历代的古旧建筑，大多数已灰飞烟灭。侥幸遗存下来的，一般也都经历过今人的翻修、改造，失去了原汁原味。假古董很让人倒胃口，不看也罢，免得破坏了我等原始的想象。
所谓原始的想象，基本上都是由史料里获得的。至少对于我是如此。一本古书，或一幅老照片，有时候比一座实际的城市更容易使我兴奋。或者说，它保留着这座城市最遥远、最鲜明的特征。我只需看一眼就能认出来。一旦身临其境地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我反而容易迷路，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误入了巴黎或纽约——到处都是摩天楼，到处都有霓虹灯。这似乎证明了北京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它却离我的记忆，越来越远了。
很久以来，我是在故纸堆里摸索北京的。摸索着文言文的北京，繁体竖排的北京，古色古香的北京。
读《马可·波罗游记》，这位外国游客描绘的元大都简直像太虚幻景。幸亏忽必烈汗营造的土城墙尚有一段残存。足以证明那一片热土就陈列在我们脚下，甚至还没有完全冷却。
读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我感动于明代这两位秀才对风景的挽留：“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间；字一未详，动色执色。”纵然风景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而消逝了，毕竟在纸上留下了体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故纸堆才是一座城市记忆的温床。或者说，一座城市在故纸堆里孵化着它那恐龙蛋一样快要失传了的往事。
读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我都能找到老北京的影子。在现实中，却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更愿意接近那故纸堆里的北京。它的真实性同样不容怀疑。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阅读史料，我面对着一群死去了的活人——抑或一群依然活着的死者。譬如朱棣、乾隆、纳兰性德、曹雪芹、纪晓岚，譬如香妃、珍妃、慈禧太后……这些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男男女女，在故纸堆里欢笑、叹息，彼此取暖。他们比我生活中的邻居更能调动起我的感情：有一种爱，有一种恨，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感慨而得到宣泄。
我把自己的这项工作，戏称为“纸上考古学”。是的，用不着到野外去，挖掘貌合神离的废墟；用不着购买旅游景点的各项门票；用不着走出家门……我躺在沙发上读古书，照样能清点出这座城市的年轮。年轮滚滚，如同车轮滚滚。我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的想象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下意识地成为一位年轻的古人，进入一个遥远的时代，却不无还乡般的亲切感。
诗人西川，有一段精彩的话语：“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他还说这种想象不仅带给他空间感，还带给他历史感。他觉得“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是的，北京的往事永远与现实接壤，现实是往事的边疆。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往事里。即使面对着故纸堆，我也有着自己的呼吸方式。
至于北京这座城市，它也同样如此。它的正面是现实，而历史则构成它的背影。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3年10期，原题目为“故纸堆里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