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其执事也敬 其与人也忠
徐伯昕又是善于做民主党派工作的统战专家，是民进的卓越领导人。他积极参与民进的创立，成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担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1946年六二三事件前后，徐伯昕积极参与策划，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斗争。1948年到香港以后，他与在港的民进成员继续从事爱国民主活动。
后排左三为徐伯昕
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进入解放区,徐伯昕具体领导了民进港九分会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伯昕连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六届常务委员，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门找他谈话，安排他从出版战线转到统一战线工作，从此以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全国政协和民进工作方面。除了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伯昕还先后担任民进中央常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从民进成立到徐伯昕辞世的近40年时间，他为爱国统一战线和民进事业倾注了无数心血。
1979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久，徐伯昕在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副主席，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徐伯昕紧紧依靠民进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深谋远虑，开创了民进工作的新局面。徐伯昕紧跟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适时提出，民进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这在当时是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也显示了徐伯昕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磨练出的前瞻性、预见性与创造精神。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教育和出版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和1981年，在徐伯昕主持下，民进连续进行了对国家教育和出版事业的献计献策活动，既把大家从“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中解脱出来，调动了全体会员投入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又为当时亟待复兴的教育、出版两个重灾区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现在看来，这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当时在徐伯昕的主持和倡议下，具有工作重心转移性质的举措还不仅限于此。像民进组织教育专家到西北讲学；民进中央创建流通图书馆；各地方组织积极办学和开办编辑出版培训班；自1981年起每年暑期组织各省的会员教师来京参观学习，民进中央领导与他们座谈，了解教师们的困难和要求等等。这些活动对民主党派如何从“学习，改造”转到为四化服务中来是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同时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智力支边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开端。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民进中央开各民主党派之先河，召开了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在会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徐伯昕身上，集中了太多的高尚品质，永远是我们工作的动力和学习的榜样。徐伯昕作为出版界老前辈和统战工作的老领导，常年身居高位，却始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会员和机关干部们眼中的谦谦长者。徐伯昕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从不以领导人自居，凡由他主持的会议总是效率最高而与会者又心情舒畅。在民进中央机关保存的会史资料中，有徐伯昕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那是在1983年，从事会史工作的同志在编写《民进会史（解放前部分）》时，遇到了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就此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徐伯昕在病榻上仔细审阅并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作了批注，给民进组织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依据。
徐伯昕非常重视人才，求贤若渴，从来就没有放松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努力。叶圣陶等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和许多会内知名人士，都是在徐伯昕的诚挚邀请下走进民进队伍中来的。对于民进的干部队伍建设，徐伯昕有一句至今听来仍不禁为之动容的话:“我是民进的领导干部，如果我不能在民进培养出一批好的干部，这是我的耻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徐伯昕就开始考虑民进领导班子的老化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他坚持原则，择优录取，任人唯贤，不开后门，不安排亲友，即使在病重期间，仍在考虑调任一些同志充实民进的干部队伍，多吸收大学毕业生到民进机关工作。病魔过早地夺去了徐伯昕的生命，他的一些工作构想没来得及实现。
叶圣陶在怀念徐伯昕时曾说过：“在许多场合，咱们老是想起他。咱们常常这样说：‘伯昕同志要是还在，他会这样说吗？他会这样做吗？’他不在咱们中间了，使咱们永远感到怅惘。咱们得向伯老学习，为了负起咱们的责任，做好咱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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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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