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疫与文学书写 | 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判的“白色眼疾” ——重审《失明症漫记》中的政治隐喻
闵雪飞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副教授，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目前主要致力于葡萄牙语诗歌、后殖民主义与国家认同研究。著有《书写真实的奇迹：葡萄牙语文学漫谈》（商务印书馆），译有《阿尔伯特·卡埃罗》（【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星辰时刻》（【巴西】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隐秘的幸福》（【巴西】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梦游之地》（【莫桑比克】米亚•科托）等经典葡语文学作品。
内容提要 《失明症漫记》是一部寓言小说，描述了作为瘟疫的失明症爆发之后的末日景象，“失明”的隐喻意义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本文结合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背景，梳理萨拉马戈思想脉络，细读相关访谈、演讲与杂文，重新审视“失明”隐喻的根本性意指，判断《失明症漫记》为一个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文本。同时，结合《失明症漫记》文本，讨论身体主体性与政治自觉的同构关系与获得的途径，并思考人的责任对于构建共同体与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义。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隐喻 失明 责任 乌托邦 《失明症漫记》
《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寓言小说出版于1995年，描绘了一幅瘟疫肆虐的“异托邦”图景。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与全球肆虐，这部小说意外地成为了最畅销图书。原因不难理解。书中的描写照见了今日的现实，当全世界陷入突如其来且传播性极强的瘟疫时，社会秩序遽然改变，人们遭遇隔离、感到恐慌，希望阅读言说相同经验并能引发深刻共鸣的文学作品，以期慰藉精神、安抚心灵。
（若泽·萨拉马戈，图片源自Yandex）
一如新冠疫情爆发时的不知所措，《失明症漫记》中一场以“失明”为特征的瘟疫也是突然而至的。第一位病人在等待红绿灯时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瞎子。这种失明非常诡异，不是陷入了黑暗，而是眼前呈现出一片白色，仿佛“掉进了牛奶海里”。“失明”具有隐喻性这一点毫无争议。然而，关于“失明”到底隐喻着什么，却有不同看法。在既往研究与新冠疫情引发的现实讨论中，“失明”通常被看作是“恶”的象征或人性的沦丧。“白色眼疾”在原文中的表达“mal branco”是一个双关语，“mal”表示疾病，也可以解释为“恶”。这种“恶”的实质就是人性的自私。利用“失明”，萨拉马戈将人置于极端处境，更加有力地揭露出人在本质上的孤立无援与人类必然堕落的命运。
（《失明症漫记》，图片源自Yandex）
另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失明”代表着理性的丧失。在西方文化中，“光”（luz）通常与理性精神和启蒙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理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如果失去视力，即意味着丧失理性，其行为也就与兽无异。作者正是以“失明”这重隐喻，试图揭露出理性与文明的关系。这种对比突出地体现在医生妻子的形象建构方面。她是唯一没有失明的人，象征了理性的坚忍不拔。所以，在周围的人纷纷沦为动物时，只有她能保持人的尊严，带领盲人们走出绝境，实现了理性的胜利。最终复明的结局，也预示了文明的重建。
熟谙福柯规训理论的学者则认为，“白色眼疾”抹去了个体与世界的物理互动，其传染性象征着个人对社会规训与权力运作的依赖性。这些学者认为，作家对社会隔离与废弃的精神病院的描写符合福柯“圆形监狱”（Panopticism）的描述，象征了监视与权力的无孔不入。因此，他们倾向于将“失明”视为权力关系的隐喻，认为作品表现了现代人受制于一种“圆形监狱”的权力关系，是一个批判极权统治危害的文本。
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看来，医生的妻子作为唯一没有“失明”的人在群体组织与文明重建中成为领袖，并带领着一群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构建了团结与友爱的群体，与包括她丈夫在内的男性们侵占食物、勒索金钱和性的自私自利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失明”是一个性别觉醒的契机，象征着性别权力秩序的改变。
就文本分析的有效性而论，以上几种针对隐喻的解释都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从《失明症漫记》的写作出版背景与萨拉马戈一贯的意识形态表达来看，这些隐喻的释义都只是派生性的。实际上，“失明”的根本性隐喻指向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危害。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隐喻为人们所忽视，少见于讨论，即便在专题论及《失明症漫记》的社会批判性论文中，大多论者也只是将萨拉马戈反对全球化的观点作为背景轻轻带过。目前学界仅有两篇文章涉及《失明症漫记》的反全球化特征，均发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与新自由主义神话破产之后。其中一篇侧重讨论几内亚比绍文学，《失明症漫记》是参照物，不是研究主体。另一篇并非纯粹的文学研究，而是侧重于讨论全球化信息社会，发表于技术管理类学术杂志上。思其原因，同样不难理解。新自由主义话语模式长期占据霸权地位，萨拉马戈本人的政治倾向颇具争议性，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刻意忽略了作品的政治性，只从文学性入手进行解读。今天，在新冠疫情如“失明症”一般侵袭人类社会、全球化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重读《失明症漫记》，重审“白色眼疾”的隐喻意义，探讨构建人类社会的团结与友爱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而言，《失明症漫记》不应仅仅被当作寓言，而应该被视为一个应验的政治预言。
《失明症漫记》出版于1995年。20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确立优势的年代。在此之前，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期间，北约东扩、欧盟东进凯歌连奏；“华盛顿共识”出笼，新自由主义从学理走向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会内在地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此时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即“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
在一片“历史终结”的欢声笑语中，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依然坚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其后果表示强烈担忧。萨拉马戈正是其中之一。不同于福山当时的乐观判断，萨拉马戈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评价极其悲观。在接受《圣保罗页报》采访时，他表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并断言“我们配不上生命”。萨拉马戈从不掩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霸权本质的深深憎恶。在他眼中，全球化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极权资本主义。他的反对态度极为坚定，曾屡次表示，“在世界任何一个抗议全球化的场合，你都会看到我，或者听到我的声音”。他的政治观点在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议。2010年，在他逝世之时，西班牙的一家自由保守派媒体试图用这样的语词为其盖棺定论：“这位葡萄牙作家在践行与支持激进左派这一方面从不谨言慎行。事实上，在其文学生涯的末期，他致力于将一些耳熟能详的反资本主义的陈词滥调与左派偏见变成小说。”而同时另有媒体表示，萨拉马戈是一位心系民主的共产主义者，终其一生致力于证明自己支持民主、反对极权政权。
萨拉马戈反击全球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讲演、访谈与杂文，直接控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害。相关杂文多收录于《兰卡洛特日记》（Cadernos de Lanzarote）中。2002年，在巴西阿雷格雷港世界社会论坛闭幕式上，萨拉马戈宣读了《这个充斥全球化不公的世界》（“Esse mundo da injustiça globalizada”）一文，宣布正义已死，控诉全球化令普通劳动者流离失所，质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虚伪。这篇文章成为他最著名的反全球化檄文。另一种方式是以小说的形式，引导读者深刻反思人类如何应对全球化世界。在虚构写作这一层面，萨拉马戈展开的全球化批判是连续性的。其文学生涯第二阶段（1995—2005）的创作即以《失明症漫记》始，以《死亡间歇》终，《所有的名字》《洞穴》《双生》《复明症漫记》都可归于这一类。作家的杂文与小说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关系。
（《死亡间歇》与《所有的名字》，图片源自豆瓣和Yandex）
《失明症漫记》出版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日中天之时，标志着萨拉马戈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写作兴趣从葡萄牙历史文化重大主题转移到了现实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关于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萨拉马戈直言不讳，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眼睛都瞎了”。新自由主义全球铺开之前，拉丁美洲成为了“试验田”。即便在新自由主义者大肆吹捧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奇迹的年代，拉美国家依然出现了很多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福利减少、暴力犯罪增加、贫富差距加大。90年代中期，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样板”阿根廷也频繁出现经济问题。而苏联与东欧国家在经历了“休克”之后，非但没有进入富裕、民主与自由的天堂，反倒是陷入了经济崩溃的衰败局面，贫富差距极大，民众没有得到实惠，只有寡头获利丰厚。然而，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仅将受害者的苦楚归结于他的个人问题。而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苏东，都是萨拉马戈高度关注的地区。是强烈的愤怒驱使萨拉马戈写出了《失明症漫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年，《失明症漫记》被改编成电影。首映式上，萨拉马戈的妻子皮拉尔·德尔·里奥（Pilar del Rio）确认了这是一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预言性作品：“在我看来，这本书预见了我们正在遭受的危机的影响。在华尔街，人们绝望地奔波于一家又一家银行，希望把钱取出来，不要一文不剩。这些人与《失明症漫记》小说与电影中盲目而行的人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医生的妻子带领他们、保护他们。”
可见，“失明症”的根本性隐喻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果将“全球化”取代“失明”，那么《失明症漫记》将呈现出一种反全球化叙事，从人类状况、经济与政治三个方面记录并预言了全球化中的众生悲苦。
首先，萨拉马戈批判了全球化造成的同质现象。一个等信号灯时突然失明的现象，喻示全球化并不是一桩事先张扬的事件，而只会在普通人无从察觉时无声无息地侵袭。这场眼疾被定义为“白色黑蒙”（《失》：17），“黑”与“白”地位遭到逆转，西方传统上赋予“黑”的负面评价逆转到“白”上，表达了作者对全球化由西方白人主导这一事实的讽刺性隐喻：首先，“mal branco”也可以解释为白人的恶；其次，感染源来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炫目白光，这道白光可以吞没一切，令人无法看到其他事物。正如瘟疫的快速传播，全球化的进程非常快，迅速抵达了人类活动的所有地区。不久，所有人都失明了。无论是医生、司机、警察，还是妓女、职员、店员，全球化无视个人意愿与身份，无差别地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在全球化中的处境与困境，成了萨拉马戈文学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主题。《失明症漫记》以寓言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总体经验，《洞穴》（2000）则将这一困境具体呈现在了一个手工艺人动荡的生活中。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不断地改变着传统经济和普通人的生活。手工业者原本过着安稳的生活，靠为邻里街坊制作陶器为生，但随着进口商品的泛滥，人们更倾向于购买廉价的塑料产品，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遭到完全破坏，他们被迫迁离故土去都市寻找新的生存方式，生活呈现出碎片化、非人化的趋势。
（《洞穴》，图片源自Yandex）
在《失明症漫记》中，作家并未将人物安置于某一具体的时间或空间，“白色眼疾”爆发的时间地点不确定，可以是任何时间和城市。对时空具体性的抹杀正是全球化的特征，世界趋向于同质，没有一个角落不受到瘟疫的侵袭，也就是没有一个角落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人丧失了身份，生活在“无名”状态中，主要人物只以职业、性别、年龄作为代号来指称，比如第一位盲人、偷车贼、警察、医生、医生之妻、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男孩、戴眼罩的老人，等等。医生之妻无奈中将人与狗对比，为无名与同质状态提供了佐证：“对我们来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它们是通过气味确定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通过吠叫和说话声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通通没有用，仿佛不存在。”（《失》：48）《失明症漫记》发表两年以后，萨拉马戈在《所有的名字》中对全球化中普通人的“无名”状态做了更有指向性的讨论。除了主角若泽，小说中其他人物都没有名字，而“若泽”这个名字是葡萄牙语中最为普通的男性名字，凸显出一种表面有名实则“无名”的状态，在小说标题与实质之间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反讽。
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由市场决定，政府应该干预得尽量少，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在评论国际金融危机时，萨拉马戈指出了市场原则的不公：“是市场原则导致了目前的混乱局面，却还要以数十亿美金‘救市’，因此，所谓‘利润私有化，损失国有化’是非常正确的说法。本该对此负责的人得到了援助，而受害者却没有。”本来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却成了危机的受益者，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而且，“自由放任”原则也很值得怀疑，政府的不作为造成垄断的恶果，危害民主制度。因此，对于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和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绝不能“自由放任”，而是“要对可再生能源、粮食生产（农业和水产养殖）、供水、引水、卫生、教育、住房进行投资，这样，所谓的‘新经济秩序’才是民主的，并造福于人民”。
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塑造了一伙邪恶的盲人匪徒形象，寓言式地揭露了不公。盲人匪徒以暴力方式垄断食物，令这种本该公平分配的生活必需品变成了商品，强迫其他盲人用个人财物交换，甚至强迫妇女以“服淫役”相交换。为什么盲人匪徒能为所欲为，而其他盲人无力反抗？原因有三：首先，匪徒们拥有武器，“想让你倒霉就让你倒霉”（《失》：113），并借助强力介入形成一种威吓和恐惧。这种强力并非仅指军事武力，也包括无数国际组织所挟的经济手段。正如大卫·哈维所说，强力介入无论是直接的军事手段如智利政变，还是财政力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莫桑比克或菲律宾的操作，都会形成压迫，使人产生“别无选择”的宿命论式的（甚至是绝望的）认同；其次，较之后天性盲人，原生盲人因先天优势而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格局。这个“比黄金还珍贵”的原生盲人，象征着先发性技术优势与技术专制，提示着读者注意到新自由主义以此制造竞争的不公平，并将不公正的格局固定下来；第三，当局对盲人的求助置若罔闻，不但袖手旁观，而且暗中希望盲人自相残杀，以减少管理者的麻烦。这是对政府“自由放任”的隐喻，政府以“不干涉”为由，规避了监管责任，甚至同流合污，令强权者有恃无恐。
对新自由主义民主危机的探讨，构成了《失明症漫记》政治隐喻的主要内容。世界的全球化日益加剧了矛盾的两极：一方面，西方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另一方面，“自由平等”的愿景并未实现，反倒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萨拉马戈认为：“在一个习惯于讨论一切的世界里，只有一件事没有被讨论，那就是民主。”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种凡事皆可讨论的民主假象，从而规避了对民主的真正探讨。对萨拉马戈而言，既然现实社会中没有合适的场所与机制来讨论真正民主的问题，那么文学就应该成为这样的空间。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设计了一个由强权者主导的历史书写场景，假设那位原生盲人弃暗投明，以他掌握的垫板、厚纸板和铁笔写下一部史书，在这番貌似悲悯的举动之后，原生盲人史学家忙不迭地回归了匪徒行列，继续为虎作伥。无论如何，这位惺惺作态的史学家依然记录下了新资本主义强权下被掠夺者的悲惨生活与民主危殆的状况：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过着半饥半饱、忍受种种痛苦的生活，而掠夺者们将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占据其空间并为所欲为，甚至无耻专横地禁止其他盲人使用卫生间；匪徒们宁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需要的人，导致其他盲人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萨拉马戈利用这种种场景告诫人们，新自由主义垄断导致对公正的伤害，助长了强权者对资源的侵占，造成了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剥削，形成发达国家内部的分层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使民主成为一种仅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富人的民主”，而留给大多数人的只有贫困与绝望。
作为共产主义者，萨拉马戈视民主为一种修正社会不平等的政治手段。《失明症漫记》也讨论了何谓民主的问题。“白色眼疾”不加区分地传染给了每一个人，这是一种绝对的直接民主的象征。萨拉马戈特别提及两个晚期癌症患者的经历，讽刺性地展开了对民主实质的讨论。两位患者已病入膏肓，然而当局在追捕中假民主之名把他们带到精神病院，理由是“法律从出生的那一天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民主与优待水火不容”（《失》：131）。在这里，民主被简化成人人有份的制度，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泡沫，因为“真正的力量是经济力量，决定我们生活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萨拉马戈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宣称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的制度，不是选举、选票，也不是建立一个少数人的政府，由它去考虑社会福利问题。代议制不能保证选民的意愿能够得到实施，因为在选票投入票箱那一刻，“投票者就把直到那一刻依然属于他的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的那部分政治权力让渡到了其他人手中”。对于萨拉马戈，这只是一种掩饰“大多数国家与国际经济金融集团媾和关系的诡计。这些集团的犯罪行为，尤其是好战行为，正在把我们生活的地球引向灾难”。萨拉马戈强调，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这些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而这些机构并非是由任何民主形式所选出来的，民主实际上已经处在危机中。他希望引发人们的思考，在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绑架、被分割的全球化民主中，而它只为强权者的利益服务，强权者真正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向和公民权利”时，人民如何获得机会参与讨论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财富的分配问题。
（《复明症漫记》，图片源自豆瓣）
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暗示了形式上的民主无法解决权力垄断的问题，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貌似一场暴力革命。医生之妻用剪刀杀死匪首，一位女盲人烧掉精神病院，盲人们趁机得到解放。妇女们组织起共同体，联合了老人与小孩、男人与女人。实际上，萨拉马戈从不认为有发动事实革命的可能性，对他而言，“伟大的革命，即《失明症漫记》所想讲述的，是一场‘善’的革命”，更确切地说，是要更新公民的政治伦理，展开新的政治实践。几年后，萨拉马戈在《复明症漫记》中尝试在西方民主政治框架内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将之具体化于一场空白票率高达83%的投票，展示了形式民主与公民意愿对抗的过程，进一步探讨了西方民主的形式、实质与效用，以及公民如何成为拯救民主的自觉公民问题。
新自由主义者宣称没有任何代替之道，萨拉马戈对此给予坚决的否定。1999年2月23日，萨拉马戈在一场演讲中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的代替之道是觉醒（consciência）。所谓“觉醒”，就是“觉醒所有的权利，觉醒自己的权利，觉醒自己是一个人，只是人，不是别的。觉醒到世界上的东西是属于我的，这不是财产意义上的，而是关乎责任。它属于我，我有知情权、干预权和改变权”。在《失明症漫记》中，“觉醒”表现为妇女政治主体性的实现。在医生之妻用剪刀杀掉匪首之后，《失明症漫记》出现了转折，从控诉新自由主义的“异托邦”走向了政治建构的“乌托邦”。乌托邦的建立既是向内的，构成了自身解放；又是向外的，连接起所有的人——女性与男性、老人与小孩，构筑了团结的社群。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责任的意义便得到了凸显。
（《世界人权宣言》，图片源自Yandex）
萨拉马戈非常关注人的权利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避免人类工具化，并为人类提供更多可能的核心问题。1998年，萨拉马戈在诺贝尔奖的晚宴致辞中强调，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之后的五十年中，对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忽略了“人的责任”这一重要层面。然而，“没有责任的对称，任何权利都不可能存在”。在一个“去往火星比去往同伴身边更为容易的时代里”，在一个政府、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联手将《人权宣言》变成空壳之时，公民除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还应该要承担责任。“也许这样一来，世界就能变得更好一些。”
所谓人的责任，是指一种对于他人的责任。在一个自认为有理性的物种的存在处境或框架之中，对他人表达冷漠与蔑视有什么意义呢？萨拉马戈始终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失明症漫记》是这种苦恼的表达。但萨拉马戈不无懊丧地表示，这本书写完之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依然无法理解。正是由于现实的挫败与不可能，《失明症漫记》的后半部分才具有了乌托邦色彩。这是一个由女性发起，以实现全体人的政治觉醒为目的的乌托邦。重新安排失明者生活的责任原本交给了医生，他具有正规的知识，是天然权威，然而这一使命最终却是医生之妻承担的。为什么萨拉马戈选择一个女性作为唯一未失明者呢？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女性在性别意义上的弱者地位使她们成为觉醒的天选之人。在新自由主义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中，女性成为受经济与性别双重压迫的受害者。《失明症漫记》中的女性除与男性盲人一起经受普遍性的痛苦之外，还承担着一种因性别而来的特别侮辱——“服淫役”。乍一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似乎是作者的故意夸张，但其实确有现实所指。苏联、东欧国家在实行“休克疗法”之后，出现了经济几近崩溃、寡头政治、货币贬值、失业激增、贫富分化等社会动荡与乱象，很多女性只能通过国际卖淫为生。在暴力机制下，女性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权，遑论政治权。公民意识的整体觉醒不能缺少女性的觉醒，甚至要以女性觉醒作为前提；其次，萨拉马戈对女性抱有更多的认同与期待。萨拉马戈自认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表明其小说中“真正强大与坚定的人物永远是女性形象”。他表示，很久以前他就期待着女性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角色，且这个角色不应该仅仅是男性的竞争对手。如果女性只是取代了男性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的地位，那这一切并没有意义。萨拉马戈认为，人类需要一些新的东西，虽然他无法定义这新的东西是什么，但他坚信那出自于女性。这种萨拉马戈无法定义的女性之善，正是他所说的“‘善’的革命”的起点。基于女性觉醒的必然性与“善”的可能性，《失明症漫记》中从内与外两个维度上开始建构乌托邦：向内掌握身体的主体性，实现自身解放；向外以自身之善为原点，构筑人类整体的团结。获得身体的主体性使女性超越了性别身份限制，抵达了悲悯，从而可能向外构筑团结。
“性”是对女性最大的规训。如果想拿回身体的主体性，必须摈弃关于性的所有规训。萨拉马戈深谙这一点，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性”或者“情色”一向具有僭越意义，是女性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在身体解放与政治觉醒之间形成了同构关系。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形象是《耶稣基督福音书》中的抹大拉。这是一个与圣母玛利亚完全对立的女性形象，对于抹大拉，“性”不仅仅是一个快乐的源泉，而且把她从父权社会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最终从妓女变成了女性主义领袖。《失明症漫记》中的僭越是以群体姿态完成的。“服淫役”本是暴力机制对女性身体的彻底物化，然而却转变成女性觉醒并掌握自身主体性的契机，这是因为发生了“性”去社会化的过程。“性”回归为欢愉，不再是社会性地占有一个人的身体。
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之妻、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位失明者的妻子分别承担起不同的功能。萨拉马戈剥离了对性的道德评判，只强调性是欢愉的发生器。戴墨镜的姑娘为了得到钱而与其他人上床，实际上是个妓女。然而，萨拉马戈却认为，“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快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失》：20）。对于萨拉马戈，这种性行为在广义上意味着“她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能得到的欢愉”（《失》：20）。如果戴眼镜姑娘的自愿“卖淫”代表着个人层面的满足，医生之妻被迫“卖淫”剥离了“性”的所有道德意指，于绝望中构建起“人的责任”。萨拉马戈在书中引用了葡萄牙的一句谚语：“瞎眼的世界里，独眼龙就是国王。”在收到盲人歹徒要求女人“服淫役”的口信后，医生之妻在丈夫发表意见之前便毫不犹豫地决定：“我去。”这是她作为唯一的“有眼睛”的人基于现实的理性判断，也是她所要承担的责任起点，在此她没有性别身份的负担，实现了萨拉马戈对女性自己决定自己角色的期待。从此，她不再是某人的妻子，而是取得了独立于他人的地位，“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失》：142）。
正因为萨拉马戈将“性”只视为欢愉的产生机制，在女性集体遭受性侵害之前，他安排了一场颇为费解的“狂欢”场面，成为女性取得自己身体控制权的标志。第一位失明者将妻子视为禁脔，出于男人的自尊而不允许妻子去“服淫役”，并且强调妻子也不愿意。然而，一向温顺的妻子却表示她愿意去，其他女人怎么做，她也怎么做。稍后，妻子更进一步僭越，“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失》：140），以此冲破了丈夫的控制，取得了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出于怜悯，戴墨镜姑娘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失》：140）。在医生与戴墨镜姑娘的关系中，“性”的去社会化意义达到最高点，这主要体现在医生之妻如何看待这种“通奸”行为。医生妻子的行为颠覆了常规，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俯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失》：142）。医生之妻倾吐了秘密之后，她们轻声交谈，“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失》：142）。在即将承受最为残忍的性占有之前，医生之妻表现为一个完全放弃了性占有的人，以悲悯通抵了自身解放与同性联合。
盲人匪徒对女性的强暴是《失明症漫记》中最为黑暗的章节。正因为女性拿回了身体的支配权，所以面对强权逼迫，只会回之以团结与反抗。失眠的女性因为身体衰弱，本可以不去“服淫役”，但是她不忍看到其他女性承受更多凌辱，坚持要去，最终在折磨中死去。同宿舍的女性以水洁净了她的身体，也洁净了自己的身体。这仿佛是一场启引仪式，促成了共同体建立。医生之妻杀死了匪首，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生活，也改变了男性的生活。这一举动令匪徒陷入内部争斗，也让男性开始思考反抗的意义，最终促成了所有人的团结，正式形成了一个以分享为原则的共同体。尽管世界依然处于异托邦世界末日之景中，然而希望与可能也在这个共同体中孕育。
在小说的最后，萨拉马戈借医生之口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失明了，我们只是看不见了。”这一场“白色眼疾”的实质，是“白光”遮蔽了一切，导致了盲目。白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话语霸权之下，大众丧失了判断力，迷失了方向，只能任其操控。而“觉醒”的意义在于找回判断力，并重新找到方向。
对于医生之妻，作为唯一看得见的人，她担负起照顾所有人的责任，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她甚至想失明，这样她就和其他人一样不用承担责任。而对于萨拉马戈，在所有人的双眼都被“白光”遮蔽的时候，以文学的方式提出预警，是他身为作家的责任。当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预言已经得到了验证，团结合作的“乌托邦”政治设想尚待实现。“乌托邦”或许很难，但“意识到它不可能实现这一点不应该影响我们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这样，至少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停留不是无用的，即便不是极其有用的，也至少不是有害的”。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2期，“灾疫与文学书写”专题，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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