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行思 | 春节逼婚、特朗普主义和规划理论
最近几年，每到春节临近时，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就充满教你如何应对父母逼婚的文章，今年尤多。另外，春晚之后也每每有抨击春晚宣扬“直男癌主义”的文章广为传播，今年没有太关注，但考虑到春晚有个“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主动提出离婚”的小品，想来此类文章又是一定不少的。
看起来，结婚或不结婚，生子或不生子，已经成了一个问题。老实说，对于女生，结婚生子无论如何也不是合算的买卖——不但要忍受怀孕的麻烦，生产的剧痛，还要受老公婆婆的气、花钱养孩子、花精力照顾孩子……哪有自己挣钱自己花，永远是父母的小公主那样，经济上划算、精神上舒心呢？对于男生来说也是一样，曾几何时，性的需求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合理合法地得到满足，而如今小电影唾手可得，“自己动手”也可以花样百出，谁还需要老婆呢？不结婚，不生育，是年轻人的理性选择。至于来自父母和家族的压力，只是春节回家那几天需要面对，初六一过，逃出生天，快快活活又一年。
另一方面，“单身贵族”之“贵”，就贵在花钱随意，市场经济唯恐单身贵族数量不够多。相比之下，养家糊口的青年夫妇，且不说都想着多攒钱为未来子女的教育谋划，就是花钱的时间都少很多。作为劳动力，单身的也比有家室的“更胜一筹”，单身青年一人吃饱全家不愁，一时丢了饭碗，正好出去旅游。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方，更恨不得所有雇员都不结婚不生育，这样解雇和加班都方便得多，更省去生育保险支出。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与青年男女的个人理性的选择一致，都是不结婚、不生育。
可以预测，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个人思考的方式越来越理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的衰微，不结婚、不生育者占比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帕累托改进”。唯一的毛病是，没人生孩子。没孩子，就不会有孩子成长为成年人，未来这中国社会就没了。如果不放开移民政策，别说社会没了，经济也没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果把尚愿意结婚生育的青年比做“千帆”和“万木”，目前江河尚可行舟，草木尚可生发；当“沉舟”堵塞了航道，“病树”遮蔽了阳光，我们就只好依赖外洋船舰疏浚河道，入侵物种荡涤沉疴。当外洋船舰驶入，入侵物种横行之时，我们不仅无法阻挡，还必须适应，主动接纳。否则，经济和社会更将陷入万劫不复。
今天的欧洲大陆和英、美、加、澳等英语国家——简称为西方世界——就进入了这个阶段。白人青年不结婚不生育，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逐渐转向依靠移民。当移民越来越多，原本的白人基督教社会就式微了。为了维持经济的运转和社会的延续，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白人基督教社会必须要接纳黑人、华人、印度人、伊斯兰人，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些移民，因为数量上占少数（每一族裔都占少数，加起来则逐渐成为大多数），又是新来乍到，道德上还成为弱者，为进步人士所同情。
对移民的同情，和既有的对非基督徒、女性、土著美洲／澳洲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LGBT）群体的同情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身份政治”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占据了西方世界左翼进步阵营的主流。当左翼阵营执政，政策就要向非基督徒、移民、女性、土著、LGBT倾斜。这种倾斜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即一个人是否得到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资助，不取决于其是否努力工作和生活，而是取决于其“身份”，即信仰、人种、性别和性向。诚然，“白人、男性、异性恋的殖民者”几百年来确实是西方世界的主宰，但当矫枉过正时，必然会引发反弹。
特朗普主义就是这种反弹的表现。支持特朗普的，多是基督徒、白人、异性恋、仍然坚持结婚生育的中产阶级；反对特朗普的，则一方面是直接受益于“身份政治”的非基督徒、少数族裔、移民、女性、LGBT群体；另一方面是同情这些“弱势群体”的不结婚不生育的“雅皮士”，即“young university-educated professional”——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专业技术群体。特朗普的支持者支持他，是因为特朗普承诺减税，承诺取消“劫中产阶级济贫”的奥巴马医改法，承诺保障国家安全；其反对者反对他，是因为特朗普限制移民（主要是穆斯林移民），表现得不尊重女性、少数族裔和LGBT。总结起来就是，支持者“喻于利”，反对者“喻于义”。
我们中国人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西方人也不例外。所以，特朗普的反对者嗓门大、腰杆硬。我们在媒体上见到支持反对者的报道也多。老实说，作为在加旅居求学的华人，我没有必要站这个队，更何况很难说孰对孰错。毕竟，作对与错的判断，要有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而在西方世界，这个标准越来越模糊。美国总统向来被认为是“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而如今的“西方自由世界”，在“身份政治”的语境下，早已不是我们想象的“大熔炉”，不再是有统一价值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了。这个领袖要代表谁，能代表谁，里外不是人。
回观中国，未来我们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会不会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去传统化、理性化、个性化都暗示了一个必然的命运：中华民族整体成员数量将逐年减少。我们要不要开放移民？要不要鼓励移民保有自己的文化？要不要鼓励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这些问题，是大家此时此刻毋庸多想，未来不得不想的。
特朗普主义的出现与西方社会左右阵营两极化，与我们搞规划的有什么关系？我想，关系就在于这些乱象背后，是社会如何应对、弥补市场和理性给社会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争议。这个争议，在西方存在，在市场经济逐步深化发展的中国同样存在。
我们规划行业存在的意义，是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为社会的整体福祉做考虑。美国规划理论学者约翰·弗里德曼在其1986年所写的《从知识到行动：公共领域的规划》一书中，提出了规划工作面对的“市场理性”和“社会理性”之分。不生孩子多消费，就是市场理性；保护人民生育的意愿、做好相关的社会服务，就是社会理性。当然，弗里德曼讨论的规划者（planner）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理解的城市规划师，而是指所有在政府中服务于“非日常性决策”（做日常性决策是普通行政人员）的决策辅助人员。这样看，发改委里制定产业政策的、国土部里起草土地行政文件的、各级政府和部门里写自己单位“十三五规划”的，都是“规划者”。
弗里德曼认为，规划者要努力掌握社会理性，为公共福祉出谋划策。这真是不小的挑战。我们很多规划者本身就是西方所谓的“雅皮士”——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我们理性、进步，在个人问题上，我们不愿意为传统所拖累。在这样的个人世界观里，去让我们为可能与个人理性有冲突的“社会理性”服务，真是一件“超越自我”的事情。那么，作为青年规划从业人员，我们要怎么“超越自己”呢？
订阅号编辑、排版：张祎娴
作者：徐南南，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硕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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