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抢先版】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研究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研究》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在1949—1978年的“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过程中,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大部分中国城市的重心,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功能单一的纯工业基地。自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经历了多方面的制度环境变迁,包括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权力下放、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及开发市场的建立、住房供给体系的改革等。受这些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中国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另外,为实现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城市化进程开始推进。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再发展内城老工业区已成为城市空间扩张和功能重组的首选。受此影响,以国企生产单位为中心的老城市结构逐渐瓦解。在城市空间方面,内城老工业景观凋敝并转变为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工业遗产建筑被改造再利用,成为城市文化空间。
西方文献中,研究者们对这些新空间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通过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地理、政治经济学、文化政策等多领域的交叉研究来分析中国工业用地转型以及工业遗产文化空间的产生动因。通过梳理并归纳西方文献中的相关研究,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中国的各类改革对于城市工业用地的转型是否有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为回答以上三个问题,西方研究从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变迁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动因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笔者将西方文献中的主要观点概况为下表。
表1 中国工业用地转型动因的西方文献综述
首先,从经济转型角度展开的研究认为资本积累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转变是中国城市老工业景观萧条的根本动因。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资本积累循环不再依赖国家的生产指令,而是依托于类似福特制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城市代替国企单位成为资本积累的组织基石。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城市代替国有企业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媒介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制加剧了国家主导的重工业系统的衰败。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观念日趋深化的当下,“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生产”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新一轮的消费热刺激土地的商品化,催生城市的多样化,城市提供各种居住和商业空间来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随着生产和消费双领域的巨变,城市中心的工业景观逐渐凋敝,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市场的繁华。
第二类研究从中国城市的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化的城市治理”(entrepreneurial urban governance)的兴起促进了非营利性文化遗产空间的快速消失。西方研究认为中国城市的“企业化治理”的兴起不仅仅顺应了全球化浪潮,也是同类城市竞争的产物,而且还符合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变迁逻辑。“企业化治理”的影响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形成了围绕土地利益的地方增长联盟。这些市场参与者持有强势的话语权,其形成的强调经济效益的联盟引发工业土地征购和再开发的热潮。由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与此开发热潮对快速经济回报的追求产生矛盾,大量遗产建筑被拆除。面对遗留下来的少量文化遗产,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重视并挖掘其潜在的经济效益,而非看中遗产本身的文化属性。着眼于经济效益的工业土地开发热潮使遗产文化空间的文化属性逐渐被商业化。
从社会文化领域的角度,第三类观点认为工业遗产再利用为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与文化因素。西方研究中讨论的后工业时代的新文化元素主要包括三类:当地艺术家团体对工业遗产的自发再利用活动;城市新兴富裕群体的出现及其文化消费;当地政府的文化政策引导和推动。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未来研究和实践进行了展望和探讨。首先,在研究方面,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在最近的50年来均存在对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转向研究趋势,究竟是这些国外的研究转向影响了学者们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研究的视角,还是中国工业用地转型发展真正出现了在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转变的趋势?换言之,这些西方视角下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解读是否完全反映了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其次,在实践方面,我国现处于加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再发展内城工业用地成为城市快速扩张的首选。工业用地快速转型虽然能在短期内提高内城老厂片区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工业遗产在大拆大建中迅速消逝。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记录了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中崛起、发展、辉煌、低迷等时期。如何在工业用地转型中平衡快速的经济回报和长期的文化效益?此外,近年来,结合创意产业的城市更新已经逐渐受到中国城市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并开始被用于内城老工业区的发展策略中。如何结合西方文献的解读并为中国城市的老工业区的更新制定出更好的实施政策、规划措施和设计策略?这些学术研究和实际操作的难题仍有待对中国情况更熟悉的本土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探讨。
作者:陈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J.chen@student.u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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