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行思 | 一个让大家不愿生娃的社会经济制度，一定不是好制度

规划者常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预测人口。我国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意味着什么？纵观世界，所有现代化、城市化国家高的国家生育率都很低，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城市化对这个社会的深远影响是什么样的？

全面二孩第二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总量和出生率双双下降。2017年全年人口出生1723万，比上年减少了63万。这真是个令人忧虑的消息。但是，我相信明年还会降：一方面是育龄人口越来少，另一方面是生育的意愿越来越低。第一个下降没有办法，是历史的形成；但是，面对第二个下降，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看起来生活比之前好，为什么生育意愿却低了呢？我们的这个时代不适宜生育，不鼓励生育。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利于人尽可能方便轻松地养育子女，社会文化又让大家认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正确的想法。客观上育娃方便，主观上又对育娃质量有极高的期待，生育的成本大大提高，其中既有主观成本也有客观成本。

另一方面看，我们的“青春文化”也延长了人的青春期。大众文化都旨在服务青年，青年的趣味引领着大众文化的生产。在这样的文化的引导下，少年着急成为青年，中年舍不得离开青年，青春期就被拉长了。拉长的青春期里，对性、爱、美的追求是最重要的，标志青春期结束的生育必须要为这些让路。自然之道是让性、爱、美为生育服务，现代文化却舍本逐末。性、爱、美是快乐的，生育和抚养是麻烦的，自然之道把快乐和麻烦连在一起，就像阴和阳。而现代社会靠简单一个安全套就把二者做了切割，让人可以只享受快乐，摒弃麻烦。

我们现在社会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整个制度，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三个方面造成了生育意愿的下降。

一是生产方式本身。大规模地集中生产产品和服务，让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分开，这就不利于人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兼顾带娃。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和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不一样，它给生育造成了极大不便。

二是强化了精细抚养，“儿要成龙，女要成凤”的文化。中国这一代（也许是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成长在富裕起来的家庭中，这样的历史条件允许这一代人被精细抚养，固然形成了精细抚养的文化观念；人的被商品化（人是“劳动力”）并被推向自由市场、接受竞争，这个事实也让父母们不得不把孩子精细抚养，期望他们未来可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这种育儿文化是家庭在人被商品化的社会中被迫的适应。

这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结合起来的结果就是——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更焦虑。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又害怕自己的孩子无法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如果说上一代人的少生是政策所迫，这一代人的少生则是理性计算的“计划生育”：集中有限的时间、精力、智慧和财富“精养”少一些孩子——想养三个的养两个，想养两个的养一个。

第三个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强化了青春文化。受到青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育龄人口选择推迟生育时间，甚至不结婚、不生育，这就是所谓的“被拉长的青春期”降低了有生育意愿的人口的比例。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化青春文化？首先是因为人们——不一定是青春期的人们——喜欢青春所蕴含的主题，性、爱、美。所谓资本主义，不过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宗旨的生产方式。人们喜欢什么，资本就生产什么，投其所好。而一旦开始生产，这套生产方式就要求利润得持续产生并增加。为此，它就要不断强化人的所好。比如你喜欢性、爱、美的程度可以打5分，他必得刺激你达到10分，如此才有足够的消费，产生足够的利润。化妆品和安全套广告、青春题材的电影、交友与直播平台，这些构成我们大众文化的元素是典型注解。

我们身处这样生产的大众文化之中，这些旨在刺激我们性、爱、美冲动的信息就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信念，甚至人生的信条。“人天性就是自私自利爱性交，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类似这样的信念，在大多数人心中未加批判性省察地接受。越来越多的育龄青年沉浸在青春文化中不能自拔，推迟婚育时间，或者结婚而不生育。

我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他们自以为站在了流行文化的潮头引领时代精神，却不过是文化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工具，其精神的原创性大可置疑。然而却不应责备他们，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批判地接受信息。更何况，许多挣扎着自己温饱尚不容易的青年，很难找到婚恋对象。只考虑社会经济原因，有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闲暇不足、接触异性机会不足的原因，有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难以生存的原因，更有对完美的“性、爱、美”的不切实际的追求，这是拜青春文化所赐。

纵观世界，凡是现代化、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生育率都较低，现代化得越早生育率越低。北美与欧洲早就不得不靠移民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吊诡的是，在这些大喊可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大谈生态、环境是否可持续的同时，社会本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即生育率不能太低——却不被重视。在他们看来，社会不存在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靠生育，而靠移民。如果认为因为生育率太低而社会可持续成了问题，就是“反移民”，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在不考虑移民的情形下，如果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让一个社会生育率走低，以至于几代人之后让它趋于灭亡，那它就不是一个好制度。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你叫它“法理社会”也好，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就是这样一个制度。

我们其实早就认出了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诸多弊病。曾几何时，我们把这些弊病的根源集中到经济制度上，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资本主义，认为解决这些弊病的方式就是取缔私人资本，开展共产革命，结果是失败。时至今日，这个革命最难称之为失败的一个果实，就是中国。而中国之所以“不那么失败”，是因为在纠正了取缔私人资本的错误的同时，有没有完全回复到革命之前的状态，而是保留了一部分革命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在我看来，就是保留了党和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发展、规划、引领、控制的能力。

无可否认，固然有着一部分革命成果保留，我们大致也还存在于这套称之为“法理社会”或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这套制度和这些革命成果的一面就像阴和阳，相克相生。未来的人们也许能从中找到扬弃和发展的一线希望。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e-mail]

编辑：张祎娴

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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